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通过对五代时期的后唐盛衰过程的具体分析,推论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和“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的结论,说明国家兴衰败亡不由天命而取决于“人事”,借以告诫当时北宋王朝执政者要吸取历史教训,居安思危,防微杜渐,力戒骄侈纵欲。文章开门见山,提出全文主旨:盛衰之理,决定于人事。然后便从“人事”下笔,叙述庄宗由盛转衰、骤兴骤亡的过程,以史实具体论证主旨。具体写法上,采用先扬后抑和对比论证的方法,先极赞庄宗成功时意气之盛,再叹其失败时形势之衰,兴与亡、盛与衰前后对照,强烈感人,最后再辅以《尚书》古训,更增强了文章说服力。全文紧扣“盛衰”二字,夹叙夹议,史论结合,笔带感慨,语调顿挫多姿,感染力很强,成为历来传诵的佳作。
全文可分为两个部分。
前半部分以叙史为主。作者于开篇之首即开宗明义,用一兼带感叹语气的反诘句道出了此文的中心论点——“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可谓立论鲜明,催人警醒,又具有论战性,一反当时流行的宿命论的历史观。前人曾评此句是“起势横空而来,神气甚远”。文章接着写道:“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表明作者将列举庄宗得失天下的史例作为论据,对上述论点加以论证。这一过渡句的运用,使论点与论据间衔接紧密自然,论点有总领全篇之功,而下面文字的出现又不致突兀。
为论证中心论点,作者并未赘述庄宗身世或伶官轶事,也未过多地列举史例,而是从纷繁的史料中,仅选取了传奇色彩较浓,颇具典型意义的庄宗得失天下的史事,以洗练的文字,沉挚充沛的感情,抑扬顿挫的语调,纵横捭阖的气势加以叙述。据说,晋王李克用与梁王朱温结仇极深。燕王刘守光之父刘仁恭,曾被李克用保荐为卢龙节度使。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辽太祖)曾与李克用把臂定盟,结为兄弟,商定共同举兵讨梁。但刘仁恭与阿保机后皆叛晋归梁,与晋成仇。李克用临终时以三枝箭作为遗命,要其子李存勖为其复仇。李存勖兵精将勇,东征西讨,于公元913年攻破幽州,生俘刘氏父子,用绳捆索绑,解送太原,献于晋王太庙。公元923年,李存勖攻梁,梁兵败,朱温之子梁末帝朱友贞命部将杀死自己,李存勖攻入汴京,把朱友贞及其部将的头装入木匣,收藏在太庙里。李存勖还曾三次击败契丹,为父报了大仇。但他灭梁以后,骄傲自满,宠信伶官,纵情声色,使民怨沸腾,众叛亲离,在位仅三年就死于兵变之中。在叙述这段史事的过程中,作者采用先扬后抑的手法,通过一盛一衰的对比,一褒一贬的抒情,给人以强烈的碰撞感、落差感,引起读者心灵的震颤,增强了论点的说服力,正如前人说:“叙唐庄宗处,倏而英俊,倏而衰飒。凭吊欷歔,虽尺幅短章,有萦回无尽之意。”作者于叙事之后,又以两个反诘句回扣主题——“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至此,对比论证初步告一段落。
在文章的后半部分中,作者由叙事转入论理,论证步步深入,立意层层递进。从“《书》曰:‘满招损,谦得益’”自然引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忘身”的论点。为增强这一论点的说服力,作者又将庄宗得失天下之事浓缩为一段简洁对偶的文字,反证此论,再次通过一盛一衰的强烈对比,与篇首的立论形成前后照应,首尾呼应之势,使此文的中心论点更加鲜明突出。文章写至此处,作者胸臆仍未尽抒,又进一步推出“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这样一个论点,令读者的认识随着作者的笔触进一步深化,以历史的教训中受到更加深刻的启迪。“忧劳”、“逸豫”、“忽微”、“所溺”皆为人事,因此,上述两个论点,既是中心论点的深化,又是其具体化。作者于全文论证的高潮处蓦然收笔,可谓言已尽而意未绝,令读者有余音绕梁之感——“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作《伶官传》。”此处以点睛之笔,阐明了作者写作《伶官传》,“善善恶恶”的目的并非就史论史,而是具有广泛而现实的醒世意义。
