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通过对五代时期的后唐盛衰过程的具体分析，推论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和“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的结论，说明国家兴衰败亡不由天命而取决于“人事”，借以告诫当时北宋王朝执政者要吸取历史教训，居安思危，防微杜渐，力戒骄侈纵欲。文章开门见山，提出全文主旨：盛衰之理，决定于人事。然后便从“人事”下笔，叙述庄宗由盛转衰、骤兴骤亡的过程，以史实具体论证主旨。具体写法上，采用先扬后抑和对比论证的方法，先极赞庄宗成功时意气之盛，再叹其失败时形势之衰，兴与亡、盛与衰前后对照，强烈感人，最后再辅以《尚书》古训，更增强了文章说服力。全文紧扣“盛衰”二字，夹叙夹议，史论结合，笔带感慨，语调顿挫多姿，感染力很强，成为历来传诵的佳作。
全文可分为两个部分。
前半部分以叙史为主。作者于开篇之首即开宗明义，用一兼带感叹语气的反诘句道出了此文的中心论点——“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可谓立论鲜明，催人警醒，又具有论战性，一反当时流行的宿命论的历史观。前人曾评此句是“起势横空而来，神气甚远”。文章接着写道：“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表明作者将列举庄宗得失天下的史例作为论据，对上述论点加以论证。这一过渡句的运用，使论点与论据间衔接紧密自然，论点有总领全篇之功，而下面文字的出现又不致突兀。
为论证中心论点，作者并未赘述庄宗身世或伶官轶事，也未过多地列举史例，而是从纷繁的史料中，仅选取了传奇色彩较浓，颇具典型意义的庄宗得失天下的史事，以洗练的文字，沉挚充沛的感情，抑扬顿挫的语调，纵横捭阖的气势加以叙述。据说，晋王李克用与梁王朱温结仇极深。燕王刘守光之父刘仁恭，曾被李克用保荐为卢龙节度使。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辽太祖）曾与李克用把臂定盟，结为兄弟，商定共同举兵讨梁。但刘仁恭与阿保机后皆叛晋归梁，与晋成仇。李克用临终时以三枝箭作为遗命，要其子李存勖为其复仇。李存勖兵精将勇，东征西讨，于公元913年攻破幽州，生俘刘氏父子，用绳捆索绑，解送太原，献于晋王太庙。公元923年，李存勖攻梁，梁兵败，朱温之子梁末帝朱友贞命部将杀死自己，李存勖攻入汴京，把朱友贞及其部将的头装入木匣，收藏在太庙里。李存勖还曾三次击败契丹，为父报了大仇。但他灭梁以后，骄傲自满，宠信伶官，纵情声色，使民怨沸腾，众叛亲离，在位仅三年就死于兵变之中。在叙述这段史事的过程中，作者采用先扬后抑的手法，通过一盛一衰的对比，一褒一贬的抒情，给人以强烈的碰撞感、落差感，引起读者心灵的震颤，增强了论点的说服力，正如前人说：“叙唐庄宗处，倏而英俊，倏而衰飒。凭吊欷歔，虽尺幅短章，有萦回无尽之意。”作者于叙事之后，又以两个反诘句回扣主题——“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至此，对比论证初步告一段落。
