蓬莱宫，即唐大明宫。唐代宫城位于长安东北，而大明宫又位于宫城东北。兴庆宫在宫城东南角。公元735年（开元二十三年），从大明宫经兴庆宫，一直到城东南的风景区曲江，筑阁道相通。帝王后妃，可由阁道直达曲江。王维的这首七律，就是唐玄宗由阁道出游时在雨中春望赋诗的一首和作。所谓“应制”，指应皇帝之命而作。
“渭水自萦秦塞曲，黄山旧绕汉宫斜。”诗一开头就写出由阁道中向西北眺望所见的景象。首句写渭水曲折地流经秦地，次句指渭水边的黄山，盘旋在汉代黄山宫脚下。渭水、黄山和秦塞、汉宫，作为长安的陪衬和背景出现，不仅显得开阔，而且因为有“秦”、“汉”这样的词语，还增强了时空感。诗人驰骋笔力，描绘出这样广阔的大背景之后，才回笔写春望中的人：“銮舆迥出千门柳，阁道回看上苑花。”因为阁道架设在空中，所以阁道上的皇帝车驾，也就高出了宫门柳树之上。诗人是回看宫苑和长安。这里用一个“花”字渲杂繁盛气氛，“花”和“柳”又点出了春天。“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春树万人家。”这两句仍然是回看中的景象。经过三四两句回旋，到这里再出现，就更给人一种高峰突起的感觉。云雾低回缭绕，盘亘在广阔的长安城上，云翠中托出一对高耸的凤阙，像要凌空飞起；在茫茫的春雨中，万家攒聚，无数株春树，在雨水的沐浴中，更加显得生机勃发。这是一幅带着立体感的春雨长安图。由于云遮雾绕，其他的建筑，在视野内变得模糊了，只有凤阙更显得突出，更具有飞动感；由于春雨，满城在由雨帘构成的背景下，春树、人家和宫阙，相互映衬，更显出帝城的阔大、壮观和昌盛。这两句不仅把诗题的“雨中春望”写足了，也表明了这个春天风调雨顺，为过渡到下文作了铺垫。“为乘阳气行时令，不是宸游重物华。”古代按季节规定关于农事的政令叫时令。这句的意思是说，这次天子出游，本是因为阳气畅达，顺天道而行时令，并非为了赏玩景物。这是一种所谓寓规于颂，把皇帝的春游，夸饰成顺天道之举。
古代应制诗，大多是歌功颂德之词。王维这首诗也不例外，但诗歌的艺术性很高，王维善于抓住眼前的实际景物进行渲染。比如用春天作为背景，让帝城自然地染上一层春色；用雨中云雾缭绕来表现氤氲祥瑞的气氛，这些都显得真切而自然。这是因为王维兼有诗人和画家之长，在选取、再现帝城长安景物的时候，构图上既显得阔大美好，又足以传达处于兴盛时期帝都长安的风貌。
这是作者在上元节前的一个晚上写的感伤时乱，怀念故国的词作。
上片写想象中临安元宵灯节的凄凉情景。
“铁马蒙毡，银花洒泪，春入愁城。”三句，写元统治下的临安一片凄凉悲愁的气氛。“铁马”，指元军的铁骑：“银花”，指元宵的花灯，“愁城”，借指临安。头一句“铁马蒙毡”，不仅点明整个临安已经处于元军铁蹄的蹂躏之下，而且渲染出一种凄惨阴森，与元宵灯节的喜庆气氛形成大相径庭的氛围。开篇就揭示出了全篇的时代特征。元宵佳节，原是最热闹而且最富国泰民安气氛的，而现实的景象却将种种承平气象一扫而光。在元军的铁马践踏之下，广大人民心情凄惨悲凉。加之阴冷森严气氛的包围，竟连往常那火树银花不夜天的光也洒泪了。这一句将客观景象的主观化、拟人化，使银灯似有人的形象和感情。这种想象看似无理，实则入情。“银花洒泪”的形象给这座曾经是繁华热闹的城市带来了一种哀伤而肃穆的凄凉氛围。紧接着，又用“春入愁城”对上两句作一形象的概括。“愁城”一词，源出“攻许愁城终不破。”一句，出自庾信《愁赋》，本指人内心深处的忧闷愁思，此时借指充满哀愁的临安城。春天不管兴亡，依然来到人间，但它所进入的竟是这样一座“铁马蒙毡，银花洒泪”，充满人间哀愁的愁城！“春”与“愁”，自然与人间的鲜明对照，给人以强烈感受。
“笛里番腔，街头戏鼓，不是城声。”三句接着写想象中临安元宵鼓吹弹唱的情景：横笛中吹奏出来的不是汉家的故音，而是带有北方游牧民族情调的“番腔”，街头上演出的也不再是熟悉的故国戏鼓，而是是异族的鼓吹杂戏，一片呕哑之声，身为忠于故国的南宋遗民，听来根本不能称为“城声”。这几句对元统治者表现了义愤，感情由前面的悲郁苍凉转为激烈高亢，笔势劲直，激愤直率，可以想见作者其时填膺的义愤。
下片抒发了作者的思国之情。
“那堪独坐青灯，想故国高台月明。”这两句承上启下，用“想故国”三字点明上片所写都是自己对故都临安的遥想。“故国高台月明”化用南唐后主李煜《虞美人》词“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情境，表达了作者对故都临安和南宋故国的深沉怀念和无限眷恋之情。“独坐青灯”，指自己在故乡庐陵山中，独自面对青灯。故国旧都、高台宫殿，如今都笼罩在一片惨淡的明月之下，繁华散尽，都已化成无边的寂寞与悲凉，这本已使人不能忍受。更何况独又居于寂寞的深山，夜阑人静，遥想沦亡之故都，不但无力恢复故国，连再见到故都临安的机会也很难有，苦闷之情那堪禁受啊。荧荧青灯与故国苍凉明月，相互映照，更显出情深挚无比凄凉。这两句文势由陡急转为舒缓，而感情则变得更加沉郁。