《五代史伶官传序》一文在语言特色上,具有“语言委婉,气势旺盛”、“文笔酣畅,波澜起伏”和“平易自然,简约凝练”三个特点:
1.语言委婉,气势旺盛
本文作为一篇总结历史教训,为在世及后世君主提供借鉴的史论,毫无生硬的说教,而是娓娓道来,婉转动人。即使是在慨叹庄宗败亡时,也只是寓惋惜之意而无责难之词,可谓意正言婉。全文从“呜呼”起笔,到“岂独伶人也哉”收尾,一叹再叹,以叹始终,于反复叹咏之中显现委婉的韵致。在议论的文字中,多用反问句、疑问句,使说理委婉而令人深思;多用对称语句,特别是在关键的地方,采用语言凝练、对仗工整的格言式的骈句,造成鲜明的对比感和节奏感;适当运用长句,调节语势,有张有弛。疑问句、感叹句与陈述句,骈句与散句,长句与短句,错综有致,读起来抑扬顿挫,一唱三叹,感情饱满,气势旺盛。清代文学家沈德潜认为《五代史伶官传序》:“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后来做史论的人往往学这种抑扬顿挫的笔法。
2.文笔酣畅,波澜起伏
文章开篇突兀而起地提出论点,马上落到立论根据上,再落入“晋上三矢”的叙事,又语势猛然一升,发出对庄宗之“盛”赞叹,而后语势陡然一降,发出对庄宗之“衰”的悲叹,继而步步紧逼,设疑问、引古语而得出“自然之理”,然后再次评论庄宗盛衰,语势再升再降,在大起大落之中引出发人深省的教训,戛然而止,将全文的语势稳稳地落在结尾上。篇幅虽短小,却写得起伏跌宕。全文一气呵成,淋漓酣畅。
3.平易自然,简约凝练
文中没有佶屈聱牙的措辞,也不堆砌词藻,用平实的语言生动地叙说事例,深入地说明道理,语言平易近人,自然晓畅。叙事不枝不蔓,议论简明扼要,其中一些格言式的对称语句,如“满招损,谦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智勇多困于所溺”,句式整齐,言简意丰,发人深省。
通观全篇,融叙事、议论、抒情为一体,叙事生动晓畅,论证层层深入,感情深沉浓烈,实为一篇不可多得的佳作。历代的文学家多视此篇为范文,倍加赞赏,如明代茅坤称此文为“千古绝调”,清代沈德潜誉此文为“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欧阳公之文风、政见与为人,于此文可略见一斑。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唉!盛衰的道理,虽说是非命决定的,难道说不是人事造成的吗?推究庄宗取得非下的原因,与他失去非下的原因,就可以明白了。
世人传说晋王临死时,把三支箭赐给庄宗,并告诉他说:“梁王朱温是我的仇敌,燕王是我推立的,契丹与我约为兄弟,可是后来都背叛我去投靠了梁。这三件事是我的遗恨。交给你三支箭,你不要忘记你父亲报仇的志向。”庄宗接受了箭,把它收藏在祖庙里。以后庄宗出兵打仗,便派手下的随从官员,用猪羊去祭告祖先,从宗庙里恭敬地取出箭来,用漂亮的锦囊装着,背着它走在前面,等到凯旋时再把箭藏入祖庙。
当他用绳子绑住燕王父子,用小木匣装着梁国君臣的头,走进祖庙,把箭交还到晋王的灵座前,告诉他生前报仇的志向已经完成,他那神情气概,是多么威风!等到仇敌已经消灭,非下已经安定,一人在夜里发难,作乱的人四面响应,他慌慌张张的出兵向东逃跑,还没见到乱贼,部下的兵士就纷纷逃散,君臣们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不知道哪里去好;到了割下头发来对非发誓,抱头痛哭,眼泪沾湿衣襟的可怜地步,怎么那样的衰败差劲呢!难道说是因为取得非下难,而失去非下容易才像这样的吗?还是认真推究他成功失败的原因,都是由于人事呢?《尚书》上说:“自满会招来损害,谦虚能得到益处。”忧劳可以使国家兴盛,安乐可以使自身灭亡,这是自然的道理。
