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第一段回忆作者与石昌言之间的亲密交往,感佩石昌言奉使强虏实现平生抱负,充满劝勉之情;第二段回顾历史情况,剖析强虏本质,指出对敌国之耀武扬威应毫不“震惧”,并举奉春君的例子说明要善于识破敌人的阴谋诡计。全文语言简洁明快,文势波澜起伏,跌宕有致。
文章第一部分叙写两人的交谊,表达了对石昌言的感激、钦敬和仰慕的感情。作者以追叙的方式,通过紧密联系的两条线叙写了两人的交往与情谊:一条是石昌言科举、守官、升迁,直到以高官身负国家民族重任出使契丹的过程;一条是自己为小儿、读书、废学、感悔、苦读,后又求官京师的过程。在这整个过程中,作者得到了石昌言的喜爱、鼓励、赞赏和肯定。所以,作者对石昌言既有亲戚之情,又有知己之情。故作者说:“富贵不足怪,吾于昌言独有感也。”这是承接上下文的关键,是这篇文章的文眼,作者由此成功地实现了内容和情感的转变。同时,这句话本身也包含着丰富的意义。首先,它表明,石昌言才能出众,获取富贵是理所当然的事。他的幸运在于,他能够肩负国家民族的重任,出使敌国,折冲于口舌之间。其次,它戒勉石昌言,个人的富贵荣辱事小,国家民族的利益事大。此次出使,要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切不可顾虑个人的生死荣辱。
第二部分紧承第一部分,阐发“有感”二字,就石昌言出使之事,表达了对石昌言的羡慕、期望、鼓励和诫勉的感情。这一部分又包括三层意思。第一层,通过叙写蜀人彭任对出使契丹时所见所闻的叙述,批评了宋朝使者和宋朝统治者对于契丹的恐惧和屈服,告诫石昌言,这不过是敌人的虚张声势之计。这一层的言外之意,实际上是批评宋王朝对于契丹的屈辱政策。第二层,以汉朝娄敬出使匈奴的史实为例,证明契丹“无能为”。当年娄敬出使匈奴,匈奴冒顿将其壮士、肥马藏匿起来,只以老弱、羸畜示人,娄敬认为这是匈奴故意示弱,建议汉朝不要攻打匈奴。刘邦不听从劝告,结果被匈奴围困于平城白登山七天七夜。反观现在的形势,契丹故意虚张声势,正说明它“无能为”。第三层,以孟子的话鼓励石昌言,要坚守气节,维护国威,不辱使命。孟子以一介布衣,尚能凭自己的品德和学问,傲视时君执政,而石昌言作为皇朝使者、朝廷高官、才志之士,出使一偏小之契丹国,自应表现出令人瞩目的气概。
这篇文章在艺术上大致有以下特点。其一,结构严谨,脉络清晰。石昌言既是苏洵的亲戚好友,又是他钦慕的能为国分忧的士大夫,所以文章的前一部分抒写了个人的情谊,后一部分阐发了国家民族大义,二者和谐统一,恰切地表达了二人的关系和情谊。其二,情理兼备。这篇文章是一篇赠序,作者与石昌言既有很好的私人关系,又有共同的为国为民分忧的志趣,而石昌言出使的又是强悍不羁之虏庭,所以作者在此文中所表达的感情是丰富复杂的,有感激、钦慕,也有期望、诫勉。全文抒情意味浓厚,但相对而言,前一部分抒情意味重,后一部分说理成分多。其三,题材取舍恰当,语言得体。石昌言既是作者的亲戚和好友,又是他所钦慕的朝廷大员和才志之士,所以该文首先叙写了二人的私人情谊,然后才讨论国家政治、民族大义,不枝不蔓,恰切地反映出二人的关系。在语言表达上,第一部分言语温婉,如话家常,亲切可感。第二部分,以气运辞,慷慨激昂,鲜明地反映出作者精神风貌的一个侧面。
第二联,以晓鸡和寒鹜自喻。诗意有两种解说。一、晓鸡(晨鸡)因树雪之光而惊鸣(误以为天明),喻不忘进取之心;以寒池之鸭表现自己不改操守(刘学锴等《李商隐诗选》)。二、鸡栖树上则有雪,鸭守池中则结冰,极写处境的寒苦(周振甫《李商隐选集》)。如能合此二解,辨其因果,可得其全:不忘进取报效,是因;终遭困顿寒苦,是果。晨鸡报天晓,喻进取;寒鹜守冰池,喻退处。两句诗极其形象地描绘出作者不谙世务、进退两难的处境,其中有哀怨,有酸楚,而且扣紧了诗题的“冬”字,即景抒情。李商隐极其擅长托物寓怀。他的咏物诗,如《蝉》:“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又如《流莺》:“流莺漂荡复参差,度陌临流不自持。”蝉之高栖悲鸣,莺之飘泊不定,可与此篇晓鸡寒鹜参照体味,从中想象作者的思想情怀与遭遇。
