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史评,评论唐太宗李世民的假释死刑囚犯,犯人被释归家后又全部按时返回,从而赦免他们的史实。 文章开门见山,警拔有力。从“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说起,定下了全文的基调,标出全文的主旨。接着从唐太宗纵放死囚的史实,以君子与小人相比较,反复论析,指出唐太宗的做法有悖人情,违反法度,只不过是借此邀取名誉的一种手段。议论纵横,深刻入髓。“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而不是什么“施恩德”“知信义”,揭露得可谓明快酣畅。因此,唐太宗的做法不值得效法,不可以作为“天下之常法”,而应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文章据史立论,层层辨析,论证充分,结论高远,警醒人心也。
据史书记载,唐太宗曾于632年(贞观六年)下令把等待执行的死囚三百余人放回家中,令与家人团聚,并约定返回狱中的日期。其后三百余人均如期返回,朝廷遂赦免其罪。在欧阳修以前,一般的都把这件事传为“美谈”,认为唐太宗能“施恩德”,囚犯“知信义”。作者独能力排众议,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这种敢于创新的精神本身就是可贵的。
《纵囚论》最大的特点是逻辑性强,结构严密。全文基本上可以分为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三个部分。在提出问题时,作者肯定地指出,纵囚一事本身就不近人情,这就为下文的展开定下了基调。在分析问题时,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唐太宗之所以这样做,纯粹是为了沽名钓誉。文章从唐太宗、囚犯的不同的心理活动中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这不过是上演了一场“上下交相贼”的闹剧。同时,他还从唐太宗登基六年来并没有消弭小人犯极恶大罪的事实,证明了偶尔的纵囚也解决不了问题。这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笔法,确实犀利无比。在解决问题时,作者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不管从事何种工作,“必本子人情”。全文浑然一体,无懈可击。
《纵囚论》的反问句较多,有助于增强文章的说服力。第二段中采取问答的形式来论证,又增加了文章的可读性。所有这些,都值得认真揣摩。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对君子讲信义,对小人施刑罚。刑罚定成死罪,是罪恶到了顶点,这又是小人中最厉害的了。宁可为了信义而死,不愿苟且偷生,把死看得象回家一般,这又是君子中特别难以办到的。当唐太宗贞观六年的时候,选取犯死罪的囚犯三百多人,释放了让他们回家,并约定时间叫他们自动回来接受死刑;这是用君子难以做到的事,希望最坏的小人一定做到。那些囚犯到了期限,终于自己回来,竟没有一个失约的:这是君子难于做到的事,小人却轻而易举的做到了。这难道是近于人情的么。