因此,当他兴盛时,普非下的豪杰,没有谁能和他相争;到他衰败时,数十个乐官就把他困住,最后身死国灭,被非下人耻笑。祸患常常是由一点一滴极小的错误积累而酿成的,纵使是聪明有才能和英勇果敢的人,也多半沉溺于某种爱好之中,受其迷惑而结果陷于困穷,难道只有乐工(是所溺的成分)吗?于是作《伶官传》。
注释
伶(líng)官:宫廷中的乐官和授有官职的演戏艺人。
原:推究,考查。
庄宗:即后唐庄宗李存勖,李克用长子,继父为晋王,又于后梁龙德三年(923)称帝,国号唐。同年灭后梁。同光四年(926),在兵变中被杀,在位仅三年。
晋王:西域突厥族沙陀部酋长李克用。因受唐王朝之召镇压黄巢起义有功,后封晋王。
矢:箭。
梁:后梁太祖朱温,原是黄巢部将,叛变归唐,后封为梁王。
燕王:指卢龙节度使刘仁恭。其子刘守光,后被朱温封为燕王。此处称刘仁恭为燕王,是笼统说法。
契丹:宋时北方的一个部族。
与:赐给。
其:语气副词,表示命令或祈求。
乃:你的。
庙:指宗庙,古代帝王祭祀祖先之所。此处专指李克用的祠,同下文的“太庙”。
从事:原指州郡长官的僚属,这里泛指一般幕僚随从。
少牢:用一猪一羊祭祀。
纳之:把箭放好。
系:捆绑。
组:绳索。
函:木匣。此处用作动词,盛以木匣。
先王:指晋王李克用。
仇雠:仇敌。
一夫:指唐庄宗同光四年(926)发动贝州兵变的军士皇甫晖。
誓非断发:截发置地,向非发誓。
岂:难道。
欤:表疑问的语气助词。
抑:表转折的连词,相当于“或者”、“还是”。
本:考究。
迹:事迹,道理。
《书》:《尚书》。
逸豫:安逸舒适。
举:全、所有。
忽微:形容细小之事。忽是寸的十万分之一,微是寸的百万分之一。
溺:溺爱,对人或事物爱好过分。
也哉:语气词连用,表示反诘语气。
此文通过对五代时期的后唐盛衰过程的具体分析,推论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和“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的结论,说明国家兴衰败亡不由天命而取决于“人事”,借以告诫当时北宋王朝执政者要吸取历史教训,居安思危,防微杜渐,力戒骄侈纵欲。文章开门见山,提出全文主旨:盛衰之理,决定于人事。然后便从“人事”下笔,叙述庄宗由盛转衰、骤兴骤亡的过程,以史实具体论证主旨。具体写法上,采用先扬后抑和对比论证的方法,先极赞庄宗成功时意气之盛,再叹其失败时形势之衰,兴与亡、盛与衰前后对照,强烈感人,最后再辅以《尚书》古训,更增强了文章说服力。全文紧扣“盛衰”二字,夹叙夹议,史论结合,笔带感慨,语调顿挫多姿,感染力很强,成为历来传诵的佳作。
全文可分为两个部分。
前半部分以叙史为主。作者于开篇之首即开宗明义,用一兼带感叹语气的反诘句道出了此文的中心论点——“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可谓立论鲜明,催人警醒,又具有论战性,一反当时流行的宿命论的历史观。前人曾评此句是“起势横空而来,神气甚远”。文章接着写道:“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表明作者将列举庄宗得失天下的史例作为论据,对上述论点加以论证。这一过渡句的运用,使论点与论据间衔接紧密自然,论点有总领全篇之功,而下面文字的出现又不致突兀。
为论证中心论点,作者并未赘述庄宗身世或伶官轶事,也未过多地列举史例,而是从纷繁的史料中,仅选取了传奇色彩较浓,颇具典型意义的庄宗得失天下的史事,以洗练的文字,沉挚充沛的感情,抑扬顿挫的语调,纵横捭阖的气势加以叙述。据说,晋王李克用与梁王朱温结仇极深。燕王刘守光之父刘仁恭,曾被李克用保荐为卢龙节度使。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辽太祖)曾与李克用把臂定盟,结为兄弟,商定共同举兵讨梁。但刘仁恭与阿保机后皆叛晋归梁,与晋成仇。李克用临终时以三枝箭作为遗命,要其子李存勖为其复仇。