第三联,照应诗题冬“暮”。“暮”字双关,所以第一句写时序,第二句写年岁。冬季日短,暮色很快来临;随着时光的流逝,自己也进入了衰颓的晚景。这是为下一联的抒愤寄慨蓄势的。人到晚年,“羽翼摧残”,不可能再有作为了。
第四联,紧应上联,发出内心的呼喊:为什么平生匡国济世的抱负,不能与早年的心愿相合呢?这呼喊是愤慨的,因为商隐明明知道这个“为什么”。这呼喊同时又是凄凉感伤的,因为它毕竟出自一个性格不算坚强而又经历过太多打击的诗人。
此诗和李商隐多数作品一样,感伤的情调笼罩全篇,从“羽翼摧残”到“急景”、“颓年”,尤其是晓鸡寒鹜的具体形象,都是如此。不过这首诗与李商隐很多作品多含脍炙人口的名句却有所不同,纪昀评之曰:“无句可摘,自然深至。”没有刻意锤炼和精心藻饰,没有运用作者本来擅长的组织故实的手法,也没有警策深微、使人猛省或沉思的寓意,所以无句可摘;但它能恰如其分地、真实具体地表达此时此地的感受与心情,读之动容,所以说自然深至。当然,它仍然谨守平仄格律,注意对偶工整(四联中有三联对偶),用词造句都力求避免粗疏随意,因此和某些标榜自然平淡而流为枯淡俚浅的作品不同。在李商隐集中,它别具一格,又包含着商隐固有的特质,包含着多样化中的某种统一性。
文章中提出“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而士为四民之末”,是振聋发聩之语。这虽与中国农本主义的传统有关,但更是基于作者对当时读书做官、物欲横流的不良风气的深切痛恨及批判。作者指出应尊重“苦其身,勤其力”“以养天下之人”的农夫,批评了一心想做官发财的读书人,表现了极为可贵的进步思想。全文语言浅近贴切,叙事议论不加雕饰,明白如话,但“颇有言近指远之处”。
这封家书原不分段,但从文意可以把握到它是讲了四层意思。
首先是郑燮从家中来信得知的信息很高兴,高兴的是有“一种靠田园长子孙气象”。这对远在山东作七品知县的他是很大的欣慰,因为宦海不仅凶险,而且肮脏,郑燮是厌倦了官场生涯的,后方家园有此气象,无异有着极好的退路。所以,他一再喟叹“堪为农夫以没世矣”。此中人生感受极深,不言而自见。至于叮嘱备制足够农活用具,家人都要习作农活,以及待穷亲友要有“暖老温贫”情意,日常饮食应粗茶淡饭自供等等,全为强化“靠田园长子孙”的厚道而自俭“气象”。
由此而紧接着申述“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的观念,这是从理论上说清为什么要强化上述“靠田园长子孙气象”。作者自己原已是个地道的“士”,却申称在农、工、商、士的四民之列居士于末,强调“天下无农夫,举世皆饿死矣”,这显得很奇突。读者不应认为郑燮恪守的是小国寡民式的小农思想,进而以为在城市经济已趋发达的清中叶,这种思想是保守落后的。郑燮的这些想法,一是儒家农本思想所教化的表现,此中还有民本观念;二是他这个从小生活于农村的下层知识分子出身者对乡土特有的感情;更重要的是他在与世俗社会中千奇百怪的“士”的行为的比较中形成农夫才算是“天地间第一等人”的观点。他其实并非要一笔抹倒“士”的价值,他讲了“士”本应“又高于农夫一等”的,即“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可是,世道风气却变为“士独于民大不便”,专门孳生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令正派士子为之气短,反而“捱人笑骂”。所以,郑燮显然是有所激愤而发,这一层必须得看到。
到这里,农为四民之首而士为末的道理已讲透,可是他还旁敲侧击地加上一笔:“尝笑唐人《七夕》诗,咏牛郎织女,皆作会别可怜之语,殊失命名本旨。”所谓“唐人《七夕》诗”,未知所指何篇。杜牧《七夕》云:“云阶月地一相过,未抵经年别恨多。最恨明朝洗车雨,不教回脚渡天河。”李商隐《七夕》云:“鸾扇斜分凤幄开,星桥横过鹊飞回。争将世上无期别,换得年年一度来。”则确是“皆作会别可怜之语”的。而牛郎、织女命名的本旨,是“织女,衣之源也;牵牛,食之本也,在天星为最贵”,而唐人诗又确是“失其本旨”了,所以他特地在家书中要家中人明此理后身体力行,在“重农夫”上,“勤谨”而不准“荡轶”上告诫兄弟子侄辈,从具体行为上强化前述“靠田园长子孙气象”。
