第一首诗开头点题,写春晴怀念故园(家乡)的海棠。俗话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想海棠,真的梦见家乡繁花似锦的海棠。当然,也不一定真的做了这种好梦,诗人有时喜欢假托梦境来表现极端想念。也就是借“有所梦”,来表现“有所思”。如果以为诗中写梦,都是真的做梦,那就被诗人瞒过了。写梦只是一种手段,目的在于表达思念之情。
颔联、颈联写梦醒之后,眼前所见之景。第三句,“万物皆春”明点“春”字。作者从春日海棠开花,想到万物回春,又联想到自己将要老了。春天,古时叫“青春”,后来,人在青年时期也叫“青春”。春天的景色和青春的少年,是很和谐的,都富有生气。可是这里却把春景和老人摆在一起,这不仅不协调,而且形成一种对比,是生气勃勃和衰飒老气的对比。这里有意拿春景来反衬自己虚度年华,寄托了无限感慨,也激起了对春天的热爱。第四句,“一年过社”暗点“春”字。这里说的是春社。燕子是候鸟,过了春社日(春分前后),才从南方海岛上飞回。这一句和上句相呼应,以燕子飞回,补充说明“万物皆春”,使人感到花也春,鸟也春。
第三联出句写空中浮云,时多时少,故天色像青像白、或浓或淡,正是初晴景象。对句以直白之语,将柳絮将飞又堕的神态写出来。这柳絮像是要掉下来,却又飞上去,上上下下,来来往往,飘个不停。这一联也是形容“万物皆春”,使人感到天空也是春,柳絮也是春。最后一联说,无奈(无那)这美好的春日风光吃不得,那么就让诗歌(遣诗)把它招引到翡翠琼瑶(美玉)做的酒杯中来吧。晋朝陆机《日出东南隅行》说“秀色若可餐”,作者在这里一反其意,说春光“餐不得”;然而却又天真地设想:吟诗,让诗把它引到酒杯里,就可以连同酒一起喝下去了。正是用这种浪漫天真的构思,表现了作者热爱故园春光的真挚感情。
第二首诗首联拈出一个“行”字,为全诗之眼。上一首,作者是站在一个固定的位置上,观察四周的景色。在这一首中,作者已由静观转入游赏,以下数句,都是游览所得,故其描写,更富有变化。“行”前加一“独”字,就突出了作者此时孤寂、无聊之情。中间两联,俱写眼前之景致,绘形、绘声、绘色,动静结合。眼前景色,固然很美丽,但诗人总觉得少了些什么,因此尾联提出“只欠”二字。因为作者宦游他乡,已两年不见海棠,对景生情,顿生感慨。结句言自己辜负了两个春天。诗中所写春天景象,非不美好,而作者却有枉抛光阴之叹,可见眼前景色,徒增烦恼。诗人重笔叠写,也只是为了衬托此时愁对春晴的孤寂心情,以及对故园海棠的无限怀念。
第一首以海棠起,第二首以海棠收,结构严谨,对仗工整,语言明白自然,若信口而出,其实用字精准,化用前人诗句也浑然无迹,体现出深厚的诗学功底,从中也可看出杨万里对江西诗派并非全然抛却,而是有所继承。
题名《游金山寺》,实际上写的是游金山。金山在江苏镇江西北长江中(现已与南岸相连),所以首句说“苍波万顷孤岑矗”。金山并不太高,但因是突兀的矗立在水面上,故显得很高。第二句“天竺”指杭州天竺山,山上寺庙颇著名。以它来比金山,略照应寺。此二句写金山寺地势雄奇壮伟。三四句则驰骋想象,写作者登高的豪兴。金山最高处有金鳌峰,作者登上鳌头,酾酒临江,满饮三杯,顿觉豪情喷涌,逸性遄飞,仿佛自己的壮气海量,犹如巨大的神鳌,能够吸尽一江碧绿的江水,这里,作者联想神奇丰富,极度夸张而又不悖事理。其自谓效颦东坡,就豪气而言,亦差可比拟。
从作者对风景的礼赞立场来看,他这番“游金山寺”较为特别,乃纵舟巡江,眺望观赏,而无意入寺随喜。下片即叙及自身的游况。金山高峙,倒影落在水面,黝黑沉邃,深不可测。江风骤起,波涛大作,水石相激,浪峰竟如高屋一般掀上落下。诗人的奇想又与寻常不同:这该不是水底的蛟龙担心游人燃犀窥觑,而故意兴风作浪吧?这虽是实景下的联想,却也隐含金山寺为藏龙卧虎、鲸呿鳌吞之地的意味。金山寺风光的壮丽雄伟,感染了诗人,激发了他快游江山的豪情。所以纵然风急浪高,归棹纷纷,他却并不急于回家,而是任舟船在夕阳下继续飘荡。末句表流连的原因是“待偿我平生不足”。这里的不足,指的是豪旷的情兴与快意的游历。平生的不足都可于此时此地得到补偿,这就总结出了金山寺风光的非凡魅力。