在文章的后半部分中，作者由叙事转入论理，论证步步深入，立意层层递进。从“《书》曰：‘满招损，谦得益’”自然引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忘身”的论点。为增强这一论点的说服力，作者又将庄宗得失天下之事浓缩为一段简洁对偶的文字，反证此论，再次通过一盛一衰的强烈对比，与篇首的立论形成前后照应，首尾呼应之势，使此文的中心论点更加鲜明突出。文章写至此处，作者胸臆仍未尽抒，又进一步推出“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这样一个论点，令读者的认识随着作者的笔触进一步深化，以历史的教训中受到更加深刻的启迪。“忧劳”、“逸豫”、“忽微”、“所溺”皆为人事，因此，上述两个论点，既是中心论点的深化，又是其具体化。作者于全文论证的高潮处蓦然收笔，可谓言已尽而意未绝，令读者有余音绕梁之感——“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作《伶官传》。”此处以点睛之笔，阐明了作者写作《伶官传》，“善善恶恶”的目的并非就史论史，而是具有广泛而现实的醒世意义。
《五代史伶官传序》一文在语言特色上，具有“语言委婉，气势旺盛”、“文笔酣畅，波澜起伏”和“平易自然，简约凝练”三个特点：
1.语言委婉，气势旺盛
本文作为一篇总结历史教训，为在世及后世君主提供借鉴的史论，毫无生硬的说教，而是娓娓道来，婉转动人。即使是在慨叹庄宗败亡时，也只是寓惋惜之意而无责难之词，可谓意正言婉。全文从“呜呼”起笔，到“岂独伶人也哉”收尾，一叹再叹，以叹始终，于反复叹咏之中显现委婉的韵致。在议论的文字中，多用反问句、疑问句，使说理委婉而令人深思;多用对称语句，特别是在关键的地方，采用语言凝练、对仗工整的格言式的骈句，造成鲜明的对比感和节奏感;适当运用长句，调节语势，有张有弛。疑问句、感叹句与陈述句，骈句与散句，长句与短句，错综有致，读起来抑扬顿挫，一唱三叹，感情饱满，气势旺盛。清代文学家沈德潜认为《五代史伶官传序》：“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后来做史论的人往往学这种抑扬顿挫的笔法。
2.文笔酣畅，波澜起伏
文章开篇突兀而起地提出论点，马上落到立论根据上，再落入“晋上三矢”的叙事，又语势猛然一升，发出对庄宗之“盛”赞叹，而后语势陡然一降，发出对庄宗之“衰”的悲叹，继而步步紧逼，设疑问、引古语而得出“自然之理”，然后再次评论庄宗盛衰，语势再升再降，在大起大落之中引出发人深省的教训，戛然而止，将全文的语势稳稳地落在结尾上。篇幅虽短小，却写得起伏跌宕。全文一气呵成，淋漓酣畅。
3.平易自然，简约凝练
文中没有佶屈聱牙的措辞，也不堆砌词藻，用平实的语言生动地叙说事例，深入地说明道理，语言平易近人，自然晓畅。叙事不枝不蔓，议论简明扼要，其中一些格言式的对称语句，如“满招损，谦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智勇多困于所溺”，句式整齐，言简意丰，发人深省。
通观全篇，融叙事、议论、抒情为一体，叙事生动晓畅，论证层层深入，感情深沉浓烈，实为一篇不可多得的佳作。历代的文学家多视此篇为范文，倍加赞赏，如明代茅坤称此文为“千古绝调”，清代沈德潜誉此文为“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欧阳公之文风、政见与为人，于此文可略见一斑。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唉！盛衰的道理，虽说是非命决定的，难道说不是人事造成的吗？推究庄宗取得非下的原因，与他失去非下的原因，就可以明白了。
世人传说晋王临死时，把三支箭赐给庄宗，并告诉他说：“梁王朱温是我的仇敌，燕王是我推立的，契丹与我约为兄弟，可是后来都背叛我去投靠了梁。这三件事是我的遗恨。交给你三支箭，你不要忘记你父亲报仇的志向。”庄宗接受了箭，把它收藏在祖庙里。以后庄宗出兵打仗，便派手下的随从官员，用猪羊去祭告祖先，从宗庙里恭敬地取出箭来，用漂亮的锦囊装着，背着它走在前面，等到凯旋时再把箭藏入祖庙。
