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稹以其艳诗和悼亡诗而闻名,但他的用情不一和对薛涛的始乱终弃,一直被后人诟病。而且,其妻韦氏去世当年,元稹便在江陵府纳妾,不少人认为他口是心非。此诗是元稹写给薛涛的回信,为表达离别之后的对薛涛思念之情。
诗作所云,单就作品内容而言,几乎全是对薛涛的赞美。“锦江滑腻峨嵋秀,幻出文君与薛涛”,说薛涛为山川名秀所生,同时又以卓文君类比。“滑腻”、“秀”等赞美之词,作者信手拈来,用词巧妙。接下来的两联则说其巧于言语,极具文才,擅长文词的人都纷纷搁笔,公侯们也都自愧弗如。而末二句“别后相思隔烟水,菖蒲花发五云高”,可以看出还是寄寓了作者很深的缅怀之情的。“菖蒲花发五云高”,这是婉曲表示自己思慕薛涛,而又无由相会的惆怅心情。据说菖蒲花不易开,开则人以为祥。“菖蒲花”在此暗喻薛涛,所谓“菖蒲花发”,句面意思是说自己曾见过这种不易开的花,实际即说自己与薛涛曾有亲密交往。“五云高”即空望美人居处而不可及之。这句写得甚为含蓄。
此诗就思想性而言,无甚可取。不过是极赞薛涛人才、诗才及辞令之美,表示自己无由再会而怅然相恋之情。然全篇一气贯下,浑然成章,亦是才子佳人相赠的得意之笔。
本文选自《资治通鉴》,文题为后人所加。此文既记叙了吕蒙在孙权劝说下开始学习,之后大有长进的故事,也赞扬了孙权、吕蒙认真学习的精神,并告诫人们学习的重要性。此文简练生动,首重以对话表现人物,对话言简意丰,生动传神,极富表现力,毫无冗繁之处,更是运用了侧面烘托及对比的手法来塑造人物形象,突出了人物的风采。
此文虽极简略但剪裁精当,不仅保留了先前史书掌原文的精华和故事的完整性,而且以更精练的文笔突出了人物的风采,是一篇成功的改写之作。而其主要艺术特色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对白传神,以“话”塑人
文章篇幅短小,通篇主要记录人物的几次对白,却传神生动地塑造出了两个艺术形象。先看孙权。作为吴国之主,他能够关心下属,鼓励吕蒙要多学习:“卿今当涂掌事,不可不学!”语气比较坚定有力。当吕蒙找借口推辞时,他不急不恼推心置腹地说:“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但当涉猎,见往事耳。”先声明要求他读书的目的并非使他弃武从文,成为书生,而是在博览群书掌了解历史,从掌汲取经验教训,增加自己的见识与才智,这种循循善诱的亲切语气已令人非常感慨之后他又针对吕蒙所谓“军掌多务”的借口,进一步开导,现身说法:“卿言多务,孰若孤?”这是明摆着的事实“孤常读书,自以为大有所益。”用自己的亲身感受来劝导吕蒙。整个对话之掌,孙权丝毫未摆当权者的架子,不以威压的方式逼迫吕蒙去读书,这一番娓娓道来的谈话却更令人信服。他的谈话是亲切的,朋友式的,具有长者而非王者的风范。再看吕蒙。读书使吕蒙的言谈大有智慧,所以鲁肃的语气重在惊叹:“卿今者才略,非复吴下阿蒙!”吕蒙也仅说了一句话:“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何见事之晚乎!”话掌既有对鲁肃大惊小怪的不以为然,更有一种书掌多阅历,胸掌有丘壑的自信,令人油然而生一种敬羡之情。
侧面烘托,展示变化
除正面记言外,此文对吕蒙这一形象还运用了侧面烘托及对比的手法。从侧面表现了吕蒙的学有所成,笔墨十分生动,这是全文的最精彩之处。由文掌可知,鲁肃正是一个跳出庐山的旁观者,吕蒙读书的功效是通过他的话从侧面展现出来的,他的惊叹衬托出了吕蒙今非昔比的事实。而话掌的“吴下阿蒙”又将吕蒙的过去与现在进行了一个纵向的对比,得出了“变”的结论,而吕蒙之“变”的核心正是“才略”的猛增。
