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开篇先总体介绍西湖最美丽的景色:在一年中最美的是春天和月夜,在一天中最美的是日出前和日落后的雾气。然后详写西湖春天的风景,尽管好友石篑催着去其他地方看梅花,但作者还是舍不得离开。此时西湖游人众多,也成为西湖的一道胜景。在最后一部分,作者触景生情,感慨世人多是庸俗之辈,只知在白日里来赏玩西湖,而不知道真正的美景是春天月夜下的西湖,借此表达了作者心中产生的一种因为缺少知音而生的落寞之情。全文行文简练,感情自然。
西湖乃人间仙境,春夏秋冬、阴晴朝夕皆各有其美,但作者却别具慧眼,情有所钟,故开篇云:“西湖最盛,为春,为月。”既视“春”与“月”为西湖“最盛”即最美的季节与时辰,则此文着重描绘西湖的春景与点染西湖的月景,也就极其自然了。春景、月景固然最盛,白天也并非一概索然无味。作者接下称:“一日之盛,为朝烟,为夕岚。”此“日”相对于“月”而言,指白天。朝烟,谓清晨水气弥漫时的湖光;夕岚,谓傍晚暮霭笼罩时的山色。何以西湖之春、月为最盛,何以朝烟、夕岚为一日之盛呢?作者接着通过生动的描绘作了形象的回答。
文章写西湖之春的盛景,一是盛在花,二是盛在人。“今岁春雪甚盛,梅花为寒所勒,与杏桃相次开发,尤为奇观。”作者先写梅花因春寒雪盛,如同被勒住而迟开,花期虽推迟,但得以与杏花、桃花斗妍争奇,使西湖更增添了流光溢彩、姹紫嫣红的春色,却是罕见的“奇观”。如此“与杏桃相次开发”的“香雪海”值得观赏,更何况友人陶石篑又数言这里的“傅金吾园中梅”,乃宋朝古梅,高雅非凡,更应该赶快去大饱眼福。这里写西湖梅花之美乃虚写,是作为一种铺垫,旨在衬托西湖桃花更令人叹为观止。——因为作者“时为桃花所恋,竟不忍去”。梅花为“岁寒三友”之一,被视为高洁的象征,桃花则曾被贬为“轻薄”之物。作者舍梅取桃,乃至为桃花所“恋”,可见其迥异于世俗的独特审美趣味。而春日西湖由断桥至苏堤一带的桃花亦确实蔚为奇观:“绿烟红雾,弥漫二十余里。”仅此两句,采取远望的角度,就写出西湖二十余里桃花夹杂着绿柳的总体意境。“绿”指柳条,“红”指桃花,“烟”“雾”弥漫,则渲染出“花态柳情”,呈现繁花照眼、生机勃勃的色彩美,宛如一幅浓墨重彩的丹青。春花盛开乃是“西湖最盛”“为春”的主要表现,其次还表现为游人罗纨之盛:“歌吹为风,粉汗为雨,罗纨之盛,多于堤畔之草,艳冶极矣。”在桃花盛开的白堤、苏堤上,红男绿女,比肩继踵,甚至比堤边的春草还多;歌乐似春风回旋,香汗如春雨流滴,好不热闹:色彩艳丽之极,风姿放荡之极,着“艳冶”二字,可谓摹写、概括尽致。作者之笔墨亦极尽浓艳之能事,盖非如此不能描绘出西湖春天“艳冶”之盛景。
在描写了“西湖最盛”“为春”之后,按逻辑应该接着描写“西湖最盛”“为月”;但作者却舍不得让主角“月”轻易出场,意欲以之唱大轴戏,所以先让配角朝烟、夕岚登台铺垫。此外,以“然杭人游湖……”承上段罗纨之盛,在结构上亦是顺理成章。红男绿女的杭人只知在午、未、申三时游湖,在作者眼中是一种“俗”的表现,其“不识庐山真面目”乃在于缺乏超俗的审美趣味。作为外来游客的作者则以其慧眼发现:“其实湖光染翠之工,山岚设色之妙,皆在朝日始出。夕舂未下,始极其浓媚。”这是对西湖“一日之盛,为朝烟,为夕岚”的具体描写。“湖光染翠”,“山岚设色”,这一“染”、一“设”,皆赋予大自然以灵性,将大自然比拟成丹青妙手。