有人说:“罪大恶极,的确是小人了;但是等到对他施加恩德,就可以使他变成君子。因为恩德进入人心很深,能很快改变人们的气质,所以出现了象这样的情况。”我说:“唐太宗之所以这样做,正是为了求得这种声誉啊。这样看来,哪里知道放囚犯回去,不是预料他们一定再回来以希望赦免,所以才释放他们呢又哪里知道被释放回来的囚犯,不是预料自动回来一定能够赦免,所以才再回来的呢料想囚犯一定回来才释放他们,这是上面揣摩下面的情意;料想上面一定赦免他们才再回来,这是下面揣摩上面的心思。我只见上面和下面互相揣摩来造成这种声誉,哪里有什么布施恩德和懂得信义呢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唐太宗向天下布施恩德,到这时已经六年了,还不能使小人不做罪大恶极的事;然而一天的恩德,却能使他们视死如归,保存信义,这又是讲不通的理论啊。”
既然这样,那么怎样做才好呢?我说:“释放了回来的,把他们杀掉而不赦免;然后再释放一批,他们又回来了,这样才能知道是布施恩德所造成的。然而这是一定不会有的事啊。至于释放了能够自动回来再加以赦免,只能够偶然试一试罢了;如果屡次这样做,那么杀人犯就都不会死了,这能够作为天下经常的法律么不能作为经常的法律,难道是圣人的法律么因此,尧,舜和三王治理天下,一定根据人情,不标新立异来显示高尚,不违背人情来求取名誉。”
注释
唐太宗之六年:632年(唐太宗贞观六年)。唐太宗是我国历史上有一定作为的皇帝,他在位年间,国势强大,社会较安定,史称“贞观之治”。
大辟:死刑。辟,法。刑法。大辟意为最重的刑罚。
意:估计。
贼:用作动词,窃,私下行动,引申为窥测。
三王:指夏禹、商汤、周文王和周武王。他们都是儒家崇拜的古代的明君。
这是一篇史评,评论唐太宗李世民的假释死刑囚犯,犯人被释归家后又全部按时返回,从而赦免他们的史实。 文章开门见山,警拔有力。从“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说起,定下了全文的基调,标出全文的主旨。接着从唐太宗纵放死囚的史实,以君子与小人相比较,反复论析,指出唐太宗的做法有悖人情,违反法度,只不过是借此邀取名誉的一种手段。议论纵横,深刻入髓。“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而不是什么“施恩德”“知信义”,揭露得可谓明快酣畅。因此,唐太宗的做法不值得效法,不可以作为“天下之常法”,而应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文章据史立论,层层辨析,论证充分,结论高远,警醒人心也。
据史书记载,唐太宗曾于632年(贞观六年)下令把等待执行的死囚三百余人放回家中,令与家人团聚,并约定返回狱中的日期。其后三百余人均如期返回,朝廷遂赦免其罪。在欧阳修以前,一般的都把这件事传为“美谈”,认为唐太宗能“施恩德”,囚犯“知信义”。作者独能力排众议,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这种敢于创新的精神本身就是可贵的。