“辇下风光，山中岁月，海上心情。”“辇下风光”，指故都临安的美丽风光。作者所指的“风光”应是宋亡前临安城元宵节的繁闹场景，以及亡国前的升平岁月。“山中岁月”，指自己隐居山中的寂寞岁月。“海上心情”，一般都指宋朝一部分爱国志士，在临安失守后在福建、广东一带继续进行抗元斗争的事情，以及作者对他们的挂念之情因为这首词作于归隐“山中”的时期，那时离宋室彻底覆亡已不远了，因此不再存在“海上”的抗元斗争。这三句思维极为跳跃，内涵顿为丰富．联想的余地也更大．全词到此收束，但言有尽而意无穷。如果说上片的结句干脆利落，声如鼓板，这下片的结句却如弦索之声，幽怨宛曲，余音袅袅不绝。这样结尾，与诗人不尽的国恨家痛和遗民隐居的悠悠岁月十分相合．可以收到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诗人的爱国情怀也得到延展。
这首诗融叙事、写景、议论与抒情于一体。诗人通过送别纵宇一郎饯别时的心境描写，抒发了自己的豪情壮志，并把这些想法与愿望，直抒胸臆告诉友人，勉励他为国、为民、为实现时代赋予了我们的历史使命而努力奋斗，其中充满了依依惜别之情和浩然之气，大大超过了一般意义上的送别诗。
这首七言古诗是一首送别诗，全诗共分五层：第一层，“云开衡岳积阴止，天马凤凰春树里。年少峥中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白云亮了，南岳衡山积压的阴雨已消散，天马山、凤凰山还留有春天的树木。开篇两句，为我们点出了送别的时间、地点，也寓意祖国江山正在逢勃的春华里，让人们感到生机蓬勃。少年英雄，峥嵘奋发，心怀屈原，贾谊之才。因为屈原、贾谊都出自湘楚这个灵秀之地，青山秀水的灵气特别钟情于这个湘楚大地。曾国藩曾有句云：“连水湘江俱有灵，其秀气必钟英哲。”三、四两句为朋友东行去干一番事业，作勉励之词，制造气氛，也以历史上年轻杰出的屈原与贾谊，来衬托纵宇一郎也是一个有才能的人，更应好好学习。开头四句为人们描绘了一种壮观的送别场面。
第二层，“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洞庭湖水涨连天，艨艟巨舰直东指。”诗从第五句开始，转入送友的主题。您走了，我要为您高歌一曲，鲲鹏展翅击浪从此开始了。第六句“鲲鹏击浪”，比喻纵宇一郎东行的壮举与气魄。当时日本与中国有着尖锐的民族矛盾，到日本留学因难重重，极不安全，故有“鲲鹏击浪”之说。纵宇一郎东行，就连洞庭湖、湘江水也高涨起来，水连着水，天接着天，大型巨舰正要向东直接进发。此时诗人不但为你歌唱，连洞庭湖、湘江水也感动得卷起波浪，摇曳苍天。七、八两句，诗人给我们勾勒了一副水边壮行的送别图：船马上就要开航了。
第三层，“无端散出一天愁，幸被东风吹万里。丈夫何事是萦怀，要将宇宙看梯米”。在这出发之前，人们感到庆幸的是，不知怎的满天的愁云散出，却被万里东风吹得无影无踪，出发却是一个极好的天气。九、十两句表面上在写天气，实际上在写友人。劝说友人，大丈夫不要为小事萦怀于心，而应该把诺大的宇宙，只看作如小米那么大，把世事看作平常，这是对朋友的殷殷之情，也体现了毛泽东年青时巨大的襟怀。
第四层，“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从君理。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名世至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馀子。”1917年毛泽东发起组织的“新民学会”宗旨就是要“改造中国和世界”，并亲自起草其章程。那么，要治理世界，必须先从自身做起，先要“修身、养性、齐家”，然后才能“治国、平天下”。毛泽东引经据典。《孟子·公孙丑》中孟子曾云：“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这就是说：五百年就会出一批名人。《后汉书·祢衔传》曰：“常称曰：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馀子碌碌，莫是数也。”意思是说，天将降大任予我辈同仁，开辟新天地，非吾辈莫属。历史的重任已落到我们肩上，莫负于时代的重任，应当拼搏向前。十三句至十八句，从历史与现实的高度进行论述。
第五层，“平浪宫前友谊多，崇明对马衣带水。东瀛濯剑有书还，我返自崖君去矣。”诗的最后四句，点明送行的主题，回应开头。诗人与一批新民学会的同仁，为去日本的纵宇一郎在平浪宫前把盏饯行，临别之际，有着叙不完，道不尽的友情。长江口的崇明岛和日本的对马岛，只隔着“一衣带”宽的水面，隔海能相望。“天涯若比邻”，大家会心心相印，书信往返不断，但“送君千里终须别”，“饯行后我自回去，而你却已远去了。”此处表现了作者和纵宇一郎的依依惜别之情。最后一句，化用《庄子·山水》中的“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吾自此远矣！”表现了毛泽东深厚的文化底蕴，也点题园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