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史评,评论唐太宗李世民的假释死刑囚犯,犯人被释归家后又全部按时返回,从而赦免他们的史实。 文章开门见山,警拔有力。从“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说起,定下了全文的基调,标出全文的主旨。接着从唐太宗纵放死囚的史实,以君子与小人相比较,反复论析,指出唐太宗的做法有悖人情,违反法度,只不过是借此邀取名誉的一种手段。议论纵横,深刻入髓。“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而不是什么“施恩德”“知信义”,揭露得可谓明快酣畅。因此,唐太宗的做法不值得效法,不可以作为“天下之常法”,而应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文章据史立论,层层辨析,论证充分,结论高远,警醒人心也。
据史书记载,唐太宗曾于632年(贞观六年)下令把等待执行的死囚三百余人放回家中,令与家人团聚,并约定返回狱中的日期。其后三百余人均如期返回,朝廷遂赦免其罪。在欧阳修以前,一般的都把这件事传为“美谈”,认为唐太宗能“施恩德”,囚犯“知信义”。作者独能力排众议,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这种敢于创新的精神本身就是可贵的。
《纵囚论》最大的特点是逻辑性强,结构严密。全文基本上可以分为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三个部分。在提出问题时,作者肯定地指出,纵囚一事本身就不近人情,这就为下文的展开定下了基调。在分析问题时,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唐太宗之所以这样做,纯粹是为了沽名钓誉。文章从唐太宗、囚犯的不同的心理活动中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这不过是上演了一场“上下交相贼”的闹剧。同时,他还从唐太宗登基六年来并没有消弭小人犯极恶大罪的事实,证明了偶尔的纵囚也解决不了问题。这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笔法,确实犀利无比。在解决问题时,作者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不管从事何种工作,“必本子人情”。全文浑然一体,无懈可击。
《纵囚论》的反问句较多,有助于增强文章的说服力。第二段中采取问答的形式来论证,又增加了文章的可读性。所有这些,都值得认真揣摩。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对君子讲信义,对小人施刑罚。刑罚定成死罪,是罪恶到了顶点,这又是小人中最厉害的了。宁可为了信义而死,不愿苟且偷生,把死看得象回家一般,这又是君子中特别难以办到的。当唐太宗贞观六年的时候,选取犯死罪的囚犯三百多人,释放了让他们回家,并约定时间叫他们自动回来接受死刑;这是用君子难以做到的事,希望最坏的小人一定做到。那些囚犯到了期限,终于自己回来,竟没有一个失约的:这是君子难于做到的事,小人却轻而易举的做到了。这难道是近于人情的么。
