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病起》写病后的感受，极尽困蹇之苦况，然于极悲痛怨愁之中，诗人又吐出极旷达之语。诗质朴无华，沉郁顿挫，诗内满含作者凄苦之情，这也是在无可奈何悲愁中的真情苦吟，是一首内涵深蕴的五律代表佳作。首句“今日秋风里，何乡一病翁！”可见，在萧萧的秋风里，盛年的诗人忧病之余，犹如一个衰颓老翁。他勉强挣扎起来。“力微须杖起”，这是写实。更重要的则是下句“心在与谁同”，他想到前贤欧阳修的“老去自怜心尚在”，很自然地化用入诗。谢灵运于《田南树园激流植援诗》中也说过：“赏心不可忘，妙善冀能同。”作者尽管历尽磨难，颠沛流离，但此心尚在，此志不移。他独立西风里，四顾茫然，此情无人能喻。所以说“与谁同”，感慨极深。诗人虽是屡遭挫折，但他的心还不是死灰，还不是止水，他还想做一番事业。这是诗人的积极入世处。
诗人自身之疾，以及仕途坎坷，母亲去世等等灾难，使他大彻大悟，懂得了冤亲平等，皆属空虚。悟的次数之多，也就是说灾病之多（因每一灾病即有一悟）。“冤亲”句出于佛典，《华严经》说：“愿一切众生于怨于亲等心摄受，皆令安东智慧清净。”虽用了佛家语，诗中所表现的却不是四大皆空，而是一种因遭际不幸而起的无可奈何的悲愁。这种言外之情，表现得很明显。
最后一联，首尾照应，复写诗人的衰颓。“百年先得老”，和他在另一诗中所写的“白发满头生”一样，是经历了至悲至痛以后的呼号，一字一句，俱自胸臆流出，不是无病呻吟。“三败未为穷”，内涵更为丰富。春秋时代，管仲与鲍叔相交，管仲自叹：“吾尝三战三北，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史记》本传）诗人这里是化用“三战三北”之语，表明自己不因遭际坎坷而丧失志气，仍要一如既往，坚持操守，直道而行，不效阮籍穷途之哭。由此可见，诗人所祈祷和向往的，不是佛家的空无寂灭，而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儒家之道。
另有观点认为此诗充满禅意，颔联中“心在与谁同”化用前人诗意，着眼于“心”，此为佛教心性学说在文学创作上的具体发挥。作者颈联两句“灾疾资干悟，冤亲并一空。”即是回答“心在与谁同”，说他的“心”是与佛教禅宗“同”了。千灾百难，久病缠身，现实中所遇诸多烦恼，帮助他对人生真谛多次获得了领悟，即“冤亲并一空。”“冤亲”除了出自《华严经》外，《五灯会元》也云：“佛家慈悲，冤亲相等。”这其实就是泯灭是非观念，超离“烦恼障”，用以调整失去平衡的精神世界。诗人说：他从现实中所领悟到的，除了“等冤亲”之外，还有“一空”，那就是。四大皆空”。这就是他对人生的领悟。尾联则进一步补足获得这种人生领悟的主要契机，作者化用管仲语意，其意是说：人生一世，不过百年，而我已是未老先衰，尚且要念及老母。仕进既已无望，倒不如“于冤于亲，等心摄受，皆令安乐，智慧清净”。原来，他所谓的“心”，即为佛教“等心摄受”的“心”。看来，他确乎欲摒除妄念，清净本心了。他确乎对人生已是因“灾疾”而彻悟了。
