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家傲·五月榴花妖艳烘》是宋代欧阳修的一首词。
上片写端午节的风俗。用“榴花”“杨柳”“角粽”等端午节的标志性景象,表明了人们在端午节的喜悦之情。
下片写端午节人们的沐浴更衣,饮下雄黄酒驱邪的风俗。后面紧接着抒情,抒发了一种离愁别绪的青丝。
欧阳修《渔家傲》写的闺中女子,给读者留下了想像的空间:享用粽子后,未出阁的姑娘,在家休息,梦醒后想出外踏青而去。抒发了闺中女子的情思。
译文及注释
译文
五月是石榴花开的季节,杨柳被细雨润湿,枝叶低低沉沉地垂着。人们用五彩的丝线包扎多角形的粽子,煮熟了盛进镀金的盘子里,送给闺中女子。
这一天正是端午,人们沐浴更衣,想祛除身上的污垢和秽气,举杯饮下雄黄酒以驱邪避害。不时的,窗外树丛中黄鹂鸟儿鸣唱声,打破闺中的宁静,打破了那纱窗后手持双凤绢扇的睡眼惺忪的女子的美梦。
注释
妖艳:红艳似火。
生绡:未漂煮过的丝织品。古时多用以作画,因亦以指画卷。
浴兰:见浴兰汤。
惊破:打破。
欧阳修(1007年8月6日 -1072年9月8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以进士及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其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 ▶ 1168篇诗文
此诗意在“感叹”孔子的际遇。全诗以疑问入笔,表现出作者于孔子神像前谦恭行礼,心中感慨万千,口内喃喃自语的情状。作者着笔于“叹”“嗟”“伤”“怨”,写出了对己对孔子虽“叹”实“赞”之情,立意集于以“叹”代“赞”,既表达了自己对孔子一生郁郁不得志的叹息之情,又赞扬了孔子“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超凡脱俗的用世精神,发人深省。
此诗用典极多。首联“夫子何为者?栖栖一代中”即出自《论语·宪问》:“微生亩问孔子曰:‘丘何为是栖栖者欤?无乃为佞乎?’孔子曰:‘非敢为佞,疾固也。’”此句本是孔子的愤懑之言,孔子自称忙忙碌碌,并非逞口舌之长,只是痛恨世人顽固不化,才著书立说,教化世人。作者化用此典故,抒发了自己的无限感慨,像孔子这样的大圣人,虽终其一生于诸侯之间,劳碌不停,但最终也未能实现自己的理想,这是非常悲哀的一件事。作者的同情之心,一览无余。另一方面,孔子一生奔波劳苦,为的却是天下的苍生,虽屡遭误解,仍孜孜以求,这又是无比可敬的。因此这一句诗便高度概括了孔子一生的功绩和高贵品质,也表达了作者对孔子的景仰和钦服。
颔联承接上句,依旧是引用典故,赞叹了孔子的旧居,孔安国《尚书序》载:“鲁恭王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居,升堂闻金石丝竹之声,乃不坏宅。”写帝王诸侯想要扩建宫殿,也不敢妄动孔子的故居。表明孔子的功绩即便贵为王侯也望尘莫及,旨在高度评价孔子的尊崇地位。这里诗人借用此典故以孔子的旧邑故居因为其主人的威望,得以保存至今日,意在侧面说明孔子受后世万民的敬仰,故居尚且如此,何况孔子本人。含蓄、婉转地表达了自己对孔子的敬重之情。同时,在这里,诗人委婉地把帝王举止和孔子功绩结合起来,暗示读者自己也希望入孔子般,承载万民兴衰于双肩。
颈联是孔子的自伤之词,也是借用典故,借孔子自叹命运不济,生不逢时,政治理想难以实现,真实再现了孔子当年孤寂,凄凉的心境。《论语·子罕》中载:“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传说凤凰现身,河洛图出,是象征圣王出世的瑞兆,然而孔子生逢春秋乱世,刀兵四起。诸侯们只关心自己的领土、霸权、兵力,没有肯行仁义的圣王,因此孔子自叹儒学之道没有用武之地,而自己这些致力于推行德政的人也如那只被愚人猎捕的麒麟一般,早晚要被这个穷兵黜武的时代所绞杀。“嗟身否”感怀身世,“伤麟怨”则叹息王道难行。这些都足以唤起了人们对孔子的深深同情和深切的感慨。也表明作者决意推行仁政,以告慰孔子泉下亡灵。
