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诗采用联想手法,由物及人。
诗人首联先写见到一对洁白鲜嫩的苦笋的感受,不禁眼前一亮。
进而颔联两句直接描写苦笋,并将其人格化,指出“耿介”是此物种的本性,“苦白”是与生俱来的。“耿介”指正直不阿,廉洁自持;“苦白”指俭约过甚,后以坚守白操,矢志不渝为“苦白”。肯定赞美苦笋品性后,诗人自然由此联想到唐朝宰相、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史学家魏征。
颈联“我见魏徵殊媚妩”一句是写唐太宗说,别人认为魏征言行无礼,我却觉得他很妩媚。所以,从本身外部特征来看,苦笋的“苦”便是魏征的“殊”,“苦”味并不爽口,而魏征的“殊”在于直言进谏,而其言行有时着实令人难以接受。从内在气质来看,诗人赞美苦笋的气白便是唐太宗赞魏征“妩媚”,苦笋性情“耿介”,天生“苦白”,与魏征正直不阿,廉洁自持的品格均是受人赏识之处。
全诗尾联议论收尾,指出人才养成既需要发展空间,也要经历风雨砺。历史上的魏征以“犯颜直谏”著称,其言行常常令人难以接受,好比苦笋的滋味并不适口;苦笋与生俱来的“苦白”,象征耿介性格,与魏征方正的人格相似,应该得到认可。
译文及注释
译文
粗菜淡饭的餐盘中突然眼睛为之一亮,发现并列在餐盘中的还有如从襁褓中脱颖而出的婴儿一般洁白的玉笋。
大家都知道正直不阿、廉洁自持的品性是由内在素质决定的,玉笋清淡苦涩的白操是与生俱来的。
我看苦笋正如唐太宗看到魏征一样,不觉其苦,反倒觉得其妩媚可亲,告诫孩子们千万别把这些苦笋拔出太多。
自古以来,人才都是要靠培养锻炼才能成长的,要放手使他们在实践中经风雨、见世面,经受历练。
注释
藜藿:藜和藿,泛指粗劣的饭菜。
耿介:正直不阿,廉洁自持。
妩媚:太宗曰:“人言魏征举止疏慢,我但觉其妩媚耳。”
勿多取:指的是管束儿童要俭约正直,不贪不奢。
干霄:高入云霄。
本诗采用联想手法,由物及人。
诗人首联先写一到一对洁白鲜嫩的“笋的感受,不禁眼前一亮。
进而颔联两句直接描写“笋,并将其人格化,指出“耿介”是此物种的本性,““节”是与生俱来的。“耿介”指正直不阿,人洁自持;““节”指俭约过甚,后以坚守节操,矢志不渝为““节”。肯定赞美“笋品性后,诗人自然由此联想到唐朝宰相、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史学家魏征。
颈联“我一魏徵殊媚妩”一句是写唐太宗说,别人认为魏征言行无礼,我却觉得他很妩媚。所以,从本身外部特征来看,“笋的““”便是魏征的“殊”,““”味并不爽口,而魏征的“殊”在于直言进谏,而其言行有时着实令人难以接受。从内在气质来看,诗人赞美“笋的气节便是唐太宗赞魏征“妩媚”,“笋性情“耿介”,天生““节”,与魏征正直不阿,人洁自持的品格均是受人赏识之处。
全诗尾联议论收尾,指出人才养成既需要发展空间,也要经历风雨砺。历史上的魏征以“犯颜直谏”著称,其言行常常令人难以接受,好比“笋的滋味并不适口;“笋与生俱来的““节”,象征耿介性格,与魏征方正的人格相似,应该得到认可。
《唐雎不辱使命》是《战国策·魏策四》中的一篇史传文,后收录于《古文观止》。这篇文章写唐雎奉安陵君之命出使秦国,与秦王展开面对面的激烈斗争,终于折服秦王,保存国家,完成使命的经过,歌颂了唐雎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爱国精神,揭露了秦王的骄横欺诈、外强中干的本质。文章内容精彩,情节完整,引人入胜;人物形象生动,秦王的色厉内荏、前倨后恭,唐雎的不畏强暴、英勇沉着,都写得栩栩如生。
首先,最引人注意的是人物的对白。除了很少几句串场的叙述,几乎全是对白;用对白交代事情的起因、经过和结局,重点突出,层次清晰;用对白表现人物的精神面貌,安陵君的委婉而坚定,唐雎的沉着干练,口锋锐利,义正辞严,秦王的骄横无理,无不跃然纸上。