陈师道是孤芳自赏、不求谐俗的苦吟诗人。他的作品，有人称之为“非一过可了，近于枯淡”。黄庭坚说，陈师道作诗“十度欲言九度休，万人丛中一人晓”。可见他诗的内涵不易为一般人所理解。人们常称引的不过是《别三子》、《示三子》、《春怀示邻里》等有限的几首。实际上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说，他的五律，尽管有时“失之僻涩”，但“佳处往往逼杜甫”。这首《病起》，质朴老苍，沉郁顿挫，正是它逼近杜甫的五律代表作。
“摇落”四句谓草木摇落，一年的时光将尽，引起客愁。羁留异乡，心念妻子。“古木”四句写巫峡秋夜摇落清寥之境。“结爱”四句写家室团聚和在朝为官的不可能。“滩激”四句写巫峡之景，抒发羁留之情。这首诗善用起兴，将羁旅、思亲、宦游等种种情感融入萧瑟的秋景之中，使之情景交融，内蕴丰厚。
“摇落伤年日，羁留念远心”点题，写明季节心态时在秋季，萧瑟摇落，为岁月之消逝而悲伤，为思恋家室而悲伤。大中元年（847）秋，李商隐《念远》：“关山正摇落，天地共登临。”景残岁暮，身世飘零，正是心灵需要温暖与慰藉的时刻，故此情此景最能诱发诗人对远方爱人的思念。“水亭吟断续，月幌梦飞沉”从对方入手，承“念远心”，遥想对方也因怀念远人而水亭吟诗、月幌寻梦情景。
再回到自身，“古木含风久，疏萤怯露深。人闲始遥夜，地迥更清砧”渲染了冷落、清寂的现场氛围，以孤独瑟缩之情境加重思念之殷。其中，“古木”二句，描绘深秋景色，补足“摇落”的意境。“人闲”二句，描绘夜人静景色，补足“羁留”意境。
“结爱曾伤晚，端忧复至今。未谙沧海路，何处玉山岑”则直抒感慨，将伉俪深情与坎坷生涯结合在一起。“结爱伤晚”，可见感情之深厚，按理更应珍惜这终相厮守的时光，不分不散，可仕途淹蹇，长安居难，诗人不得不抛妻别子，天涯游幕。辗转至今，帝京宫阙，仍如海上蓬莱、昆仑玉山，寻求无路。“端忧”既有远别相思之忧，更有身世飘零之忧。
“滩激黄牛暮，云屯白帝阴”点明当时滞留地点，并以江水湍急，日暮阴云屯积，来衬托诗人处境的阴暗和心情的沉郁。最后两句诗人再将笔触转到对方作结，遥想妻子此时因伤离怀远而洒泪沾巾，其哀伤当不减去年临别之际，进一步点明念远思内之意。写对方也即是写自己，写自己的伤感、思念与孤凄。
这首词所写的主人公是一位年轻女子。水精，就是水晶。颇黎，就是玻璃。门窗上挂着水晶制成或者晶莹透明赛似水晶的帘子，床上放着玻璃制成或滑润细腻如玻璃般的枕头。第一句虽仅举出两件器物，但女子房中其他陈设的精致讲究由此便可想见。更重要的是，房主人情操的高雅美洁，也就可以借此窥见端倪。此刻，女主人公正恬然入睡于她那绣有鸳鸯图案的锦被之中，做着一个个旖旎的梦。《古诗十九首·客从远方来》：“客从远方来，遗我一端绮。……文采双鸳鸯，裁为合欢被。”被子用香炉熏过，既暖且香，故能“惹梦”——带有温柔绮丽色彩的春梦。开篇两句，仅十四个字，并列地写了水精帘、颇黎枕、鸳鸯锦三件器物，却并不给人平板呆滞之感，因为其中着意点染了轻轻浮动于室内的香气和主人公幽远飘缈的梦思，就使这本来静止的画面变得有了生气，甚至充满了幻想的意味。