尾联既是孔子“昨日”的梦想,也是“今日”的现实,当然也可以理解为作者一直都有拜祭孔子灵位的梦想,终得实现。“两楹奠”出自《礼记·檀弓上》,本表示出祭奠礼仪的隆重与庄严,用于此,更意为后世对孔子的万分敬重,末句“与梦时同”又完全符合孔子生前梦见自己死后,灵柩停放在两楹之间的梦境。孔子不求生前得到大家的认同,只希望在自己死后,儒学能够得到弘扬,王道能够被人主推行,而今梦想成真,也算是对孔子辗转一生的弥补吧。诗人举目仰望,孔子的塑像正端坐在殿堂前的两楹之间,受人祭拜。作者满怀慰藉之情,祭拜于孔子的灵前,不论是叹惜、感伤,还是哀怨都深深地融入到了对孔子的“赞”中,以“与梦同”表达了自己对孔子梦想终于实现的欣慰之情,也表达了诗人对孔子的“明之其不可为而为之”这一用世精神终被广大人民所接受的肯定。
这首诗追述了孔子一生郁郁不得志的悲惨遭遇,反映了孔子令人悲叹的命运。为实现“郁郁乎文哉”的理想社会,孔子一生碌碌奔波,结果却无处安身,甚至被困陈蔡,险些丧命。但孔子始终没有背叛自己的道德信仰。纵使明知凤图难出,王道难行,明知自己必将如麒麟般惨遭捕杀,也要坚守道德的崇高,只为将来自己的仁义思想能够大行于天下,为苍生谋福,也就在所不惜。既表达了自己对孔子的深切同情,又赞美和褒扬了孔子。结合史料可知,唐玄宗对儒学确实非常推崇,因而他对这位儒学创始人的感情也是真实而深挚的。正是因为作者能把自己的崇敬融入到孔子的深致悼念中,才使得这首诗读来深切质朴,令人信服。
就艺术形式来看,这首诗句句用典颇有堆砌典故之嫌,且诗语质朴无华,在遣词造句上也并无推陈出新之处,算不上是上乘之作,但此诗所反映出的思想和胸襟在历代帝王之作中并不多见。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另外,悼念孔子所选择的视角十分准确也是一大成功之处。孔子一生生活复杂坎坷,此诗只选择他的栖遑不遇的一面,简单几言,就概括了孔子一生的大事。首两句是叹惜,三、四句是叹美,五、六句是再叹惜,后两句再叹美。全诗命意构思,严正得体。比及一般的咏叹之诗,颇显境界之大,立意之深。
据《旧唐书·音乐志》和陈代释智匠《古今乐录》等史籍记载,《莫愁乐》产生的原因大致是这样的:在石城(当时竟陵郡郡治所在地,竟陵即今湖北省钟祥县城)西面有位女子善歌《石城乐》,因《石城乐》的和声是“妾莫愁”,所以人们就把这位歌女叫做“莫愁”,而且改创(也许就是这位莫愁自己改创)一种新的变曲来配合她的歌唱,这个变曲就是《莫愁乐》。
“莫愁在何处?莫愁石城西。”首二句,小伙子并不是不知道莫愁居住的地方,这里却明知而故问,自问而自答,显然出自对女方的神秘感。或许这是他们的第一次约会吧,或许担心莫愁的家长从中阻拦吧,反正他正踮着脚跟,忐忑不安地眺望着石城西畔,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莫愁会不会如约赴会?
“艇子打两桨,催送莫愁来。”正在着急的时候,终于看到莫愁乘着小艇,正朝着他轻快地划过来。从字面上看,这二句是写莫愁的活动,但小伙子轻松、畅快的心情却已跃然纸上。这种效果,乍看无一字写内心活动,其实却把诗人不可抑制的喜悦心情活脱脱地端将出来。有几处词语值得注意。“艇子”,言船小而轻;“打两桨”,是说双桨在水面上划动。船既小,又两桨齐划,正如鸟添双翼,必行驶如飞。因此下句用“催送”,以壮小艇划行之快。前三句似乎与主人公无关,最后一句的“来”字,才点出主人公与莫愁的关系,且流露出主人公心情之喜悦。
这首小诗,四句用了三个“莫愁”,而且前二句句式也相同,这种重复歌唱的手法,正是民歌的基本特点之一。全诗抒情之中夹有叙事,语言朴实、简洁、准确、欢快,且富有动感,是南朝乐府民歌中一首优秀的代表作。
本文是王鏊在明世宗即位后,所作的一篇答谢世宗慰问的奏疏。本文尖锐地指出上下间隔不通的危害,切中时弊。然而,他提出的恢复内朝亲政的办法没有被采纳。武宗以后,皇帝吏加亲信宦官,政治更加腐败,明朝终于走向灭亡的道路。