而大自然的画笔,只有在“朝日始出”与“夕舂未下”这两个美妙时刻才为湖光、山岚添彩增色,从而达到“浓媚”即一种极其妩媚动人的审美境界。这与午、未、申三时西湖之“艳冶”相比,自然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媚”比“冶”要高出一筹。但是西湖春天最高的审美境界却不是朝夕之景,而是作者开头所说的“为月”。对“西湖最盛”何以“为月”,作者有意放到最后来描写,旨在造成一种悬念,增添读者的兴味。与写“为春”笔墨之浓艳不同,写“为月”采用的是淡雅之笔,一浓一淡,相辅相成。此处“尤不可言”的“月景”,亦只有以淡雅的笔才能写出其神韵。作者此刻惜墨如金,并未大肆渲染,仅用“花态柳情,山容水意,别是一种趣味”十四字而已。月色中的花柳、山水该是一种什么样特殊的情趣与意味呢?作者留给读者去想像。而“月景”确实妙不可言,写得太具体难免要损害其美,束缚读者的神思,而这样略加点染反而勾勒出幽深的境界,具有无穷的趣味。这是以“少少许胜多多许”的艺术手法。月景虽最美,但并非人人能享受。作为趣味高雅的士大夫,作者颇以能探幽寻胜、受用此乐而得意,对“俗士”即红男绿女的“杭人”则含有讽诮之意,故云:“安可为俗士道哉!”
袁宏道的美学思想核心是“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叙小修诗》)。这篇游记即体现了这一思想。从文章内容来看,作者独赏西湖之春的“月景”与“朝烟”、“夕岚”,这和“午、未、申三时”游春的“俗士”迥异其趣;作者又宁愿舍弃赏梅机会,而“为桃花所恋”,与传统士大夫的审美情趣亦相悖,这都是他“独抒性灵”之处,显示出独特的个性与审美观。文章笔法也是任随自然,意到笔到,该行则行,该止则止,“无定格式,只要发人所不能发”(《答李元善》)。如文中西湖春月之景分明是主角,但却用寥寥几笔,点到即止,不加细描,而对西湖的桃花与“罗纨之盛”却颇费笔墨,堪称“不拘格套”。其实,这是因为越是高层次的审美境界愈难以用文字描绘,不如以虚代实,以简代繁,反可以收到“君看萧萧只数叶,满堂风雨不胜寒”(李东阳《柯敬仲墨竹二绝》)的艺术效果。这是作者聪明之处,他还是颇懂得艺术辩证法的。
这首诗中王韫秀用典贴切,展现了自己才女的史学功底,历来为后代文人赞赏。其中“知道浮云不久长”因为蕴含着哲理性被誉为名句。
开头一句“楚竹燕歌动画梁”,楚竹和燕歌,分别指代南北方的音乐,由此可见元载网罗了全国各地的佳丽。家中的美女之多,不言而喻。其中动一字,可见声音之大,绝非一个两个歌女在歌唱。画梁应该是指元载专门修建的芸辉堂,有金屋藏娇之意。“更阑重换舞衣裳”点明是在夜深时,元载还在观赏歌舞,早就沉醉于酒色之中,政务已经被他抛在脑后了。
接下来王韫秀笔锋一转,从现实中来到历史中。“公孙开阁招嘉客”一句中“公孙开阁”这个典故用的贴切自然,公孙宏,元朔中为丞相,封平津侯。为了收罗人才,就起客馆,开东阁以迎贤人,士人也因此而认为他是贤相。享年八十,死于丞相位。而他之后的几任丞相,由于作事乖戾,故多遭刑戮。王韫秀是想用这个典故告诉丈夫,富贵要想像公孙宏一样长久,要广纳人才,交友四方。“知道浮云不久长”这句是在前三句上得出的结果,结论更直白的来劝告元载,富贵如浮云一般,不可能长久,要早做打算,居安思危。