当他用绳子绑住燕王父子，用小木匣装着梁国君臣的头，走进祖庙，把箭交还到晋王的灵座前，告诉他生前报仇的志向已经完成，他那神情气概，是多么威风！等到仇敌已经消灭，非下已经安定，一人在夜里发难，作乱的人四面响应，他慌慌张张的出兵向东逃跑，还没见到乱贼，部下的兵士就纷纷逃散，君臣们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不知道哪里去好；到了割下头发来对非发誓，抱头痛哭，眼泪沾湿衣襟的可怜地步，怎么那样的衰败差劲呢！难道说是因为取得非下难，而失去非下容易才像这样的吗？还是认真推究他成功失败的原因，都是由于人事呢？《尚书》上说：“自满会招来损害，谦虚能得到益处。”忧劳可以使国家兴盛，安乐可以使自身灭亡，这是自然的道理。
因此，当他兴盛时，普非下的豪杰，没有谁能和他相争；到他衰败时，数十个乐官就把他困住，最后身死国灭，被非下人耻笑。祸患常常是由一点一滴极小的错误积累而酿成的，纵使是聪明有才能和英勇果敢的人，也多半沉溺于某种爱好之中，受其迷惑而结果陷于困穷，难道只有乐工（是所溺的成分）吗？于是作《伶官传》。
注释
伶（líng）官：宫廷中的乐官和授有官职的演戏艺人。
原：推究，考查。
庄宗：即后唐庄宗李存勖，李克用长子，继父为晋王，又于后梁龙德三年（923）称帝，国号唐。同年灭后梁。同光四年（926），在兵变中被杀，在位仅三年。
晋王：西域突厥族沙陀部酋长李克用。因受唐王朝之召镇压黄巢起义有功，后封晋王。
矢：箭。
梁：后梁太祖朱温，原是黄巢部将，叛变归唐，后封为梁王。
燕王：指卢龙节度使刘仁恭。其子刘守光，后被朱温封为燕王。此处称刘仁恭为燕王，是笼统说法。
契丹：宋时北方的一个部族。
与：赐给。
其：语气副词，表示命令或祈求。
乃：你的。
庙：指宗庙，古代帝王祭祀祖先之所。此处专指李克用的祠，同下文的“太庙”。
从事：原指州郡长官的僚属，这里泛指一般幕僚随从。
少牢：用一猪一羊祭祀。
纳之：把箭放好。
系：捆绑。
组：绳索。
函：木匣。此处用作动词，盛以木匣。
先王：指晋王李克用。
仇雠：仇敌。
一夫：指唐庄宗同光四年（926）发动贝州兵变的军士皇甫晖。
誓非断发：截发置地，向非发誓。
岂：难道。
欤：表疑问的语气助词。
抑：表转折的连词，相当于“或者”、“还是”。
本：考究。
迹：事迹，道理。
《书》：《尚书》。
逸豫：安逸舒适。
举：全、所有。
忽微：形容细小之事。忽是寸的十万分之一，微是寸的百万分之一。
溺：溺爱，对人或事物爱好过分。
也哉：语气词连用，表示反诘语气。
此文通过对五代时期的后唐盛衰过程的具体分析，推论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和“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的结论，说明国家兴衰败亡不由天命而取决于“人事”，借以告诫当时北宋王朝执政者要吸取历史教训，居安思危，防微杜渐，力戒骄侈纵欲。文章开门见山，提出全文主旨：盛衰之理，决定于人事。然后便从“人事”下笔，叙述庄宗由盛转衰、骤兴骤亡的过程，以史实具体论证主旨。具体写法上，采用先扬后抑和对比论证的方法，先极赞庄宗成功时意气之盛，再叹其失败时形势之衰，兴与亡、盛与衰前后对照，强烈感人，最后再辅以《尚书》古训，更增强了文章说服力。全文紧扣“盛衰”二字，夹叙夹议，史论结合，笔带感慨，语调顿挫多姿，感染力很强，成为历来传诵的佳作。
全文可分为两个部分。