有人说:“罪大恶极,的确是小人了;但是等到对他施加恩德,就可以使他变成君子。因为恩德进入人心很深,能很快改变人们的气质,所以出现了象这样的情况。”我说:“唐太宗之所以这样做,正是为了求得这种声誉啊。这样看来,哪里知道放囚犯回去,不是预料他们一定再回来以希望赦免,所以才释放他们呢又哪里知道被释放回来的囚犯,不是预料自动回来一定能够赦免,所以才再回来的呢料想囚犯一定回来才释放他们,这是上面揣摩下面的情意;料想上面一定赦免他们才再回来,这是下面揣摩上面的心思。我只见上面和下面互相揣摩来造成这种声誉,哪里有什么布施恩德和懂得信义呢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唐太宗向天下布施恩德,到这时已经六年了,还不能使小人不做罪大恶极的事;然而一天的恩德,却能使他们视死如归,保存信义,这又是讲不通的理论啊。”
既然这样,那么怎样做才好呢?我说:“释放了回来的,把他们杀掉而不赦免;然后再释放一批,他们又回来了,这样才能知道是布施恩德所造成的。然而这是一定不会有的事啊。至于释放了能够自动回来再加以赦免,只能够偶然试一试罢了;如果屡次这样做,那么杀人犯就都不会死了,这能够作为天下经常的法律么不能作为经常的法律,难道是圣人的法律么因此,尧,舜和三王治理天下,一定根据人情,不标新立异来显示高尚,不违背人情来求取名誉。”
注释
唐太宗之六年:632年(唐太宗贞观六年)。唐太宗是我国历史上有一定作为的皇帝,他在位年间,国势强大,社会较安定,史称“贞观之治”。
大辟:死刑。辟,法。刑法。大辟意为最重的刑罚。
意:估计。
贼:用作动词,窃,私下行动,引申为窥测。
三王:指夏禹、商汤、周文王和周武王。他们都是儒家崇拜的古代的明君。
这是一篇史评,评论唐太宗李世民的假释死刑囚犯,犯人被释归家后又全部按时返回,从而赦免他们的史实。 文章开门见山,警拔有力。从“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说起,定下了全文的基调,标出全文的主旨。接着从唐太宗纵放死囚的史实,以君子与小人相比较,反复论析,指出唐太宗的做法有悖人情,违反法度,只不过是借此邀取名誉的一种手段。议论纵横,深刻入髓。“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而不是什么“施恩德”“知信义”,揭露得可谓明快酣畅。因此,唐太宗的做法不值得效法,不可以作为“天下之常法”,而应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文章据史立论,层层辨析,论证充分,结论高远,警醒人心也。
据史书记载,唐太宗曾于632年(贞观六年)下令把等待执行的死囚三百余人放回家中,令与家人团聚,并约定返回狱中的日期。其后三百余人均如期返回,朝廷遂赦免其罪。在欧阳修以前,一般的都把这件事传为“美谈”,认为唐太宗能“施恩德”,囚犯“知信义”。作者独能力排众议,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这种敢于创新的精神本身就是可贵的。
《纵囚论》最大的特点是逻辑性强,结构严密。全文基本上可以分为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三个部分。在提出问题时,作者肯定地指出,纵囚一事本身就不近人情,这就为下文的展开定下了基调。在分析问题时,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唐太宗之所以这样做,纯粹是为了沽名钓誉。文章从唐太宗、囚犯的不同的心理活动中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这不过是上演了一场“上下交相贼”的闹剧。同时,他还从唐太宗登基六年来并没有消弭小人犯极恶大罪的事实,证明了偶尔的纵囚也解决不了问题。这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笔法,确实犀利无比。在解决问题时,作者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不管从事何种工作,“必本子人情”。全文浑然一体,无懈可击。
