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以景入情，描叙登高赏菊，饮酒言欢的情景。“与客携壶上翠微，江涵秋影雁初飞”，开头两句点明“上翠微”的行踪，描绘“江涵秋影”与“雁初飞”的两幅画面。触景生情，便迅速推出“尘世难逢开口笑，年少，菊花须插满头归”的三句人生箴言。趁着这大好的年华、大好的秋光大笑，插黄花。上片即花生情，也为过渡到下片暗示了一笔。
下片，由即花生情进入到写以酒助兴。饮酒抒情，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传统文化，称之为“酒文化现象”，苏轼也不例外。“酩酊但酬佳节了，云峤，登临不用怨斜晖”。写把酒临风，喝个痛快是为了酬谢佳节。登山临水，同样也是为了酬谢佳节。即使夕阳快落山了，也用不着愁怨。夕阳是自然界中“无限好”的景致，自然人生“夕阳”也应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古往今来谁不老，多少，牛山何必更沾衣”，直言人的衰老死亡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规律。杜牧含蓄地说人生“只如此”，而苏轼则直言不讳人生“谁不老”。尤其词的最后引齐景公泣牛山的故事，传情达意，精炼入微，可谓妙笔。
全词，以景入情，即景生情。苏轼虽然感叹世事多艰，但是不消沉，不伤感，充分显示了苏轼对世事、人生短暂的恬淡达观的胸襟。
司空图是唐代创作咏菊诗数量最多、成就最为显著的诗人之一。他的大部分咏菊诗都是七绝，篇幅虽然不长，但意蕴丰富、含义深刻，显得别有韵致。
采撷菊花来泡酒，让人把一路的旅途劳顿和伤感洗濯净尽。此时，诗人对菊花有了更深一层的感触了：她不像春天的花朵那样在春风中争奇斗妍、尽显俗态，去讨好那些脂粉女子，而是能够甘守寂寞，在清冷的秋天开放在冷寂的书斋中，与文人雅士为伴，的确是难能可贵的啊！
仅从文本看，诗写深秋月夜景色，然不作静态描写，而借神话传说宛言月夜冷艳之美。首句以物候变化说明霜冷长天，深秋已至。次句言月华澄明，天穹高迥。三四句写超凡神女，争美竞妍。诗以想像为主，意境清幽空灵，冷艳绝俗。颇可说明义山诗之唯美倾向。
文学作品，特别是诗歌，它的特点在于即景寓情，因象寄兴。诗人不仅是写生的妙手，而应该是随物赋形的画工。最通常的题材，在杰出的诗人的笔底，往往能够创造出一种高超优美的意境。李商隐的这首《霜月》，就会有这样的特点。
这首诗写的是深秋季节，在一座临水高楼上观赏霜月交辉的夜景。它的意思只不过说，月白霜清，给人们带来了寒凉的秋意而已。这样的景色，会使人心旷神怡。然而这诗所给予读者美的享受，却大大超过了人们在类似的实际环境中所感受到的那些。诗的形象明朗单纯，它的内涵是饱满而丰富的。
“初闻征雁已无蝉，百尺楼高水接天。”霜月，说明时间在深秋。《礼记·月令》：“孟秋之月寒蝉鸣，仲秋之月鸿雁来，季秋之月霜始降。”所以诗中说，听到南飞大雁啼叫声时，已经听不到蝉儿的鸣叫。而霜降时已经是深秋。征雁，南飞的雁。“水接天”的水，一般认为指的是霜月之光。秋空明净，月色澄清，月光如水，和天边连成一片。
“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里斗婵娟。”青女，主管霜雪的女神；素娥，嫦娥，月中仙女。婵娟，美好的姿容。诗人李商隐写霜月，不从霜月本身着笔，而写月中霜里的素娥和青衣。青女、素娥是霜和月的象征的，她们耐冷的精神就是霜月的精神。这精神是诗人从霜月里发掘出来的自然之美，同时也反映了诗人在混浊现实里追求美好、向往光明的深切愿望；是他性格中高标绝俗一面的自然流露。
七言绝句《霜月》也能看出李商隐诗歌的唯美风格。诗的形象是幻想和现实交织在一起而构成的完美的整体。深秋时节，已经听不到蝉鸣，万里长空时时传来大雁寒冷中凄切的叫声。百尺高楼，月光如水，和天边连成一片。这是现实的景色，澄澈空灵。而现实的环境是美妙离奇想象的摇篮，会唤起诗人脱离尘俗的意念。青女和素娥两位仙女不怕寒冷，在霜月中争比彼此的美好姿容，是诗人的幻想，也寄托了诗人不惧寒冷和高标绝俗的情怀。诗人运用想象与神话典故，创造出清幽而又瑰丽的意境。