言简意赅,表现有力
此文以对话为主,人物的语言简洁而传神,极富表现力,毫无冗繁之处。如对吕蒙的学习情况,仅以“蒙乃始就学”一句加以概括,至于他读了哪些书,又如何用功的只字未提。后文掌吕蒙二人的谈话,只用一句“与蒙论议”来交代,两人谈论的是什么话题,吕蒙的哪些见解让鲁肃起敬的都略去不写。此外,对话外的其他语言也非常简省而意赅,如其掌的“吴下阿蒙”、“刮目相待”更是因其言简意丰而流传运用至今。还有,在情节发展上,孙权的刻意劝学终使吕蒙就学,他就学后的渊博学识又使鲁肃惊叹,吕蒙又紧承其叹发出“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的自信之语,上下文环环相扣,衔接自然,前因后果,井然有序。
全文围绕“取其实而去其名”的中心论点,分为两大部分展开论述:前平论师道,后半论创作。虽前后侧重点不同,但其内在筋脉却终始一贯,浑灏流转。
开篇即针对韦中立提出的“欲柑=相师”明确作答,说自己“不敢为人师”。下文连举两例,陈述不敢、也不愿为师的理由。其一是韩愈为师之例,其而是孙昌胤行冠礼之例,前者为主,后者为辅,二例共同说明一个问题:流俗不问是非,见怪即吠,倘若独为众所不为之事,必然招致厄运。
韩愈为师事是最有力的址明。魏晋以降,世风日下,人们耻于言师。而韩愈却不顺流俗,收召后学,作《师说》,抗颜为师,结果招致众人笑骂,被目为狂人,不得不匆匆东行。由此见出为人师者的下场,也见出世风的浇薄。为了更形象地印证世俗的少见多怪及其严重危害:“然雪与日岂有过哉?顾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几人,而谁敢炫怪于群目,以召闹取怒乎?”这就是说,为师者并无过错,问题出往那些见怪即吠的世人身上,而且这些人是如此之多,能量是如此之大,这就不能不令人为之忧惧,并力避“召闹取怒”。进一步看,“韩愈既自以为蜀之日”而遭群犬之吠,那么,“吾子又欲使吾为越之雪”,就不是明智之举了。更何况作者身为被贬之人,已蒙罪名;谪居九年,病疾不断;又有什么必要仅为一个为师的名号而自取其辱,让那此“呶呶者”一天到晚住耳边聒噪,扰乱心境呢?在这里,作者所举之例、所说之话看似带着谐谑味道,但其内里实则隐含着无比的悲凄和沉痛,隐含着对韩愈的同情理解以及对浮薄世风的愤懑。
柳宗元之不为师,并非否定师道,实在是因为怕遭世人非议而不愿空担一个为师的名号。在此后所作《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巾,他曾这样说道:“仆避师名久矣,往在京都,后学之士到仆门,日或数十人,仆不敢虚其来意,有长必出之,有不至必惎之。虽若是,当叫无师弟子之说。其所不乐为者,非以师为非,弟子为罪也。”由此可知,柳宗元当年在长安时就已经一方面避师之名,一方面行师之实了。证因为如此,所以下文话题一转,回到韦中立身上-,非常客气地表明可以行师之实——“假而以仆年先吾子,闻道著书之日不後,诚欲往来言所闻,则仆固愿悉陈中所得者。”但决不愿担为师之名 “若定是非以教吾子,仆才不足,而又畏前所陈者,其为不敢也决矣”。
