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仁因反对宦官刘瑾专权，遭谪边多年。刘瑾败后，官至兵部尚书。但其安邦定国大志终不得伸展，心中自然苦闷，故有夜不入眠，寻幽解闷之举。《龙潭夜坐》便是此种心境的写照。
“何处花香入夜清，石林茅屋隔溪声。”首联写“花香”、“溪声”引动诗人游兴。此处开篇点题，扣住“夜坐”落笔，先从嗅觉、听觉写起，“花香”扑鼻而不知所自，“溪声”充耳却隔着石林茅屋。夜深人静，“花香”、“溪声”自然格外清晰，但又都笼罩在夜色朦胧之中，让人感知得到，而捉摸不着，充满神奇的力量，令人向往，激发了诗人的游兴。
“幽人月出每孤往，栖鸟山空时一鸣。”此联写诗人月夜独游。诗人这里自称幽人。明月当空，诗人踏着月光，在龙潭附近夜游。四周一片幽静，唯有山中栖息的鸟儿不时发出鸣叫。这里，诗人意在表现月夜的孤寂空廓，但不从寂静无声上用力，而是特意地写了声响，以反衬周围环境的空旷幽邃，达到“鸟鸣山更幽”的艺术效果，使自然界充满生命的意趣。
“草露不辞芒屦湿，松风偏与葛衣轻。”这一联写诗人徜徉在大自然中的轻松快慰的心境，颇似陶渊明的田园归隐情调。诗人踏着“草露”，迎着“松风”，不怕草鞋打湿，任凭风吹衣飘，虽有露冷风凉之感，但诗人向往归隐生活，一派隐逸风情跃然纸上。
“临流欲写猗兰意，江北江南无限情。”尾联抒发生不逢时的感慨和对大江南北壮丽风光的热爱。孔子在《古琴操》中有《猗兰操》，哀伤生不逢时。王守仁在平定宁王朱宸濠之乱后，因小人陷害，以功成罪。作此诗时，正是他伤不逢时的时候，所以借《猗兰操》琴曲名来抒发心中的烦忧。但正当他面对大江，想要发泄不满时，大江南北的壮丽山河，又使他抑郁的心情豁然开朗，足见诗人的胸怀是坦荡豁达的。
全诗写龙潭夜景，一片清幽，含蓄委婉地抒发了诗人厌倦世俗官场，眷然归与的思想感情。
这是一首题画诗。作者借鹰言志，通过描绘画中雄鹰的威猛姿态和飞动的神情，以及搏击的激情，“曲尽其妙”（《瀛奎律髓》），从而表现了作者青年时代昂扬奋发的心志和鄙视平庸的性情。
全诗共八句，可分三层意思：一、二两句为第一层，点明题目。起用惊讶的口气：说是洁白的画绢上，突然腾起了一片风霜肃杀之气，这种肃杀之气，第二句随即点明：原来是矫健不凡的画鹰仿佛挟风带霜而起，极赞绘画的特殊技巧所产生的艺术效果。这首诗起笔是倒插法。杜甫《姜楚公画角鹰歌》的起笔说：“楚公画鹰鹰戴角，杀气森森到幽朔。”先从画鹰之人所画的角鹰写起，然后描写出画面上所产生的肃杀之气，这是正起。而此诗则先写“素练风霜起”，然后再点明“画鹰”，所以叫作倒插法。这种手法，一起笔就有力地刻画出画鹰的气势，吸引着读者。杜甫的题画诗善用此种手法，如《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的起笔说：“堂上不合生枫树，怪底江山起烟雾。”《画鹘行》的起笔说：“高堂见生鹘，飒爽动秋骨。”《奉观严郑公厅事岷山沱江画图十韵》的起笔说：“沱水临中座，岷山到北堂。”这些起笔诗句都能起到先声夺人的艺术效果。
中间四句为第二层，描写画面上苍鹰的神态，是正面文章。颔联两句是说苍鹰的眼睛和猢狲的眼睛相似，耸起身子的样子，好像是在想攫取狡猾的兔子似的，从而刻画出苍鹰搏击前的动作及其心理状态，是传神之笔，把画鹰一下子写活了，宛如真鹰。颈联两句是说系着金属圆轴的苍鹰，光彩照人，只要把丝绳解掉，即可展翅飞翔；悬挂在轩楹上的画鹰，神采飞动，气雄万夫，好像呼之即出，去追逐狡兔，从而描写出画鹰跃跃欲试的气势。作者用真鹰来作比拟，以这两联诗句，把画鹰描写得栩栩如生。
以上这两联中，“思”与“似”、“擿”与“呼”两对词，把画鹰刻画得极为传神。“思”写其动态，“似”写其静态，“擿”写其情态，“呼”写其神态。诗人用字精工，颇见匠心。通过这些富有表现力的字眼，把画鹰描写得同真鹰一样。是真鹰，还是画鹰，几难分辨。但从“堪”与“可”这两个推论之词来玩味，毕竟仍是画鹰。