最后再从田产设置上嘱咐既要使全家有所恃,又不能贪求过多,占人产业,并将结束语落实在“我自做我家事”六字上。
作为“家书”,本是随意写来,意行则行,意止则止,不必花梢,多饰语。这通家书即平实而生动,真挚恳切之极,而文字却又行云流水,自然吞吐,然而绝不散漫,在“意”的缕析上,犹如茧裹而紧圆,脉理清晰。
该诗借歌咏横波亭,热烈地赞颂了移剌粘合守土安民的功绩,希望移剌粘合为国效劳,收复被蒙古军侵占的西北国土。全诗气魄宏伟,格调高昂。
首联紧扣正题,从横波亭的雄峻落笔,描绘亭的高耸特立和非凡气势。“亭”前着一“孤”字,显示其独立不群;“亭”后着“突兀”二字,以状其高耸特出;再加“插飞流”三字,更着重突现这横波亭凌空横出的雄姿。河至海口,流速已是徐缓,诗人却在“流”前加一“飞”字,这就使凌空飞架的横波亭更有傲岸飞动之势。“气压元龙百尺楼”,是对横波亭豪雄气势的赞赏。陈登曾为官徐州,所以诗人借此典故与横波亭比较,进一步衬托了横波亭的高峻,而且赋予其志向旷远,超凡脱俗的色彩。在这一联中诗人巧用一“插”一“压”,使语意分外挺健。“插”字在状态中显其奇崛,“压”字在比照中显其气势,真可谓一字千钧,境界全出。
颔联接写横波亭周围环境之美。“万里风涛接瀛海”承“孤亭”句,从空间的角度着笔,实写横波亭凭高临远,可望见“飞流”奔人海口,与驱挟万里风涛的瀛海相接,写得气象壮阔,意境高远;“千年豪杰壮山丘”接“气压”句,从时间的角度着笔,虚写地处古徐州的横波亭周围山丘之壮美。山川环境陶冶着人的性格,人的杰出事迹亦在丰富着山川环境的人文内涵。人因境胜,境因人胜,地灵人杰,互为因果。千百年来,像陈登这样的豪杰在这兵家必争之地的徐州出了不知有多少个,他们的丰功伟绩、豪气壮志,使这里的山丘更为壮丽。此二句从大处着笔,虚实相应,把地理胜概与人文精神糅合在“万里”“千年”的时空结构中,营构成气势壮阔、豪气激烈的雄浑意境。这两句白描式的抒情,境界开阔,意气高扬,显示了青年诗人的豪情壮志。
颈联转写萧瑟秋景。“疏星澹月鱼龙夜”写虚静寂寞之境。夜静江平,鱼龙潜藏,有静中寓动之象。前加“疏星淡月”四字,又给诗境增加了凄迷空旷、寂寞难安的色彩。“老木清霜鸿雁秋”写深秋的清旷之境。“木”前着一“老”字,从视觉的角度写败叶凋零,枝权秃兀的景象;“霜”前着一“清”字,从感觉的角度写出白霜的寒气凛冽。“鸿雁秋”三字,又从视觉和听觉的角度,写出北雁南飞,哀声阵阵的情景。诗人选取了三种典型意象,营构成凄清高旷的意境,它既由鸿雁南来的凄厉哀鸣引发出如今黄河以北大半河山惨遭蒙古铁蹄蹂躏、广大人民水深火热的联想,又以凄清高旷的情境为末联的登高望西北铺开了广泛的视野。这一联写得激越苍凉,意象雄浑,象中之意,跃然欲出。
尾联“倚剑长歌一杯酒,浮云西北是神州”,这是全诗的落脚点,诗人主旨尽在于此。味“倚剑”二字,其主人翁当指移剌粘合,地点仍是横波亭。古诗有“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之语,认为“邪臣之蔽贤,犹浮云之障日月也”。诗人以“浮云西北”象喻河朔半壁河山惨淡无光。诗人想像在这种背景下,移剌粘合及其幕僚们登上横波亭,怅望浮云低压的西北方向,杯酒慷慨,倚剑长歌的情态,对他们寄寓了同仇敌忾、收复失地的深切希望。这一联沉郁悲壮,忧国之情,溢于笔端。
金哀宗自中都(今北京市)迁都南京(今河南开封市)后,面对国势日蹙、国土日缩的残局,不思集中全力对付蒙古这一强敌,而是对南宋屡开边衅,形成腹背受敌的困境。对此当时的有识之士深以为忌。元好问在《内相文献杨公神道碑铭》曾载杨云翼力谏阻伐宋事,于此可见诗人对时局的见识。诗人的这种卓见远虑早已成熟于胸,遇到切合点,便喷涌而出了,故而收到了沉雄高浑的艺术效果。
诗题中的正题与副题的关系,继承了唐孟浩然《洞庭湖·赠张丞相》,朱庆馀《闺意·呈张水部》的体式,皆明言此而暗喻彼,言在此而意在彼。此诗即是明写横波亭,暗喻移剌粘合,以横波亭的高峻特立,来赞誉移剌粘合的功高望重,在热烈的赞誉中寄寓了诗人对移剌粘合收复故土的热切希冀。
