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旋女》在结构上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层从开头到“天子为之微启齿”，共十句。主要是描绘胡旋舞的主要特点，以及胡旋女在跳胡旋舞时出色的惊人技艺。作者调动夸张、比拟、想象、渲染等多种艺术手法来描绘胡旋女的舞蹈场面，从开始“弦鼓一声双袖举”，一直到结束“曲终再拜谢天子”。其中主要突出快速旋转这个胡旋舞的主要特征。胡旋女在鼓乐声中急速起舞，象雪花空中飘摇，象蓬草迎风飞舞，其旋转飞转的车轮和疾风还要快，而且飞快地来回的旋转根本不知疲倦，转啊转啊，“千匝万周无已时”。 有人将诗中形容胡旋舞舞动速度之快的“奔车轮缓旋风迟”，误解为在车轮上跳舞。从现存史料看，胡旋应是在地面上进行的，方能做到“疾如风焉”。
许多历史记载也多突出这点，如杜佑《通典》说胡旋舞 “急转如风，俗谓之胡旋”； 《旧唐书·安禄山传》说 安禄山“作胡旋舞疾如风焉”。元稹的《胡旋女》描绘这一特点甚至比白居易《胡旋女》中更形象：“蓬断霜根羊角疾，竿戴朱盘火轮炫。骊珠迸珥逐飞星，虹晕轻巾掣流电。潜鲸暗吸笡波海，回风乱舞当空霰。万过其谁辨终始，四座安能分背面。”转得那么快，观众几乎不能看出她的脸和背，这种描写正突出了《胡旋舞》的特点。此段的最
后一句“天子为之微启齿”是个过渡，由描绘胡旋舞的主要特点，以及胡旋女在跳胡旋舞时出色的惊人技艺过渡到批判君王对胡旋舞的沉溺，对善舞胡旋的杨玉环和安禄山的宠爱，从而导致祸乱，唐帝国由盛转衰。
第二层从“胡旋女，出康居”到“死弃马嵬念更深”。主要写玄宗对善舞胡旋的杨玉环和安禄山的宠爱，由此导致的安史之乱。先交代胡旋女是从西域的康国。说她们是被小国之君作为贡品献给大唐天子千里迢迢来到长安。然后，诗人笔锋一转，指出从康居来的胡旋女无法与中原的胡旋者“斗妙争能”。“天宝季年时欲变，臣妾人人学圜转”是说天宝末年社会风气逆转，百官和民间皆以学胡旋舞为时尚。“中有太真外禄山”以下八句则点出君主的喜爱是导致这种喜习胡风胡舞习尚的根源。特别点出玄宗宠爱善舞胡旋的杨玉环和安禄山：“禄山胡旋迷君眼”，“贵妃胡旋惑君心”是导致国家由治变乱造成安史之乱的根源。其中“死弃马嵬念更深”的“念更深”的含义更为深刻：它不仅暗示玄宗赐死杨贵妃是迫于无奈，也道出玄宗沉溺于歌舞的结局是既误国又害己。白居易在《长恨歌》中曾对这“念更深”过形象的描述：“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蜀江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鸳鸯瓦冷霜华重，翡翠衾寒谁与共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
这段是全诗的主旨所在，即探讨唐帝国由盛转衰的原因，批判当年曾励精图治开创开元盛世的唐玄宗沉溺于胡旋舞导致安史之乱。
第三层，从“从兹地轴天维转”到结尾四句诗人认为，胡旋舞的盛行是“天宝季年时欲变”的征兆，因为它只能“迷君眼”、“惑君心”，使得唐王朝遭受了一次大劫难，“从兹地轴天维转，五十年来制不禁”。接着，点破创作主旨，劝诫胡旋女不要只顾着跳舞；也来唱一唱我写的这首诗，给天子一些启示，让明君领悟这个历史教训。作者不直接劝诫宪宗，而是对胡旋女发话，这是一种婉曲的表达方式。比起元稹的《胡旋女》结尾直接谴责玄宗和直接告诫宪宗：“翠华南幸万里桥，玄宗始悟坤维转。寄言旋目与旋心，有国有家当共谴”，表现手法要婉曲一些。
