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咏汉文帝与贾谊,但与李商隐诗的着眼点不同,议论更大相径庭。李诗以小事而见大节,王诗则因大事而忽小节。王安石认为贾谊的政略,文帝基本都有采用,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官职的高低与否不重要;李商隐抱负难申,乃为贾谊悲,王安石得宋神宗宠遇,乃为贾谊喜,正是不同的遭际,才产生出不同的议论来。就诗歌艺术而言,此诗纯是议论,褒贬分明,对比强烈。
诗的前两句“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一写贾谊,一写文帝。诗中指贾谊的治国安民之方,这两句是反诘句,意为贾谊所献的“谋议”,大体上都能获得施行,所以说文帝并不轻视贾谊。以贾谊进言与文帝纳言相对照,承班固《汉书·贾谊传》中之“赞”词:“追观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风俗,谊之所陈略施行矣”,与前人写贾谊怀才不遇之作唱反调。
后两句“爵位自高言尽废,古来何啻万公卿”,一写爵位高的“公卿”,一写君王。这两句也构成了一个反诘句,意为:自古以来,不知有多少达官贵人,尽管他们的官爵职位很高,但其言论都被君王废弃了。弦外之音是贾谊比那些达官贵人更为幸运。
此诗采用两个反诘句,寓答于反问之中,以贾谊的“谋议略施行”与身居高位的达官贵人“言尽废”相对照,以文帝采纳贾谊的“谋议”,古来君王废弃众多地位显赫的达官贵人的言论相对照,突出贾谊超群的才能与汉文帝的爱惜贤才。
此诗不像李商隐的《贾生》那般讽文帝悼贾生,反而赞文帝褒贾生。这是因为王安石受到宋神宗的殊遇,依托他推行新法,他也就有了新的体验,认为贾谊只是遭到周勃灌婴等人的谗毁而未能如愿以偿而已。从以上的比较中不难看出,李商隐与王安石的同题诗《贾生》,虽然都是咏贾谊,但各自的着眼点不同,笔法相异,主要在于两位诗人的思想有别,他们根据各自的思想对同一人物发表独特的见解,前者欲抑先扬,以古讽今,笔锋犀利而含蓄,后者褒贬分明,对比强烈。
有人将《芙蓉曲》解释为婉言进谏的政治隐喻诗,也有人认为此诗暗含感伤身世、知音未遇等意义。对于现代的读者来说,只将这首诗视为一首丽情乐府,分析和领略它的意境和艺术风格,也无不可。自古以来,尤其是南北朝乐府里,有诸多作品描写江南采莲这一风俗,以及由此而衍发的采莲人的各种情思。萨都剌这首《芙蓉曲》继承前人乐府诗之风,以芙蓉起兴,描写水乡女子触景生情,哀伤青春易逝。
诗的首联描写了秋日江上的芙蓉和江上荡舟的女子。江上芙蓉盛开的美景,与女子的断肠愁思相对举,两相映衬。
颔联两句进而描写秋江女儿的生活:温暖的春日里,她穿着一袭红衣,看护着满江的荷叶;秋日暮色里,她的翠色长袖和荷叶一起迎着凉风翻飞飘扬。“绛袍”和“翠袖”都是秋江女儿的穿着,这两种颜色又分别是芙蓉花和叶的颜色,暗示着人与花的关联,人如花,花似人。“春浅”、“日暮”相对,意为秋江女儿与芙蓉从春到秋、从晨至暮始终相依相伴。“翠袖日暮迎风凉”,很容易联想到杜甫《佳人》诗的最末两句“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佳人》描写的是一位居住在空谷中躲避战乱的女子,亲人已死,夫婿又抛弃她娶了新人。“但见新人笑,哪闻旧人哭”,是旧时女子最凄惨的爱情悲剧。这就隐隐透露出秋江女儿愁思的根源了。
颈联描写了江波,落叶等寒秋之景。从屈原“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九歌·湘夫人》)开始,洞庭秋叶萧萧飘坠成为寒秋初至的鲜明标志。萨都剌化用这一典故,点出江上季节的变化。树木凋零,令人触景生情:木已如此,那比树木还娇嫩的莲花又该如何抵挡季节的摧残。
