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本文是一篇富含哲理与情趣的小品文章，通俗易懂，意味深长，非常具有教育意义，因此多年来为中学课本必选篇目。这篇文章的成功之处在于将熟能生巧这个大道理。用一个生动的小故事加以阐释，达到了发人深省、心领神会的目的。

　　第一段写陈尧咨射箭和卖油翁看射箭。文章一开始用极简洁的语言交代了陈尧咨善射，而“当世无双”突出了他射箭技术的熟练；“以此自矜”又写出他沾沾自喜韵骄矜态度。卖油翁“释担”、“久而不去”，表明他被陈尧咨射箭所吸引，想看个究竟。看见陈尧咨射箭“十中八九斗”，只是微微地点了点头。“睨之”、“微颔”神态的描述，准确而传神。既表示对陈尧咨熟练的射箭技术的肯定，又写出他尚有不满意的静观神情。一个是稍有成绩，就沾沾自喜，一个是看了半天，没有一句赞扬和捧场的话，表现出颇不以为意的神态。作者在不动声色的叙述中，初步揭示了这两个不同身份、不同地位的人对待射箭技术的不同态度，这就构成了矛盾并使读者产生了悬念，由此，引出了进一步的叙述。

　　第二段写卖油翁自钱孔沥油。这段一开始，通过陈尧咨和卖油翁的两组对话，进一步对照地写出两人对射箭技术的不同看法，不同态度。“汝亦知射乎？吾射不亦精乎？”陈尧咨连着发出两句问话，显得盛气凌人，并流露出对卖油翁轻视的态度；而卖油翁的回答却是淡然一句：“无他，但手熟尔”，语气平静，表现出卖油翁的从容和自信。卖油翁的神情和语气激怒了陈尧咨，陈尧咨气呼呼地斥责卖油翁“尔安敢轻吾射”，这就进一步表现出陈尧咨的狂妄自大、咄咄逼人。老翁却仍然是坦然沉着，用冷静的语气回答：“以我酌油知之。”接着作者连用“取”，“置”、“覆”、“酌”、“沥”几个动词，井然有序地而又十分简洁，十分准确地描述了卖油翁沥油的过程，表现了他沉着镇静，从容不迫的态度。有这样的高超和熟练的技术，却仍然毫不夸饰地说：“我亦无他，惟手熟尔。”和陈尧咨的自矜态度相对照，卖油翁朴实、谦逊、毫不骄矜的品德不是跃然如在眼前。“我亦无他，惟手熟尔力”，这是文章画龙点睛之笔，作者两次点这句活，强调和突出了本文叙事的主旨所在，亦即强调和突出了本文的中心思想。文章的最后，用一句话交代了陈尧咨态度的转变和事情的结束。一个“笑”字，也是传神之笔，无须多加笔墨，就表示出陈尧咨从卖油翁的行动中受到启示并心悦诚服；“笑而遣之”，这样处置，也符合陈尧咨的身份。这个结尾简洁、含蓄、发人深省。

　　陈尧咨学问不小，官职做得也很大，而且是文武双全，不愿屈居人下，可是却不得不在卖油翁面前认输，因为卖油翁指出的道理辩驳不倒，只得”笑而遣之”，没有责备”犯上”的小百姓，对于”用刑惨急，数有杖死”的陈尧咨确实不大容易。”笑”，既是有所领悟，也是自我解嘲，自是”传神之笔”。

　　词的上片，前两句写春归后的凄凉景象，后两句则回答了“春归何处”的疑问。作者以心中想念的“燕子”和眼前望见的“小院”、“阑干”、“阴雨”、“落华”组成春已归去的词境，托出黯淡哀怨的词情。这里展现的不是透露淡淡闲愁的欧阳修《采桑子》词所写的“垂下帘栊，双燕归来细雨中”或晏几道《l临江仙》词所写的“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之景。其写燕子，是“不曾来”的燕子；写雨，是“小院”中的“阴阴雨”；写落花，不是尚在空中飘舞之飞花，是被风吹聚到阑干一角的早已委落在地之花，而这一堆落花，在作者心目中竟是“春归处”。刘铉《蝶恋花·送春》词中“只道送春无送处，山花落得红成路”两句，似已指出春归之处，实则只说春是沿着花落之路而归去的；这“阑干”两句则把落花聚集之处看作春的最后归宿，看作春的埋葬之所，从而进一步、深一层地揭示了春之悲剧。广而言之，岂止春光之易逝如此、春归之可悲如此，世上一切美好事物也往往迅即消失，转眼成空，如白居易在《简简吟》中所说，“大都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这本是无可奈何的人间憾事。这两句词实有其人事的象征意义，有其深广的哲理内涵。