开头一段是秦王嬴政在“灭韩亡魏”之后,雄视天下,根本不把小小的安陵放在眼里,他似乎不屑以武力相威胁,企图以“易地”的谎言诈取安陵。在他看来,安陵君哪敢说个“换”字,更不敢说“不”,“使人谓”三字,劈头即自称寡人(只有对下,诸侯才可自称寡人),见出秦王对安陵君的轻慢,“安陵君其许寡人”,着一命令副词“其”,活现出秦王的盛气凌人。安陵君识破骗局,婉言拒绝。“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态度和言辞都十分婉和,但不是卑躬屈膝,而是婉辞,是面对虎狼之敌的斗争艺术。“受地于先王,愿终守之”,陈理为据,无容置喙。“弗敢易”,于委婉中透出坚决的态度,必然会使“秦王不悦”。
这时,唐雎出场,“使于秦”,系国家人民的命运于一身,深入虎穴狼窝,令读者不能不为他捏一把汗!以下唐雎出使到秦国的文章分三个段落来做,也是唐雎与秦王面对面斗争的三个回合。唐雎如何到达秦国,怎样拜见秦王,与本文中心无关,一概略去不写,而直接写会见时的对话。
进而体会秦王与唐雎的语言,其意趣和从前也迥然不同。“秦王谓唐雎曰”之前,已经“不悦”,这时,他是压住火气说话,不像秦使者那样“简而明”,而是亦拉亦打,于委婉中露出威胁,俨然是胜利者的口吻:“……安陵君不听寡人,何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请广于君,而君逆寡人者,轻寡人与?”这是质问。“秦灭韩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纯属威胁。话中句句不离“寡人”如何,还偏要说“以君为长者,故不错意也”“吾以十倍之地,请广于君”,秦王的狡诈骄横之态不言自明。唐雎早已胸有成竹,并不多与之周旋。“否,非若是也”,态度沉着明朗。寸步不让,据理力争:“虽千里不敢易也,岂直五百里哉?”把安陵君的“弗敢易”换做一个反问句,并以“千里”对“五百里”提出,就远比安陵君的回答更为坚定有力,不给对方一点便宜。这必然引起“秦王怫然怒”,由“不悦”到“怫然怒”。这使本来就很尖锐的矛盾更加激化了,文章至此陡起波澜,读者顿生焦虑之情,为冲突的后果而担忧。
第二回合是斗争的高潮,从写作来说是全文重心,因此写得最细最详。“秦王怫然怒”一句,笼罩全段。一个小国的使者如何治服大国暴君的盛怒,固然很难;作者如何在短短的文字中把这个场面写出来,写得入情入理,令人信服,也非易事。但《战国策》的作者有这本领,而且胜任愉快,把这个场面写得波澜起伏,有声有色,令人仿佛亲临其境。这一段作者分两个层次来写。第一层,秦王怒气冲冲,施以恐吓,“公亦尝闻天子之怒乎”,公然自称“天子”,全不把一个小国及其使者放在眼里。“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如果联系“灭韩亡魏”的背景,委实令人不寒而栗。唐雎“臣未尝闻也”一句,沉着冷静,不为秦王的恐吓所动,实际上是按兵待敌。因而这一层犹如两大浪峰中的一个浪谷。
第二层,唐雎先是反唇相讥,“大王尝闻布衣之怒乎”,照用秦王口吻,以“布衣”对“天子”,真是寸步不让。然后又用“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一正一反两个判断句,断然驳掉秦王“免冠徒跣,以头抢地尔”的诬蔑,于是条件成熟,反攻开始。先用三个排比句摆出专诸刺王僚、聂政刺韩傀、要离刺庆忌的事实,又说“与臣而将四矣”,打掉秦王的气焰,再用“若士必怒”等五个四字短句,像滚木擂石般对准秦王打过去,以“二人”对“百万”、“五步”对“千里”,不给他一点喘息时间,气氛之紧张,令人屏息。最后唐雎“挺剑而起”,紧紧逼住秦王,这更是秦王所始料不及,于是精神防线完全被摧毁,只有缴械投降。
