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刘禹锡一样，苏轼也历经贬谪，在一肚子不合时宜的心境中度过人生的大半光阴。不过写作此诗的嘉祐四年(1059)，苏轼还是意气风发的青年才士，两年前刚以21岁的年龄成为进士。本年冬苏轼侍父入京，途经忠州南宾县(今四川丰都)，看到这个与屈原毫无关系的地方竟建有一座屈原塔，惊异之余便写下了上面这首五言古诗。诗分三段：前八句写端午节投粽子、赛龙舟习俗与屈原的关系，次八句推测屈原塔的来历，末八句赞美屈原不苟求富贵而追求理想的节操。
相比楚地民俗来，更触动苏轼的是屈原那深入人心的精神品格，因此他不是在纪实性的叙写中展开作品，而是付之以精神史的追溯。投饭和竞渡不是呈现为娱乐化的热闹的民俗场景，而是祭祀与追怀的真正仪式，伴有“悲”、“哽咽”、“哀叫”等强烈的情绪活动。作者一再用反衬的笔法来强化议论的力度，如屈原赴死之决绝与世人眷怀之不绝，如事之无凭与人情之殷切，富贵之短暂与声名之无穷，世人之澌灭与屈原之不朽，最终以“大夫知此理，所以持死节”一联贯之，屈原持志之高洁与自己的无限景仰之情，都不待言而自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首诗就像是一个预言，宣示了作者未来的志节和对人生道路的选择。后来苏轼毕生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生活理想，身处逆境而不妥协苟合，同时保持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始终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这篇散文可分四段。第一段写长江汪洋诞漫，突出其“壮’’，与下文狭小的游鲦亭作一对比；第二段写兄之为人，突出其胸中之“壮”，本该有“壮者之乐”，这与下文的舍弃壮者之乐又成对比。以上两段，均为下文表现兄的品格作了铺垫。第三段写兄于方寸之中“反以为乐”，与王敦慷慨悲歌，渴望建功立业的情感相通；第四段是对前文的归结与收束，用对比、反问、反诘等手法，突出“壮”“勇”“乐”“适”等词语，文气流畅，笔调俊朗，感情充沛，面对困于位卑而怀浩然之心的“吾兄”，赞美是热烈而真诚的。
文章开篇，作者没有直接去记叙游鲦亭的情况，而是先记叙了长江的历史、起源及宏伟的气势。“禹之所治大水七，岷山导江其一也”，首句先交待了长江的悠久历史及长江的起源，当然作者关于长江起源的观点在今天看来显然是错误的，但当时的人就是这样认为的，对此不能苛求于古人。接下来的，“江出荆州，合沅湘，合汉沔，以输之海”几句，一方面交待了长江的流向及所经之地，另一方面也写出了长江包容百川的气概。接着，作者正面描写了万里长江的宏伟景观：“其为汪洋诞漫。蛟龙水物之所凭，风涛晦冥之变怪”。几句话就把长江那种汪洋浩瀚，放纵汗漫之势及其变幻莫测、奇特非凡的气派描写了出来。最后，作者用“壮哉！是为勇者之观也”作结，说明如此壮观的景象，正是勇武之士所喜欢观赏的。文章开篇似乎是文不对题，既然标题是《游鲦亭记》，但作者一笔也没有点到游鲦亭，反而大写与文题毫不相关的长江气势，似乎不可思议。实际上，这正是该文不落俗套的高超之处，读者非读完全文，不能领悟作者的用意。
第二段主要介绍了游鲦亭主人，也即作者的同父异母兄欧阳昺（字晦叔）的抱负及境遇，同时作者也发表了对人生观的看法。首先作者以简炼的语言介绍了欧阳的为人及其抱负，称他“为人慷慨，喜义勇，而有大志、能读前史，识其盛衰之迹，听其言，豁如也”，由此可知游亭主人是一个胸怀大志、慷慨豁达、喜讲义勇、精通历史的有胆有识之士。然而他在仕途上却很不得意，长期在荆州担任地位卑下的小官，没有机会施展其才能，以致老大无所成就。故作者称其“困于位卑，无所用以老”，接下来的一句“然其胸中亦已壮哉”，说明欧阳昺虽身处因境，然而依然豁达、开朗、乐观、自信。这正是作者在全文中要表彰的那种随缘自适、随遇而安的超然物外的生活态度。