最后两句进到第三层，承上收结，直把画鹰当成真鹰，寄托着作者的思想。“何当”含有希幸之意，就是希望画鹰能够变成真鹰，奋飞碧霄去搏击凡鸟。“毛血”句，见班固《西都赋》：“风毛雨血，洒野蔽天。”至于“凡鸟”，张上若说：“天下事皆庸人误之，末有深意。”这是把“凡鸟”喻为误国的庸人，似有锄恶之意。由此看来，此诗借咏《画鹰》以表现作者嫉恶如仇之心，奋发向上之志。作者在《杨监又出画鹰十二扇》一诗的结尾，同样寄寓着他自己的感慨：“为君除狡兔，会是翻鞲上。”
总起来看，这首诗起笔突兀，先勾勒出画鹰的气势，从“画作殊”兴起中间两联对画鹰神态的具体描绘，而又从“势可呼”顺势转入收结，寄托着作者的思想，揭示主题。
这是一首思妇念远之小令。词人将时间集中在一个清秋之夜，将环境集中于一所闺房之内。在以内环境描写人物心态时，又以外环境进行氛围的渲染，从而使人物的情绪得到更加充分的显现。
上阕前二句就是内环境与外环境结合交融的成功范例：“回廊远砌生秋草”，这是闺房以外的外环境描写，此句不仅点明闺房所在的环境和闺中人思的时间，而且为下句“梦魂千里青门道”铺排了一个出发点和经由路：闺房中思妇的梦魂正是由此飞向千里青门之外，“青门”当为所思之人的所在地，这是一个更为遥远的外环境，但它只不过是出现于思妇梦魂中的一个虚象，实际仍包含于词中的规定情境——内环境之中。下面两句：“鹦鹉怨长更，碧笼金锁横。”即是内环境的具体展现：闺房中锁在碧笼中的鹦鹉正在怨诉着秋夜的漫长，难待天明。“更”读若“耕”。古时以更漏计时，秋日昼短夜长，故曰“长更”。鹦鹉以金锁锁在碧笼中，点出闺中人富贵高雅的身分。此二句的高妙之处不特在于它以细节的典型性，表现了内环境的特征和人物的社会地位，更在于它是一个非常准确、巧妙的象征，女主人公正像一只被金锁锁在碧笼中的鹦鹉。她虽然过的是锦衣玉食的生活，却没有自由、没有幸福。“鹦鹉怨长更”更是女主人公心境的表达，夜长夜短对于鹦鹉来说是无谓的，只有具有主体意识的万物之灵——人，才会有夜长难耐的感触，“怨长更”三字确切地表现了一个耿耿不寐的夜思者的心境，这主要不是指对自然时间的感觉，而是写出了人物心理的感觉即心理时间的漫长。
下阕依然是内外环境结合得天衣无缝的典范之笔。“罗帏中夜起”紧承上阕后二句而来，依然是内环境的继续展现，由于鹦鹉的怨音惊醒了女主人公来往于青门道上的梦魂，而揽衣起坐，依帏而立。她向外一望：窗外月光清澈如水，圆圆的玉露变成细碎的霜花，霜花与月光互相辉映，益发皎洁耀眼。“玉露不成圆”，此句最妙，它把自露为霜的微妙变化尽现于笔端。“霜月”二句写的是外环境，而这正是从内环境的视点中展现出来，因而显得内外交融浑然一体，孰内孰外以至使人无法区分。“宝筝悲断弦”则又由外环境的描写转入内环境的刻画：女主人公清宵不寐，愁绪无法排解，便坐到宝筝前抚弦以自遣，然而弹奏未几，琴弦就嗄然而断。弄筝而弦断乃心有郁结情绪不宁所致，又是不祥不吉的象征。因而她的心情变得更加悲凄欲绝，如同断弦一样纷乱而又空寂。
阙题即缺题。殷璠《河岳英灵集》辑录此诗时便没有题目，后人因以“阙题”名之。此诗描绘的是通向一座深山别墅沿途的幽美环境，它不是写诗人自己山居的闲适，而是写友人山中隐居的幽趣。全诗清新自然，婉转流畅，按空间顺序写来，由远及近，从外向里而行，余韵萦绕，有一种异乎寻常的艺术魅力。
此诗一开头就写进入深山的情景。“道由白云尽”，是说通向别墅的路是从白云尽处开始的，可见这里地势相当高峻。这样开头，便已藏过前面爬山一大段文字，省掉了许多拖沓。同时，它暗示诗人已是走在通向别墅的路上，离别墅并不太远了。
“春与青溪长”，伴随山路有一道曲折的溪水，其时正当春暖花开，山路悠长，溪水也悠长，而一路的春色又与溪水同其悠长。为什么春色也会“悠长”呢？因为沿着青溪一路走，一路上都看到繁花盛草，真是无尽春色源源而来。青溪行不尽，春色也就看不尽，似乎春色也是悠长的了。
