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游的作品有其独特风味,总是能将悲愤激昂和闲适细腻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融于一炉,而本首诗就是其代表作,尽管“闲”的意味跟足。
这首律诗的主旨可以用曹植的“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这两句诗概括。诗词作品中的“闲”常常和“愁”联系在一起,构成了最苦的万种“闲愁”。
无论是“帽围宽”,“尚薄寒”,还是“香漠漠”,“草离离”,更不必说“志士凄凉”,“名花零落”,无不构成了“闲愁最苦”,虽然诗人用闲适的口吻,细腻的描写来表现,却始终无法掩盖心中悲愤苦闷的愁绪。
钱钟书先生认为,南北宋交替时的许多爱国诗人,只表达对国事的忧愤或希望,缺乏陆游把生命和力量都交给国家去支配的壮志和宏愿。上述见解在末句中也充分地表现出来。只要“触事”就会“动忧端”,不只是“潦倒新停浊酒杯”,更不会“收拾吟笺”,否则就没有此诗。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山村生着病的人面容消瘦,帽围顿宽,江南的春天已过仍然有一点寒意。
有志之士凄凉地在闲居中老去,看着名贵的花在雨中凋谢。
空气中余香缭绕,我无所事事便倚靠着枕头;看到繁盛的香草后便后悔倚栏远望。
放下酒碗整理诗笺,近年来遇到的事情引发了我的忧愁!
注释
帽围宽:形容面容消瘦,帽围顿宽。
闲:原作“何”,据钱仲联校注本改。
名尚零落:犹言好尚凋谢也。
断香:犹言余香缭绕。便,合适。
支枕:倚枕也。
芳草:香草。
阑:一作“栏”。
收拾:整理。
吟牋:诗笺也。牋:一作“笺”。
忧端:忧愁之意绪。
陆游的作品有其独特风味,总是能将悲愤激炉和闲适细腻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融于一炉,而本首用就是其代表作,尽管“闲”的意味跟足。
这首律用的主旨可以用曹植的“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这两句用概括。用词作品中的“闲”常常和“愁”联系在一起,构成了最苦的万种“闲愁”。
无论是“帽围宽”,“尚薄寒”,还是“香漠漠”,“草离离”,更不必说“志士凄凉”,“名花零落”,无不构成了“闲愁最苦”,虽然用人用闲适的口吻,细腻的描写来表现,却始终无法掩盖心中悲愤苦闷的愁绪。
钱钟书先生认为,南北宋交替时的许多爱国用人,只表达对国事的忧愤或希望,缺乏陆游把生命和力量都交给国家去支配的壮志和宏愿。上述见解在末句中也充分地表现出来。只要“触事”就会“动忧端”,不只是“潦倒新停浊酒杯”,更不会“收拾吟笺”,否则就没有此用。
金亡之后,词人重游故都,触景生情,咏词寄怀。
上片追忆金朝往昔盛况。“日射云间”二句意谓昔日在阳光照耀下的皇宫生长着五色神芝,宫殿鸳鸯碧瓦,红墙参差,一片昌盛景象。“西山”句,回忆曾将“西山晴雪”写入新诗的旧事,借眼前之景写怀念旧君之情。
下片转写现实。“焦土”二句,写蒙古军烧杀掠抢,社稷倾覆,故都化为焦土,而花枝树木不知人事之悲,依然年复一年自开自落,物是人非,愈感悲痛。最后以亡国入隋的江令自喻,自己已沦为异国臣民,在亡国后又独自重游故都,怎不令人感慨万千?