李存勖兵精将勇,东征西讨,于公元913年攻破幽州,生俘刘氏父子,用绳捆索绑,解送太原,献于晋王太庙。公元923年,李存勖攻梁,梁兵败,朱温之子梁末帝朱友贞命部将杀死自己,李存勖攻入汴京,把朱友贞及其部将的头装入木匣,收藏在太庙里。李存勖还曾三次击败契丹,为父报了大仇。但他灭梁以后,骄傲自满,宠信伶官,纵情声色,使民怨沸腾,众叛亲离,在位仅三年就死于兵变之中。在叙述这段史事的过程中,作者采用先扬后抑的手法,通过一盛一衰的对比,一褒一贬的抒情,给人以强烈的碰撞感、落差感,引起读者心灵的震颤,增强了论点的说服力,正如前人说:“叙唐庄宗处,倏而英俊,倏而衰飒。凭吊欷歔,虽尺幅短章,有萦回无尽之意。”作者于叙事之后,又以两个反诘句回扣主题——“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至此,对比论证初步告一段落。
在文章的后半部分中,作者由叙事转入论理,论证步步深入,立意层层递进。从“《书》曰:‘满招损,谦得益’”自然引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忘身”的论点。为增强这一论点的说服力,作者又将庄宗得失天下之事浓缩为一段简洁对偶的文字,反证此论,再次通过一盛一衰的强烈对比,与篇首的立论形成前后照应,首尾呼应之势,使此文的中心论点更加鲜明突出。文章写至此处,作者胸臆仍未尽抒,又进一步推出“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这样一个论点,令读者的认识随着作者的笔触进一步深化,以历史的教训中受到更加深刻的启迪。“忧劳”、“逸豫”、“忽微”、“所溺”皆为人事,因此,上述两个论点,既是中心论点的深化,又是其具体化。作者于全文论证的高潮处蓦然收笔,可谓言已尽而意未绝,令读者有余音绕梁之感——“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作《伶官传》。”此处以点睛之笔,阐明了作者写作《伶官传》,“善善恶恶”的目的并非就史论史,而是具有广泛而现实的醒世意义。
《五代史伶官传序》一文在语言特色上,具有“语言委婉,气势旺盛”、“文笔酣畅,波澜起伏”和“平易自然,简约凝练”三个特点:
1.语言委婉,气势旺盛
本文作为一篇总结历史教训,为在世及后世君主提供借鉴的史论,毫无生硬的说教,而是娓娓道来,婉转动人。即使是在慨叹庄宗败亡时,也只是寓惋惜之意而无责难之词,可谓意正言婉。全文从“呜呼”起笔,到“岂独伶人也哉”收尾,一叹再叹,以叹始终,于反复叹咏之中显现委婉的韵致。在议论的文字中,多用反问句、疑问句,使说理委婉而令人深思;多用对称语句,特别是在关键的地方,采用语言凝练、对仗工整的格言式的骈句,造成鲜明的对比感和节奏感;适当运用长句,调节语势,有张有弛。疑问句、感叹句与陈述句,骈句与散句,长句与短句,错综有致,读起来抑扬顿挫,一唱三叹,感情饱满,气势旺盛。清代文学家沈德潜认为《五代史伶官传序》:“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后来做史论的人往往学这种抑扬顿挫的笔法。
2.文笔酣畅,波澜起伏
文章开篇突兀而起地提出论点,马上落到立论根据上,再落入“晋上三矢”的叙事,又语势猛然一升,发出对庄宗之“盛”赞叹,而后语势陡然一降,发出对庄宗之“衰”的悲叹,继而步步紧逼,设疑问、引古语而得出“自然之理”,然后再次评论庄宗盛衰,语势再升再降,在大起大落之中引出发人深省的教训,戛然而止,将全文的语势稳稳地落在结尾上。篇幅虽短小,却写得起伏跌宕。全文一气呵成,淋漓酣畅。
3.平易自然,简约凝练
文中没有佶屈聱牙的措辞,也不堆砌词藻,用平实的语言生动地叙说事例,深入地说明道理,语言平易近人,自然晓畅。叙事不枝不蔓,议论简明扼要,其中一些格言式的对称语句,如“满招损,谦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智勇多困于所溺”,句式整齐,言简意丰,发人深省。