《纵囚论》最大的特点是逻辑性强,结构严密。全文基本上可以分为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三个部分。在提出问题时,作者肯定地指出,纵囚一事本身就不近人情,这就为下文的展开定下了基调。在分析问题时,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唐太宗之所以这样做,纯粹是为了沽名钓誉。文章从唐太宗、囚犯的不同的心理活动中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这不过是上演了一场“上下交相贼”的闹剧。同时,他还从唐太宗登基六年来并没有消弭小人犯极恶大罪的事实,证明了偶尔的纵囚也解决不了问题。这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笔法,确实犀利无比。在解决问题时,作者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不管从事何种工作,“必本子人情”。全文浑然一体,无懈可击。
《纵囚论》的反问句较多,有助于增强文章的说服力。第二段中采取问答的形式来论证,又增加了文章的可读性。所有这些,都值得认真揣摩。
《纵囚论》就唐太宗纵囚一事提出了质疑,认为此事不足为训,并明确地提出了“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这一论点。这是一篇对传统见解进行辩驳的议论文。
欧阳修(1007年8月6日 -1072年9月8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以进士及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其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 ▶ 1168篇诗文
《胡笳十八拍》最早见于朱熹《楚辞集注·后语》,相传为蔡琰作。蔡琰,字文姬,陈留(今河南札县)人,为汉末著名学者蔡邕之女。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战乱中,为胡骑所获,南匈奴左贤王纳为妃子,生二子。十二年后为曹操赎回。她将这一段经历写成《悲愤诗》,五言与骚体各一篇,见于《后汉书·董祀妻传》。
《胡笳十八拍》的内容与两首《悲愤诗》大体相同。关于此诗的真伪问题,向有争论,欲知其详,可参看中华书局出版的《胡笳十八拍讨论集》。从诗歌体制来看,与东汉末年的作品有相当距离,且诗歌内容与蔡琰生平亦有若干抵触之处,托名蔡琰的可能性较大。这里姑从其旧,仍署蔡琰。《胡笳十八拍》是古乐府琴曲歌辞。胡笳,是汉代流行于塞北和西域的一种管乐器,其音悲凉,后代形制为木管三孔。为什么“胡笳”又是“琴曲”呢?唐代诗人刘商在《胡笳曲序》中说:“胡人思慕文姬,乃卷芦叶为吹笳,奏哀怨之音,后董生以琴写胡笳声为十八拍。”此诗最后一拍也说:“胡笳本自出胡中,缘琴翻出音律同。”可知原为笳曲,后经董生之手,翻成了琴曲。
《胡笳十八拍》是感人肺腑的千古绝唱,它的作者就是蔡文姬。欣赏此诗,不要作为一般的书面文学来阅读,而应想到是蔡文姬这位不幸的女子在自弹自唱,琴声正随着她的心意在流淌。随着琴声、歌声,我们似见她正行走在一条由屈辱与痛苦铺成的长路上。
她在时代大动乱的背景前开始露面。第一拍即点出“乱离”的背景:胡虏强盛,烽火遍野,民卒流亡(见“干戈日寻兮道路危”等三句)。汉末天下大乱,宦官、外戚、军阀相继把持朝政,农民起义、军阀混战、外族入侵,陆续不断。汉末诗歌中所写的“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王粲《七哀诗》),等等,都是当时动乱现实的真实写照。诗中的女主人公蔡琰,即是在兵荒马乱之中被胡骑掳掠西去的。被掳,是她痛苦生涯的开端,也是她痛苦生涯的根源,因而诗中专用一拍(第二拍)写她被掳途中的情况,又在第十拍中用“一生辛苦兮缘别离”,指明一生的不幸(“辛苦”)源于被掳(即所谓“别离”)。