前半部分以叙史为主。作者于开篇之首即开宗明义，用一兼带感叹语气的反诘句道出了此文的中心论点——“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可谓立论鲜明，催人警醒，又具有论战性，一反当时流行的宿命论的历史观。前人曾评此句是“起势横空而来，神气甚远”。文章接着写道：“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表明作者将列举庄宗得失天下的史例作为论据，对上述论点加以论证。这一过渡句的运用，使论点与论据间衔接紧密自然，论点有总领全篇之功，而下面文字的出现又不致突兀。
为论证中心论点，作者并未赘述庄宗身世或伶官轶事，也未过多地列举史例，而是从纷繁的史料中，仅选取了传奇色彩较浓，颇具典型意义的庄宗得失天下的史事，以洗练的文字，沉挚充沛的感情，抑扬顿挫的语调，纵横捭阖的气势加以叙述。据说，晋王李克用与梁王朱温结仇极深。燕王刘守光之父刘仁恭，曾被李克用保荐为卢龙节度使。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辽太祖）曾与李克用把臂定盟，结为兄弟，商定共同举兵讨梁。但刘仁恭与阿保机后皆叛晋归梁，与晋成仇。李克用临终时以三枝箭作为遗命，要其子李存勖为其复仇。李存勖兵精将勇，东征西讨，于公元913年攻破幽州，生俘刘氏父子，用绳捆索绑，解送太原，献于晋王太庙。公元923年，李存勖攻梁，梁兵败，朱温之子梁末帝朱友贞命部将杀死自己，李存勖攻入汴京，把朱友贞及其部将的头装入木匣，收藏在太庙里。李存勖还曾三次击败契丹，为父报了大仇。但他灭梁以后，骄傲自满，宠信伶官，纵情声色，使民怨沸腾，众叛亲离，在位仅三年就死于兵变之中。在叙述这段史事的过程中，作者采用先扬后抑的手法，通过一盛一衰的对比，一褒一贬的抒情，给人以强烈的碰撞感、落差感，引起读者心灵的震颤，增强了论点的说服力，正如前人说：“叙唐庄宗处，倏而英俊，倏而衰飒。凭吊欷歔，虽尺幅短章，有萦回无尽之意。”作者于叙事之后，又以两个反诘句回扣主题——“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至此，对比论证初步告一段落。
在文章的后半部分中，作者由叙事转入论理，论证步步深入，立意层层递进。从“《书》曰：‘满招损，谦得益’”自然引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忘身”的论点。为增强这一论点的说服力，作者又将庄宗得失天下之事浓缩为一段简洁对偶的文字，反证此论，再次通过一盛一衰的强烈对比，与篇首的立论形成前后照应，首尾呼应之势，使此文的中心论点更加鲜明突出。文章写至此处，作者胸臆仍未尽抒，又进一步推出“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这样一个论点，令读者的认识随着作者的笔触进一步深化，以历史的教训中受到更加深刻的启迪。“忧劳”、“逸豫”、“忽微”、“所溺”皆为人事，因此，上述两个论点，既是中心论点的深化，又是其具体化。作者于全文论证的高潮处蓦然收笔，可谓言已尽而意未绝，令读者有余音绕梁之感——“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作《伶官传》。”此处以点睛之笔，阐明了作者写作《伶官传》，“善善恶恶”的目的并非就史论史，而是具有广泛而现实的醒世意义。
《五代史伶官传序》一文在语言特色上，具有“语言委婉，气势旺盛”、“文笔酣畅，波澜起伏”和“平易自然，简约凝练”三个特点：
1.语言委婉，气势旺盛