《纵囚论》的反问句较多,有助于增强文章的说服力。第二段中采取问答的形式来论证,又增加了文章的可读性。所有这些,都值得认真揣摩。
《纵囚论》就唐太宗纵囚一事提出了质疑,认为此事不足为训,并明确地提出了“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这一论点。这是一篇对传统见解进行辩驳的议论文。
欧阳修(1007年8月6日 -1072年9月8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以进士及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其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 ▶ 1168篇诗文
这首诗前两句写出了江阴城被屠惨状,热烈歌颂了那些不屈的英雄。后二句讥刺偷生者,似有所指,在对比中进一步衬托出了那些英雄的高尚和伟大。这首诗篇幅短小,语句通俗口语化,于简练中勾勒出可歌可泣的历史画卷。
首句直观地为读者展现了一个极为悲壮的战斗场面。战场上堆满尸体,城陷后又尸遍街卷,血淌池井。一幅战后惨景图,令人目不忍睹,也绘出了战斗的激烈残酷,点明了抗清卫城所付出的代价之大。惨象不掩英勇本色。在清兵进逼的危急形势下,江阴人民在典史带领下奋起抗击,固守县城81天,杀死清兵7万5千余人。虽后终遭屠城,但他们已用自己的生命和热血印征了以死抗争的决心,换取了显赫的战绩。
次句“万死孤忠未肯降",就热烈赞扬了江阴官兵忠君爱国、万众一心,保卫家乡至死不降的英勇精神和无畏气概。“万死”照应了首句的“满”字, “孤忠”暗示了抵抗的无外来救援和寡不敌众,“万死孤忠”与“未肯降”的对衬,突出了江阴民众誓死守城、视死如归的坚毅志向和豪迈壮举。这也都为全诗末字的赞语“香”作了充分有力的铺设。
最后,江阴女子以寄语行人的口吻,高度评价了江阴人民在抗清斗争中的业绩,由衷讴歌了他们不屈不挠的可贵精神,深情地抒发了对战死者的崇敬之意和引以为豪之感。壮士的雪胔白骨虽然发出阵阵刺鼻的气味,令人作呕窒息。但是他们乃为抗清而战,为守城而死,故虽臭犹香,他们的高尚气节将流芳百世。“活人不及死人香”作为全诗的结句,表示了作者心底的由衷赞叹,也把江阴抗清卫城之战的荣光载入了史册。
这首题于城墙的诗,篇幅短小,语句通俗口语化,于简练中勾勒出可歌可泣的历史画卷,于朴实中寄寓人民深深的哀思和颂扬。
首联感慨多年未得有做官的机会,到了三十多才好不容易有个官做,感慨这么多年做官的心情已经多半消退了。“三十始一命”,“一命”是官秩最低等,从八品,负责看守兵甲器杖、管理门禁锁钥,工作刻板琐碎。这对隐居耕读十载的岑参来说太失望了。于是感到“宦情多欲阑”,做官的念头消磨殆尽。
但失望归失望,因为家无产业,诗人还是不敢对这来之不易的小小官职有不屑之意。“自怜无旧业,不敢耻微官。”在这里,岑参流露出对其初授官职不那么感兴趣,从官职的卑微来说,本不屑为之;可是为生活所迫,却不敢以此为耻。其无可奈何的心态,跃然纸上。
第三联写景。“涧水吞樵路,山花醉药栏”两句中最精炼传神的分别是“吞”、“醉”。前者写出了谷水淹没山间小路、恣肆无拘的情态,后者写出了山花装点药栏、旁若无人怒放的情态,从而表达诗人对隐逸生活的留恋。
尾联“只缘五斗米,辜负一渔竿”两句用典。“五斗米”不是指实数,而是一种修辞手法——夸张,即言其少,意思是指“俸禄微薄”。这是用东晋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典故。除了这首诗之外,岑参还在多首诗中用了这个典故,如“看君五斗米,不谢万户侯”(《送许拾遗恩归江宁拜亲》);“久别二室间,图他五斗米”(《峨眉东脚临江听猿怀二室旧庐》);“五斗米留人,东溪忆垂钓”(《衙郡守还》)。此诗结尾二句运用了用典、借代的修辞手法,很生动的写景,同时暗喻诗人为了微薄的官禄不得不割舍闲适自得的生活的矛盾心理。