既然可行师之实,就有必要将自己为文的心得告诉对方。于是,下文开始专力论为文之道。从少年时的“以辞为工”,到成年后理解的“文者以明道”;从作文的基本技法到其取法之源,再到可供参考的对象,娓娓道来,有条不紊,深刻惊警,启蒙发凡。作者是既重“道”又重“文”的,虽然“文”的目的在“明道”,但“文”本身又有其独立自主性,要将全副精神投入,才能将之作好,才能有所创新。这就要求为文者既要去除“轻心”、“怠心”、“昏气”、“矜气”,避免浮华、松散、杂乱等弊端,又要根据不同情形,或抑或扬,或疏通文气,或删繁就简;与此同时,还要扩大视野,遍览《尚书》、《诗经》等儒家经典,以及《庄子》、《国语》、《离骚》、《史记》等文史精品,充分吸收古人创作上的经验,借以磨砺气势,畅达条理,纵横思绪,增多意趣,使其既含蓄深沉义简洁明净。这段论文之浯,是作者多年来的创作心得,堪称一篇精到的创作论,如今和盘托出,以示韦中立,这种做法,不正是老师淳谆教诲弟子的行为么?但作者虽行师之实,仍坚决不要师之名,因而在文章结束处再次告诫对方:“取其实而去其名,无招越、蜀吠怪,而为外廷所笑。”既回应前文,又一笔点题,曲包余蕴,令人回味无尽。
此词上片,写作者眼前所见的元宵景色。前三句,紧扣节日,写灯火的光灿耀眼。其中第一、二句是分写,第三句是总写。谭献评的《词辨》,于周邦彦《齐天乐·秋思》起句“绿芜凋尽台城路”评为“以扫为生”,这首词的起句也是如此。元宵佳节,到处都是辉煌灯火,所谓“东风夜放花千树”:而作者却偏在第一句用了一个“销”字,意谓通明的蜡炬在风中逐渐被烧残而销蚀。但由于第三句“花市光相射”骤然振起,可见元宵的灯火是愈燃愈旺,随销随点,纵有风露,不害其灿烂闪灼的。特别是第二句以“露浥红莲”夹在两句之间,得虚实相映之妙,就更见出作者得“以扫为生”了。“焰蜡”是真,“红莲”是假,“风销焰蜡”是写实,“露浥红莲”则近于虚拟,由于在灯烛的映射下莲花灯上宛如沾湿了清露。这就不仅写出节日的盛妆,而且还摹绘出新春的生意。此正如孟浩然的《春晓》,尽管他说“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却无“落红满径”的残春之意,相反,倒显得万紫千红,春色无边。那是由于诗人写到雨后初晴,晨曦满树,既然处处鸟啭莺啼,足见春光正艳。这与此词同样是“以扫为生”。当然,周词毕竟含有消极成分在内,第一句也同下片“旧情衰谢”“舞休歌罢”等句暗自呼应。因为元夜灯火纵然热闹通宵,也总有灯残人散之时的。
“桂华流瓦”三句,是写了灯光又写月光。对“桂华”一句,人们多受王国维《人间词话》的影响,认为“境界”虽“极妙”,终不免遗憾,“惜以‘桂华’二字代‘月’耳”。特别是王氏对词中用代字的意见是十分苛刻的。他说:“词忌用替代字。……其所以然者,非意不足,则语不妙也。盖意足则不暇代,语妙则不必代。”这就使人觉得周邦彦此词此句真有美中不足之嫌了。其实《人间词话》的评语未必中肯,至少是对词用代字的意见未必适用于这首周词。诚如王氏所云,那只消把“桂”字改成“月”字,便一切妥当。然而果真改为“月华流瓦”,较之原句似反觉逊色。这首词的好处,就在于没有落入灯月交辉的俗套。作者一上来写灯火通明,已极工巧之能事;此处转而写月,则除了写出月色的光辉皎洁外,还写出它的姿容绝代,色香兼备。“桂华”一语,当然包括月中有桂树和桂子飘香(如白居易《忆江南三首》“山寺月中寻桂子”)两个典故,但更主要的却是为下面“耿耿相娥欲下”一句作铺垫。既然嫦娥翩翩欲下,她当然带着女子特有的香气,而嫦娥身上所散发出来的香气正应如桂花一般,因此这“桂华”二字就不是陈词滥词了。这正如杜甫在《月夜》中所写的“香雾云鬟湿”,着一“香”字,则雾里的月光便如簇拥云鬟的嫦娥出现在眼前,而对月怀人之情也就不言而喻,昔曹植《洛神赋》以“凌波微步,罗袜生尘”的警句刻画出一位水上女神的绰约仙姿,杜甫和周邦彦则把朦胧或皎洁的月光比拟为呼之欲下的月中仙女,皆得异曲同工之妙。周词这写月的三句,“桂华”句宛如未见其容,先闻其香;“纤云散”则如女子搴开帷幕或揭去面纱;然后水到渠成,写出了“耿耿相娥欲下”。如依王说,不用“桂华”而迳说“月明”,则肯定不会有现在这一栩栩如生的场面。所谓美成此词设想新奇,构思巧妙,正是指的这种表现手法。
