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首诗作者主要表达自己的复国之志，要遗民们坚持抗清，而不能隐居遁世，待到复国后，功成身退，才算得上有高尚的节操。此两首诗用典精当，对仗工稳，虽是次韵，却能不受束缚而挥洒自如。
此首在友情基础上，将个人交往拓展为历史责任。开头展现现实图景，侧耳听关塞，满耳是清人的胡笳，再也不见汉军所驾的战车在中原纵横驰奔，不免愁上心头，深为复国前途担心。但作者的信心是不死的：“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夏朝少康仅有一成即方圆十里的土地，仍使夏朝再度中兴。作者自己虽如苍龙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仍要行风播雨；虽如老树已年深月久，一到春天，仍要怒放鲜花；他曾说“远路不须愁日暮，老年终自望河清”，只要还有一口气在，复国大计就一定要坚持！这不仅是顾炎武的志愿，也是傅山的追求。有了这些顽强卓绝之士，何愁事业不成？
他在结尾满怀希望地想象“待得汉廷明诏近”，朝廷论功行赏，要封他们做大官，而他和傅山已功成身退，一起到五湖去寻舟垂钓、归隐林泉了。
上片，追忆歌妓、侍女的深情与作者的思念。“昨夜渡江何处宿，望中疑是秦淮”，点明即将渡江的时间与行踪，突出描绘想象中的繁华秦淮。秦淮有歌女成群的黄金河畔楼台。唐代诗人杜牧《泊秦淮》唱道：“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宋代诗人贺铸《秦淮夜泊》也唱道：“楼台见新月，灯火上双桥。隔岸开珠箔，临风弄紫箫。”忆起王胜之昔日秦淮之风流，更加深恋今日秦淮的韵事。接着写宿处“月明”时，笔锋一转，突然有人吹起悲哀的笛声。这是受主人之爱而又得不到真情的凄楚之音，难言之音。吹笛者不知是谁，最后两句，引用六朝“王谢女”故事，作了回答。唐代文学家刘禹锡《金陵五题》写道：“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人寻常百姓家。”正是这“旧时王谢堂前燕”，烘托出了欢送王胜之上任之歌妓深情：既吹笛“多情”，又“相逐过江来”。
下片，写情势不许，情爱成影，有难言之隐。第一、二句，点化活用宋玉《高唐赋》中神话。巫山神女比喻“相逐过江来”的歌妓与侍女；将其神话比作情爱，尚未成真而今又分离了。作为歌妓，就是歌妓，官人无论如何喜爱，但要成为真正情爱是难越过封建社会等级观念障碍的，自然“相逐过江来”的歌妓与侍女，只能“云雨未成还又散”，令人“思量好事难谐”。第三、四句，从两个方面点明“云雨散”，“好事难谐”的原因：一是“凭陵”逼迫，情势不允许；二是“急桨”人催促开船不容犹豫。所以“两相催”成了这种不得不分离的现状和难言之隐的伤痛，“妓婵娟，不长妍”（孟东野《婵娟篇》）。最后两句“想伊归去后，应似我情怀”，为点题之笔，道出了东坡十分同情歌妓的心底之言：将心比心，心心相印，悔而又晚，隐痛难言，此恨绵绵无尽期。
这首词原本为送王胜之龙图至南都之作。只因即歌妓与侍女陪送之事，而转到写这些底层女性无主的命运。在官人当政春风得意时，这些歌妓与侍女就是“王谢女”；当官人贬谪或迁移不得志时，这些歌妓与侍女则成为“归去”女。作者批判昔日的秦淮韵事，同情眼前吹奏哀笛的歌妓的凄凉命运，就充分反映了他不为世俗传统观点束缚的新型妇女观。
该文系1061年（宋仁宗嘉祐六年），作者为答御试策而写的一批论策中的一篇。根据《史记·留侯世家》所记张良圯下受书及辅佐刘邦统一天下的事例，论证了“忍小忿而就大谋”、“养其全锋而待其敝”的策略的重要性。文笔纵横捭阖，极尽曲折变化之妙，行文雄辩而富有气势，体现了苏轼史论汪洋恣肆的风格。
“孺子可教”的典故即源于张良圯上受兵书之事。这个故事具有一定的神话色彩，以司马迁的才华慧识，以神怪入史且于篇末加以评注，常令后人对太史公秉笔直录产生怀疑。其实，早在宋代就有苏轼写了一篇《留侯论》，对此作了合乎情理的解释和发挥。
苏轼在文中独辟蹊径，化腐朽为神奇。依苏轼之意，圯上老人并非司马迁之所谓鬼物，而是秦代有远见卓识的隐君子，他的出现其意也不在授书，而是有意试一试张良的隐忍度的。张良曾在博浪沙行刺秦皇。事败之后隐姓埋名逃至下邳，圯上老人对此深为惋惜，特意用傲慢无礼的态度狠狠地挫折他。结果他能够忍耐，说明还是有可能成就大事的，所以圯上老人称他“孺子可教矣”。经苏轼这么解释，此事就具有了可信性。相比之下，司马迁对这段轶闻也是十分厚爱的，但他没有破除其封建迷信的神秘光环。苏轼之高明，终于使这段佳话点石成金。