通观全篇,融叙事、议论、抒情为一体,叙事生动晓畅,论证层层深入,感情深沉浓烈,实为一篇不可多得的佳作。历代的文学家多视此篇为范文,倍加赞赏,如明代茅坤称此文为“千古绝调”,清代沈德潜誉此文为“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欧阳公之文风、政见与为人,于此文可略见一斑。
欧阳修进入政界后,正是北宋王朝开始由盛到衰的时期,社会上的各种矛盾日趋尖锐,政治上的一些弊端越来越严重,社会危机越来越令人不安。到了仁宗庆历初年,以王伦、李海等为首的人民暴动接踵而起,西夏又侵扰西北边境,屡败宋军。欧阳修、范仲淹等人针对当时的敝政,力图实行政治改革,以挽救北宋王朝的危机却接二连三地遭到当权派的打击。在这种情况下,欧阳修忧心忡忡,很担心五代惨痛历史即将重演。而宋太祖时薛居正奉命主修的 《旧五代史》 又 “繁猥失实”,无助于劝善惩恶。于是自己动手,撰成了七十四卷的 《新五代史》。
欧阳修关心国计民生,忧国忧民,倡导革新他崇尚儒家的尚实致用思想,关心时事,积极入世,坚决反对佛教思想,极力抨击佛教的危害。他有胆有识,奋发上进,为国家和民族想有所作为。欧阳修反对屈辱苟安,不修武备,力主加强战备,改革时政。面对国家和民族面临的危机,欧阳修作此序是为了希望宋朝统治者以史为鉴,告诫执政者要吸取历史教训,居安思危,防微杜渐,励精图治,不应满足表面的虚荣,以期引起统治者的警惕。
欧阳修(1007年8月6日 -1072年9月8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以进士及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其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 ▶ 1168篇诗文
此诗前两句“燕支山西酒泉道,北风吹沙卷白草”,极言塞外荒凉、酷虐的环境,极富塞外色彩,“燕支”“酒泉”,以西域的地名入诗,一望而知是北地边陲一带;“北风”“沙”“白草”,以特殊地域的自然景物入诗,给全诗罩上了一层沙海气息;“吹”“卷”,以独有的狂虐气势入诗,更给全诗贯注了一股粗犷的沙漠的血液。后两句“长安遥在日光边,忆君不见令人老”,直抒胸臆,表达诗人深切的思念之情。以“长安”与“日光”相比,暗用了晋明帝的典故。据《初学记》卷一引刘劭《幼童传》记载:明皇帝讳绍,字道畿,元皇帝长子也。幼而聪哲,为元帝所宠异。年数岁,尝坐置膝前,属长安使来,因问帝曰:“汝谓日与长安孰远?”对曰:“长安近。不闻人从日边来,只闻人从长安来,居然可知也。”元帝异之。明日,宴群僚,又问之。对曰:“日近。”元帝失色,问何以异昨日之言。”对曰:“举头不见长安,只见日,是以知近。”帝大悦。结句还可从《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中找到影子。如此用典无碍表达,更增诗句的人文气息。
全诗表达的感情虽极为普通,但表达方式却独具特色。以自己所处环境开篇,有一种向友人描述自己生活状况的意思,同时又意指自己在这苍凉、萧索的环境中,十分孤独,因而更加怀念友人,怀念那共处的美好时光;随即的直抒胸臆即是印证了这一意境。抒情中又有对典故的运用,且不着痕迹,浑然天成,更见诗人笔力之深厚。
全诗以一征人口吻凄凄惨惨道来,别有一份无奈中的苦楚。一、二两章以“何草不黄”、“何草不玄”比兴征人无日不在行役之中,似乎“经营四方”已是征夫的宿定命运。既然草木注定要黄、要玄,那么征人也就注定要走下去。统帅者丝毫没有想到:草黄草玄乃物之必然本性,而人却不是为行役而生于世,人非草木,当不能以草木视之。而一句“何人不将”,又把这一人为的宿命扩展到整个社会。可见,此诗所写绝不是“念吾一身,飘然旷野”的个人悲剧,而是“碛里征人三十万”(唐李益《从军北征》)的社会悲剧。这是一轮旷日持久而又殃及全民的大兵役,家与国在征人眼里只是连天的衰草与无息的奔波。
因此,三、四两章作者发出了久压心底的怨怼:我们不是野牛、老虎,更不是那越林穿莽的狐狸,为何却与这些野兽一样长年在旷野、幽草中度日?难道我们生来就与野兽同命?别忘了,我们也是人!