　　在词的下片中，作者把自我的身世之恨与春的悲剧下场融合为一。前两句写告阑“东风”的悲苦之怀、系心“飞絮”的眷恋之意。而对“东风”、对“飞絮”之如此情深者，究竟是归去之春的心，还是送春之人的情？这在作者的笔下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后面“浮萍”两句紧承“飞絮”句，用杨花入水成浮萍的传说，把词意、词情转进一层。词是送春，写春之归去，但作者却并不写到春去而止，更从春的本身写到春的化身，从春的今生写到春的来生，再从化身写到化身的化身，从来生写到来生的来生，以见春的身世之倍加可怜、春的命运之倍加可哀。春魂之化作天涯絮，而飞絮又落水化作浮萍，这来世杨花转来世萍的三生命运，使辞阑人间的春魂注定了要生生世世飘荡下去，其苦恨深愁是无穷无尽的。纵然作者在词的结拍处希冀其“莫向天涯去”，而其终必流落天涯，是身不由己、无可奈何的结局。这下片的词意，似从前引万俟咏词“念远情怀，分付杨花”两句和贯云石曲“东君何处天涯”、“随柳絮吹归那答”两问，以及辛弃疾《摸鱼儿》词“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怨春不语。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的意境化出，但其辞则更苦，其情则更悲。

　　首四句为第一小节，以初见石鼓的时、地领起。言时，用古史笔法，是长篇大赋的常用手段。言地，仅出“见鲁叟”三字，却既点明凤翔孔庙的所之地，又借此烘示出古鼓的庄重崇隆，意兼虚实。诗人从政伊始即思先睹为快，其渴慕之情可以想见。所以，“文字郁律蛟蛇走”云，既是“今见”的感觉，又实是“旧闻”的印证。石鼓的古拙而玄妙，庄严而飞动，以及诗人快慰而不满足，而亟欲深究的心情，竟都之短短四句之中显露出来了。

　　“细观初以指画肚”以下十八句为第二小节，具体描写了所见石鼓的情状。诗人不言其妙，而言“指画肚”的揣摩；不言其古，而言“箝之口”的懊丧。昔韩愈作《石鼓歌》，有“嗟予好古生苦晚，对此涕泪双滂沱”的喟叹，今诗人又瞠乎其后，如之奈何。然而，唯石鼓之妙而且古，令人欲罢不能。于是有“强寻偏旁推点画”的举动，一个“寻”字、一个“推”字，苦心孤诣，晰然可见。居然不无所得，前后辨认出“我车既攻”等完整的六句来，好比于器玩中识得古鼎、于星辰中识得北斗一般。“犹识”的“犹”字有聊以自慰之意，“仅名”的“仅”字却又见难以餍足之心，诗人此时，可谓憾喜参半。一脔既尝，必细窥全豹。于是诗人着力描摹了石鼓上其余的文字。“模糊”二句言其没者，斑驳漫漶，如瘢疤如胼胝，而残笔依稀。“娟娟”二句言其存者，秀见挺出，如缺月如嘉禾，而字形怪奇。“漂流百战”，回应前者，饱经风霜、硕果仅存，残破中有劲气。“独立千载”，回应后者，卓然标举、奇古无二，混沌中见精神。叙写至此，意犹未尽，故用“谁与友”的反诘。最后收束到石鼓的大篆书体，上与黄帝、仓颉的古文奇字分庭抗礼，下则哺育李斯、李阳冰的小篆，光前裕后。这八句用四组对仗，以存、没、显、隐的参错和对比来增加变化；句句如言石鼓之可识，句句又实言石鼓之不可识，然而，句句中却皆有石鼓的“古”“妙”二字之。用笔精炼，而石鼓的态势已历历之目。

　　“忆昔周宣歌《鸿雁》”以下十六句为第三小节，追叙石鼓的原始。石鼓经近人考证，断为秦时记载国君游猎的刻石，而唐宋人因“我车既攻，我马既同”与《小雅·车攻》的起句相同，多附会为周宣王时物。苏轼也不例外。