此曲起首两句“布衣中,问英雄”,显示了两个方面的历史事实:一是历史上“王图霸业”的缔造者,尽管都被戴上了“天命所归”、“真龙天子”的桂冠(这情形就同他们失败了就被换上“贼”“寇”的帽子一样),但实际上多来自“布衣”;二是布衣们视这些幸运儿为“英雄”,并将此视为终生奋斗的最高目标。这后一方面看来尤使作者不满,故要向“英雄”们“问”上一问。第三句初看也有点似问非问。“成何用”本身便有不成用的意味。不过作者在这里实有问意,因为随后他便自问自答,并通过揭晓的答案来阐明了全曲的主旨。
“禾黍高低六代宫,楸梧远近千官冢”是工整而精警的对仗。“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诗经·王风·黍离》)远在西周就产生过对于废宫禾黍的嗟叹。“高低”既切“禾黍”又切“宫”,“远近”既切“楸梧”又切“冢”,足见造语的警策。
这首小令,是化用唐代诗人许浑名作《金陵怀古》入曲的。许浑的原诗是这样的:“玉树歌残王气终,景阳兵台戍楼空。松楸远近千官冢,禾黍高低六代宫。石燕拂云晴亦雨,江豚吹浪夜还风。英雄一去豪华尽,惟有青山似洛中。”
从内容上看,许浑原诗首尾两联主要是抒情,中间两联侧重于写景。马致远基本上一字不动地保留了颔联两句,这两句是诗人登临时眼中所见之景,没有这两句,览古凭吊之情就失去了依据。而诗中其他各句,由于律诗与小令毕竟差异很多,保留的余地不多。在这种情况下,马致远舍其次要成分,把主要精力集中在首尾两联兴亡之感的抒发上。南朝宋齐梁陈四代开国之君,都是出身微贱登上皇帝宝座的,都所谓的布衣中的“英雄”。和许浑一样,马致远蔑视他们,认为他们的王霸事业,到头来不过是一场恶梦而已。在马致远看来,古今英雄争王称霸,做得高官显赫,但最终化为尘土,这如同做了一场恶梦一样,没有什么意义。曲子中流露出的历史虚无感和厌世感,是元代文人作品中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
从艺术上看,马致远此曲对许浑原诗的化用,是有新意,有创造性的。此曲由于具有自己的精神和风格,遂能与原诗并峙,为人们所传诵。
一
由古至今,文人雅士以“月”为题的诗文不胜枚举,从《古今图书集成》所搜罗的作品,即可见一斑。谢庄有五子,他替他们取了甚为风雅的名字,分别是飏、朏、颢、从(上有山)、瀹(上有草)。有风,有月,有山,有水,可见谢氏是个性情中人,甚为风雅,且对“月”定有一份难以名状的好感,故也以“月”为题,创作了《月赋》。纵然在当时,人们对《月赋》的评价已十分不一致,如,宋孝武帝为之“称叹良久”,认为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佳作;颜延之则说:“美则美矣,但庄始知‘隔千里兮共明月’。”.后人更拿它来和宋玉的《风赋》、谢惠连的《雪赋》做比较,但看法仍有分歧。就以“月”为题的文学作品来看,谢庄的《月赋》仍是其中的翘楚,否则,像《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类书,就不会相当一致地都收录了这篇文章。
二
我们可以发现谢庄的行文并不直接切入主题——“月”,而是拿曹植和王粲来替自己说话,先是以“陈王初丧应刘,端忧多暇”作为起笔。之后,陈王“抽毫进牍,以命仲宣”,让主角转到王粲身上,文章由此处宕开,最后,再以陈王连连称“善”作结。以这样的虚构来从事文学创作,谢庄并非头一位,这种以构拟的人物进行对话的行文方式,早已成了“赋”文学的一特征。
而谢庄仅仅是踵继前人的作法,却引来不少的批评,认为《月赋》既然借历史人物来创作,但也该考虑到是否合乎史实。如,王粲死于建安二十二年春,徐干、陈琳、应玚、刘桢也都卒于这一年,而到了魏明帝太和六年曹植才被封为陈王,谢庄却称曹植为“陈王”,又有说既已假托王粲之口来抒发情感,就不应该写入孙坚夫人梦月入怀而生孙策的传说事件。这样听起来似乎言之成理,但,对于一篇非史非传的文学作品而言,我们理当以较感性的眼光来看待它,不应如此苛责,因为他并不损害文章的美感。