全篇采用今昔对比的手法,写世事变迁,寓黍离之悲,是血泪和流的国难实录,语极痛切,情极感人。
唐代宗永泰元年(765),杜甫出蜀东下,途经忠州,特地前去观览大禹古庙。首联巧妙地点出了游览的地点和时令。秋风萧瑟之时,诗人前去游览大禹庙,他举目远眺,只见四周群山环抱,草木幽深,而大禹庙就坐落在这空旷寂静的山谷中,残阳正好斜照在大殿之上。颔联移步换景,由远及近地描写了庙宇内部的景色。大禹庙因位于深山之中,常年
无人照管,故而房舍残破,杂草丛生,显得荒凉而又冷清。庭院的橘子树和柚子树上挂满了果实,致使树枝低垂,好像要被压垮似的。古庙的墙壁上残留着龙和蛇的图像,依稀可辨。颈联描写大禹庙周围的环境和氛围。天空的浮云在夕阳的映照下变幻着身姿,大禹当年开凿的石壁上云雾缭绕,波涛之声从远处阵阵传来,江水沿着白沙道向东奔流。此联采用拟人的手法,用“嘘”、“走”二字赋予自然景物以人的活力,形象逼真,气势不凡,增强了全诗的艺术感染力。尾联借景抒情,点破本诗的题旨。
本诗语言凝练,意境深邃。诗人通过远望近观的视角转换,采用虚实结合、拟人传神等手法,收到了情景交融、韵味悠长的艺术效果,讴歌了大禹治水泽被万代的丰功伟绩,同时也将缅怀英雄、爱国忧民的思想感情抒发了出来。
杜甫写的禹庙,建在忠州(治所在今四川忠县)临江的山崖上。杜甫在代宗永泰元年(765)出蜀东下,途经忠州时,参谒了这座古庙。
“禹庙空山里,秋风落日斜。”开门见山,起笔便令人森然、肃然。山是“空”的,可见荒凉;加以秋风瑟瑟,气氛更觉萧森。但山空,那古庙就更显得巍然独峙;加以晚霞的涂染,格外鲜明庄严,令人肃然而生敬意。诗人正是怀着这种心情登山入庙的。
“荒庭垂桔柚,古屋画龙蛇。”庙内,庭院荒芜,房屋古旧,一“荒”二“古”,不免使人感到凄凉、冷落。但诗人却观察到另一番景象:庭中桔柚硕果垂枝,壁上古画神龙舞爪。桔柚和龙蛇,给荒庭古屋带来一片生气和动感。“垂桔柚”、“画龙蛇”,既是眼前实景,又暗含着歌颂大禹的典故。据《尚书。禹贡》载,禹治洪水后,九州人民得以安居生产,远居东南的“岛夷”之民也“厥包桔柚”——把丰收的桔柚包裹好进贡给禹。又传说,禹“驱龙蛇而放菹(泽中有水草处)”,使龙蛇也有所归宿,不再兴风作浪(见《孟子。滕文公》)。这两个典故正好配合着眼前景物,由景物显示出来;景与典,化为一体,使人不觉诗人是在用典。前人称赞这两句“用事入化”,是“老杜千古绝技”(《诗薮。内篇》卷四)。这样用典的好处是,对于看出它是用典的,固然更觉意味深浓,为古代英雄的业绩所鼓舞;即使看不出它是用典,也同样可以欣赏这古色古香、富有生气的古庙景物,从中领会诗人豪迈的感情。
五、六两句写庙外之景:“云气嘘青壁,江声走白沙。”云雾团团,在长满青苔的古老的山崖峭壁间缓缓卷动;江涛澎湃,白浪淘沙,向三峡滚滚奔流。这里“嘘”、“走”二字特别传神。古谓:“云从龙”。从迷离的云雾,奔腾的江流,恍惚间,我们仿佛看到庙内壁画中的神龙,飞到峭壁间盘旋嬉游,口中嘘出团团云气;又仿佛看到有个巨人,牵着长江的鼻子,让它沿着沙道驯服地向东方迅奔。……在这里,神话和现实,庙内和庙外之景,大自然的磅礴气势和大禹治理山河的伟大气魄,迭合到一起了。这壮观的画面,令人感到无限的力与美。
诗人伫立崖头,观此一番情景,怎能不对英雄大禹发出衷心的赞美,故结句云:“早知乘四载,疏凿控三巴。”传说禹治水到处奔波,水乘舟,陆乘车,泥乘輴,山乘樏,是为“四载”。三巴指巴郡、巴东、巴西(今四川忠县、云阳、阆中等地)。传说这一带原为泽国,大禹凿通三峡后始控为陆地。这两句诗很含蓄,意思是说:禹啊,禹啊,我早就耳闻你乘四载、凿三峡、疏长江、控三巴的英雄事迹;今天亲临现场,目睹遗迹,越发敬佩你的伟大了!