“齐侯未入竟，展喜从之。曰：‘寡君闻君亲举玉趾，将辱于敝邑，使下臣犒执事。’”为文章第一层。齐军虽未入境，但隐隐已有进犯之气。而对这种情况，展喜却言称“寡君”、“敝邑”、“下臣”，尊称对方侵犯是“亲举玉趾，将辱于敝邑”，“辱”在此不是侮辱对方的意思，而是自己受委屈的含意，相当于“枉顾”、“屈尊”等词，是对对方来访的客气谦词。措辞礼数周到，神态不慌不忙，俨然胸有成竹。更耐人寻味的是，在这番言辞中，展喜不提对方进犯一事，而称对方此行是来访，巧妙地为自己犒劳齐师张目，显得合乎情理。文章至此，已呼应了上文“犒军”与“辞令”二线，而由于对犒军没有具体展开，却腾出笔墨详写展喜的一番辞令，使文章的焦点迅速凝聚在“辞令”之中。好文章总是强调突出重点，不枝不蔓，犹如山沓云深之处，突然显现一条小径，使人可以拾阶而上，探险寻幽。
“齐侯曰：‘鲁人恐乎？”对曰：‘小人恐矣，君子则否。’”为文章第二层。恶虎决不会因羔羊哀哀求告而饶了它的性命，侵略者当然也不会因被侵略国礼数周到就按捺下侵略欲望。“鲁人恐乎？”这一句话，表明齐侯不仅未被展喜言辞所动，反而赤裸裸地声称自己此行并非来访，而是侵略。视对方忍让为软弱可欺，往往是自以为强大的人之共同心理。侵略人家，还要问人家是否害怕，其中的狂傲，基于的正是不把对方放在眼里的心理，并带有一种如猫戏鼠的挑衅和放肆。在这种情形下，展喜表现的却是那么从容镇定，不卑不亢：“小人恐矣，君子则否。”一派大义凛然之气。文章至此，我们已不难明白展喜犒军并非是向对方屈膝投降，而别有一番用意。同时也使人不禁为展喜捏了一把汗，在齐军强大的攻势面前，在狂傲的齐侯面前，仅仅凭借辞令并不能击退齐军。
“齐侯曰：‘室如县罄……’”至“恃此以不恐”为文章第三层。“县罄”，即悬罄，罄同磬，磬悬挂时，中间高而两面低，其间空洞无物。家室贫乏，屋无所有，而房舍高起，两檐下垂，如古罄悬挂的样子，所以室如县罄，意指府库空虚。“室如县罄，野无青草，何恃而不恐？”在这种反向中，视对方若无物的狂傲之气咄咄逼人，但也或多或少地夹杂着齐侯对展喜的从容镇定之困惑。而读者却可以在齐侯的困惑中，豁然释开原先的几个困惑：原来鲁国之所以面对强大的齐国的进犯不去积极备战，而求助于“犒军”、“辞令”，正是由于鲁国“室如县罄，野无青草”，军事力量软弱的鲁国，不能以此去抗衡声势显赫的齐军。求助于“犒军”与“辞令”，多少也是弱小国家在强国面前无可奈何的悲哀。同时，也使人明白何以齐侯在展喜面前如此放肆狂妄，原来正是他视鲁国“室如县罄，野无青草”。但是，三尺之孤，尚有一搏，何况众志成城。以军事力量抗争虽无必胜把握，但“犒军”和“辞令”不能使狂妄的齐侯面壁思过，退避三舍吗。一念及此，令人对文中情境方有几分明白，却又不免疑虑重生。
怯懦者，往往在黑云压城面前魂飞魄丧，哀叹命运乖蹇；强者，唯有强者，才能在乱云飞度中，依然从容不迫，以无畏的勇气，在危机中开拓出机遇的曙光。展喜正是在这种危机四起、险象环生的情境中，显示了自己过人的胆识与才智。首先，展喜陈述自己所恃的是先王之命。当时周室虽然衰微，但欲成霸业者，也只能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自然没有谁敢公然表示藐视周室。“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夹辅成王，成王劳之而赐之盟。曰：‘世世子孙，无相害也。’载在盟府，大师职之。”表明齐、鲁原是世代友好，且有天子为他们缔结的盟约，此其一；“桓公是以纠合诸侯而谋其不协，弥缝其阙而匡救其灾，昭旧职也。及君即位，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指出，齐孝公之父齐桓公正是因为遵守盟约，广修仁义而终成霸业，而现在诸侯各国对齐侯也寄托了同样的愿望，此其二；“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岂其嗣世九年，而弃命废职，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大意是：我国之所以不敢修筑城池，缮治甲兵，作战争的准备，是因为认为“即使您继承君位九年，也不会背弃先王的命令，废弃以前的职责。