由于《月赋》以“陈王初丧应刘,端忧多暇”为开头,让谢庄笔下的“月”注定以愁忧的形态出现。风月、山水本是无情的,因人而沾染了许多的情感,“月”亦是如此,它本身并没有喜怒哀乐,是谢庄希望让它带著情感的色彩。而长年为病所苦的谢庄,自称已是“常如行尸”而“无意于人间”。有这样的情怀,心中那份说不尽的哀戚,当然也很容易地渲染了所见到的“月”。
人也会随著外在景观的改变,而体悟自我,所谓“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指的正是这个道理,而一年四季中,最容易让人有悲伤、凋零之感的,应是“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的秋天,在这样的季节里,“月”自然也会浸染惆怅与孤凄。所以,谢希逸也就以秋天的“月”作为《月赋》描写的主题对象。
三
“月”既然是全文描写的主题对象,而谢庄在四百四十三个字中,直接点出“月”字的,虽然仅有六次,但是每一次都是那么恰到好处。
曹子建因刚遭受知己亡故之痛,忧闷不乐,已久未出游,夜半时分愁绪又起,遂外出解闷。遥望着天空,见到“白露暧空,素月流天”,心中不胜感慨,低声吟诵起《诗》句来,仍觉不足以消愁解闷,于是要王仲宣为此情此景写一篇文章。原本愁思是闷在曹植的内心里,因为偶然之间见到“月”,那份内在的情绪也就有了一个可供寄托的外在具象——“月”,让无情的“月”和有情的人彼此接触在一起,展开了对“月”的描写。
王粲在陈王授意之下,先是一番的谦虚,述说自己的不才,幸蒙陈王的恩宠,不敢有负此恩,只好姑且一试,接著就说道:“日以阳德,月以阴灵。”以类此“日”、“月”的对比,及其延伸出的“阳”、“阴”观念做为开头,引领出种种附着人的价值观的“月”和“月”的神话传说,可以说是铺陈、说理的成分多,而写景、抒情的成分甚少,“朒朓警阙,朏魄示冲”,将“月”相的变化说成了是在警示人君的作为须合德,须谦冲;“委照而吴业昌,沦精而汉道融”,更引用了梦“月”入怀的神秘传说,让“月”与朝代、家国的兴衰产生了一定的系连,凡此种种,想必是汉赋“铺采摛文”和“劝百讽一”的遗型。
写完了“月”的种种典故,谢庄又继续借王粲之口,连写了十四句优美异常的文字,虽没直接点明就是在写“月”,但句句扣紧“月”:先是以六个句子来描写天上的云气、地上的湖光山色的种种,为月的升起营造出不凡的气象;等到月由东方缓缓升起,也仅以“升清质之悠悠,降澄辉之蔼蔼”如此不著痕迹的笔法写出;接著,又是以六个句子来形容月色本身和月色底下的景况。正由于月色是如此的俊美,君王也因而喜爱此月,罢去所有的歌舞,也就“去烛房,即月殿”,此时才明言“月”字,做为前文的说明,也为后文预留了线索。
走向“月”殿,带来了羁旅的几许孤寂,感受到至亲好友不在的凄楚,王粲的“月”也从没有直接感情的柔美,转为诱发感慨的凄美。此时,不管是天籁,还是乐音,听来一切都是那么凄苦异常,更反过来使人有一种无限的郁结萦绕于胸,最后发现唯有“愬皓月而长歌”,才能消解种种的不乐。因“月”引发愁绪,也唯对“月”长歌才能消除愁绪,表示只能与“月”对话,这就更显出羁旅的孤独与悲哀。
对“月”长歌什么呢?“美人迈兮音尘阙,隔千里兮共明月。临风叹兮将焉歇?川路长兮不可越。”望着“月”,一时间感到虽与美人相隔甚远而无法相见,但那共有的明“月”可以传递彼此的信息,也算稍稍慰藉相思之苦,回过神来,发现距离终究是无法超越的。这种因“月”而引发对家乡、对情人的相思,可说是千古不变的母题。由于唱得深情款款,听者也听得入神,却霎然而止,听者恍然若失,于是又歌一曲:“月既没兮露欲晞,岁方晏兮无与归,佳期可以还,微霜沾人衣。”“月”将西没,是岁也将终了,要人趁时光尚好时回去,正与“升清质之悠悠,降澄辉之蔼蔼”的“月”升起的情形相呼应,做为完美的结束。