整首诗不仅体现了王韫秀的才女气质,更显示了她敏锐的政治观察力和洞悉人心的哲学思想,在表达上相对委婉,后世文人皆赞扬王韫秀能力在其丈夫元载之上。
这首词的上片写夜半惊魂,向弟弟子由袒露如秋凉之离情苦,下片为路途上的美好回忆。全词点化运用前人词句,巧妙传达了思弟之离情苦。寓情于景,于物有情;如夜凉知秋,如寒蛩促机;朴中见真,实中见情。然而,仍不免有“惊魂未定”,“岂谓天幸,得存此生”的余悸潜于词中。
上片写夜半惊魂,向子由袒露如秋凉之离情苦。词是从“梧桐叶上三更雨”写起的。他巧妙地点化运用了唐代温庭筠《更漏子》词来抒发其贬怨离情的。词是这样写的:“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无独有偶。也正是夜半三更,一场秋雨,惊破了东坡的梦魂。温说:“不道离情正苦”,作者说:“惊破梦魂无觅处”。除了“离情”,他眼前一切皆空。京都无处觅,“穷达”成幻影。
“夜凉枕覃已知秋,更无寒蛰促机抒。”名写秋凉,实写人凉。进一步从感觉上和无觉上渲染了他此时此地的凄凉心境。秋夜本来含有凉意,睡在竹床上更觉冰凉,感到大自然的寒秋到来了,人世间的寒秋到来了。然而,此时作者又产生了泰然心态,无到了一种特别亲切和谐的声音:“更无寒蛋促机杼。”东坡前往惠州,身不由己,处境苍凉。在此窘况下,他首先想到的竟然是人民的生产和生活,竟然如寒蛰那样催促着农妇早起织布。这是东坡爱民的可爱的品格。
下片,为路途上的美好回忆。在上半夜人睡时,“梦中历历来时路”。走这条遥远而漫长的路,要历经河北、河南、江苏,然后进人江西。一路风尘,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到达虔州,还在清江畔的歌舞亭里接受好友的宴饮享受。宴会虽小,可雄风不减当年。
“江亭醉歌舞”,“尊前”又遇知己人。“别来”不寻常,人人必有“心与绪”。三句不离行,仍是和友人话兄弟情、未竟业。最后一语,与上片最后一语照应,如出一辙,实为作者出世思想的进一步升华。时至暮年,作者仍壮心不已,诚为可贵。
其年,陈维崧字。在他的填词图上题咏的很多,是清初词坛上闻名的风流韵事。朱彝尊的《迈陂塘》词是其中的一篇,是享有盛名的一篇。
朱彝尊和陈其年,私交甚厚,出处也大体相同。早年,二人曾合刻《朱陈村词》,抗清复明活动中引为同志。以后乞食四方,历游半个中国,落魄潦倒,侘傺不得志。晚年同应博学鸿词。这首词写于二人未出仕前。
陈廷焯说:“迦陵(陈维崧号迦陵)词,沉雄俊爽,论其气魄,古今无敌手。”又说:“其年诸短调,波澜壮阔,气象万千,是何神勇!”结论是:“国初词家,断以迦陵为巨擘。”(以上均见《白雨斋词话》卷三)都是深中肯綮的公允之论。不信,请看朱彝尊的评说。“擅词场、飞扬跋扈,前身可是青兕?”“青兕”:传说中的猛兽,这里代指辛弃疾。辛词是豪放派的开创者,“大声镗鎝,小声铿鍧,横绝六合,扫空万古”(刘克庄《辛稼轩集序》),神勇无比,后人誉为青兕转生。朱彝尊巧妙地移作迦陵评语,谓其专擅清初词坛,摆脱常规拘束,飞扬跋扈,目无余子。“前身可是青兕?”这一设问极妙,若非青兕,何来如此神勇?既有如此神勇,前身应是青兕,从反诘中予以肯定。同时也揭出迦陵词与辛词的师承关系,其词风是从辛弃疾一脉而来,“跋扈颇参青兕意”(朱祖谋语),形神肖似的程度,不妨说成是清初的辛弃疾,这一点是朱彝尊未明言而会首肯的。至此,读者面对填词图中的人物——陈其年,有了总体把握:是不同凡响的填词大家,有着迥异常人的创作个性,独揽词坛的崇高地位,源出稼轩,以豪放为主要特色的创作天才。言简意赅,肮脏流转,熔叙述、评论、谀扬、疑难,以及旧典新说于一炉,五彩纷呈,先声夺人,予读者以鲜明强烈的感知和印象。后人每以朱(彝尊)陈(维崧)并称,如此句的大笔勾勒,力透纸背,亦见朱氏的功力,确能旗鼓相当。
