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伟业的诗风富丽绵密，词也写得秾丽密致，而这首却疏淡潇洒，风格情调不同一般。这首诗的上片从步向山村人家的沿途所见写起，由远及近，由外到内，一一描绘了山家的幽静环境，主人的身份、情趣不言自明；下片集中描绘山家主人的生活情调，种柳浇瓜，摘橘采茶，真是闲云野鹤式的自在逍遥，表现出作者对山家主人生活的羡慕向往之情。全词写景叙事结合，描写富有层次，语言朴素明净，如话家常，亲切有味。
上阙首句“村坞云遮”，写村落在云遮雾绕中隐约可见，暗写山家所居环山的特点，开头自然平实。接下来两句为近前所见之景：青碧的藤蔓缠绕着老树，翠绿的修竹与白沙相映。渐行渐近，又见一幢房屋临溪傍石而立，一条铺满青苔的小径顺着篱笆延伸。“苍藤老干”，说明村落的古朴僻远。“明沙”“溪堂”“苔径”，点出山家所居近水和环境清幽的特点。以上几句纯用白描，朴拙淡雅，生动地描绘了山家四周的环境与景物。自“文沙几”以下，则为山家室中所见：文沙制成的几案，窗虽小也饰有柔纱。“文沙几”与下片的“瘿尊”呼应，说明虽是山家，却也讲究，所居之人当是闲雅之士，绝非一般山民。“是好事人家”的“好事”，谓热心助人。接下来“启北扉”三句，便写“好事人家”热情待客的情形：先打开朝北的门，移过坐床让客人安坐，可见门外傲霜凌雪的繁茂梅花，进一步衬托山家主人洒脱出尘的品格。上片由远及近，由外而内，步移景换，以写景为主。描写很有层次，可见徐步石径，往访山家，陶醉于身边画境的作者形象。
下阙以叙事为主，上承“是好事人家”，写山翁待客。“衰翁健饭堪夸”，写山家主人年虽老饭量却好，因而身体强健令人夸赞。“衰翁”，足见年事之高；“健饭”，足见食量之大。二者相对，述以“堪夸”，意趣盎然。“把瘿尊茗碗，高话桑麻”，脱胎于孟浩然《过故人庄》中的“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写山家衰翁好客而健谈，与客人边喝茶饮酒，还兴致勃勃地谈起了农事。着一“高”字，顿使衰翁神采飞扬。“穿池”以下是“高话桑麻”的具体内容：在池边开沟，栽上柳树，引水入田，浇灌瓜园。字字句句皆为农家话语，但自耕自乐陶然而居的情态、心态却蕴蓄其中。这两句写得活泼轻松，更让人羡慕隐逸生活的闲适。“霜后橘、雨前茶”则表达山家所获的喜悦，橘经霜后味更甜美，谷雨前采摘之茶尤为滋润。“这风味清佳”的赞语脱口而出，散句入词，朴实自然，山家衰翁怡然自得的神态跃然纸上。末两句说去年自己耕种的土地收成极好，可以无忧无虑地过舒心安稳的日子了。词在山家所居衰翁的侃侃而谈中结束，尽管词人没有对山家生活发表议论，但山家的环境和气氛，衰翁的健谈和安乐，使得词人羡慕并向往。
此词既写出了山家的闲适逸趣，又表明了衰翁的旷达心境。全词语言浅显平易，颇近口语，且词句紧扣“山家”，不乏警句。写景叙事结合，意象显豁明朗，意境深婉含蓄。写景，皆历历可见；叙事，亦可使人如临其境，足见作者写实的功夫。而这首词意趣却多在词外，歌咏山家，向往山家，实际上是为表明作者不忘故国，不事新朝，埋头学问，纵情山水的心迹的。
此诗咏汉文帝与贾谊，但与李商隐诗的着眼点不同，议论更大相径庭。李诗以小事而见大节，王诗则因大事而忽小节。王安石认为贾谊的政略，文帝基本都有采用，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官职的高低与否不重要；李商隐抱负难申，乃为贾谊悲，王安石得宋神宗宠遇，乃为贾谊喜，正是不同的遭际，才产生出不同的议论来。就诗歌艺术而言，此诗纯是议论，褒贬分明，对比强烈。