这支小令选择了典型的画面,浓墨重彩,气象豪纵;奇景快游,相得益彰。全曲八句始终将金山寺同寺下的长江结合在一起,这同他游览的方式有关,却也因此借得了大江雄劲的气势。从曲文前的小序来看,作者抨击了当时曲坛“用力多而难为工”、“笔墨劝淫”的现象,说明这支小令正是在创作艺术风格上别开生面的一种尝试。早期的上层文人染指散曲,多作柔靡之声,即使提倡“以词为曲”,曲辞也取宋词婉约派的一路。本篇却取劲健豪放一路,所以在散曲作品中别具一格。
《富贵不能淫》的内容是孟子批驳景春关于大丈夫的错误言论。我们首先来看文章批驳的“靶子”,即景春的观点。
景春认为公孙衍、张仪之流是大丈夫,为此,他用反问句向孟子询问说:“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公孙衍和张仪难道不是真正的大丈夫吗?言外之意就是说,公孙衍和张仪是真正的大丈夫。景春提出这个观点的依据是,公孙衍、张仪能够左右诸侯,“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他们发起怒来,诸侯们都会害怕,安静下来,天下就会平安无事,他们威风八面,权倾天下,能够左右时局。
针对景春的“论点”和“论据”,孟子先破后立,先批驳景春的错误观点,再阐述什么是真正的大丈夫。
首先,孟子针锋相对地用了一个反问句:“是焉得为大丈夫乎?”这个怎么能够叫大丈夫呢?对景春的观点给予直接的否定。
其次,孟子进行了分析,回答了“公孙衍、张仪之流”为什么不能称为大丈夫。
孟子的说法含蓄而幽默,只是通过言“礼”来说明女子嫁时母亲的嘱咐,由此得出“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这里值得 我们注意的是,古人认为,妻道如臣道。臣对于君,当然也应该顺从,但顺从的原则是以正义为标准,如果君行不义,臣就应该 劝谏。妻子对丈夫也是这样,妻子固然应当顺从丈夫,但是,夫 君有过,妻也就当劝说补正。应该是“和而不同”。只有太监小老婆婢女之流,才是不问是非,以一味顺从为原则,实际上,也就是没有了任何原则。“妾妇之道”还不能一般性地理解为妇人之道,而实实在在就是“小老婆之道”。
孟子的挖苦是深刻而尖锐的,对公孙衍、张仪之流可以说是 深恶痛绝了。遗憾的是,虽然孟子对这种“以顺为正”的妾妇之道已如此 痛恨,但两千多年来,这样的“妾妇”却一直生生不已,层出不穷。时至今日,一夫一妻已受法律保护,“妾妇”难存,但“妾妇说”却未必不存,甚或还在大行其道哩。
孟子的办法是针锋相对地提出真正的大丈夫之道。这就是他 那流传千古的名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怎样做到? 那就得“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就 还是回到儒学所一贯倡导的仁义礼智上去了。这样做了以后,再 抱以“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的立身处世态度,也就 是孔子所谓“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或孟子在 另外的地方所说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尽心上》那就能够成为真正的堂堂正正的大丈夫了。
孟子关于“大丈夫”的这段名言,句句闪耀着思想和人格力量的光辉,在历史上曾鼓励了不少志士仁人,成为他们不畏强暴, 坚持正义的座右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