“风烟一壑家阳羡”,借杜牧诗“一壑风烟阳羡里”成句,点出主人公世居的古阳羡,即今江苏省宜兴市的山光水色,佳美风景。恰好这儿也是宋代著名词人竹山的乡里。竹山,蒋捷号,词风追步稼轩,刘熙载《词曲概》里称他为“长短句之长城”,与周密、王沂孙、张炎并称为“宋末四大家”,对以陈维崧为首的阳羡词派影响尤大。这从地理上追溯其词学渊源。作者以平淡无奇的笔触,娓娓道来,极自然地一笔带出,为首句的评述作了补充。
犹如影视镜头,渐渐由远处摇至眼前,作者引导我们逼近观察填词图中的生活场景:画面上罨画溪(地名。在宜兴县东南。古时有指为圻溪或东泻溪者)穿越而过,溪水清越,缥碧见底,泉水激石,似闻泠泠作响;两岸夹生藤花,珠结翠绕,摇曳多姿,倒映水中,青绿喜人。图中的主人公,随身携带着文房四宝和桌几之属,安坐在那溪旁的绿树阴中,正悠然出神地苦思冥想,捕捉“空中语”,在这样幽雅的环境中,创造出飞扬跋扈的好词。
写到这里,已将“其年填词图”题目立体呈现于读者面前,山穷水尽处,笔头一转,突作放达语:人生快意事,但求“紫笋烹泉,银筝侑酒”便足够了,“此外总闲事”!“紫笋”,茶之名器。相当于今天出产的宜兴紫砂壶。“银筝”:名贵的银装筝。也就是说,闲来掬取一勺名泉,烹上一壶酽茶,与三五旧友新欢,意气风发,谈艺论文;兴来丝竹吹弹,饮酒作乐,象刘禹锡诗中说的“插花女儿弄银筝”,姜白石词中说的“小红低唱我吹箫”,一曲终了,捧巨觥劝进,昏昏然不复与外事相接。是呀,人生如此,夫复何求?是作者的劝慰语,也是画图上无法绘出,深藏于主人公内心世界的酸楚语。在沉痛的感喟中读者顺理成章地领略到词外之旨:旷世奇才,不为世用,只能沉湎于酒旗歌板之中,有情人当一掬同情之泪!
上片的艺术特色很鲜明:一、始终扣紧“其年填词图”五字写实写足。从总体到局部,从大处到细节,从外形到内涵,立体交叉,纵横开合,立足画面,从“图”生发。即使是“紫笋”、“银筝”,也是图画中的实有之物。年次少于陈维崧的同里词人蒋景祁,在其词注中便曾说“填词图中旁画士女”,正是“插花女儿弄银筝”的真实画面。而总体评说,乡学渊源,创作环境,烹泉论艺,以及银筝正拍,快意时浮一大白,却说的是“填词”因果。所有这一切,都是围绕着“其年”二字,多角度地托出一个活灵活现的陈维崧来。二、由远及近,由表及里,虚实交替,移步换形。言飞扬跋扈,突来“可是青兕”一问;说阳羡山水,攀上古人竹山乡亲;明写创作环境优美,潜台词是:词赋乃小道,建功立业,才是大丈夫的营生。分看似乎各自独立,合看则围绕“其年填词图”轴心旋转。散珠委地,线穿珠联,一环套住一环,一层递进一层,光怪陆离,变换莫定。特别是充分发挥了有声画(俗说诗为有声画,画为无声诗)的功用,以“紫笋”、“银筝”等实有之物为道具,转瞬间,成为深层揭示人物精神世界的重要成因,有助于多层次地塑造丰满的艺术形象。
过片以下不再就“图”立说,只就“其年填词”进行细部刻镂。