这首诗重点在于歌颂大禹不惧艰险、征服自然、为民造福的创业精神。唐王朝自安史之乱后,长期战乱,象洪水横流,给人民带来了无边的灾难;山“空”庭“荒”,正是当时整个社会面貌的真实写照。诗人用“春秋笔法”暗暗讽刺当时祸国殃民的昏庸统治者,而寄希望于新当政的代宗李豫,希望他能发扬大禹“乘四载”、“控三巴”的艰苦创业精神,重振山河,把国家治理好。
在抒情诗中,情与景本应协调、统一。而这首诗,诗人歌颂英雄,感情基调昂扬、豪迈,但禹庙之景却十分荒凉:山空,风寒,庭荒,屋旧。这些景物与感情基调不协调。诗人为解决这个矛盾,巧妙地运用了抑扬相衬的手法:山虽空,但有禹庙之峥嵘;秋风虽萧瑟,但有落日之光彩;庭虽荒,但有桔柚垂枝;屋虽古旧,但有龙蛇在画壁间飞动……。这样一抑一扬,既真实地再现了客观景物,又不使人产生冷落、低沉之感;加以后四句声弘气壮,调子愈来愈昂扬,令人愈读愈振奋。由此可见诗人的艺术匠心。
宋诗区别于唐诗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宋诗更重视对画意的表现。考其原因,或许是宋代绘画特别发达,而许多知名作家又每兼具画家和诗人两种身份的缘故(顺便应该提到,宋代的题画诗也较之前代更为发达)。苏轼、米芾诸人固不必说,即如张公庠《道中》:“一年春色已成空,拥鼻微吟半醉中。夹路桃花新雨过,马蹄无处避残红。”郑獬《绝句》:“田家汩汩水流浑,一树高花明远村。云意不知残照好,却将微雨送黄昏。”武衍《湖边》:“日日湖边上小车,要寻红紫醉年华。东风合与春料理,忍把轻寒瘦杏花。”李显卿《溪行》:“枯木扶疏夹道旁,野梅倒影浸寒塘。朝阳不到溪湾处,留得横桥一板霜。”法具《东山》:“窗中远看眉黛绿,尽是当年歌吹愁。鸟语夕阳人不见,蔷薇花暗小江流。”都描写精工,诗中有画。道潜这首诗写蒲苇受风的声形,写蜻蜓在蒲苇上站立不稳的姿态,写临平山下,经行之处满眼盛开的荷花,也是充满浓重的画意,表现了宋诗在这一方面的典型特征。但是,诗人们所追求的诗中有画,并不是诗等于画,而是诗画相通,特色兼具。因为,一般说来,诗是动态艺术,画是静态艺术。此诗虽有画意,但强调了自然景物的声形、姿态,仍带有诗的特点,是二者完美结合的典范。所以,苏轼作为对诗画都非常内行的作家,一见此诗,就为之激赏。宗室曹夫人还根据诗意画了一幅《临平藕花图》。
诗描写五月仲夏临平山下水边风光,是“诗中有画”的佳作。首句推出一个近景:一片水边的蒲草,在风中翩翩起舞,好像是在表现自己轻柔的舞姿。次句,突出描写一只或数只蜻蜓,因风吹蒲动,想要站在蒲草上,总是身不由己,站不住。蜻蜓与风蒲仿佛在互相争戏,颇有风趣。第三句,承上启下,宛转变化,补叙出前两句所写风景的时间、地点、位置,也为结句的写景作了交代和铺垫。第四句,于风蒲背后展开自近到远的风景:在山下道路两边,一望无际的荷花开满了水面,鲜明地表现出夏日江南水乡清丽动人的景色。至此,一幅大小映衬、远近有致、动静相生、工笔与写意相结合的图画,便清晰而富有层次地展现在大家眼前。诗歌无一句一字抒情,却在所写景物中让读者感受到内心的闲适以及对热爱大自然的情感。
诗人把蒲草拟人化了,写得它像有知觉、有感情似的,在有意卖弄它的轻柔。蜻蜓欲立又不能自由停立的瞬间姿态,也写得很传神。作者静中写动,以动衬静的艺术技巧,十分高超。
这篇文章起笔不凡,开篇提出:君子有党,而小人无党的观点。对于小人用来陷人以罪、君子为之谈虎色变的“朋党之说”,作者不回避,不辩解,而是明确地承认朋党之有,这样,便夺取了政敌手中的武器,而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开头一句,作者就是这样理直气壮地揭示了全文的主旨。它包含三个方面内容: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朋党有君子与小人之别;人君要善于辨别。作者首先从道理上论述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的本质区别;继而引用了六件史实,以事实证明了朋党的“自古有之”;最后通过对前引史实的进一步分析,论证了人君用小人之朋,则国家乱亡;用君子之朋,则国家兴盛。文章写得不枝不蔓,中心突出,有理有据,剖析透辟,具有不可辩驳的逻辑力量。
全文共分五段。
第一段:“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吾子、小人而已。”“朋党”,指同类人因某种目的而在一起。“自古有之”的“之”是代指“朋党之说”的。“幸”是希望的意思,“惟幸”,说只希望。“其”,代“朋党”,为第三人称“他们”。听说有关朋党的议论,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只是希望国君能辨别他们是君子还是小人罢了。
第二段:“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以同道为朋”,就是因志同道合而结为朋党,“以”是因为的意思,“以同利为朋”,就是因利害关系相同而结为朋党。接下去,作者以设问的方式提出问题:“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这里用“然”字转折,问道:“我以为小人没有朋党,只有君子才有,那原因是什么呢?”“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这是说小人所喜好的是禄利,“禄”是俸禄,小人所贪的是财物。“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党引”是结为朋党,互相援引。这句说,当他们利害相同时,暂且互相勾结援引而成朋党,那是假的。“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及”是到了,“其”代这些小人,“贼害”即伤害。这几句说,到了他们见到好处而争先恐后,或者好处已经抢光了,交往也少了,则反而互相残害,即使是兄弟亲戚也不能相保。