　　周宣王是历史上著名的中兴之主，诗人以“忆昔”突作折笔，以下即转入了对宣王政绩的赞颂。特为拈明“歌《鸿雁》”，不仅仅是为同下句“变蝌蚪”作文字上的工对。《鸿雁》为《诗经》篇名，古人认为是赞美宣王的作品，《毛诗序》所谓“万民离散，不安其居，而能劳来还定安集之”，这里正代表了宣王安内的治绩。诗人重点之歌颂宣王攘外的武功，故此处仅用一句为后文拓出地步，王文诰评作者“得过便过，其捷如风”，颇中肯綮。同样，次句表出当时太史籀变古文为大篆，亦隐含了文德修明的意思。诗人认为宣王的中兴，合乎天道人心，人心厌夷王、厉王之乱而思治，而老成干臣如方叔、召虎、申甫、尹吉甫等又适为之辅弼，于是轰轰烈烈，武功烜赫：东征淮夷徐戎，壮士猛如怒虎；北平玁狁之患，军队如其指挥。掌管外交传言的象胥官，不断献上出自外邦的战利品；方叔、召虎一类的功臣，接连领受国君隆重的赏赐。“杂沓”、“联翩”两组联绵字，可用乐章作比：前者如促节，回应战事的频繁；后者如缓板，状写胜利的平易。至此，诗人方点明石鼓的原委：宣王制鼓是为推重将帅亦即是推重拨乱的政治，而不是用于自颂和自娱。《礼记·乐记》：“君子听鼓鼙之声，则思将帅之臣。”《大雅·有瞽》：“有瞽有瞽，之周之庭······永观厥成。”二者的区别是很明显的。诗人断定石鼓是如《诗经·崧高》那样的颂功之作，与衡山岣嵝峰上的神禹治水碑同垂不朽；从宣王不炫己，以及鼓上无纪年、无作者姓名的情节上，进而推见了石鼓特出的一大长处，即“勋劳至大不矜伐”，有周文王、周武王的忠厚之风。结末的这段笔墨，实际上是对前所言石鼓辞密难晓的关应和生发。这一小节铺写酣畅，一气呵成。所谓物以人传，人亦以物传，著述宣王的“勋劳”，益见石鼓的崇高。之此小节中，诗人之笔已从石鼓的表象，进入了石鼓的内涵。

　　第四小节为“自从周衰更七国”至“无乃天工令鬼守”的十八句，写石鼓“义不污秦垢”。上文“欲寻”、“岂有”二句运用缓笔，似漫无收束，此处首二句即紧接着突兀而至，犹如天空中适才还是白云冉冉，陡然阴霾一布，霆雨将至，具有撼动人心的效果。“竟使秦人有九有”，诗人毫不掩饰对暴秦的憎恶。用一“竟”字，比用遂、乃、因、却等字更见感情色彩。“扫除”二句，为秦朝焚诗书、废礼乐的暴政先定一铁案。之这样严峻的形势背景之下，读者不禁要为石鼓的命运担忧。然而，诗人并未接写石鼓所遭受的浩劫，却串入了一段秦时石刻的情况。秦始皇、李斯等人，好刻石谀功，史载其先后于邹峄山、泰山、芝罘、琅玡、石门、会稽等处立石，这些石刻几乎便是秦人留与后世的全部文化遗产。其内容则无一不是“颂秦德”（《史记·秦始皇本纪》语），如芝罘刻石词：“皇帝东游，巡登芝罘······烹灭强暴，振救黔首。”

　　苏轼不无讽刺地援引了这些话，然与前定案数语对读，可见是欺人之谈。诗人于此串叙中多用讥刺，如以“上蔡公子牵黄狗”称代李斯，预示其日后覆灭的下场；以“后者无继前无偶”状写秦人刻石的骄矜，然而，“后者无继”，又同时带有不齿于后人的寓意。串写这一段，起着两个作用：一是以秦人“刻石颂功”的伪与劣，反衬出石鼓“功大不矜”的真与高；二是谓秦石既如此作伪，石鼓自然羞与同伍，必定不见容于当世，由此领起下文“此鼓亦当遭击掊”，可见它历劫犹存的不易。昔韦应物《石鼓歌》也写到“秦家祖龙还刻石，碣石之罘李斯迹。世人好古犹共传，持来比之犹悬隔”。但苏轼于此，挖掘得更深刻，发明得更透彻。石鼓究竟如何度此大劫，世无明载。诗人遂联想到另一“神物”———相传铸于夏禹时代的九鼎。《史记·秦始皇本纪》：“还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石鼓不显于秦，当亦是鬼神暗中呵护吧！这里以“传闻”证未传未闻，虽以不解解之，但揆度合于情理，又仍关应全篇所叙述的石鼓的古、妙、真、高，可谓神来之笔。