文章的中心论点在于“亲政”二字,亲政即皇帝亲自处理朝政之意,在文中表述为“远法圣祖,近法孝宗,尽刬近世壅隔之弊”,即要他仿效古今圣贤,亲自处理政事,并与大臣商议,沟通上下意见。王鏊所论是有鉴于明朝自英宗以来,皇帝很少亲身过问政事,致使大权旁落宦官的政治现实,由此反映出王鏊的政治远见。在文章写作上,作者善于引经据典,对古代内朝制度与亲政之关系能条分缕析,对现实政治有劝惩,对世宗皇帝的颂扬中寄寓期望,内容十分充实,态度十分鲜明,议论也十分允当,语言的质朴反映出作者务实的政治作风。
文章开头,作者先引用了《易经》中泰卦和否卦中的两句话。泰卦中说:“上下交而其志同。”否卦中说:“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一是好卦,一是坏卦,它从正反两方面说明君臣之间应互相交流情况和感情,否则国将不国。《易》是历代为人尊崇的儒家经典之一,因此它里面的话自然就具有无可辩驳的力量。作者以它来立论首先就站稳了脚跟,为下面的深入论述打下了基础。
第二段,作者指出当今朝政“上下不交”的弊病。文章承接上段先说:“交则泰,不交则否,自古皆然。”然后转入“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这一论题以警策当今。作者指出当今君臣之间只是靠臣子的奏章和皇上的批示来互相联系,靠法令和章程相互维持罢了。虽然“国家常朝于奉天门,未尝一日废,可谓勤矣。”但是这种朝见,只有文武官员排行就列的仪式作用,不过是显示皇帝的尊严,并不治理、商讨政事。再加上“堂陛悬绝,威仪赫奕,御史纠仪,鸿胪举不如法,通政司引奏,上特视之,”而臣子只能是“谢恩见辞,惴惴而退。”像这样只能让人觉得“堂上远于万里”,而不能使“上之情达于下,下之情达于上”。
针对当今朝政的弊端,作者在第三段明确地提出“愚以为欲上下之交,莫若复古内朝之法。”这一建议可谓是全篇的纲。恢复内朝制度的原因在于它有利于君臣共同议政。为此,作者列举了历史各主要朝代设朝制度。虽然它们设朝的名称不尽相同,如周朝设“正朝”、“治朝”、“内朝”;汉朝设“中朝”、“外朝”;唐朝设“承天门”、“太极门”、“两仪殿”;宋朝设“文德殿”、“垂拱殿”、“大庆殿”、“集英殿”、“祟政殿”等,但都是摹拟天上的三垣即“太微垣、天市垣、紫微垣”而分为“正朝、外朝、内朝”三大类。这是自古传下来的顺应天意的做法。“正朝、外朝”一般都是皇帝接受宫廷大臣及外国使节朝拜的,并以此来正上下的名分,而“内朝”则是皇帝亲自处理政事,并以此来沟通君臣意见及感情的。在这段,作者还引用了儒家经典之一的《礼记》中的《玉藻》篇中“君日出而视朝,退适路寝听政”的话来证明这一事实,使前朝皇帝设内朝亲政的做法不容置疑。
古代设朝明确,上下相交,朝政得以清明,而当今明代却今不如昔。在第四段,作者先通过古今对比,指出当今设朝的不足。明代设有“奉天殿”、“奉天门”,它相当于古代的“正朝”和“外朝”,但却没有设置皇帝独自处理政事的“内朝”。当然,“内朝”的设置与否可能只是个形式。明代前期的皇帝,虽没设“内朝”,但是也在“华盖、谨身、武英”等殿召见大臣,商议国事,也可以说是实行了古代的“内朝”制度。“洪武中,如宋濂、刘基,永乐以来,如杨士奇、杨荣等,日侍左右;大臣蹇义、夏元吉等,常奏对便殿。”所以,当时虽没设“内朝”,但君王亲政,君臣相协,上下之间也并没有阻隔的弊病。但后来,内朝制度没有了,皇帝除在外朝接受朝见外,再没有大臣能进入内殿。因此,上下思想堵塞,国政的弊端积少成多。孝宗朱祐樘晚年曾对此问题深有感慨,虽曾有所改进,但还未见成效便去世了,所以国人对此深为遗恨。
作者在这两段中援引古今设朝事例和《礼记·玉藻》上的记载,又采用了层层对比的手法加以论证剖析。他先是以历代内外朝的典章制度与明代只设外朝而无内朝的做法对比,指明明代设朝的不足。接着,又以明代前期君主虽没有设内朝但还能亲政与当今君主既不设内朝又不亲政的状况相对比,更指明当今君主的不足。最后再写出国人对现状的不满及要求改革时弊的期望,孰是孰非及情况的严重性便一目了然了,从而增加了文章的说服力。