不过,怨终归是怨,命如草芥,生同禽兽的征夫们并没有改变自己命运的能力,他们注定要在征途中结束自己的一生。他们之所以过着非人的行役生活是因为在统治者眼中他们根本就不是人,而是一群战争的工具而已。所以,怨的结局仍然是“有栈之车,行彼周道”。
这种毫无希望、无从改变的痛苦泣诉,深得风诗之旨,最大限度地展示了征人的悲苦,故清方玉润慨道:“盖怨之至也!周衰至此,其亡岂能久待?编诗者以此奠《小雅》之终,亦《易》卦纯阴之象。”(《诗经原始》)一首如泣如诉的征人小诗,后人看到的却是周室的灭亡,这也许是“用兵不息”者万万没有想到的。
此诗的后两章很善于借景寄情,方玉润云:“纯是一种阴幽荒凉景象,写来可畏。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诗境至此,穷仄极矣。”(同上)诚哉斯言。
全诗起句点出在历代众多的画家中,最为推许惠崇,为下文蓄势。接着十二句正面写画,用了两种不同的手法。前八句实写画面景色;后四句则虚写惠崇的精湛技艺。下面八句为衬笔,以画家巨然和崔白的画从侧面烘托、陪衬。后四句以感慨三位画家的遭际而收结,结尾两句感叹时人只重金钱不重艺术,因而借口今人的画不如古人,从批评中称扬了三位画家的艺术成就。这首古体诗结构严谨,手法迭变,意脉连贯而运笔自如。诗分共为四段。
第一段六句,写画面。起首两句,正面点出惠崇的地位,说惠崇的成就在众多的画家中十分突出。在正点中诗又不忘旁引,用“吾最许”三字作衬语,转入“旱云”句,开始描写所题画的画面,具体写时,又欲擒故纵,仍把“旱云”句作引,说六月里天气炎热,但看到这画,使人仿佛站在水边,顿生凉意。
“黄芦”二句具体写画面上是一片黄芦摇曳,白色的芦花覆盖在沙滩上,一对对凫雁静静地依偎着。诗在写画时,时刻不离观画的人,写得盘桓曲折,色彩层次都很鲜明。“移我翛然堕洲渚”一句,既写画技又带画面,同时指出画中景色能使人深深投入,移人性情,这也就是杜甫《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堂上不合生枫树,怪底江山起烟雾”的意思。
“往时所历今在眼”起八句为第二段,写观画的感受。先由上面画中的水边景象,唤起诗人对昔日游历的回忆,过渡得十分自然。诗说,画使他想起这么个场景:水边沙平,在沉沉暮霭中,渔船停泊着,依稀可见船上挂着渔网,渔民们斜靠着进入梦乡,鼾声宛如咿轧的橹声。通过回忆,诗人以自己的理解阐述了画家的笔情墨意。这样一转折,由画面似真,延伸到真实如画,换了个角度来把画面写深写透。此下,诗又倒回,接第一段直接作评论,出人意表。“变寒暑”三字是对画的高度概括,说惠崇的画能使看画人全身心投入画境,在暑天能因见到冷景而生寒意,呼应前“移我翛然堕洲渚”句。
诗写到这里,既有正面的描写,又有自己的感受及对画的评论,似乎话已说完,但诗人意犹未尽,又接“金坡巨然山数堵”八句,转向旁写。先说巨然描绘的山仅仅是粉墨藻绘,比上不惠崇,这两句是一衬;又描绘崔白所画的花卉虫鸟,栩栩如生,六句作一衬。此部分用了大量传神的笔墨来突出崔白的技艺,尤以“流莺探枝婉欲语,蜜蜂掇蕊随翅股”二句细微生动。先故设难局,然后以“一时二子”四句作双收,力挽千钧,点明赞赏崔白正是写惠崇,感叹崔白、惠崇身世飘零,不为世人所重,对此表示不平。这样收煞,前后兼顾,严密遒劲。
全诗基本采用叙事性的语言,成功运用散文章法组织,使得全诗结构谨严,层次分明。
这首诗是写狩猎的情况。秋风劲吹,牧草枯黄,逐围打猎的季节到了。王孙贵族带着劲弓,骑着骏马,驰骋在浩瀚无垠的草原上。晚上,吆喝着鹰儿,归来马上悬挂着猎获的野兽。
这首诗采取了平铺直叙的手法,不写打猎所注重的斩获、追逐等热点,只是淡淡说去,令读者自然感受到那刀响弓鸣、马蹄飞扬的热闹场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