三、四两句紧接上文，细写青溪和春色，透露了诗人自己的喜悦之情。“时有落花至，远随流水香”这二句，要特别注意“随”字。它赋予落花以人的动作，又暗示诗人也正在行动之中，从中可以体味出诗人遥想青溪上游花在春光中静静绽放的景象。此时，水面上漂浮着花瓣，流水也散发出香气。芬芳的落花随着流水远远而来，又随着流水远远而去，诗人完全被青溪春色吸引住了。他悠然自适，丝毫没有“流水落花春去也”的感伤情调。他沿着青溪远远地走了一段路，还是不时地看到落花飘洒在青溪中，于是不期而然地感觉到流水也是香的了。
总括上面四句：开头是用粗略的笔墨写出山路和溪流，往下就用细笔来特写青溪，仿佛是把镜头里的景物从远处拉到眼前，让读者也看得清清楚楚，甚至还可以闻到花香水香。
一路行走，一路观赏，别墅终于出现在眼前。抬头一看，“闲门向山路”。这里是没有多少人来打扰的，所以门也成了“闲门”。主人分明爱好观山，所以门又向山路而设。进门一看，院子里种了许多柳树，长条飘拂，主人的读书堂就深藏在柳影之中。原来这位主人是在山中专心致志研究学问的。
写到这里，诗人从登山到进门的一路经历，都曲曲折折地描述下来了。但他不过把几件景物摄进镜头，并没有叙述经过，仅仅给你以几种不同的变化着的形象。
结末两句，诗人仍然只就别墅的光景来描写。“幽映每白日，清辉照衣裳。”这里的“每”作“虽然”讲。因为山深林密，所以虽然在白天里，也有一片清幽的光亮散落在衣裳上面。那环境的安谧，气候的舒适，真是专志读书的最好地方了。诗到这里，戛然而止，给读者留下了思索余地，更增加了诗的韵味。
全诗都用景语织成，没有一句直接抒情，然而情韵盈然，意境幽美。
这首诗从题目看，该诗似乎是由读《封建论》引发诗兴的，然而诗中的主要观点交锋，则是聚焦在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中论列的儒家、法家及法家代表人物秦始皇的是非问题上。诗首联即明确涉及秦始皇及其“焚书坑儒”举动。郭沫若之“骂”，简而言之，既包括非议、斥责、抨击其“苛政”及其“苛政”中的“焚坑”之举，也包括过分否定秦始皇的历史功绩。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认为，秦始皇是不顺应向“封建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的，是“站在奴隶主的立场”搞奴隶制暴政的人物，而“焚书坑儒”即其暴政中的暴行之一。
“焚坑”是“过”是“罪”，还是非“过”非“罪”，对此历来众说不一，或将之作为“苛政暴政”之证据，或视之为对付和打击“奴隶制复辟势力”的有力措施。毛泽东在诗句中是选用褒义词“事业”来状写它的，在毛泽东的观念里，“焚坑”是服从维护秦始皇开创的“大一统”之“事业”的，是与其“统一中原”的伟业相关的，是维护其“统一基业”“统一大业”的一种措施和手段。既然连“焚坑”都无须过分责备，那么不言而喻，秦始皇的其他政治举措就更无须责备了。因此毛泽东既诚恳又严肃地奉劝郭沫若：对秦始皇应当“少骂”，你对“焚坑”所持的“暴行说”是需要“商量”的。换言之，即对秦始皇的历史功业应多肯定，少否定，多否定甚至根本否定的观点是不对的。诗题特意用了“呈郭老”三字，接着首联又用了“劝”字、“君”字和“商量”二字，使这首“论战”诗一起笔就带有彼此商榷和探讨有关中国历史人物的看法之和睦融洽的氛围，有助于消解对方的心理压力和自危心态。
该诗的首联着意于历史性、肯定性地评价秦始皇及其下令实行的“焚书坑儒”举动有利于维护秦王朝“统一大业”的合理性；颔联则着意于在特定的历史范围内及相互对比中，肯定秦始皇创立“大一统”的秦朝的历史功绩远胜于只讲“空话”而无政治实践成果的孔丘。颔联出句是与颔联对句的“孔学”强烈对比着的。毛泽东在这里是认为，被学界一部分人评价得过高的“孔学”，其实如同无多大价值的“秕糠”一样。看战国时代的历史实践检验的结果：秦始皇以统一战争消灭了割据的诸侯国而破天荒第一次建立了“大一统”的秦王朝，可孔丘的那些学说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变革”“历史飞跃”的政治实践中却无法实施、几无所用，这岂非如同无多大价值的“秕糠”。毛诗领联该是主要置于“战国时代”的特定历史范围之内而言的，因而“秕糠”之说该是有其真实性及合理性的。