这篇散文是苏轼早年所作，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的博闻才识和独具匠心。文章的主旨在于阐发“忍小忿而就大谋”，为使论点具有说服力，作者广征史实，不仅引用了郑伯肉袒迎楚，勾践卧薪尝胆等善于隐忍的正面典型，而且引项羽、刘邦等不善于隐忍的反面典型，从正反两方面加以论证发挥。作者引证史实层层递进，流转变化，不离其宗，抓住留侯能忍这一主线，进一步阐明张良能忍的效果是助高祖成就帝王大业。这篇文章能开能合，气势俊逸奔放，虽只有短短七百字，但言简意赅，分析透彻，鞭辟入里，显示了青年苏轼杰出的文学才华，千百年来成为立论文章的典范。
诗有诗眼，文也有文眼，尤其是立论文章，这篇文章开宗明义即亮出了“文眼”：“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这句话凝结了青年苏轼对世事人生波折的经验，有意无意之中为以后的奋斗撰写了座右铭。苏轼当年，屡遭贬谪，正是以忍为大德，才造就一个词、文、诗、书、画多方面的全才；也正由于此，才为宋代文坛上开创了独具一格的豪放派。因此可以说，作者明写留侯之忍，实际上是以古喻今，告诫自己不能锋芒太露，面对复杂人生只有以忍才能成就大业。
苏轼这篇论文还给读者一个启示，好的素材还要善于运用，即使是文学大家也不能等闲视之，也需要有一个深入分析反复提炼的过程。
林逋是杭州孤山的隐士，来此游览，写下他的观感。此诗就是其中的一首。一般研究者认为，宋诗讲究议论，起于欧阳修等人学韩愈古文，遂在诗中借鉴古文的写法，形成了以散文为诗的风格，同时也把议论带入到诗中。林逋这首诗，首联也以散文笔法起，作一总论，可以说走在了欧阳修等人的前面。
诗写的是宿洞霄宫，采取的是历来游览留宿诗的习惯写法，即先不写宿而写游。首联作一大概括。洞霄宫在大涤山中，诗第一句便写山，说秋天的大涤山，美景无限，难以遍历，也难以缕述；第二句接述游山的感触，美景无限，他游览时的快意，也难以缕述。这样，诗作了一番大范围、居高临下的总述，把山景及自己的游兴交代出来，写得很满。
以下两联便具体写山，铺陈“秋山不可尽”处。诗在写山时，紧紧把握住“秋”字，首先说碧绿的涧水在山石间奔流，水中漂来了片片红叶；茂密的树林上端，白云在悠闲地飘浮。这一联使用了几种亮丽的色彩，碧涧、红叶、青林、白云，把山林装点得绚丽多彩；水在奔流，云在飘荡，又写出山中的幽阒，体现出诗人面对山景的喜悦心情。碧涧中流下红叶，很像晋刘晨、阮肇游天台山遇仙女前，见到一条涧水，漂下片片红色的桃花那种仙境；青林点缀着白云，其意境有似晋陶弘景的“山中何所有？岭上有白云”那样超尘绝俗的诗句。大涤山是道家第七十二福地，诗人勾勒的这派悠闲高雅的景色，似乎也充满了隔绝人寰的仙风道气，这也是诗人所要表白的“秋思亦无垠”的一个方面。
“凉阴一鸟下，落日乱蝉吟”，也是写景，但笔法又换，转入明净轻快。诗仍关合秋天，但又插入当天的时间，表明已是黄昏时候，为下宿洞霄宫作伏。上联写的是自然界纯净的景色，重点是静，尽管水在流、云在飘，都是相对的静止，有声的无声；这联的重点放在动与闹上，说在树林清凉的树阴中，一只鸟儿扑腾腾地飞来栖下，落日照着山林，到处是秋蝉的鸣声。这联写得很有兴味，与前面合成一个和谐统一的氛围，显得诗人在山中徘徊，充满留恋，以至于把整个身心都沉浸在自然之中，处处呈现出自然界的真趣。
最后，诗才归结到“宿”字上，但又不直接写，而是宕开一层。洞霄宫中种了许多芭蕉，诗便由芭蕉想到晚上听雨，便通过虚拟听雨来实写住宿。“此夜芭蕉雨”，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山中气候多变，目前是晴天，晚上就会下雨。因雨，他想到了那秋雨打在芭蕉叶上的充满韵味的响声。另一种解释，诗人宿洞霄宫是秋天，秋风萧瑟，摇动着芭蕉，夜深人静，满树沙沙，黄叶飘阶，犹如不绝的雨声。想到晚上美妙的秋声，诗人不禁问道：“有谁和我一起在枕上共听呢？”这样一问，留了想象的余地，也回照了首联的“秋思亦无垠”句。
林逋这首诗写得工巧细致、闲远冲淡，如其为人。对偶整齐，层次分明，景与情自然地融合在一起，韵味无穷。梅尧臣《林和靖先生诗集序》说林逋诗“咏之令人忘百事”，这首诗正有这样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