接着，作者举出了一个通常的现象“夫壮者之乐，非登崇高之邱，临万里之流，不足以为适”。这里所说的“壮者之乐”，照应了开篇所讲的勇者之观，所谓临万里之流”，就是要观赏开篇所描述的万里长江的宏伟景象。至此可以明白作者在开篇中铺叙长江气势的用意。然而游鲦亭主人的兴趣恰恰与之相反，他家居荆州，临近长江，却“舍汪洋诞漫壮哉勇者之所观，而方规地为池，方不数丈，治亭其上，反以为乐”，守着一汪方圆不过几丈的池塘，自以为乐，而不愿去观赏浩荡长江的宏伟景观。既然作者称他是身处困境“然其胸中亦已壮哉矣”，然而这还看不出来有勇者、壮者的乐趣。针对这些疑问，作者阐发了对什么是“真勇“的看法。作者认为，游鲦亭主人虽“困于位卑”，然每日“击壶而歌”“解衣而饮”，忘却人世间的高贵贫贱、荣辱毁誉，“陶乎不以江洋为大，不以方丈为局”，“视富贵而不动，处卑困而浩然其心”，这种超然物外的态度，才真正称得上心胸开阔，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才算是“真勇者”，显然，欧阳昺的处世态度深受老庄思想的影响，庄子就曾主张对富贵，贫贱，得失，毁誉等容易引起人们苦恼的各种社会现象，最好采取忘却的态度，这样就能得到精神解脱。欧阳昺无疑向这个方向做了努力，因此他能不以官小为悲，“困于位卑”而能自得其乐。在作者看来，衡量勇与非勇，不能仅仅依据其是否喜欢“勇者之观”“壮者之乐”，关键在于视其能否“不以物喜，不以已悲”，达到超然物外的境界。
接着，作者点明了“游鲦亭”命名的原因。由于欧阳昺已经达到了“真勇者”的境界，因此在他看来：“方丈”水池虽小，然而水波粼粼，游鱼自由自在游动于其中，坐在亭中观赏，也很悠然自得。不必非要去观赏蛟龙出没、变化莫测的长江景象。身处其境，欧阳昺自然而然联想到《庄子·秋水篇》中的一段记载：“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鲦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同时也联想到自己的境遇：久为荆州小吏，犹如池中之鱼，虽不能施展抱负，但却可以自得其乐，因此命名其亭为“游鲦亭”，作者借此叙述，一方面阐发了凉亭主人命名其亭的用意，另一方面对欧阳昺这种“知足常乐的人生观表示了充分的肯定。最后一句交待了这篇“记”体文章的写作时间及地点，为一般“记”体文的常则。
这篇小记，通过记叙游鲦亭主人的抱负、境遇及个人的兴趣，展现了主人“视富贵而不动，处卑因而浩然其心”的思想情怀，赞扬了那种不计荣辱、超然物外的旷达的人生态度。
这篇文章结构严谨、层次分明，前后照应，开篇别具匠心。《游鲦亭记》名为记亭，但通篇很少具体去描写游鲦亭本身及周围的景观，笔墨重点放在展现游鲦亭主人的思想情怀及阐发作者的见解上，这是其艺术特点之一，其次，作者还普于运用烘托对比的手法，开篇即竭力渲染长江的宏伟气势，其目的是为了衬托欧阳昺园池之局促，借以表达其不以汪洋为大，不以方丈为局豁达的人生态度。
这首词创作于作者的晚年，是一首抒情词，主要写她病后的生活情状，委婉动人。词中所述多为寻常之事、自然之情，淡淡推出，却起扣人心弦之效。
“病起”，说明曾经长期卧床不起，此刻已能下床活动了。“萧萧”是头发花白稀疏的样子。词中系相对病前而言，因为大病，头发白了许多，而且掉了不少。至此，作者即刻打住，下句另起一意。这个处理极妙，意思似乎是说，头发已经那样，何必再去管它，还是料理今后罢。这不仅表现了作者的乐观态度，行文也更简洁。
下面接写了看月与煎药。因为还没有全好，又夜里，作者做不了什么事，只好休息，卧着看月。“卧看”，是因为大病初起，身子乏力，同时也说明作者心情闲散，漫不经心，两字极为传神。“上”字说明此乃初升之月，则此残月当为下弦月，此时入夜还浅。病中的人当然不能睡得太晚，写得极为逼真。上句写的是衰象，此句却是乐事，表明作者确实不太以发白为念了。“豆蔻”为植物名，种子有香气，可入药，性辛温，能去寒湿。“熟水”是宋人常用饮料。分茶是宋人以沸水冲茶而饮的一种方法，颇为讲究。“莫分茶”即不饮茶，茶性凉，与豆蔻性正相反，故忌之。以豆蔻熟水为饮，即含有以药代茶之意。这又与首句呼应。人儿斜卧，缺月初上，室中飘散缕缕清香，一派闲静气氛。