她在被强留在南匈奴的十二年间,生活上与精神上承受着巨大的痛苦。胡地的大自然是严酷的:“胡风浩浩”(第三拍),“冰霜凛凛”(第六拍),“原野萧条”(第七拍),流水呜咽(第六拍“夜闻陇水兮声呜咽”)。异方殊俗的生活是与她格格不入的:毛皮做的衣服,穿在身上心惊肉跳(第三拍“毡裘为裳兮骨肉震惊”);以肉奶为食,腥膻难闻,无法下咽(第三拍“羯膻为味兮枉遏我情”,第六拍“饥对肉酪兮不能餐”);居无定处,逐水草而迁徒,住在临时用草笺、干牛羊粪垒成的窝棚里(第六拍“逐有水草兮安家葺垒……草尽水竭兮羊马皆徒”);兴奋激动时,击鼓狂欢,又唱又跳,喧声聒耳,通宵达旦(第三拍“鼙鼓喧兮从夜达明”)。总之,她既无法适应胡地恶劣的自然环境,也不能忍受与汉族迥异的胡人的生活习惯,因而她唱出了“殊俗心异兮身难处,嗜欲不同兮谁可与语”的痛苦的心声。而令她最为不堪的,还是在精神方面。
在精神上,她经受着双重的屈辱:作为汉人,她成了胡人的俘虏;作为女人,被迫嫁给了胡人。第一拍所谓“志意乖兮节义亏”,其内涵正是指这双重屈辱而言的。在身心两方面都受到煎熬的情况下,思念故国,思返故乡,就成了支持她坚强地活下去的最重要的精神力量。从第二拍到第十一拍的主要内容便是写她的思乡之情。第四拍的“无日无夜兮不念我故土”,第十拍的“故乡隔兮音尘绝,哭无声兮气将咽”,第十一拍的“生仍冀得兮归桑梓”,都是直接诉说乡情的动人字句。而诉说乡情表现得最为感人的,要数第五拍。在这一拍中,蔡文姬以她执着的深情开凿出一个淡远深邃的情境:秋日,她翘首蓝夭,期待南飞的大雁捎去她边地的心声;春天,她仰望云空,企盼北归的大雁带来的故土的音讯。但大雁高高地飞走厂,杳邈难寻,她不由得心痛肠断,黯然销魂……。在第十一拍中,她揭出示自己忍辱偷生的内心隐秘:“我非贪生而恶死,不能捐身兮心有以。生仍冀得兮归桑梓,死得埋骨兮长已矣。”终于,她熬过了漫长的十二年,还乡的宿愿得偿,“忽遇汉使兮称近诏,遣千金兮赎妾身。”但这喜悦是转瞬即逝的,在喜上心头的同时,飘来了一片新的愁云,她想到自己生还之日,也是与两个亲生儿子诀别之时。第十二拍中说的:“喜得生还兮逢圣君,嗟别稚子兮会无因。十有二拍兮哀乐均,去住两情兮难具陈”,正是这种矛盾心理的坦率剖白。从第十三拍起,蔡文姬就转入不忍与儿子分别的描写,出语便咽,沉哀入骨。第十三拍写别子,第十四拍写思儿成梦,“抚抱胡几兮位下沾衣。……一步一远兮足难移,魂销影绝兮恩爱移”,“山高地阔兮见汝无期,更深夜阑兮梦汝来斯。梦中执手兮一喜一悲,觉后痛吾心兮无休歇时,”极尽缠绵,感人肺腑。宋代范时文在《对床夜话》中这样说:“此将归别子也,时身历其苦,词宣乎心。怨而怒,哀前思,千载如新;使经圣笔,亦必不忍删之也。”蔡文姬的这种别离之情,别离之痛,一直陪伴着她,离开胡地,重入长安。屈辱的生活结束了,而新的不幸:思念亲子的痛苦,才刚刚开始。“胡与汉兮异域殊风,天与地隔兮子西母东。苦我怨气兮浩于长空,六和虽广兮受之应不容。”全诗即在此感情如狂潮般涌动处曲终罢弹,完成了蔡文姬这一怨苦向天的悲剧性的人生旅程。