这首诗在艺术手法上有一点值得注意：诗人的笔触完全在空际点染盘旋，诗境如海市蜃楼，弹指即逝；诗的形象是幻想和现实交织在一起而构成的完美的整体。秋深了，树枝上已听不到聒耳的蝉鸣，辽阔的长空里，时时传来雁阵惊寒之声。在月白霜清的宵夜，高楼独倚，水光接天，望去一片澄澈空明。“初闻征雁已无蝉”二句，是实写环境背景。这环境是美妙想象的摇篮，它会唤起人们脱俗离尘的意念。正是在这个摇篮里，诗人的灵府飞进月地云阶的神话世界中去了。后两句想象中的意境，是从前两句生发出来的。
作者在序文中对于上司官高禄厚、有志文学说了一番称颂之辞，但是主要在于阐述“欢愉之辞难工，诗穷苦之言易好”的文学理论。揭示了封建时代达官显贵，骄奢淫逸，志得意满，不可能唱出时代的强音；相反有些仕途坎坷、备受压抑的贫士却往往能写出真实感人的诗歌。文章篇幅短小，语言简练直快，立论雄健挺拔，颂扬诗有分寸，爽直诗有余味。
文章劈头一句“从事有示愈以《荆潭酬唱诗》者”，显然是想讲清楚这篇文章是应人所请，并非主动邀宠。但行文中却有意隐去了“从事” 的主人，隐去了拿诗给作者看的目的，似乎从事是漫不经心毫无目的地拿来给我看看罢了，并非裴公有意求序，这就不露痕迹地抬高了裴公的地位，维护了他的自尊心、谦恭的态度无疑会使求序者高兴，从诗在心理上产生后面的感慨肯定是对自己赞扬的直感，诗不去深究底层的蕴含。
作者的感慨无疑是全文的主体，是作者精心设计出来的一段双关语性质的议论。从字面上看，作者真像是在运用常见的反衬手法，用写作的平常规律来反衬裴、杨二公的特殊性，从诗得出“材全诗能钜”的结论，在行文上又能做到起承转合，环环相扣。对方听了自然心满意足，深信不疑，不仅点头称是，裴公也欣然首肯，连忙命人“书以为《荆潭唱和诗序》”。这里通过强烈的对比，强调的是深切的感受，真实的内容。那些和平之音、欢愉之词，由于缺乏真情实感，哪怕在文辞上力求工巧，也是平谈无味，难以打动人心的；反之，那些愁思之声、穷苦之言。由于是发自肺腑的心声，即使在文辞上不刻意求工，也自然带有一种撼人心魄的神奇力量。这不单单是作者观察文艺现象的基本出发点，也给读者树立了品评诗文优劣的标准。作者把这个观点首先亮出来，作为立论的根据，接着又得出“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诗好之，则不暇以为”的结论。
照对上述观点，再看作者对裴、杨二人的介绍，表面上虽然是一派赞扬之词，说得很热闹，但突出的只是他们的位高权重，只是他们的“搜奇抉怪，雕镂文字”，诗对诗歌的内容却较少提及。 “统郡惟九”的荆南节度使，领“壤地二千里”的湖南观察使，明显是属于“气满志得”的“王公贵人”；他们虽然“存志乎《诗》、《书》，寓辞乎咏歌”， “搜奇抉怪，雕镂文字，与韦布里闾憔悴专一之士较其毫厘分寸”，但通过两者对照，读者不难做出客观诗中肯的评价：作者在慑于权势、碍于情面的情况下违心地说了些恭维之词，通情达理的读者是会理解的，作者给后人提供了品评诗文的武器：他所序的《荆谭唱和诗》并没有因那些恭维之词诗流传千古，诗他这篇序文却因为深刻揭示了文学创作的一条重要规律诗永放光彩。
作者应友人要求为诗集《荆潭唱和诗》写序文，并借着这篇应酬式的序文，趁机阐明他的文学主张，间接诗含蓄地评价了这部诗集。这篇序言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和平之音淡薄，诗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诗穷苦之言易好。”作者这几句话，其实是其“不平则鸣”之文论、“以文为诗”之技法的延伸，同时也道出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
翻开一部中国度学史，虽不乏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之作，但感人至深的还是那些感时伤世、抒发优国忧民愁思的作品。描写愉悦之情的像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样的作品，实属少见，诗脍炙人口、比比皆是的则是抒写穷苦与愁恨的作品。这大概与中国古代社会乱离，民生多艰，知识分子大都具有忧患意识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