“江上柳如烟，雁飞残鸳天”，紧承“暖香惹梦”而来，因此清人张惠言认为这两句写的就是女主人公的梦境（见张惠言《词选》对此词的评注）。这自然不无道理。可是，尽管日常生活中的梦有许多确是不可思议、无从解释的，在文学作品中所写的梦却大抵能找到某种现实的原因或契机。因此，即使“江上”两句写的是梦境，这梦境也必然与女主人公的生活实境有些关系。根据温庭筠的另一首词《望江南·梳洗罢》可以想象，这位梦见“江上柳如烟”的女子，或许也是住在临江的楼阁里，每日对着江水在思念着心上人。她的梦，很可能便是她平日习见景致的幻化表现在梦境里。江岸边的柳树迷蒙似烟，晕成朦胧的一片。侵晓时分，鸳亮残了。在熹微的晨光中，大雁已经开始一天的旅程，它们正结队飞回北方。寂静的天空中，也许还偶尔传来它们的长唳。这是一幅十分凄清迷离又有声有色的画面。而这幅春江晓雁图的意义是在画面之外：冬天过去了，春天已经归来，因避寒而飞往南方的大雁，此时正连夜飞返家乡，唯独楼上那女子所思念的人却仍然没有音耗。眼前的景致既是她平时倚楼眺望所常见，也就难免化作她这时在鸳鸯锦被里所做之梦。另外，锦被上绣鸳鸯也是作者有意的安排。成双成对的鸳鸯，恰恰反衬了女主人公的孤单寂寞。
上阕的妙处全在借景物作烘托，以极其含蓄委婉的笔法暗示女主人公的生活情状和心理活动。“水精帘里”二句是近景，“江上柳如烟”二句则是远景，不管近景远景，都紧紧围绕着女主人公的生活和情绪落笔。在前二与后二句看似松散的结构中，实际上一贯穿着内在的有机联系。
词的后半正面刻划这位女主人公，同样有着含蓄深婉之妙。“藕丝秋色浅”写衣着。藕成熟于秋季，故将淡紫近白的藕合色称作“秋色”，又转而用这色彩来代指藕合色丝绸做成的衣裳，这是中国古代诗文常用的一种修辞手法。
“人胜参差剪”。人胜又叫花胜、春胜，是用彩纸或金箔剪刻而成的一种饰品，可以贴在屏风上，也可以戴在发鬓上。唐时风俗在正鸳七日（又称人日）这一天，要剪戴花胜以迎接春天到来，尤以妇女喜爱此项活动。从这句看，女主人公参参差差地剪出花胜准备佩戴，似乎兴致不浅。
“双鬓隔香红”。以描写气味和颜色的“香红”代指好的面容，正如以“藕丝秋色浅”代指衣裳，手法相同。这里的“隔”字用得颇讲究，因为双鬓正是隔开在脸庞两边，形象鲜明如见，而且仿佛“双鬓”有了某种主动性，还似有若无地流露出一丝遗憾不足的意味。
“玉钗头上风”，承上双鬓连写女主人公的头饰。她头上插着的玉钗在春风中轻轻摇曳摆动。“风”在这里是名词作动词用，形容女子的头饰在微微颤动的样子。
这四句刻划人物用的也是借物衬托之法。写女子的衣着、头饰，写她剪制春胜的活动，并没有一句直接写她的形貌，却使人可以想见她的外形与心灵之美好可爱。最奇妙的是整个下阕根本不提她的满腹心事，只是一味渲染她的美丽和她剪春胜的动作，而这就使她的孤单处境和悠悠梦思更加令人觉得可叹。词人对她的同情，也就尽在不言之中。
温庭筠是唐代诗人中较早致力于词的创作的一个，是花间派的代表作家之一。他的词多写女子日常生活，当是受到南朝宫体诗的一定影响。但温词常着重表现人物心理活动，而且是借助写景写物等手法来表现，因此在艺术境界上又与宫体诗有所不问。这些从这首《菩萨蛮》词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拟行路难·其六》 鉴赏
这首诗也是反映的仕途失意与坎坷。和《拟行路难·泻水置平地》相比，表现形式上纯用赋体，抒述情怀似亦更为直切。
全诗分三层。前四句集中写自己仕宦生涯中倍受摧抑的悲愤心情。一上来先刻画愤激的神态，从“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这样三个紧相连结的行为动作中，充分展示了内心的愤懑不平。诗篇这一开头劈空而来，犹如巨石投江，轰地激起百丈波澜，一下子抓住了读者的关注。接着便叙说愤激的内容，从“蹀躞”、“垂羽翼”的形象化比喻中，表明了自己在重重束缚下有志难伸、有怀难展的处境。再联想到生命短促、岁月不居，更叫人心焦神躁，急迫难忍。整个心情的表达，都采取十分亢奋的语调；反问句式的运用，也加强了语言的感情色彩。