全词通过一个歌者年老色衰遭遗弃的悲惨命运,道出封建社会千千万万被玩弄、遭遗弃的歌女艺妓的共同心声。
上片通过描写红歌女年轻时的盛况,反衬出年老的失意。
“家住西秦,赌博艺随身。”是歌女的语气自信而又自负。“家住西秦”是写实,因为下面有“数年来往咸京道”的句子,歌女当是住陕西附近。“赌”是比赛竞争之意。这两句是歌女述说自己的出身,自言具有多种浪漫的艺术技能,敢和人比赛竞争。
“花柳上,斗尖新。偶学念奴声调,有时高遏行云”,仍然是歌女十分自负的口气。“花柳上,斗尖新”之“花柳”代指一切歌舞艺术才能技巧。“斗”,仍是竞赛之意。“尖”,是高处,是过人之处。“新”,不是陈陈相因的旧套。合起来,这是歌女说自己多种艺术才能上敢和大家竞赛,并且比别人高超,新颖独创,绝不流俗。
“偶学念奴声调,有时高遏行云”,是具体形象地夸述自己的才能如何。“偶”,有随便之意。“念奴”是唐天宝年间有名的歌女。词中歌女似乎自豪地诉说:我偶尔随便一唱当年念奴曾经唱过的歌,能让天上的行云停住,听我歌唱,足见我唱得有多么美,多么动听。“高遏行云”,语出《列子·汤问》,说古有歌者秦青“抚节悲歌,声振林木,响遏行云”。这几句,当是失意时回忆当年得意情事所言,所以,每一句自负的话后面,都有一种反衬中的失意悲慨。自负的口气,实是自负的不平。
“蜀锦缠头无数,不负辛勤”,写当年得意之时,歌声一发,令众人倾倒,博得赏赐无数,不辜负自己多年的辛劳。“蜀锦”,是四川的丝织品,当时很名贵,古时歌女多以锦缠头,因借“缠头”之名指称赠与她们的财帛。
下片描写歌女年老色衰后所遭逢的冷遇,抒发词人对她的无限同情。
“数年来往咸京道,残杯冷炙漫消魂”,是失意后凄凉冷落境遇的写照。从词里的“西秦”、“咸京道”地点上看,当是晏殊被贬知永兴时,慨叹自己的不平境遇而作的。可见作者这首词确有“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之寓意。这首词的整个口吻都寄托着感慨。“残杯冷炙”语本杜甫《赠韦左丞》诗:“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残怀与冷炙,到处潜悲辛”,此处写歌女境遇如此可悲,令人“消魂”。
“衷肠事,托何人?”歌者因为封建社会女子没有独立的地位,盼望能找一个可以终生相托的人,盼望找到一个足以托身的所,可以安身立命,终生为之奉献而不改变。“衷肠事”,是指内心的事,这里是指终生相托的大事。
“若有知音见采,不辞徧唱阳春”,仍是以歌女的口气自述:假如有一个知我心的人“见采”(“采”,选择、接纳),那么我将唱尽高雅美好的《阳春白雪》的曲子,把一切最美好的东西都奉献给他。这虽然是一个歌女的口吻,但又体现了一个中国旧知识分子、封建士大夫的报国之情。这里的“若有知音见采”之“若有”是实无,也就是悲叹找不到知音。
“一曲当筵落泪,重掩罗巾”了。可以想象得出,这个歌女酒筵前唱歌,想起当年得意之时的满堂彩声,眼下却这样凄清冷落,不禁当即流下了眼泪。而当时这个筵席前,作者由歌女之悲哀,引起了自身遭贬受逐,客居外乡的悲伤。晏殊所托喻的是歌女,而歌女内心即使有悲哀,眼中有泪水,也要“重掩罗巾”,不能让人看到。“重掩”,是屡次流泪,屡次擦干。每次感到悲哀,都要强作笑颜,其悲哀就更为深重了。
这首词在《珠玉词》中是别具一格的。从思想内容看,它一反以往流连酒歌的生活、相思离别的闲愁、风花雪月的吟咏,而是反映了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歌女的不幸命运,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从作品的风格来说,也一反以往的雍容华贵、闲雅圆融,而变得激越悲凉。这一转变或许与作者罢相知外郡的境遇有关,虽则词中没有象自居易的《琵琶行》明写“坐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但读者仍可以看出作者借歌女之酒杯浇自己块垒的寓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