因为要是这样，便对不住逝去的太公和桓公。想来齐君一定不会是这样干的。”申明鲁国之所以不聚兵相争非不能，是不为也，其原因是基于对齐侯的信赖。此其三。一席言说，乍看貌似谦恭平淡，没有一句谴责齐侯侵略的行径，但细细品来，却觉得柔中带刚，绵里含针，辛辣有力，具有丰富的潜台词：第一，齐侯如果侵犯鲁国，那就是公然违背天子命令，践踏盟约，背信弃义；第二，齐侯如果侵犯鲁国，那就是叛逆孝道，并将失去人心；第三，鲁国之所以不兴兵相抗，并不是软弱可欺，所以对齐侯也绝不会恐惧。
如果说，齐国的强大和鲁国的弱小，决定了展喜只能把激烈的抗争寓于貌似谦恭平和的言辞中；那么，齐侯的倨傲无礼，则又决定了展喜在平淡中透露出激烈的抗争与捍卫祖国尊严的慷慨。而且，更重要的是，柔转为刚，存在着一个假定，即如果齐侯侵略鲁国；刚转为柔，同样也存在着一个假定，即齐侯撤军回国。同时，这时柔还有一个更大的假定，如果齐侯撤军回国，那齐侯就是仁义之人，齐侯也就因此有望重振父业，成为一代霸主；反之，则一切将付之东流。
齐侯是个颇为自负的人，他之所以急急忙忙攻打鲁国，正是基于想重温乃父齐桓公霸业的旧梦。展喜一番刚柔相济的言辞，可以说是吃透了齐侯的心理。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一个心理被对方看透的人，就会被对方的言辞所折服。“齐侯乃还”，正是在这种情形下，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结果。
文章一开始就如奇峰突起、引人入胜，齐军入侵鲁国，鲁国却派展喜前去犒劳。展喜经展禽（即柳下惠）面授机宜，辞令谦和有礼，面对齐孝公咄咄逼人的问话，巧妙提出“君子”与“小人”之别，并针对齐孝公依仗周王名号经营霸业的心理，指出“先王之命”给他当头一棒；接着又用两国先君之盟约束之，用齐桓公之功勉励之，用诸侯之望鞭策之；最后又夸之不会弃命废职，暗藏机锋。言辞可谓字字珠玑，步步为营，方略绝妙。齐孝公开始如饮醇酒，自尊心和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后来才发现仰之弥高，缚之弥深，颇有“高处不胜寒”之感，再想反驳为时已晚，只好“乘风归去”。全文结构紧凑，无一闲文懈笔，辞辩精妙绝伦，不愧是一篇优美的外交辞作。
前四句写归家后的心情。首二句点明时间。“别弟三年后，还家一日余”。失意归来，不免悲伤怨愤；和久别的亲人团聚，又感到欣喜宽慰。三、四句“醁醽今夕酒，缃帙去时书”表现的正是诗人这种悲喜交织的复杂心情。弟弟不因“我”落泊归来而态度冷淡，仍以美酒款待。手足情深，互诉衷肠，自有一种无法用言语表达的乐趣。可是一看到行囊里装的仍是离家时带的那些书籍，又不禁悲从中来。这里虽只字未提名场失意，而仕途蹭蹬的景况，已通过对具体事物的点染，委婉地显示出来了。诗人善于捕捉形象，执简驭繁，手法是十分高妙的。
后四句抒发感慨。“病骨醽能在”写自己：“人间底事无”写世事。意思是说：“尽管我身体不好，病骨支离，现在能活着回来，就是不幸中的大幸了；至于人世间，什么卑鄙龌龊的勾当没有呢？”诗人一方面顾影自怜，抒发了沉沦不遇的感慨，另一方面又指摘时弊，表达了愤世嫉俗的情怀。这两种感情交织在一起，显得异常沉痛。