《胡笳十八拍》既体现了蔡文姬的命薄,也反映出她的才高。《胡笳十八拍》在主人公,即蔡文姬自己的艺术形象创造上,带有强烈的主观抒情色彩,即使在叙事上也是如此,写被掳西去,在胡地生育二子,别儿归国,重入长安,无不是以深情唱叹出之。如写被掳西去:“云山万重兮归路遐,疾风千里兮扬尘沙。人多暴猛兮如狂蛇,控弦被甲兮为骄奢”,处处表露了蔡文姬爱憎鲜明的感情——“云山”句连着故土之思,“疾风”句关乎道路之苦。强烈的主观抒情色彩,更主要地体现在感情抒发的突发性上。蔡文姬的感情,往往是突然而来,忽然而去,跳荡变化,匪夷所思。正所谓“思无定位”,甫临沧海,复造瑶池。并且诗中把矛头直指天、神:“天不仁兮降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为天有眼兮何不见我独漂流?为神有灵兮何事处我海北天南头?我不负天兮天何配我殊匹?我不负神兮神何殛我越荒州?”把天、神送到被告席,更反映出蔡文姬的“天无涯兮地无边,我心愁兮亦复然,”“苦我怨气兮浩于长空”的心情。
《胡笳十八拍》的艺术价值很高,明朝人陆时雍在《诗镜总论》中说:“东京风格颓下,蔡文姬才气英英。读《胡笳吟》,可令惊蓬坐振,沙砾自飞,真是激烈人怀抱。”
《胡笳十八拍》的艺术价值高,与蔡文姬的才高有关,蔡文姬的才高是由她的家世和社会背景造成的。
此词上下阕都是借景抒情,情景交融,写得明白如话而又清新幽默。上阕写博山道中的外景。南临溪流远望如庐山之香炉峰,足风其景秀美。上阕头三句,写得颇有季节特点,特别是“骤雨一霎儿价”,非常形象地写出了夏日阵雨的特点。阵雨过后,斜阳复出,山水林木经过了一番滋润,愈加显得清新秀美。“风景怎生图画”一句,以虚代实,给人留下充分的想象空间,同时又达到了情景交融的效果。“青旗”二句,点出了酒店,交代了作者的去处,既与下阕“午醉醒时”相呼应,同时又点出作者闲居生活感到百无聊赖。从词的意境上说,这二句把画面推向了更深一层,别有一番风致。七、八二句是抒情,说只想在山色水光中度过这个清闲的夏天。句中流露出一种无可奈何的心绪。
下阕开头,写酒家周围的环境。“午醉”一句,同上阕“青旗”相呼应,“松窗竹户”当为酒家的景致。作者酒醉之后,在这里美美地睡了一觉醒来只见窗外松竹环绕,气度萧洒脱俗,十分幽雅。这首词的上下阕在时间上有个跳跃,由“午醉”加以过渡,从而增强了上下两阕的紧密联系。“野鸟”二句,运用传统的动中取静的写法。唯其动而愈见静。辛弃疾正是运用了这种手法,把酒家的环境写得十分幽静,但正是通过这“静”来反衬出他心中的不平静。紧接着由“野鸟”带出白鸥,由景入情,写得十分自然。作者用了“鸥盟”的典故。鸥盟即是隐居者与鸥为伴侣。意在表明自己决心归隐,永与鸥鹭为伴。“却怪”二句极显诙谐,旧友白鸥怎么啦?觑着词人欲下不下,若即若离。因而最后三句接着问,莫非是新来变了旧约?这三句向白鸥提问,显得十分幽默,同时也表现出作者的襟怀,流露出他孤独寂寞的况味。此外,这三句笔势奇矫,语极新异,令人玩味不已。
作者隐居带湖,主要是由于受到投降派的排挤打击,多少带有一点无可奈何。这种浪迹江湖的生活,并非是他所追求的。因此,他在表现一种超脱的闲适之情时,仍然不时地流露出自己内心的不平静来。从整首词来看,有些句子显得悠闲自得,实质上是作者深感百无聊赖而自作宽解罢了。一种希冀用世的心绪,还是时隐时现的表露出来。
在这首词的小序中,作者标明“效李易安体”,而李易安即李清照,是宋代婉约词的大宗,这说明,作者虽为豪放派的代表人物,但在“龙腾虎掷”之外,又不乏有深婉悱恻的情调。他的这首“效李易安体”之作,着重是学易安“用浅俗之语,发清新之思”(《金粟词话》)的特色。其中诙谐幽默的成份,则纯属自己的个性。这正为读者提供了一位伟大作家“博取”的例证。
词写别情,而没有送别场面的描写,也没有情人离别时的软语叮咛,但却把人们分离的情愫表现的深至感人。
开头两句,写水满波平而又温暖融合,鸳鸯悠闲地戏游着,相对款款作语。傍晚时分,渔船成对地返回江边洲渚之地。这是多么优美的景象,又是多么幽静闲适的生活图景。“芦洲一夜风和雨,飞归浅沙翘雪鹭”。一夜风风雨雨,洲渚上的芦苇摇晃倾斜,失去了他在平静中的姿态;栖息于水清沙浅的滩头上,稳惬舒适的白鹭,也因风雨的袭击,翘归了头,伸长了颈项,惊飞而散。