尾联说秋江女儿面对满江盛开的莲花,因为爱惜这娇艳的花朵,不忍心划桨荡舟,唯恐碰伤了芬芳美丽的鲜花,更不愿意采折。这一片爱花惜花之心,也回答了诗的开篇提出的悬念:秋江女儿对着正盛开的芙蓉“将断肠”呢,原来是因为看到芙蓉盛放,正是最美的时候,但秋季也已来临,花朵马上就要凋落;娇艳只是短暂的,美丽并不能持久,这就是爱惜芙蓉的秋江女儿的哀叹。芙蓉尚有秋江女儿来爱护,秋江女儿却无人来怜惜。由花及人,秋江女儿对着满江云霞般的芙蓉,自然愁思无限。整首诗情感的展示非常细腻曲折。
这首诗是萨都剌乐府诗的代表作。与萨都剌交情颇好的元代诗人杨维桢曾这样评价好友:“天锡诗风流俊爽,修本朝家范。宫词及《芙蓉曲》,虽王建、张籍无以过矣。”把这首《芙蓉曲》的成就与王建、张籍等人的诗歌相提并论,是一个很高的评价。
诗的风格清丽婉转,以芙蓉起兴,曲折反复地表达了秋江女儿的心曲,她面对盛放的芙蓉以及萧萧落木,触景生情,产生了花木凋零、红颜易老、青春美丽无法永驻的愁思。在这里,花即是人,人亦是花,秋江女儿与秋江芙蓉两种意象是重叠在一起的。在女子发出的对花的哀叹和惋惜中,揭示了最盛之时即是衰败之始的道理。这首诗风格绮丽,但不俗艳;善于化用前人的诗句意境,但不生硬,具有较高的艺术技巧和艺术感染力。作者用清丽的文笔,捕捉少女若有若无的心思:由伤花之凋零,到哀伤自己青春的易逝;由没有惜花之人,到自己没有知己的自怜自惜。似哀怨,又似期待,余韵悠然,耐人寻味。
第一首诗以悲情起句,遣词造句处处含悲。“野哭”、“病眼”、“苦思”、“霜重”、“残灯”、“孤舟”诸语,无不充满冷寂愁郁的色调,望而生悲。当然,诗人如此惆怅郁结是有特定的时空背景的。写作此诗时,正值除夕之夜。除夕是一年的终结,站在这个时间点上,不免让人心生岁月如流、人生易老之叹。苏轼说洗过头后,感到头轻发疏,就是这个意思,此其一。其二,除夕是合家团圆,共享天伦的最重要节日,但诗人却受命在外,远离故土,思乡之情、羁旅之意油然而生。其三,诗人彼时迁谪出京在杭州任职,是由于与改革派的王安石政见不合所致,命运多舛,仕途偃蹇的忧伤一直萦绕在他心头,一有机会就会喷薄而出。这种情怀在第二首诗中展露得更明显。万家合欢的除夕之夜,诗人独在异乡,饱受严寒,辗转难眠,触景生情,歌哭皆悲。不过,这首诗也不尽是悲情。末尾两句,诗人写他从残灯的一线光亮和小舟的一夜托身里,感受了一丝的温暖和美好,所以他要感谢它们,这就是苏轼的超迈之处了。这其实也是下文写自己的豁达乐观张本。
第二首主要写政治上的失意。首句“南来三见岁云徂”,三年之中,诗人虽然不断上陈己见,无奈与当权者多有不合,终不能回朝。诗人由此感叹恐怕自己一生都要在谪居在外,奔走宦途了。第三句写是年老心境:人老了,就不想看新的年历,怕勾起对年华流逝的伤感。第四句中诗人自比“旧桃符”。桃符是民间新年时悬于门户、用以辟邪的桃木,上面刻有传说能食鬼怪的神荼、郁垒二神的形象,一般是一年一换。“拟学旧桃符”暗指诗人要抛却不如意的仕途。这当然是一时之意。五六两句写自己的老态。而诗人以“老”、“病客”自称,实际上是就心境而言的,因为在年龄上他当时才38岁。末尾两句是全篇之眼。诗人一扫前面的郁闷,表示要用“穷”和“愁”换取长久的健康,要屠苏酒来迎新年。正月初一饮屠苏酒是一种习俗,饮用的顺序是自少至老。诗人说“不辞最后饮”,表明他不以岁月流逝为意,以豁达乐观待之。以此观照开篇,更见苏轼豪放旷达的情怀。
这两首诗是羁愁之文,构思精巧,落墨不俗,收束更是出人意表。诗人用笔老成,写景抒情,形象深致,曲折顿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