诗的前两句“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一写贾谊，一写文帝。诗中指贾谊的治国安民之方，这两句是反诘句，意为贾谊所献的“谋议”，大体上都能获得施行，所以说文帝并不轻视贾谊。以贾谊进言与文帝纳言相对照，承班固《汉书·贾谊传》中之“赞”词：“追观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风俗，谊之所陈略施行矣”，与前人写贾谊怀才不遇之作唱反调。
后两句“爵位自高言尽废，古来何啻万公卿”，一写爵位高的“公卿”，一写君王。这两句也构成了一个反诘句，意为：自古以来，不知有多少达官贵人，尽管他们的官爵职位很高，但其言论都被君王废弃了。弦外之音是贾谊比那些达官贵人更为幸运。
此诗采用两个反诘句，寓答于反问之中，以贾谊的“谋议略施行”与身居高位的达官贵人“言尽废”相对照，以文帝采纳贾谊的“谋议”，古来君王废弃众多地位显赫的达官贵人的言论相对照，突出贾谊超群的才能与汉文帝的爱惜贤才。
此诗不像李商隐的《贾生》那般讽文帝悼贾生，反而赞文帝褒贾生。这是因为王安石受到宋神宗的殊遇，依托他推行新法，他也就有了新的体验，认为贾谊只是遭到周勃灌婴等人的谗毁而未能如愿以偿而已。从以上的比较中不难看出，李商隐与王安石的同题诗《贾生》，虽然都是咏贾谊，但各自的着眼点不同，笔法相异，主要在于两位诗人的思想有别，他们根据各自的思想对同一人物发表独特的见解，前者欲抑先扬，以古讽今，笔锋犀利而含蓄，后者褒贬分明，对比强烈。
“近得浔阳江上书，遥思李白更愁予。”以太白譬梦阳，不仅因二者同姓，而且也以才德兼备而不见容于世相似。“愁予”一辞出自《楚辞·九歌》“目渺渺兮愁予”，大有“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杜甫《天末怀李白》）的愁思。杜诗接下去有“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之句，言太白才高见嫉，被陷于小人。又于“魑魅”外想出个“鼋鼍”作对仗： “天边魑魅窥人过，日暮鼋鼍傍客居。”“鼋鼍”偏义于后者即鳄鱼，那可是扬子江上要吃人的怪物。引入“鼋鼍”，便与“浔阳江”更为贴切。这“鼋鼍”和“魑魅”，都是比喻李梦阳周围的恶势力。它们围住他、窥伺他，是决不肯放过他的。作者同意朋友在信中的说法，也是希望他提高警惕，不要大意，担忧之色溢于言表。
后四句承上意转，进一步希望朋友作最坏的打算。看来问题还不太严重，最多是丢官归里。不过也不那么简单，还未能马上急流勇退。因为“魑魅”、 “鼋鼍”在逼近，在窥伺，欲速不达，只能步步为营，且守且退。“鼓柁襄江应未得，买田阳羡定何如？”襄江流经襄阳，那是汉代隐逸汉阴丈人、庞德公，唐代田园山水诗宗孟浩然居住过的地方。阳羡是会稽的一块好地方，苏东坡词云：“买田阳羡吾将老，从来只为溪山好。”
诗中“鼓柁襄江”、“买田阳羡”皆指归田。“应未得”、“定何如”亦互文，都是尚不能付诸实践之意。但诗人相信这一天会成事实，因李梦阳实际上是开封人，何景明系信阳人，两地距淮河、桐柏山不远，所以诗的结尾道：“他年淮水能相访，桐柏山中共结庐。”这个结尾表明作者也已厌倦官场黑暗，意欲退隐，不仅是为明哲保身，也是为远世全节的考虑。友人一旦丢官，交游定当锐减，而何大复本人坚定表示愿与卜邻，正是从道义上给朋友以支持。
全诗两句一意，极为疏朗。如纯从技巧角度而言，中两联上下句均似有犯复之嫌。试将颔联“天边魑魅窥人过，日暮鼋鼍傍客居”，与杜诗“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比较，前句两句十四字只一意，后两句十字具两意，其意象疏密之别显然。但从全诗着眼，则情真意挚，一气贯注，实不拘拘格律，不当以字句之工拙计优劣。