上阕,写了两种不同的自然环境和生活情景。前幅是理想的生活境界,后幅则是不理想的生活现象。白鹭惊飞,具有象征意味,暗示出人世的悲欢离合。生活中聚少散多,别易会难。词就这样潜气内转,过度到下片抒写别情。
过片先写从行人的角度回头顾望,只见停泊于极浦(远渚)的渔船闪烁着耀眼的灯光,这使他想到,那里的主人或许在过着宁静温馨、赏心快意的生活。而作者却在这风雨之夜,驾着一叶扁舟,离别亲人,迈上了征程,不知今夜将漂泊到何处,栖止于何方。通过两者在同一时间里生活情景的对比,表现了行人哀惋凄恻的别情.。“兰棹今宵何处”一句,为柳永《雨霖铃》:“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所本。柳词长于铺叙,层层渲染,写得比较“放”、“露”,固属名句;“毛词简直而情景俱足”,不同于柳词,只是用笔一点,但主人公漂泊无依的寂寥落寞的景象,凄楚悲酸的情怀,也都深深地包蕴其中,亦很警策。
词的最后两句则转笔写送行者在他们分别时不胜其情,用以渲染行人的离情别绪。直到这里,“采莲女”才出现,这表明词里所写的是一对情人的离别。但它是在描写抒情中顺笔点出,并未着力描写,殊为省净。“罗袂从风轻举”,风吹归了她的衣袖,也吹乱了她的心,这一细节,将女子目送行人远去,悲怨难禁的情态逼肖地表现出来。对抒写行人的别情来说,“渔灯明远渚”归相反相成的作用,这两句则归相辅相成的作用。它们从不同的侧面对行人的情丝恨缕作了有力的烘托。
前人评毛词“质直寡味”。此词初看上去,两句一幅画面,一种情景,似乎各自独立。其实,每一幅画,每一种情景,都是紧扣别情的。有的寄寓着离人的生活理想和美好追求,有的象征着劳燕分飞的惊恐凄楚;有的从相反的情形来反衬,也有的从相似的情形来烘托,感伤离别的宗旨得到了多层次,多侧面的挖掘和表现,因而也就显得较为深刻。可以说,这首词在同类题材中,写法却有巧妙别致之处。
在朦胧的月色下,映入女子眼帘的山容水态,都充满了哀愁。前三句用三个“流”字,写出水的蜿蜒曲折,也酿造成低徊缠绵的情韵。下面用两个“悠悠”,更增添了愁思的绵长。特别是那一派流泻的月光,更烘托出哀怨忧伤的气氛,增强了艺术感染力,显示出这首小词言简意富、词浅昧深的特点。
相思是人类最普遍的情感之一。也是历代诗家文人付诸歌咏的最佳题材之一。古诗中多用“长相思”三字,如《古诗十九首》中就有“上言长相思”、“著以长相思”、“行人难久留,各言长相思”等。南朝陈后主、徐陵、江总,唐李白等都有拟作。内容多写女子怀念久出不归的丈夫。至于白居易这首《长相思》,则有其特定的相思对象,即他的侍妾樊素。
樊素善歌《杨柳枝》,因又名柳枝。因为种种原因,樊素自求离去,白氏在《别柳枝》绝句中说:“两枝杨柳小楼中,袅袅多年伴醉翁。明日放归归去后,世间应不要春风。”可见作者对于樊氏的离去十分伤感。这首《长相思》词也表达了相同的情感。
词的上阕写樊素回南必经之路。因为她是杭州人氏,故作者望吴山而生愁。汴水、泗水是一去不复回的,随之南下的樊素大概也和河水一样,永远离开了他。所以作者想象中的吴中山脉,点点都似愁恨凝聚而成。短短几句,把归人行程和愁怨的焦点都简括而又深沉地传达了出来。尽管佳人已去,妆楼空空,可作者一片痴情,终难忘怀,他便于下阕抒发了自己的相思之痛。两个“悠悠”,刻画出词人思念之深。这种情感的强烈,只有情人的回归才能休止。然而那不过是空想,他只能倚楼而望,以回忆昔日的欢乐,遣散心中的郁闷而已。