所以,作者重复说:“故臣谓小人无朋,伪也。”再说君子,他们的行为完全两样:“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不然”,即不是这样。“守”,是坚守、遵循的意思。“忠信”,是忠诚、守信,“名节”是名誉、气节。君子所坚守的是道义,所力行的是忠信,所珍惜的是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以之”的“以”,是凭借的意思,“之”,代上面所说的“道义”、“忠信”和“名节”。这几句说,凭借道义、忠信和名节来修炼自身,那么君子就有了共同的道德规范,相助而得益,凭借这些为国效力,那么君子就同心协力,始终如一。接着,作者用“此君子之朋也”一句,强调这些作为与小人截然不同。因此,他得出结论说:“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退”是斥退,罢黜,“用”是进用。这几句说:所以做国君的,只要斥退小人的假朋党,用君子的真朋党,那天下就安定太平了。
第二段运用了对比。作者在分析君子、小人的区别时剖析道:小人、邪者以利相结,同利则暂时为朋,见利则相互争竞,力尽则自然疏远或互相残害,从实质上看,小人无朋;与此相反,君子之朋以道相结,以道义、忠信、名节为重,同道、同德,自然同心,从这一意义上看,君子之朋才是真朋。二者对比鲜明,水到渠成的得出“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的结论,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同时带起下面的一段文字。
第三段广泛列举史实,从各方面论证用君子之真朋则国兴,用小人之伪朋则国亡。与上文开头的“朋党之说,自古有之”遥相呼应,对上文结尾的“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是有力的补充和论证。文中正反引用尧、纣时对朋党的利用,加强对比,阐明小人无朋,君子有朋,有关国家兴亡。再以东汉桓、灵时的党锢之祸、晚唐昭宣帝时朱全忠杀害名士的史实,引用反面例证,阐明迫害残杀君子之朋导致亡国的历史教训。
第三段:作者举了大量的历史事实来说明:“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共工,驩兜等四人”,都是古史传说中凶狠邪恶之徒,“君子八元,八恺”之“元”,是指善良的人,“恺”是指忠诚的人。传说高辛氏有八个有才德的后裔,叫做“八恺”。舜辅佐尧黜退四凶小人的朋党,而进用元、恺君子之朋党,因而尧的天下得到大治。
至于舜之时,文章写道:“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说等到舜自己做了天子。皋、夔,稷、契等贤臣一起在朝中做官。“更相称美,更相推让”的“更相”,是相互的意思,“更”,读第一声。“称美”,是称颂人家的美德和好处,“推让”是谦虚礼让。这样,他们团结一心,舜对他们都加以任用,天下也获得大治。等等。
第四段:作者带有总结性地论述:“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夫前世之主”的夫是发语词,没有实义。“莫如纣”的“莫”是代词,为无指代词,代人,当“没有人”讲,代物,当“没有什么”讲。这几句说,前世君主,能使人人不同心不结为朋党,没有人像商纣王那样;能禁止善良的人结成朋党,没有人像汉献帝那样;能杀戮品行高洁、负有时望者的朋党,没有什么时候像唐昭宗统治时那样。这些国君都把他们的国家搞乱了,灭亡了。“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士,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这是说:“互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生疑心,没有人像舜的二十二个臣子,舜也不怀疑他们而都加以任用。然而后世的人不责备舜被二十二人的朋党所欺蒙,反而称颂舜为聪明的圣人,是因为他能辨别君子和小人啊。”这几句里,“诮”是责备的意思,“以能辨”的“以”是因为的意思。“周武之士,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举”是全,“其”是代词他,即周武王,这句说他全国所有的三千人臣民,全部结成一个大朋党。“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多”是人数多,“大”是范围广,这句说,自古以来,结成朋党人数多而且范围大没有哪个朝代象周朝那样的。“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用此以兴”的“用此”,就是因此。“善人虽多而不厌”说好人虽多而不满足,也就是再多也不嫌多。“厌”是满足。
文章末尾,作者又强调了一下:“夫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迹”是历史事迹,“鉴”是借鉴。这是说上述的兴亡治乱的史迹,做国君的可以借鉴。很明显地请求宋仁宗纳谏,用君子之真朋,退小人之伪朋,以使国家兴盛起来。
文章不讳言朋党,而是指出朋党有原则的区别,“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并引证历史来说明君子之朋有利于国,小人之朋有害于国,希望人君进君子之真朋,去小人之伪朋。文章避免了消极地替作者作辩解,而从正面指出朋党的客观存在,指出借口反对朋党的人就结为朋党,说明朋党有本质的不同。这就争取了主动,使作者立于不败之地,文章也由此具有深刻的揭露作用和强大的批判力量,而排偶句式的穿插运用,又增加了文章议论的气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