首联从多年来他们的交游，一直写到这天的宴会，语言高度概括，内涵十分丰富。苏洵于1056年（嘉祐元年）持益州张方平、雅州雷简夫的推荐信赴京谒见韩琦、欧阳修等名流重臣，从此成了他们的座上客。时苏洵已四十八岁，年近半百，故说“晚岁登门”。雷简夫称苏洵为“王佐才”、“帝王师”，苏洵实际上也是以此自居的，而这里却自称“不才”，且冠以“最”字，并以自已的那“萧萧华发”同韩琦宴上的闪闪金罍（酒器）相映衬，表面自谦，实际充满怀才不遇之感。
颔联又从这天的宴会写到他五年来的虚度光阴。出句以“不堪”承“最不才”，以“延东阁”承“金罍”，表示对韩琦宴请的谢意，诗人自谦中也含着牢骚。汉武帝时公孙弘自举贤良，数年而至宰相，“于是起客馆，开东阁以延贤人。”（《汉书·公孙弘传》）这里诗人即以公孙弘喻韩琦好贤而言自己不配这种礼遇。下句，诗人回答了“不堪”的原因：官卑位低，不堪重用。曲台指太常寺。因《礼记》有《曲礼》篇，故称专掌礼仪制度的太常寺为“曲台”。苏洵在1061年（嘉祐六年）被命于太常寺修纂礼书，至赴宴时，刚完成《太常因革礼》一百卷，费时五年。苏洵以自己能辅助帝王的才能来做这种白首穷经的工作，深感虚度年华，用非所长，这集中表现在“闲”、“老”二字上。1056年（嘉祐元年），欧阳修荐苏洵于朝廷，韩琦也以为可用，独富弼主张“姑少待之”（叶梦得《石林燕语》）。拖了两年，朝廷才召苏洵试舍人院。苏洵拒绝赴试，朝廷授以试秘书省校书郎，不久又以苏洵为霸州文安县（今属河北）主簿，编纂太常礼书，直至去世。“书虽成于百篇，爵不过于九品。”（《老苏先生会葬致语》）这就是诗人发出“闲伴诸儒老曲台”的深沉哀叹的原因。
颈联尤为历代评论家所称赏。重阳节历来是人们登高赏菊，饮酒赋诗的好日子，但苏洵却在愁里度过。“佳”和“愁”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久”字更有丰富的内容。苏洵在二十七岁以前“游荡不学”，不一定有“愁”。但从二十七岁开始，他发奋苦读，希望有用于世，却多次科考不第；后来，虽然名动京师，却沉沦下僚，无法一展抱负。这个“久”字至少包括了他三十年的不得志。他已五十七岁，很难再有所作为。“偶傍”，说明他平时已经很少有雄心壮志；“醉中”，说明未醉时已清醒感到壮志难酬。但“傍”、“来”二字仍表现出“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豪情，“其意气尤不少衰”。（叶梦得《避暑录话》）
尾联以暮间归来，反复吟咏韩琦新诗作结，戛然而止，余味无穷。韩琦《乙巳重阳》说：“苦厌繁机少适怀，欣逢重九启宾罍。招贤敢并翘材馆，乐事难追戏马台。藓布乱钱乘雨出，雁飞新阵拂云来。何时得遇樽前菊，此日花随月令开。”韩琦诗中那种久居高位、宾朋满座的富贵气，使苏洵更感到自己“闲伴诸儒”的穷窘；韩琦志满意得之余的淡淡闲愁，更激起了苏洵壮志不酬的深沉哀怨。这就是他越读韩琦新诗就越发难以入睡的原因。暮、雨、寒三字为全诗烘托出一种昏暗、凄冷的气氛，而“寒无睡”，“百遍开”更活画出这位“萧萧华发”的老人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的神情。
叶梦得说：“明允诗不多见，然精深有味，语不徒发，……婉而不迫，哀而不伤，所作自不必多也。”（《避暑录话》）这一首诗在内容上“精深有味，语不徒发”，深刻反映了宋代失意文人的精神苦闷；艺术风格上也是“婉而不迫，哀而不伤”，含蓄蕴藉，耐人寻味。