这篇作品形式虽然短小,但它却用回环复沓的句式,流水般汩汩有声的节奏,贯穿于每个间歇终点的相同韵脚,造成了绵远悠长的韵味,使相思之痛、离别之苦,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
此词上阕以首句中“甚爱”二字统摄。次句用“千丈翠奁开”之比喻,盛赞带湖景色之胜,说明“甚爱”原因。放眼千丈宽阔的湖水,宛如打开翠绿色的镜匣一样,一片晶莹清澈。面对如此美景,难怪“先生杖屦无事,一日走千回”了。这是用夸张写法来说明“甚爱”程度,句格同杜诗“一日上树能千回”:闲居无事,拄杖纳屦,徜徉湖畔,竟一日而千回。下面写因爱湖之“甚”,而及湖中之鸟,欲与这结盟为友——这是用的拟人法。“凡我”三句,是写对眼前鸥鸟之愿:希望既结盟好之后,就应常来常往,不要再相猜疑了。这里“莫相”之“相”,虽然关系双方,但实际只表词人绝无害鸟之心,望鸥鹭尽情栖游,无须担惊。《左传·僖公九年》有这样记载:“齐盟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词里这几句格式,当为《左传》辞句套用,纯是散文句法。
“白鹤”二句,是写对眼前鸥鸟之嘱:托其试将白鹤也一起邀来。由爱所见之鸥鹭,而兼及未见之白鹤,其“爱”更进一层。以上极写带湖之美及对带湖之爱,固然表露了词人摆脱了官场尔虞我诈的烦恼和明枪暗箭的惊恐以后心情之宁静,但在这宁静之中又透露出几分孤寂与无聊。试想,一个“壮岁旌旗拥万夫”(作者《鹧鸪天》中语)的沙场将帅,竟然落得终日与鸥鸟为伍,其心境之凄凉,可想而知。妙在词中表面上却与“愁”字无涉,全用轻松之笔,这大概就是词人后来所说的“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丑奴儿》)的手法。如此表达,意境更深一层。
过片紧承上阕遐想。作者一片赤诚,欲与鸥鸟结盟为友,然而鸥鸟是“破青萍、排翠藻,立苍苔”:它们立于水边苍苔之上,时而拨动浮萍,时而排开绿藻,对词人的美意不理不睬。其意从下句“窥鱼笑汝痴计”中可以看出。原来他们“立苍苔”,“为有求鱼心,不是恋湖水”,与词人“同居而异梦”。专心“窥鱼,伺机而啄在词人看来,只是一种“痴计”,对此,他当然只能付之一“笑”了。这“笑”,既是对鸥鸟“何时忘却营营”的讽笑,也是叹自己竟无与无友。“多情却被无情恼”的苦笑。看来,鸥鸟亦并非词人知已,并不懂得词人离开官场之后此时的情怀,所以他怅然发出了“不解举吾怀”之叹。盟友纵在身旁,孤寂之心依旧,无人能释分毫。可见,词人所举之杯,根本不能为永结盟好作贺,只能浇胸中块垒罢了。虽然人们常说“举杯浇愁愁更愁”,但词人并没有被愁所压倒。“废沼荒丘畴昔,明月清风此夜”,他从自己新居的今昔变化中,似乎悟出了社会沧桑和个人沉浮的哲理——“人世几欢哀”。词人本是心情郁闷,却故作看破红尘、世态炎良。变得益发旷达开朗,因而对隐居之所带湖也更加喜爱了。“东岸绿阴少,杨柳更须栽。”要作久居长栖之计了。词到此处完篇,对开首恰成回应。
如果说上阕旨意全在不写之中写出,那么下阕则就是在委婉之中抒发了。然而其语愈缓,其愈切,感情愈发强烈,较上阕又进一层。天地之大,知己难寻;孑然一身,情何以堪!虽有带湖美景,但纵是盟鸥,也不解已意,作者心绪可知了。可见,这首词表面是写优游之趣,闲适之情;分明是抒被迫隐居、不能用世的落寞之叹,孤愤之慨。清代刘熙载《艺概·词曲概》云:“词之妙莫妙于以不言言之,非不言也,寄言也。”细玩稼轩此作,确有“不言言之”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