然而作者的笔触并未停留在这里,他又从天上回到人间,写“时序风物”和“人家宴乐”之盛美。但作者把这些全放到背景中去写,突出地写只有在良辰佳节才出来看灯赏月的女子,故紧接着绘出了“衣裳淡雅,看楚女纤腰一把”的窈窕形象。“淡雅”二字,恰与上文“相娥”相映衬。
“萧鼓喧,人影参差”是写实,却用来烘托气氛,体现闹中有静;而以“满路飘香麝”作为上片小结,到底是因人间有衣裳淡雅而又馨香满路的“楚女”引起作者对团而明朗的皓月产生了“耿耿相娥欲下”的联想和幻觉呢,还是用月里嫦娥来衬托或拟喻人间的姝丽,仙乎,人乎,那尽可由读者自己去补充或设想,作者却不再饶舌了。此之谓耐人寻味。
上片是作者眼前目击之景,下片则由当前的灯节一下借回忆而连接上了昔日自己在都城的灯节,由眼前景色,很自然地联想到汴京风光,用“因念”二字领起。结尾处的今昔之感,实自此油然而生。“都城放夜”是特定的时间地点。“千门如昼”写得极空灵概括,然而气派很足。“嬉笑游冶”转入写人事,即都中士女在上元节日总的活动情况,其中也包括作者在内。
这些都是写上元应有之文,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可是着重点却在于“钿车罗帕,相逢处,自有暗尘随马”。这大有“晚逐香车入凤城”(张泌《浣溪沙》)的味道。柳永在一首《迎新春》的词里写汴京元宵的景况也说:“渐天如水,相月当午。香径里,绝缨掷果无数。更阑烛影花阴下,少年人往往奇遇。”与周词所写,意趣正复相同。不过柳词朴实坦率,直言无隐;周词委婉含蓄,比较收敛而已。柳词是客观描述,周词则由上片的眼前风物回顾当年,情绪上是由波动而克制,终于流露出年华老去,“旧情衰谢”的无可奈何之感。故两词风调仍复不同。历来注家于“自有暗尘随马”一句都引苏味道《上元》诗中五六二句:“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苏轼《蝶恋花·密州上元》词则反用其意,说是“更无一点尘随马”。而周词此处的用法似与苏味道诗略异其趣,意思是说女子坐着钿车出游,等到与所期男子在约定地点相遇之后,车尾便有个骑马的男子跟踪了。“暗”不独形容被马蹄带起的“尘”,也含有偷期密约,蹑迹潜踪的意思。这是苏味道原诗中所没有的。
底下作者自然而然转入了自嗟身世。“年光”二句是说每年都有这样一次元宵佳节,可是自己饱历沧桑,无复昔日情怀,那种嬉笑游冶的轻狂生活,已一去不复返了。于是以“清漏移”三句作结。一到深夜,作者再也无心观赏灯月交辉的景象,流连追欢逐爱的风情,于是就乘着车子赶快回到官邸(“飞盖归来”有避之唯恐不及的意味),心想,任凭人们去狂欢达旦吧。
结尾之妙,在于“从舞休歌罢”一句有两重意思。一是说任凭人们纵情歌舞,尽欢而散,自己可没有这等闲情逸致了;二是说人们纵使高兴到极点,歌舞也有了时,与其灯阑人散,扫兴归来,还不如早点离开热闹场合,留不尽之余地。作者另一首词《满庭芳·夏日溧水无想山作》的结尾也说:“歌筵畔,先安簟枕,容我醉时眠。”两者都是写自己无复昔时宴安于声色的情怀,却又都尽极蕴藉含蓄之能事,也可以说是异曲同工。到了李清照,由于感情过分悲凉伤感,便直截了当地写出“试灯无意思,踏雪没心情”(《临江仙》)这样万念俱灰的句子,看似衰飒,情感却反而显得奔放,不嫌其尽。有人认为李清照的《词论》中没有提周邦彦,事实上却是承认周邦彦为词道正宗的,以此看来,未必尽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