如果说，颔联是从特定的“战国时代”的视角来评说，那么颈联则主要是从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的视角来评说，它进一步把秦始皇和秦王朝置于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予以肯定性评价。郭沫若学识渊博，才华横溢，其书对先秦社会历史及当时诸流派的诸多人物等，做了研究和评说，当年曾被学界誉为“颇多创见”之著述。毛泽东对郭沫若的诸多学术成果历来是十分赞赏的，如郭沫若于1944年发表的总结明末李自成起义军最终失败的历史经验教训的《甲申三百年祭》，就曾得到毛泽东的赞赏和使用；又如郭沫若在《奴隶制时代》等著作中提出的中国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的分期在春秋、战国之交的论断，毛也表示赞成。而对“十批”，为何毛则笼统地断言“不是好文章”。就毛泽东历来就不赞成“崇儒反法”的观点以及此诗之主旨而言，主要是因为“十批”否定秦始皇、肯定孔丘学说的崇儒抑法的基本观点，与毛泽东的观点相悖。毛泽东认为：“十批”中批判“秦王政”，可是“百代都行秦政法”。总之，颈联着意于肯定秦始皇开创的中央集权的行政统治体制的重要历史进步作用及其深远的历史影响，并认为与此相悖的观点是不对的。由于“十批”只“骂”（否定）秦始皇而未充分肯定秦始皇的历史功绩，因此是不能称为“好文章”的。
尾联“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在前三联的历史性和肯定性评价秦始皇的基础上，尾联着意指出：对秦始皇的历史功业，远在唐代的柳宗元早就肯定过，今人千万别不及柳子厚而持历史倒退观点。柳子厚论说文代表作之一是尖锐抨击苛政的《捕蛇者说》，毛泽东则特别看重他的《封建论》，并且奉劝郭沫若要“熟读”（反复阅读、深思、领会）柳宗元的《封建论》，因为毛泽东认为，此政论文涉及的废“分封”、削“藩镇”、实行和加强中央集权与统一的“郡县制”的行政体制的主张和本质精神是对的。“莫从子厚返文王”，意译之即：不要从柳子厚否定“分封制”和主张废“分封”的观点，又退回到肯定搞“分封”的周文王时代的观点上去。所谓“分封制”，即君王把土地分封给宗室和功臣，让他们分别在分封的土地上建立由君主统辖的“诸侯国”，其结果往往是形成诸侯割据的四分五裂的局面。毛泽东在这里是认为，连唐人柳宗元都不否定秦始皇首废“封建制”（分封制）和首立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的历史功绩，都反对“分封制”而主张顺应历史发展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难道今人尚不及古人。其实质是认定：历史是不会走回头路的；同时奉劝郭沫若也要熟知和接受此番道理和此种观点，不要持“历史倒退”的观点。
此诗写的是历史题材，涉及中国古代史上的重要事件及人物，可属咏史诗。虽然不能断定此诗与毛泽东在当年特殊背景下的“政治运动”思维毫无关联，但从诗句本身来看，如何评判秦始皇的历史功业，应是它的主旨所在。此诗内含丰富，无渊博、扎实的史学功底，难以创作出如此之诗，应视为造就、构成毛诗的“史诗性”的重要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