作者懂得写好唐雎这段反驳痛斥秦王台词的重要,让他来作这个回合的斗争的主角,给他大段的独白,用排比,用节奏鲜明的短句,让他激昂慷慨地大讲特讲,赋予他狂风扫地的气势,而秦王已是一败涂地了。秦王的心理活动抽不出笔墨来写,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没有必要写,因为秦王早已被这意外的一击打昏了,他来不及思考一下眼前发生了什么,而结局已经摆在他的面前,只有俯首就范而已。明写唐雎,突出了他大义凛然的鲜明形象,虚写秦王,也更符合这一特定情景。
第三回合写法上反过来了,虚写唐雎,因为唐雎的形象已经完成,再写反而画蛇添足从“色挠”至于“长跪而谢”,“先生坐,何至于此”,这是此时此刻秦王的所言,简直让人难以相信还是刚才那个秦王干的。秦王先因为自己是大强国有恃无恐,误以为可以放胆作恶;后迫于眼前处境,黔驴技穷,不得已而为之,并不能改变他的本性。而且君王的架子并不能完全放下,对唐雎的恭维显然言过其实。
作者充分调动了对比、夸张等艺术手段以烘托气氛,同时对二人的情态举止的变化略加点染,强化冲突,精心营造戏剧性的惊心动魄的场面。两种人物、两种思想和行为的对比,可以突出他们各自的特征,让读者认识得更清楚,这是一种广泛使用而且行之有效的表达方法。同样,俗话说,“红花虽好,还需绿叶扶持”,衬托在很多种情况下,也是十分必要的。本文把这两种有效的表现方法结合起来,相辅相成,收到了显著效果。我们先说本文中对比手法的运用。首先,本文中唐雎和秦王是对立而存在的,他俩之间生死不容、唇枪舌剑的斗争,为作者充分运用对比的手法,提供了坚实的生活基础,因而作者紧紧抓住这一点,对比着来写两个人物。
例如写秦王一倨一恭,也形成对比,艺术上叫做相反相成,更有力地揭示了秦王这一复杂性格──既是凶恶的,又是虚伪的。
又以安陵君来衬托唐雎。安陵君是作品的次要人物,但又是必不可少的人物。他是君,唐雎是臣,他的态度决定着唐雎的态度,他不失为明君,但却比唐雎软弱,更缺乏才干,大敌当前,他有见识,会应对,却拿不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找不到走出险地的途径。而唐雎出使秦国,面对秦王,一开口便胜安陵君一筹,“否,非若是也”,不卑不亢;接下去则一句比一句更有锋芒。他看透了秦王的色厉内荏,只要掌握时机,就能一举而战胜之。但反回头说,没有安陵君的支持信任,唐雎纵然浑身胆识,怕也难有用武之地。两个人物,两种性格,互为表里,相辅相成。
东晋王子猷“何可一日无此君”(语见《世说新语》)之语一出,便成为历代爱竹之士的口头禅。子猷爱竹,在于竹绿叶萋萋、秀美多姿,在于竹怀愁含怨、情韵绵邈,在于竹劲挺有节、凌霜不凋。而后世文人的咏竹篇亦多不脱于此,像唐令狐楚的“斋居栽竹北窗边,素壁新开映碧鲜”(《郡斋左偏栽竹百余诗》),唐李峤的“高簳楚江濆,婵娟含曙气”,“谁知湘水上,流泪独思君”(《咏竹》),唐许浑的“萧萧凌雪霜,浓翠异三湘”等。在他们眼中,竹如含愁幽人,如隐逸高士,总是那么优雅脱俗。
可苏轼所谓“一日不可无此君”则独辟蹊径,着意于竹之可“食”、可“庇”、可“载”、可“爨”、可“衣”、可“书”、可“履”的实用性价值,竹也就由超脱走向凡俗,由梦幻走向现实,由可赏走向可用,简直成了岭南人的“衣食父母”,却并不为人所贵,故而苏轼说“岭南人当有愧于竹”。著此文时,苏轼被贬惠州,这是他一生中第二次遭贬。普通平凡的“岭南竹”同样寄托着他沉重的身世之感“岭南竹”尚可物尽其用,而“奋励有当世志”的苏轼却远贬僻地,不为所用,悲哀啊!同时,苏轼将岭南竹写得那样有生活气息,正反映了他的达观和对现实的执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