本文作为一篇总结历史教训，为在世及后世君主提供借鉴的史论，毫无生硬的说教，而是娓娓道来，婉转动人。即使是在慨叹庄宗败亡时，也只是寓惋惜之意而无责难之词，可谓意正言婉。全文从“呜呼”起笔，到“岂独伶人也哉”收尾，一叹再叹，以叹始终，于反复叹咏之中显现委婉的韵致。在议论的文字中，多用反问句、疑问句，使说理委婉而令人深思;多用对称语句，特别是在关键的地方，采用语言凝练、对仗工整的格言式的骈句，造成鲜明的对比感和节奏感;适当运用长句，调节语势，有张有弛。疑问句、感叹句与陈述句，骈句与散句，长句与短句，错综有致，读起来抑扬顿挫，一唱三叹，感情饱满，气势旺盛。清代文学家沈德潜认为《五代史伶官传序》：“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后来做史论的人往往学这种抑扬顿挫的笔法。
2.文笔酣畅，波澜起伏
文章开篇突兀而起地提出论点，马上落到立论根据上，再落入“晋上三矢”的叙事，又语势猛然一升，发出对庄宗之“盛”赞叹，而后语势陡然一降，发出对庄宗之“衰”的悲叹，继而步步紧逼，设疑问、引古语而得出“自然之理”，然后再次评论庄宗盛衰，语势再升再降，在大起大落之中引出发人深省的教训，戛然而止，将全文的语势稳稳地落在结尾上。篇幅虽短小，却写得起伏跌宕。全文一气呵成，淋漓酣畅。
3.平易自然，简约凝练
文中没有佶屈聱牙的措辞，也不堆砌词藻，用平实的语言生动地叙说事例，深入地说明道理，语言平易近人，自然晓畅。叙事不枝不蔓，议论简明扼要，其中一些格言式的对称语句，如“满招损，谦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智勇多困于所溺”，句式整齐，言简意丰，发人深省。
通观全篇，融叙事、议论、抒情为一体，叙事生动晓畅，论证层层深入，感情深沉浓烈，实为一篇不可多得的佳作。历代的文学家多视此篇为范文，倍加赞赏，如明代茅坤称此文为“千古绝调”，清代沈德潜誉此文为“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欧阳公之文风、政见与为人，于此文可略见一斑。
欧阳修进入政界后，正是北宋王朝开始由盛到衰的时期，社会上的各种矛盾日趋尖锐，政治上的一些弊端越来越严重，社会危机越来越令人不安。到了仁宗庆历初年，以王伦、李海等为首的人民暴动接踵而起，西夏又侵扰西北边境，屡败宋军。欧阳修、范仲淹等人针对当时的敝政，力图实行政治改革，以挽救北宋王朝的危机却接二连三地遭到当权派的打击。在这种情况下，欧阳修忧心忡忡，很担心五代惨痛历史即将重演。而宋太祖时薛居正奉命主修的 《旧五代史》 又 “繁猥失实”，无助于劝善惩恶。于是自己动手，撰成了七十四卷的 《新五代史》。
欧阳修关心国计民生，忧国忧民，倡导革新他崇尚儒家的尚实致用思想，关心时事，积极入世，坚决反对佛教思想，极力抨击佛教的危害。他有胆有识，奋发上进，为国家和民族想有所作为。欧阳修反对屈辱苟安，不修武备，力主加强战备，改革时政。面对国家和民族面临的危机，欧阳修作此序是为了希望宋朝统治者以史为鉴，告诫执政者要吸取历史教训，居安思危，防微杜渐，励精图治，不应满足表面的虚荣，以期引起统治者的警惕。
欧阳修（1007年8月6日 －1072年9月8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以进士及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其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 ▶ 1168篇诗文