中间六句是个转折。退一步着想，既然在政治上不能有所作为，不如丢开自己的志向，罢官回家休息，还得与亲人朝夕团聚，共叙天伦之乐。于是适当铺写了家庭日常生活的场景，虽则寥寥几笔，却见得情趣盎然，跟前述官场生活的苦厄与不自由，构成了强烈的反差。当然，这里写的不必尽是事实，也可能为诗人想象之辞。如果根据这几句话，径自考断此诗作于诗人三十来岁一度辞官之时，不免过于拘泥。
然而，闲居家园毕竟是不得已的做法，并不符合作者一贯企求伸展抱负的本意，自亦不可能真正解决其思想上的矛盾。故而结末两句又由宁静的家庭生活的叙写，一跃而为牢骚愁怨的迸发。这两句诗表面上引证古圣贤的贫贱以自嘲自解，实质上是将个人的失意扩大、深化到整个历史的层面——怀才不遇并非个别人的现象，而是自古皆然，连大圣大贤在所不免，这足以证明现实生活本身的不合理。于是诗篇的主旨便由抒写个人失意情怀，提升到了揭发、控诉时世不公道的新的高度，这是一次有重大意义的升华。还可注意的是，诗篇终了用“孤且直”三个字，具体点明了像作者一类的志士才人坎坷凛冽、抱恨终身的社会根源。所谓“孤”，就是指的“孤门细族”（亦称“寒门庶族”），这是跟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世家大族”相对讲的一个社会阶层。六朝门阀制度盛行，世族垄断政权，寒门士子很少有仕进升迁的机会。出身孤寒，又以“直”道相标榜，自然为世所不容了。钟嵘《诗品》慨叹其“才秀人微，故取湮当代”，是完全有根据的。他的诗里不时迸响着的那种近乎绝望的抗争与哀叹之音，也不难于此得到解答。
前面说过，同为诗人抗议人生的哀歌，此诗较之《拟行路难·泻水置平地》的正言若反、半吐半吞，写法上要直露得多，但此诗也并非一泻到底。起调的高亢，转为中间的平和，再翻出结语的峭拔，照样是有张有弛，波澜顿挫。音节安排上由开首时七言长调为主，过渡到中间行云流水式的五言短句，而继以奇峰突出的两个长句作收煞，其节奏的高下抗坠也正相应于情感旋律的变化。所以两首杂言体乐府仍有许多共同之处。再进一步，拿这两首感愤言志之作，来同前面那些借思妇口吻言情的篇什相比较，风格上又有不少异同。前诗婉曲达意，这里直抒胸臆；前诗节拍舒徐，这里律动紧促；前诗情辞华美，这里文气朴拙——随物赋形，各有胜境。不过无论哪一类题材，都能显现出作者特有的那种奇思焕发、笔力健劲的色调，这正是鲍照诗歌最能打动人心的所在。《南史》本传用“遒丽”二字评论他的乐府创作，后来也以“俊逸”概括其诗风，其实“俊”和“丽”还只标示出它的体貌，“逸”和“遒”才真正摄得它的神理。从鲍照的“俊逸”到的“飘逸”，是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的。
首联从多年来他们的交游，一直写到这天的宴会，语言高度概括，内涵十分丰富。苏洵于1056年（嘉祐元年）持益州张方平、雅州雷简夫的推荐信赴京谒见韩琦、欧阳修等名流重臣，从此成了他们的座上客。时苏洵已四十八岁，年近半百，故说“晚岁登门”。雷简夫称苏洵为“王佐才”、“帝王师”，苏洵实际上也是以此自居的，而这里却自称“不才”，且冠以“最”字，并以自已的那“萧萧华发”同韩琦宴上的闪闪金罍（酒器）相映衬，表面自谦，实际充满怀才不遇之感。