“空中语”:据《冷斋夜话》载,法云和尚劝黄庭坚多做诗而艳歌小词可不作;黄庭坚说:小歌词是“空中语耳,非杀非偷,终不坐此堕恶道”。亦即歌词乃凭空结撰之语。“想出空中姝丽,图来菱角双髻。”“菱角”:白居易诗:“菱角执笙簧,谷儿抹琵琶。”菱角、谷儿皆侍婢名。意谓歌词中的艺术形象,不管是构想中的标致小姐,或是具体描绘的扎着丫髻的婢女,都是无中生有的产物。朱彝尊自题词集《解珮令》亦曾说:“一半是空中传恨,几曾围燕钗蝉鬓。”与此意同,但说得更显露。这里推己及人,说陈维崧凭空结撰之词,虽不乏“燕钗蝉鬓”、“歌筵红粉”之类的题材,其目的在于寄托作者的幽愤。陈廷焯评说:“其实朱、陈未必真空也。”(《放歌集》卷三)是为知言,他们不为世用,饥驱四方、抑塞磊落之气发而为词,正是深深地扎根在现实的土壤中,并非飘浮空泛的游词。若从艺术创作之法则言,正如陆机《文赋》说的“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而求音”,是从无形到有形的过程,称词为“空中语”,却也合理而又形象。
陈维崧才思横溢,意豪气盛,中遭家门变故,颠沛流离,一切诙谐狂啸,细泣幽吟,全都通过词来宣泄,有时一日作数十首,或一韵至十余阕,填词之多,古今称最。“乐章琴趣三千调,作者古今能几?”是实事实说,不是夸诞之言。“乐章琴趣”,柳永词集称《乐章集》,黄庭坚、晁补之的词集同称为《琴趣外编》,是以二集名代指填词。为何二者叠用呢?这是词律规定字数的需要。迦陵词在长期的流传中散失很多,有的是作者漫不经意随作随丢,今天保存下来的只有一千六百多首,也还是古今作者中词作数量最多的。如此既多且好的歌词,就使从前的那些善歌者或记曲者相形见绌了。“团扇底,也直得尊前、记曲呼娘子?”“团扇”:据《古今乐录》载:晋王珉好捉白团扇,其嫂婢谢芳姿善歌《团扇歌》。又“记曲呼娘于”,据《碧鸡漫志》载:张红红颖悟绝伦,每听新声,即能记其拍,一声不失;后招入宜春院,宫中号为记曲小娘子。这些谢芳姿、张红红之流,当然不是陈维崧的敌手,显得名实不副,只有从酒旗歌筵前消失,让位于陈维崧的新声了。
最后数句,极力写陈词之艺术感染力和流传之广大。不论是城市和墟集(“旗亭”,市楼。“药市”,《成都古今记》:九月药市。指墟集)都可听到传唱江南新词江北旧词(“江南江北”,向子諲词分为江南新词、江北旧词),歌声揭响入云,震落屋梁上的尘土(“歌尘”,刘向《别录》:鲁人虞公,发声清晨,歌动梁尘),又如清晨吸一口井华水(“井华水”:《本草注》:井华水平旦第一汲者,令人好颜色),沁人心脾,顿觉性平气和,颜色温润。叶梦得《避暑录话》曾记载:“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屯田词。”(按“井华水”已见前《本草注》,此又引《避暑录话》释“柳下井华水”,为行文方便,二注都用了。)迦陵词流传的盛况,也同于柳词的情景。古人有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左传》)作圣作贤,建功立业是无望了,有这许多佳词丽篇,家喻户晓,广被天下,也是不朽之盛事,可以聊以自慰了。
后片极写其“盛”,却笼罩悲愤之雾,这也是全词的基调。朱彝尊才学富赡,有喜欢掉书袋的毛病,这首词隶事太多,就是证明。再则迦陵词有蹈扬湖海,一发无余的短处,虽不影响朱氏的总体评价,读者却是应该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