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追述了家事迭出、奔波四方的艰辛,表达了愿与古今作家并驾齐驱、以文章名世的雄心壮志。作者回首往事,善于在那些最能牵动感情的人生关头上着笔,既富概括力,又易打动读者。
文章起句:“予幼则从先生受书”,先述年少时只知“嬉戏上下”,后述逐渐年长而“好”“古今文章”。文意却在平铺直述之后陡起波澜,“是时家事亦滋出”。接下来的一大段,便是对上文所作的展开,文气充畅。作者按其行踪的几个方向“西北”、“东方”、“南方”,列述他为家境生计四处奔波的情境,从多处的地点罗列中见出作者的辛劳之态,“此予之所涉世而奔走也”,一笔兜住了上文。接着以四组“此予之……”的相同长句型淋漓酣畅地描述了自己长期所遭受的困厄苦难。被繁琐、沉重的家事、杂事所纠缠、困扰,带来了以下的后果:“故不得专力尽思,琢雕文章,以载私心难见之情,而追古今之作者为并,以足予之所好慕”。最后以一句“此予之自视而嗟也”的深长慨叹形成了文气的荡气回肠。
最后一段是叙述撰写这篇《学舍记》的缘由,为了摆脱越来越繁多的事物,作者“乃休于家,而即其旁之草舍以学。”有人“疾其卑”,“议其隘”,作者“顾而笑曰”,作了回答,充分表现了他笃于志向、奋发努力的精神,“是予之宜也。”意志从容。原来他“劳心困形,以役于事者,有以为之矣”,是要有所作为。他之所以甘于居住“卑巷穷庐”,穿“冗衣”,吃“砻饭”、“芑苋之羹”,乃是为着“遂其志而有待也”。他坚定地表示自己将矢志不渝地奋发努力,他绝不羡慕那些“聪明豪隽”之士所喜好的“土坚木好,高大之观”。最后以《学舍记》点题收尾。
文章按照时间顺序进行叙述,首尾呼应。由少年时的读书话题谈到青年时的多难经历,再回到中年读书的话题。这样的安排给读者以浑然一体的阅读感受。平实自然的语言是该文另一特色,但在如此质朴的文字下面,读者却不难体会到作者内心曾经有过的喜怒哀乐,以及随着岁月流逝、年纪增长而逐渐变得坚强的内心。这颗饱经创伤的心灵,此刻追求的是“安贫乐道”和在道德、文章上的进步。可以说,作者其人的高尚节操和其文的艺术魅力,读者都可以通过这篇文章领略到。
这篇文章表现了作者锲而不舍、坚执不移的治学精神。作者行文如大江东流,起首平缓,接着情绪安起,意绪难患,似急峡夺路,浪花飞溅,短句长句交错为之,排空而下,文中显作者的难抑之气,似有无限感叹和不平。到最后,文势如大江过急峡后转为平缓,徐徐而流,意气和畅地表述了自己的志向,显得分外从容,艺术上颇有特色。
这篇文章通过对养马和售马的讨论来说明一个道理,名为“说骥”,实为借“骥”说人,阐明“宝与常所在遇也”的道理,同时也抒发了因伯乐难遇而常导致人才埋没的感叹。全文语言精练,运用对比和铺陈排比,显得很有气势与说服力。
文章分为前后两大部分。前一部分重在叙事,叙述了得马、售马、相马,善养马和果得良马的始末。后一部分是议论,围绕一个中心,即“宝与常在所遇耳”。虽有良马,但未遇识者时,则以常马畜之,不知其举足腾跃乃踏云之举,反而以为是要踢人,动辄鞭打,如此待之,“何宝之有?”而以慧眼识之,并以宝马畜之,方得良骥。其关键在于一要遇识,二要善待。这跟韩愈在《杂说》(其四)中所阐述的观点是一致的:“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没有伯乐,千里马也是同平常马一样而已。文章在最后结穴处画龙点睛地说道:“马之德也,存乎形者也,可以目取,然犹为之若此。矧德蕴乎心者乎?“良与不良,”存乎形“,”可以目取“的马,尚且如此不易为人所识,况且是美德和才智蕴藏于内心的人,那就更难以为人所识了。
文章是议论是有感而发的。这篇文章是寄托作者才高运厄、怀才不遇的愤懑不平之情的。当然文章的意义并不仅限于此,它对于埋没和摧残人才的封建制度所进行的有力抨击,则具有更加广泛深刻的社会意义和现实意义。
在写作特色上,这篇文章有以下几个特色。首先是对比手法的成功运用。作者将对于良马以常马待之的情景与以良马待之的情景相对比,还将识者的慧目与不识者的常目进行对比,有力地深化了“宝与常在所遇耳”的主题。其次是铺陈排比,颇有赋体文风。铺陈排比增强了文章的气势和服人以理的力量。后半部分大体上采用了赋体文所常用的主客问答的形式,显豁又透彻地申述了题旨。最后一点就是语言简洁凝练,生动传神。无论是叙述性文字,还是议论性文字,都十分省净、简洁。篇无冗句,句无余字,堪称着墨不多而尽得风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