最后,陈王的连连称“善”,不但给予王粲一个回应,也算回应了文前的“陈王初丧应、刘”,总结了全文。
四
据史书的记载,与谢庄同时的袁淑,看过谢庄所作的《赤鹦鹉赋》之后,曾感叹道:“江东无我,卿当独秀。我若无卿,亦一时之杰也。”李调元称此赋“属对工整”,且认为是“律赋先声”。而与《赤鹦鹉赋》同一时期所作的《月赋》,亦运用了许多整饬的对偶,有三字句、四字句、五字句、六字句等对,甚至有骈四俪六的句式。以最为人所称道的“若夫气霁地表”至“周除冰净”一段为例:
“气霁地表”对“云敛天末”
“洞庭始波”对“木叶微脱”
“菊散芳于山椒”对“雁流哀于江濑”
“升清质之悠悠”对“降澄辉之蔼蔼”
“列宿掩缛”对“长河韬映”
“柔只雪凝”对“圆灵水镜”
“连观霜缟”对“周除冰净”
十六句中两两对偶,有五组四字句对,二组六字句对,而且前八句更是“四、四;四、四;六、六;六、六”的骈四俪六的句式;且“末”、“脱”二字同一韵,“濑”、“蔼”二字又一韵,“映”、“镜”、“净”三字也同韵,知其亦开始讲求押韵。
总之,《月赋》除了情感的表达甚为成功,结构上亦是自为完整的一体,句子的对偶、押韵,也充分展现了“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的时代特色。
这是一首伤时感事的诗。《毛诗序》说:“《兔爰》,闵周也。桓王失信,诸侯背叛,构怨连祸,王师伤败,君子不乐其生焉。”这是依《左传》立说,有史实根据,因此《毛诗序》说此诗主题不误。但意谓作于桓王时,与诗中所写有出入。崔述《读风偶识》说:“其人当生于宣王之末年,王室未骚,是以谓之‘无为’。既而幽王昏暴,戎狄侵陵,平王播迁,室家飘荡,是以谓之‘逢此百罹’。故朱子云:‘为此诗者盖犹及见西周之盛。’(见朱熹《诗集传》)可谓得其旨矣。若以为在桓王之时,则其人当生于平王之世,仳离迁徙之余,岂得反谓之为‘无为’?而诸侯之不朝,亦不始于桓王,惟郑于桓王世始不朝耳。其于王室初无所大加损,岂得遂谓之为‘百罹’、‘百凶’也哉?窃谓此三篇者(按:指《中谷有蓷》、《葛藟》及此篇)皆迁洛者所作。”
诗共三章,各章首二句都以兔、雉作比。兔性狡猾,用来比喻小人;雉性耿介,用以比喻君子。罗、罦、罿,都是捕鸟兽的网,既可以捕雉,也可以捉兔。但诗中只说网雉纵兔,意在指小人可以逍遥自在,而君子无故遭难。通过这一形象而贴切的比喻,揭示出当时社会的黑暗。
各章中间四句,是以“我生之初”与“我生之后”作对比,表现出对过去的怀恋和对现在的厌恶:在过去,没有徭役(“无为”),没有劳役(“无造”),没有兵役(“无庸”),我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而现在,遇到各种灾凶(“百罹”“百忧”“百凶”),让人烦忧。从这一对比中可以体会出时代变迁中人民的深重苦难。这一句式后来在传为东汉蔡琰所作的著名长篇骚体诗《胡笳十八拍》中被沿用,“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汉祚衰;天不仁兮降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那悲怆的诗句,是脱胎于《兔爰》一诗。
各章最后一句,诗人发出沉重的哀叹:生活在这样的年代里,不如长睡不醒。愤慨之情溢于言表。方玉润说:“‘无吪’、‘无觉’、‘无聪’者,亦不过不欲言、不欲见、不欲闻已耳”(《诗经原始》),这也是《毛诗序》中所点出的君子“不乐其生”的主题。
全诗三章风格悲凉,反覆吟唱诗人的忧思,也正是《王风》中的黍离之悲,属乱世之音、亡国之音,方玉润评云:“词意凄怆,声情激越,(三国魏)阮步兵(籍)专学此种。”(《诗经原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