末二句是回答弟弟关于考试得失的问话。“牛马”和“枭卢”是古代赌具“五木”（一名“五子”）上的名色，赌博时，按名色决定胜负。“何须问牛马，抛掷任枭卢”，意思是说：“我应试作文，如同‘五木’在手，一掷了事，至于是‘枭’是“卢”，是成是败，听之任之而已，何必过问呢！”其实当时“枭”（负彩）“卢”（胜彩）早见分晓，失败已成定局，诗人正是悲愤填膺的时候，却故作通达语，这是悲极无泪的一种表现。表面上愈是装得“冷静”、“达观”，悲愤的情怀就愈显得深沉激越。
黎简说：“昌谷于章法每不大理会，然亦有井然者，须细心寻绎始见。”（《李长吉集评》）这首诗，当是李贺诗中“章法井然”的一个例子，音韵和谐，对仗亦较工稳。全诗各联出句和对句的意思表面相对或相反，其实相辅相成。一者显示悲苦，一者表示欣慰，但其思想感情的基调都是忧伤愤激。诗人装作不介意仕途的得失，自我解嘲，流露出的正是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极大痛苦。
一字至七字诗，俗称宝塔诗，在中国古代诗中较为少见。元稹的这首宝塔诗，先后表达了三层意思：一是从茶的本性说道了人们对茶的喜爱；二是从茶的煎煮说到了人们的饮茶习俗；三是就茶的功用说到了茶能提神醒酒。翠绿，香清高，味甘鲜，耐冲泡。此茶不仅可以消暑解渴生津，而且还有激情的助消化作用和治病功效。此诗一开头，就点出了主题是茶。接着写了茶的本性，即味香和形美。第三句是倒装句，说茶深受“诗客”和“僧家”的爱慕，茶与诗，总是相得益彰的。第四句写的是烹茶，因为古代饮的是饼茶，所以先要用白玉雕成的碾把茶叶碾碎，再用红纱制成的茶罗把茶筛分。第五句写烹茶先要在铫中煎成“黄蕊色”，尔后盛载碗中浮饽沫。第六句谈到饮茶，不但夜晚要喝，而且早上也要饮。到结尾时，指出茶的妙处，不论古人或者今人，饮茶都会谈到精神饱满，特别是酒后饮茶有助醒酒。
这首诗饶有趣味，描写上，有动人的芬芳：香叶，有楚楚的形态：嫩芽、曲尘花，还有生动的色彩：“碾雕白玉，罗织红纱。铫煎黄蕊色”。饮茶之时，应是夜后陪明月，晨前对朝霞，真是享受着神仙般快乐的生活，可谓“睡起有茶饴有饭，行看流水坐看云”（《痴绝翁》）。茶还可以洗尽古人今人之不倦，这是茶的神奇妙用。
首先要说这首诗的独特之处。元稹以宝塔的形式来排列诗歌，不仅形式特别，而且读起来朗朗上口，同时也描绘了茶的形态、功用和人们对它的喜爱之情。
历代咏西施的诗，或将她视为以色媚主，使吴王招致亡国杀身之祸的“尤物”，或将她视为灭吴的第一功臣。这首诗却别出新意，揭露了统治者擅权负义的丑恶行径，称颂了西施的远见卓识。据《吴越春秋》记载，越王勾践为吴王夫差战败被俘后，范蠡用美人计，献西施于吴王，让吴王放越王回国，并使吴王沉湎于酒色，不理朝政。勾践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得以灭吴，重建霸业。
首句“计已行”三字，肯定了这一策略已获成功。毫无疑问，西施在实现“霸越亡吴”的谋略方面功不可没，越国对她本该论功行赏。
第二句诗也肯定了西施的功绩，同时又故意设问启人深思：她究竟该得到何种奖赏呢？这一问，使诗显出了曲折，也在读者脑海中掀起了波澜。
第三、四两句回答了这一问题，同时也点了题。“西施为越苎萝村西鬻薪之女”，传说勾践携西施归越后，越王夫人暗中派人将她沉尸江底，一说西施“复归范蠡同泛五湖而去”。诗人更相信后说。为什么呢？“西施亦有弓藏惧”一句，可谓独具慧眼，一语破的。“亦有”与下句的“不独”互文对照，更说明在诗人看来，西施是一位聪慧过人的女子，当她牺牲自身拯救了沦亡的祖国后，必然会像范蠡一样具有先见之明，洞察越王的奸恶，也必然会怀着与范蠡 一样的“弓藏惧”作出变名易姓、浪迹江湖的抉择，以免功高震主，成为统治者权力私欲的受害者。这首诗突破了封建统治阶级女人误国的“祸水”观，史识深刻，感慨深婉，行文曲折，体现出“指事类情，又宛转如意”（赵翼）的艺术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