下片写白日消闲情事。观书、散诗、赏景，确实是大病初起的人消磨时光的最好办法。“闲处好”一是说这样看书只能闲暇无事才能如此；一是说闲时也只能看点闲书，看时也很随便，消遣而已。对一个成天闲散家的人说来，偶然下一次雨，那雨中的景致，却也较平时别有一种情趣。俞平伯说这两句“写病后光景恰好。说月又说雨，总非一日的事情。”（《唐宋词选释》）所见极是。末句将木犀拟人化，结得隽永有致。“木犀”即桂花，点出时间。本来是自己终日看花，却说花终日“向人”，把木犀写得非常多情，同时也表达了作者对木犀的喜爱，见出她终日都把它观赏。“酝藉”，写桂花温雅清淡的风度。“酝藉”一词，常用来形容学问渊深、胸怀宽博、待人宽厚的人中表率，如《旧唐书·权德舆传》称他“风流酝藉，为缙绅羽仪”。木犀花小淡黄，芬芳徐吐，不像牡丹夭桃那样只以浓艳媚人，用“酝藉”形容，亦极得神。“酝藉”又可指含蓄香气而言。
此词格调轻快，心境怡然自得，与同时其他作品很不相同。通篇全用白描，语言朴素自然，情味深长。
上片总写友人游宦之闲适和自己御前的拘束，对比鲜明。当年的“倚柳题笺，当花侧帽”，虽然远离英雄的梦想，但它毕竟是自由自在、惬意浪漫的生活。如今虽然受到皇帝的器重，在仕途上一帆风顺，但对纳兰而言却成了无尽的苦楚，因此他才会发出“错教双鬓受东风，看吹驱影成丝早”的感慨。纳兰心中后悔选择了这样的生活，让自己早生华发，在碌碌无为中老去。词人身在庙堂之上，欲驰骋心怀而不可得，于是便向友人倾诉心中苦闷。纳兰对友人毫不遮掩自己的心头愁思，视其为人生知己，朋友间的信任与默契见于纸间。这两句寄寓纳兰无限的人生喟叹：对镜自视，看到岁月的痕迹已经留在双鬓，又向乌发蔓延，心问顿时波涛翻滚，难以平息。
下片自然转向对官宦生涯的描摹。“金殿寒鸦，玉阶春草，就中冷暖和谁道”，金碧辉煌的庙堂，阴森一片，充满了尔虞我诈。“金殿”“玉阶”的尊贵与“寒鸦”“春草”的伤感彼此辉映，生发出“就中冷暖和谁道”的感怀。只一“谁”字既写出了纳兰身居庙堂的孤独无依，又传达了对友人的深切思念，高山流水之意尽在其间。在词的结尾，纳兰表明了自己的志向，“小楼明月镇长闲”，不如悠闲地独上小楼赏月，何必要沾染这世俗的尘埃。一句“人生何事缁尘老”，力透纸背，所有愁苦的失意情怀最终凝成一声重如千钧的叹息。
全词表达了纳兰对安闲自适生活的渴望，对人生错位的苦闷和碌碌无为的生活的厌弃，似是牢骚之语，却尽显词人性情，将对友人的思念蕴含其间，可谓情深义重之笔。
“吊古”是古典文学中的常见题材，但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几乎又没有纯粹的“吊古”。绝大多数吊古的文字都是“借力打力”，真实目的在于“伤今”。徐灿身际乱世，这首《青玉案》中“伤今”之意尤其明显，其中的“芜城”、“伤心”、“血泪”、“人事错”等字样饱蕴沧桑。这首词应注意两点：第一，词中的“芜城”指扬州，有鲍照传世名篇《芜城赋》可以为证。从“羊车”典故（《晋书·后妃上》：“（晋武帝）常乘羊车，恣其所之，至便宴寝。宫人乃取竹叶插户，以盐汁洒地，而引帝车。”）、“横江锁”典故（晋武帝时，王濬水军东下平吴，吴人在西塞山横江装设铁锁阻挡船舰）及化用刘禹锡《西塞山怀古》诗意来看，主要又凭吊金陵。扬州为长江天堑之门户，史可法守城失败后，发生了惨绝人寰的“扬州十日”屠城事件，而南京又为明初都城和为南明弘光政权首都，在明清之际是牵动人心的两处“要穴”。所以，徐灿的“吊古”就格外具有着“当下性”，从而引起知识群体血泪交迸的同感，自然也就“为世传诵”（张德瀛《词徵》）。
第二，单只题材选择的得当尚不足以令这首词成为一首名作，其成功的奥秘还在于作者交织多种意象、笔法，构建出绮丽而沉郁、细腻而大气的多元审美境界。简单说来，词上片以婉约伤感为主，而“芜城”、“半月模糊”等意象又颇沉挚开阔；下片铸语沉雄，情致悲郁，“烟月”、“莲花步”之点染又见出细腻深邃的历史情怀，因而别具一种撼人的力度。倪一擎《续名媛词话》评价此词“跌宕沉雄”、“不似绣箔中人语”也应该是着眼于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