在对历代和明代先帝有关设朝及亲政的情况进行论证的基础上,作者在最后一段便落实到当今皇帝应采取的具体措施上,希望皇帝远一点说效法明太祖、明成祖,近一点说效法明孝宗,彻底铲除现在上下阻隔的弊病。皇上除了平时在外朝朝会之外,应把文华,武英二殿仿作古代的内朝,规定群臣按时入殿与皇上共议大事。皇上也应“虚心而习之,和颜色而道之”。这样“虽深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灿然毕陈于前”。能有外朝制度来端正上下的名分,有内朝制度来沟通远近的情况,就不会有现在的君臣阻隔的弊病。作者最后说:“唐虞之时,明目达聪,嘉言罔伏,野无遗贤,亦不过是而已!”言外之意是只要当今圣上能设内朝亲政,就能取得尧、舜一样的功德。这就为皇上改革弊端鼓舞了信心,指出了光明的前景。
全文语言朴实无华,条分缕析,脉络分明,论证十分周密。为了达到让皇上亲政的目的,作者援引典籍以示有法可循,先以《易经》中的观点为理论根据,再用《礼记》加以证明,接着摆明当今朝政的弊端,然后以历史史实为根据,列举了历代王朝设内朝、皇帝亲政的优良传统,更标举了本朝开国二帝的亲政事迹为范例。从古至今,由远及近,层层道来。叙述之中,作者又采用对比的方法,使人感到当今朝政的弊病确实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最后,作者对皇帝委婉地在揄扬之中加以劝勉,指明纠正朝政时弊的方法、措施,鼓舞皇帝亲政的信心并展示出时弊纠正后的美好前景,极有说服力。
这是一首表达相思和孤寂之情的词作。
整首词前五句都是写景,对那位夜来无眠的愁人形象进行了生动的刻画,通过愁人的耳之所闻,心之所思,身之所感等细节的描写,勾画出他此时的孤寂与无聊意绪。
夏天的衣服想必是较为单薄的,而词人在内悲凉之中,似乎也忘记了更换衣物,就这样穿着单衣来到庭院中。此时此刻,词人唯觉得八中悄然黯淡,左右环顾,看红色的栏杆围绕四同,改言又止之下,只是叹了一句,心中这样的情怀不知有谁知道。纳兰调是含素的,而有时甚至略显晦涩。“心悄悄,红阑绕”,若是有人相伴,则不会到这样孤寂无期的境地, 即使失眠,也能同游庭院中,清设闲话,或仅仅是陪伴也好神。
最后一句写情,将词中所酝酿的愁怨一下子抒发出来,令人动容。
全词通篇都使用了词人最为擅长的白描手法,空灵自然,景情俱到,篇末点旨,但景情俱到。整首词显得格外空灵自然。在篇末,搁下一个或许已不需要回答的问题,将全词孤清寂寞意境推向了顶点。全词表达了词人相思孤寂的情怀。
“雨匀紫菊丛丛色,风弄红蕉叶叶声。”诗的开篇,即写闽中秋景。诗人以极为细腻的笔触,以雨中紫菊的艳丽色彩和风里红蕉的清脆乐音,新鲜生动地写出了南国特点。前句的一个“匀”字,极准确地勾画出雨的细密,雨的轻柔。在那动人的丛丛紫菊前,雨是那样的温情而善解花意,是它,将那大片大片的紫菊之色,浸淫得浓淡均匀,让人赏心悦目;而后句的“弄”字,则以拟人的手法将“风”人格化。闭着眼想想,风吹红蕉,蕉叶声声有韵,这该是怎么的一种情致。这样的一幅声色俱备的图画,是很容易让人陶醉的。
接下来的三、四两句,诗人有意地拓开一笔,将笔触延伸到人们的目力的尽处:“北畔是山南畔海”,诗句看似极为平实,却高度地概括出闽中的地势:北边是山,山道弯弯;南边是海,海浪滔滔。风景美妙得可以入画,可以为诗,可以作为旁观者兴奋地指手画脚,可是,真的走马行船却实在不易。于是,便有了结句的“只堪图画不堪行”。这不仅是诗人由衷地慨叹,也是全诗旨意之所在。
诗为诗人客中之作,描摹的也是客地之美景,而透过这些“紫”、“红”的耀眼色彩,透过那些音韵和谐的声响,不难发现,诗人抒写的,原来是浓浓的思乡情怀,诗人笔下的景色,也都不知觉地印上了深深的乡愁的印记。于是,“菊”也好,“蕉”也好,乃至那“山”,那“海”,都成为诗人一种情感的载体,成为诗人以景抒情的绝佳选择。这就是所谓“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之意了。
诗人跋涉异乡,旅途艰辛,又恰逢秋日,慨然而萌怀乡之感,则成为一种必然。可诗人在诗中,却有意识地不直接言明,而是将极和谐的风景与不堪行走的矛盾娓娓地道出,从而形成强烈的对比,借此,含蓄地表达出诗人缘于内心深处的隐痛。于是,一种叫作“乡愁”的东西,也就隐逸于其中,弥漫于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