“金谷无烟宫树绿”，以“金谷无烟”出之，表明这是寒食、清明节问，“金谷”一词，含着许多意思，令人想起高门大户人家的庭园，里面应该住着美慧多情的女子。“宫树绿”一语，加深了景物朦胧暗碧的效果，起一种伤感的感情引诱作用，这与女子的脆弱多情的伤春感情正相融。所以，起笔虽然没有直接写人、写情，却通过用典和造境，在这两方面作了暗示。
“嫩寒生怕春风”，以倒装句式突出春寒恻恻，给予未出场的女主人公带来的生理和心理的不适。“生怕春风”，写得细，写得透，仿佛作者与她通感着似的。
“博山微透暖薰笼”，转入楼内，渲染出女子居处的温馨气氛，并为她创造出一个典型的怀人环境。然而以下又不正写，而是把她的思念之情转到她的幽梦中去，这样写，比正写更雅致——隔着梦的帷幕来思念人，总有一些朦胧美，有几分差涩感；也更有深致——连梦中都不能免除思念，醒时的情状就不用多说了。但又不明出——没有写她幽梦的内容，只是渲染出的这个情调使读者不得不往词人暗设的那条思路想去。
“小楼春色里，幽梦雨声中。”这两句的含蓄蕴藉和情蕴的丰富，以及对仗的工致，足以与晏几道的抒情名句“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媲美。“幽梦”一句，写情尤其多致，这样的雨声，在她的幽梦中，又是一番别样的景致了。
“别浦鲤鱼何日到”，“何日到”，实际是说“无书到”，在渡口相别分手之后从没有收到过书信。
“锦书封恨重重”一句，怨书信不来，怨书信即是怨人。上两句言分手之后就一直没有音信，不由得叫人怨恨重重了。“海棠花下去年逢”，海棠花又开了，自己只能流连树下，追忆去年这个时候与情人在此相会的情景了。这一句写得温馨香软，足见对初相遇的记忆之深、之美好，甚至连他写到的那海棠，似乎也都成了伊人风采的暗示。
“也应随分瘦，忍泪觅残红。”细节化的猜测，猜测她的必然消瘦，想像她在觅残红——这是男性作者所造的女子伤时伤别之情的经典意象。这样的猜测，无疑显示出对伊人的极度钟情。
这首词怨春怀人，却不直说，而说“小楼春色里，幽梦雨声中”；而说“嫩寒生怕春风”、“忍泪觅残红”，婉转细腻，深沉含蓄，其怨春怀人之情愈为深切。辛弃疾是豪放派大家，而该词通篇以婉丽词句写出，体现了这位“豪气”与“柔情”并于一身的大词人多样化的艺术风格。
这首诗是李白夜宿峰顶寺时题写的五言绝句，载于宋代邵博《邵氏见闻录》、赵德麟《侯鲭录》、胡仔《苕溪渔隐丛话》等书。此诗运用想象和夸张的手法，表现了峰顶寺的静穆和高峭秀拔的特点，表达了诗人对古代庙宇工程艺术的惊叹以及对神仙般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之情。全诗语言朴素，想象瑰丽，夸张巧妙，平中见奇，充分体现了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特色。
诗的首句交代时间地点，其实也点明了人物和事件。次句以夸张的技法来烘托峰顶寺之高耸云霄。一举手就可以摸到天上的星星，不用说高，人们能想象出其高来。这便是李白最擅长的以情写景，以景抒情的夸张。这里字字将读者的审美视线引向星汉灿烂的夜空，非但没有“高处不胜寒”的感慨，反而显示出一种旷阔感，以星夜的美丽引起人们对高耸入云的峰顶寺的向往。
三、四两句，“不敢”写出了作者当时的心理状态。诗人在那儿都不敢大声说话，唯恐惊动了天上的仙人。诗人“不敢”与深“惊”的心理，促使人去想象“峰顶寺”与“天上人”的相距之近。这样，峰顶之高也就不言自明了。寥寥数语，就道尽了山寺的静穆和峰顶之高峭秀拔。
此诗仅二十个字，就酣畅淋漓地表现出了人在高处的愉悦和豪放之情。语言自然朴素，却形象逼真。全诗无一生僻字，却字字惊人，堪称“平字见奇”的佳作。诗人借助大胆想象，渲染峰顶寺之奇高，把峰顶寺的高耸和夜晚的恐惧写得活灵活现，从而将一座几乎不可想象的宏伟建筑展现在读者面前，给人以丰富的联想和身临其境的感觉。扪星辰、惊天人，这些仿佛是童稚的想法，被诗人信手拈来，用入诗中，让人顿感情趣盎然，有返璞归真之妙。