从表面上看，这首诗所写的不外是“井”及与之相关的“辘轳”、“水声”、“弦（丝）声”、“城头日”和一位“荀奉倩”。乍一看，似乎很简略，找不出诸意象之间的内在必然的联系。让人摸不清到底说的是什么。但一个“情”字，而且诗人将“情”字与“荀奉倩”作了相比。这就给疏解提供了入门的路径。
“井上辘轳床上转，水声繁，丝声浅。”诗的开头依旧题，从“井”说开去。这三句所涉及的意蕴当以一种复沓而又孤单的音响构成的思绪为主。因为“转”字总括了后园里深井汲水的操作过程，并引出水井与器具的混杂声。“弦声”一本作“丝声”。绳索缠绕辘轳的声音相对辘轳的声音要小，而“水声”之“繁”又时时打破辘轳自转的单调声，写出诗人仔细辨别不同声响的专注。诗人或许是一次偶然的后园闲步，无意中驻足听到这熟悉的声音后引出一段感慨。因此三句以“转”字引出深井汲水所需器具的相互联系，作为下文“情”的缘由的起兴。另有一种解释是，开头写的是闺阁之言，说是主人公在床上辗转反恻不能入眠才注意到后园的汲水声，由于注意力转移，室内的声乐丝弦声反而减弱，故谓“弦声浅”。
辘轳声或强或弱，或长或短的重复，似乎在诗人心里制造一种紧迫的心理压力，以为这种断断续续的动力源不能久长。“情若何？荀奉倩。”这两句是规定此诗情感范围的关键，意思是说：感情怎么样呢？像荀奉倩那样吧!《世说新语》和《三国志·裴松注》都记载，荀粲字奉倩，娶骠骑将军曹洪之女，两人感情很深，冬天妻子病热，荀粲乃出中庭，自取冷，还以身熨之。历年后妻子病亡。荀粲不病而神伤，傅嘏前往安慰，说：妇人才色并茂为难，你娶曹洪女是遗才而好色，假如按照这种标准，还是很容易再遇到你满意的女人的，没必要如此悲哀。荀粲回答说：佳人难再得，虽说她没有倾城之色，但再找一个谈何容易。荀粲痛悼不能自己，岁余而亡。至此，诗中才透露出为什么诗人要强调辘轳与井架的和谐转动，吊桶与吊绳索的相互联系。因为有了这种配合的默契，水声才能繁多，水才能源源不断地被汲上来，以此来比喻夫妻之间的和谐关系，实在非常贴切。
李贺的爱情诗多带上悲凉的死亡意绪，这也许是“鬼才”的特质。在这里，诗人赞赏荀奉倩对于爱情的“好色”观，实在是一种很值得品味的现象。荀奉倩在得到曹洪女为妻后，“容服帷帐甚丽，专房欢宴”，把自己的所专所爱都倾注到妻子身上，而且这种爱由“自宜以色为主”渗化为一种生死以之的痴情，这种由冲动而达到升华的爱情就更值得人们眷恋神往，更易于净化灵魂，从而幻化出悲剧美的境界。
但是，诗人又为这种美好的东西的急剧销沉而惋惜不已。于是面对着东上西下的太阳发出凝固不转的奇想。“城头日，长向城头住。”意思说只要城头上的太阳永远不落，普照人间，世上美好的爱情也就能长葆。虽然李贺体弱多病，写过不少阴森可怖的鬼诗，流露一种对死的恐惧以及人生幻灭感。但是，在这首诗里，他却放声高歌宇宙中永恒的太阳，“一日作千年，不须流下去。”诗人说：但愿太阳的光晖长在，一天的光阴像一千年，永无昏暮，让那一刻令人销魂的时光与之天长地久。
在此诗的随感式的慨叹中，由“井上辘轳床上转”的“转”和“长向城头住”的“住”构成一对矛盾的两个方面。诗人由辘轳声转而时时感觉到它将骤然停歇的压力与隐忧；又由太阳的日日西沉而忧及一日夕阳的消失。这种宇宙无穷、时间永恒而人生短促固然是苦恼的命题，但此诗又有其特定的情景与内涵，或许青年诗人正有一种稍纵即逝的爱情体验，便以无限圣洁的感情，通过比拟与夸张以期达到凝固在自己的心中，从而享受和追忆一种青春美好、爱情长存的极大愉悦。而这种偶然感发式的浓郁含意又很难用浓丽的字眼来表达，于是找到拟古歌谣的最古朴方式，来规范他跳跃超常的激情。其中还表现出长吉诗风中的几分劲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