　　最后四句为第五小节，以感叹石鼓的长存作尾。前面极力铺排石鼓经周之盛，历秦之衰，此处仅用“物自闲”三字轻轻带住。前面大量篇幅驰神走笔于石鼓之中，此处却又忽出作者，与起首四句呼应，而余意固无止尽。

　　苏轼擅长比喻，描写一件事物，有时接连用比喻，使人应接不暇。此诗即是一例。而此诗还有一大特点，即几乎全篇运用对仗，于整饬中求变化。不少地方开合雄阔，使人浑然不觉。不可否认，有些对句互文见义，少数甚而有合掌之嫌，但细细品味，作者于上下句总求各具重点，尽量扩大其内容的涵量。诗人这样做不是偶然的。之此以前，韩愈、韦应物俱有《石鼓歌》，韩诗尤为著名。韩诗以己身与石鼓的关系为经纬，酣恣行笔，而苏诗则以客观为主，欲免雷同。正因如此，后人往往以此二诗相比，并称名作。苏轼作此诗时，意中处处有韩、韦诗之，于是争奇逞胜，有些地方未免雕琢太过。然而，之前人留下的不多余地中，复以格律自囿，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尤见功力。

　　此诗开头“褒斜不容幰，之子去何之”两句，明知故问，强调了蜀道之难，表明了对友人远行的担忧。颔联“鸟道一千里，猿声十二时”二句，一为空间，一为时间，真切具体地写出了友人行程之远，离别之久。颈联“官桥祭酒客，山木女郎祠”二句，通过对旅途情景的想象，表达了对友人入蜀旅途的关切。结尾“别后同明月，君应听子规”两句是对别后的想象和对友人的嘱咐。

　　随着阅历的加深和艺术上的成熟，王维晚年的作品审美选择更加入妙，点染更加出人意料之外。这首诗兴韵寄于风土，诗中官桥的巫祝，树丛的女神祠，都是入蜀道上特有的风物。作者又善于用数目字加以夸张，一千里写尽鸟道，十二时写尽猿啼，完全避开了送别俗套，寥寥几笔就把蜀地的险阻和风物的优美写出来，具有超俗的画意和诗情。首尾两联写尽的关切和相思，浑然神秀，无迹可求。纪晓岚说“一片神骨，不必凡马空多肉”，的确道出了此诗的妙处。

　　上片布景，展现行猎的场景。谓平原革枯，黄叶骚骚。这是重阳后郊外的景象。清秋时节，郊外平原，行猎的时间、地点，因此已有清楚的交代。但步入现场，却引起对于另一场景的思忆。接着，“今来是”，现场的场景又回到眼前。上片以“枯”、“残”、“惨”，显示今日郊原的萧瑟情状，并以记忆中的“玉勒青丝”加以映衬，令今日郊原，更显萧瑟，为布景。

　　下片说情，谓人生在世，应当及时行乐。此生若能够穿着短衣，在原野打猎，到西郊的酒肆，大碗喝酒，趁着黄昏，靠着马背，在夕阳影里，任意挥毫。下片就眼前事叙说观感，即就“短衣射虎”，表达词人的人生观感。

　　全词情调悲壮，意境沉雄，艺术上似已达化境。词人使用了黄、青、翠、碧、红、皂、惨、白等多种反差比较大的颜色，使词境绚丽，色感丰富。于秋景、猎事中穿插拾翠女子的青春形象，可谓神来之笔，犹如东坡笔下有小乔，稼轩词中有红襟翠袖，而又比这二者更富活力与诗意美，故她又是一种象征，以下阕中的“东君”称之，并不为过。这样写，使全词刚而有柔，直而有媚，可代表豪放词的一格。这首词表达了词人慷慨激烈的壮怀和伤春悲秋、忆昔怀旧的情绪，并抒发了岁月空老、平生不得志的身世之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