这是一首咏物词，吟咏对象是夏末秋初时开花的木芙蓉。晏殊通过精雕细琢，将木芙蓉抗拒秋霜、坚贞高洁而又不失娇媚的品格刻画出来，处处透出词人对木芙蓉的喜爱之情。
上片开篇便描绘了木芙蓉所处环境的恶劣。“重阳过后”点出时间，“西风渐紧”描写气候，冷风凛冽强劲，晚秋气候环境恶劣，表现木芙蓉的倔强抗争精神；“庭树叶纷纷”描写环境，通过对比手法，突出木芙蓉强劲的生命力。重阳节之后，秋风渐渐寒冷萧瑟，庭院中树木落叶纷飞，不耐秋寒，以树烘托秋风的凄厉寒萧，又反衬出木芙蓉的不畏严寒。“朱阑向晓”，此句为木芙蓉营造出一个典雅清绝的场景，侧面烘托出木芙蓉的优雅清妙之姿。“特地”二字有拟人效果。“朱阑”三句具体描写木芙蓉的娇艳。临近拂晓，天边朝霞，红色雕栏，木芙蓉的红花娇艳，好像特地走到一起来争芳斗新似的。
晏殊在上片描绘了清晓时荚蓉新绽的景象，顺时间而下，下片描写“霜前月下”的景色。月升霜降，“斜红淡蕊”的木芙蓉仍旧不改姿色，反而更有姿态。“斜红”二字，点出芙蓉花的逸姿与红艳娇媚，“霜前”不改其色、不改其姿，反而更见姿见色。“淡蕊”写芙蓉花蕊清淡，清香缕缕。“月下”芙蓉，更显清妙雅态。“明媚欲回春”总上两句，直接写娇艳的芙蓉仿佛要把春天唤回一样。“莫将琼萼等闲分，留赠意中人”，水到渠成，由赞扬木芙蓉的美艳，而诉说对其之爱惜。这两句直接表达了词人对芙蓉花的珍惜与热爱，他不愿意把这犹如盛开于仙境中的花朵随意赠送，而要珍藏起来，只留赠给意中之人。词人不仅期望像木芙蓉花般美好的事物长开不败，而且亦期望意中人也能像自己一样，享受美好事物给予的欢愉快乐。
在木芙蓉这一主角出场之前，词人先以萧瑟秋风、落叶庭树作铺垫，衬托出芙蓉花艳丽高洁的风姿，有不见其花先闻其香的效果。咏物诗词一般都会寄寓作者个人的操守、理想，在此篇《少年游》中，晏殊不仅在赞颂木芙蓉，更寄托着自己的情感。这不畏严霜的木芙蓉，既象征着意中人的品质，也象征着二人坚贞高洁的爱情，因此，在收篇处，词人才会提出要特地把它留赠意中人，蕴涵着作者对意中人坚贞高洁之品德的肯定与赞赏。
此诗不用比兴，三章诗全用“赋”，以猎人自叙的口吻，真切地抒发了他猎后暗自得意的情怀。三章叠唱，意思并列，每章只换四个字，但却很重要，起到了文义互足的作用：首章互相称誉敏捷，次章互相颂扬善猎，末章互相夸赞健壮。首句开口便赞誉，起得突兀，真实地表达了诗人由衷的仰慕驱情。他在峱山与猎人偶然碰面，眼见对方逐猎是那样敏捷、娴熟而有力，佩服驱至，不禁脱口而出“子驱还（茂、昌）兮”，这是发自心底的赞叹，“子”是对那位同行的敬称。次句点明他们相遇的地点在峱山南面的道路上。“遭”字表明他们并非事先约定，只是邂逅相遇罢了。正因为如此，诗人才会那样惊喜不已，十分激动。第三句说他们由相遇而合作，共同奋力追杀两只大公狼。这里诗人虽然没有告诉读者逐猎的结果如何，但是从他那异常兴奋的叙述中，可以猜想到那两只公狼已成为他们的捕获物，读者从中也似乎分享到了诗人的喜悦。最后一句是猎后合作者对诗人的称誉：“揖我谓我儇（好、臧）兮”，这里诗人特点明“揖我”这一示敬的动作，联系首句，因为诗人对他的合作者十分敬佩，所以他才为自己能得到对方的赞誉而引以自豪。吴闿生称此为“渲染法”（《诗义会通》）。
全诗句句用韵，每章一韵，押在每句末尾第二字上：首章还、间、肩、儇为韵；次章茂、道、牡、好为韵；末章昌、阳、狼、臧为韵，句尾都以“兮”字收束，组成“富韵”，加上四、六、七言并用的参差句法，造成了舒缓的音节，读起来有一唱三叹的韵味。这种一唱三叹、反复咏唱的手法，对强化主题起到了很好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