颔联又从这天的宴会写到他五年来的虚度光阴。出句以“不堪”承“最不才”，以“延东阁”承“金罍”，表示对韩琦宴请的谢意，诗人自谦中也含着牢骚。汉武帝时公孙弘自举贤良，数年而至宰相，“于是起客馆，开东阁以延贤人。”（《汉书·公孙弘传》）这里诗人即以公孙弘喻韩琦好贤而言自己不配这种礼遇。下句，诗人回答了“不堪”的原因：官卑位低，不堪重用。曲台指太常寺。因《礼记》有《曲礼》篇，故称专掌礼仪制度的太常寺为“曲台”。苏洵在1061年（嘉祐六年）被命于太常寺修纂礼书，至赴宴时，刚完成《太常因革礼》一百卷，费时五年。苏洵以自己能辅助帝王的才能来做这种白首穷经的工作，深感虚度年华，用非所长，这集中表现在“闲”、“老”二字上。1056年（嘉祐元年），欧阳修荐苏洵于朝廷，韩琦也以为可用，独富弼主张“姑少待之”（叶梦得《石林燕语》）。拖了两年，朝廷才召苏洵试舍人院。苏洵拒绝赴试，朝廷授以试秘书省校书郎，不久又以苏洵为霸州文安县（今属河北）主簿，编纂太常礼书，直至去世。“书虽成于百篇，爵不过于九品。”（《老苏先生会葬致语》）这就是诗人发出“闲伴诸儒老曲台”的深沉哀叹的原因。
颈联尤为历代评论家所称赏。重阳节历来是人们登高赏菊，饮酒赋诗的好日子，但苏洵却在愁里度过。“佳”和“愁”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久”字更有丰富的内容。苏洵在二十七岁以前“游荡不学”，不一定有“愁”。但从二十七岁开始，他发奋苦读，希望有用于世，却多次科考不第；后来，虽然名动京师，却沉沦下僚，无法一展抱负。这个“久”字至少包括了他三十年的不得志。他已五十七岁，很难再有所作为。“偶傍”，说明他平时已经很少有雄心壮志；“醉中”，说明未醉时已清醒感到壮志难酬。但“傍”、“来”二字仍表现出“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豪情，“其意气尤不少衰”。（叶梦得《避暑录话》）
尾联以暮间归来，反复吟咏韩琦新诗作结，戛然而止，余味无穷。韩琦《乙巳重阳》说：“苦厌繁机少适怀，欣逢重九启宾罍。招贤敢并翘材馆，乐事难追戏马台。藓布乱钱乘雨出，雁飞新阵拂云来。何时得遇樽前菊，此日花随月令开。”韩琦诗中那种久居高位、宾朋满座的富贵气，使苏洵更感到自己“闲伴诸儒”的穷窘；韩琦志满意得之余的淡淡闲愁，更激起了苏洵壮志不酬的深沉哀怨。这就是他越读韩琦新诗就越发难以入睡的原因。暮、雨、寒三字为全诗烘托出一种昏暗、凄冷的气氛，而“寒无睡”，“百遍开”更活画出这位“萧萧华发”的老人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的神情。
叶梦得说：“明允诗不多见，然精深有味，语不徒发，……婉而不迫，哀而不伤，所作自不必多也。”（《避暑录话》）这一首诗在内容上“精深有味，语不徒发”，深刻反映了宋代失意文人的精神苦闷；艺术风格上也是“婉而不迫，哀而不伤”，含蓄蕴藉，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