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是拟左延年之同名诗作，写秦氏女报仇杀仇家的侠肝义胆。左延年原诗风格朴质，形式自由，多五言，也夹杂着三言、四言、六言、七言句，富有汉代民歌的特色。李白的这首拟作把它改成了工整的五言诗，不仅保持了故事的完整性及其精华部分，字数也压缩了一多半，更显得诗意盎然，而且人物的刻画鲜明细致，形象突出，确是以古为新的佳作。
诗的开始两句简括地介绍主人公：“西门秦氏女，秀色如琼花”。它从左延年诗“始出上西门，遥望秦氏庐。秦氏有好女，自名为女休”化来，首先指出秦氏女的住地，第二句“秀色如琼花”是左诗所没有的，他只说“秦氏有好女”比较笼统，此处增添了这一句，便突出了她如花似玉般的形象，“如琼花”的比喻启人联想，给人以娇美动人的实感，言外还暗示出这样“如琼花”的弱女子为报父仇白昼杀人真是出人意表。
接下去转入凝练简洁地复述故事：“手挥白杨刀，清昼杀仇家”。因为秦女休“杀仇家”的原因等等在左延年、傅玄的诗中介绍较详，此篇既是拟作就可以省略了。傅诗对她杀人报仇的原因表述得很清楚：“父母家有重怨，仇人暴且强。虽有男兄弟，志弱不能当。烈女念此痛，丹心为寸伤。”“仇人暴且强”明确说明：秦女的所作所为是正义的，不畏强暴是勇敢的。她不是无谓的杀人，而是由于对方“强且暴”，枉法肆虐，加之“虽有男兄弟，志弱不能当”，在这种形势下，她只好挺身而出了。
五、六两句虚实结合，先刻画人物，然后以深挚赞叹的口吻把主人公“英声凌紫霞”的鲜明形象送到读者面前——“罗袖洒赤血”，平平五字，给人的印象极深。“罗袖”，点明妇女身份，一般来讲，她是与杀人溅血无缘的，可此时却出现了“洒赤血”的非常情况，则其人面对强暴，敢作敢为的“英气”就可以想见了。在这个基础上，再叙述秦女报仇以后直上西山为关吏阻拦，她自言为“燕王妇”，而且表示甘愿领罪，就是被加以“诏狱囚”的罪名也是“不畏落爪牙”的。这些绘影绘声的描叙，既增强了诗的故事性而且可以进一步突现人物坚强英烈的性格。“婿为燕国王”左延年诗作“平生为燕王妇”，都是民歌常用的夸张写法，它联想了汉乐府《陌上桑》中罗敷自夸夫婿的一段，在平实的叙述中强化了戏剧性，使诗平添了起伏跌宕之姿。
以下四句交待秦女即将受刑，忽然传下赦书，绝处逢生，人心大快。左延年诗对此有细致的描写：“女休凄凄曳梏前。两徒夹我持刀，刀五尺余。刀未下，朣胧击鼓赦书下。”这里写了她上刑场前身带刑具（“曳梏”即脚镣）凄苦情态，乃至两个刽子手手持“五尺刀”即将行刑，在“刀未下”的紧急时刻，忽然传来放赦时的打鼓声。两相比照，互相补充，可以使诗意更为明晰。
末二句用聂政姊来比秦女休，披露全诗主旨。诗人以强烈的感情肯定歌颂主人公“万古共惊嗟”，表现了李白素重豪侠的英勇及妇女对理想追求的愿望，加之诗的前后呼应，叙事具体，气势充沛，一气贯注，虽是拟作，却足以见出作者独具的思想特色及艺术成就。
这首诗描绘了农民在大雨中劳作的情景，并抒发了诗人同情、自惭的感情。全诗以时间为序，由写景到抒情，此诗前八句描绘暴雨骤至情景；第九至十八句描写所见诸物遭受风雨袭击的情状；第十九至二十六句描绘农民冒雨车水抢救稼穑的情景；最后八句写诗人的感慨。这首诗继承了白居易新题乐府的传统，以景抒情，诗境宽阔壮丽，语言雄奇纵恣。
诗的前八句描绘暴雨骤至情景。只见乌云开道，轰雷殿后。原野间浓雾很快地吞没了高丘，古城内霎时变得天昏地暗。神龙自幽栖之地腾空而起，黑雾迷茫，更加剧了大自然的变幻莫测，刹那间倾盆大雨自天而降，令人双耳欲聋，目眩神惊。诗人分别以 “暖”形容阴云低垂遮天蔽日之状；“讧”状述雷声纷乱之景；“骎骎”描画雷霆来势之猛；“扰扰”渲染乌云弥漫之乱，情景生动无比。这八句，将暴雨骤至时“霆奔龙挂”的赫赫威势渲染得淋漓尽致，有声有色。
“帆重”以下十句，描写所见诸物遭受风雨袭击的情状。船帆已被风雨浸湿灌饱，船橹摇起来声音更大更响；雨点打在水面，形成圆圆的波漪，向四面扩散；成双成对的鸳鸯被暴雨打散，孤独无依，喜好高飞燕子被淋得四散奔逃，又饥又累，渐熟的麦子横卧在水中，幼嫩的秧苗承受着狂风的袭击，田间小路就象即将沉没水中的危城，蚁穴般纵樌交错的水沟已被汹涌的洪流冲毁。
这十句铺叙遭受风雨的诸般景物，行舟、河面、禽鸟、庄稼，一一写来，历历在目，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见出诗人观察的细腻，笔力的健拔，又隐隐透露了诗人对骤雨成灾的焦急忧愁心情。
“水车”以下八句，是描绘农民冒雨车水抢救稼穑的情景。虽雨骤风狂，“霆奔龙挂可骇”，但是劳苦的农民却在竟相车水，因为正是收获季节，农事鞅掌，他们不敢休息。因而遍地水车响，老少齐出动。车水的人，母子并肩，邻里宗族相望。虽拼命快干，毕竟水势过大，东边地里的水车干了，西边的水又冲决了畦埂，刚排干了一小块地面，又淹没了一大片庄稼。“惊”“骇”二字准确地写出了劳苦农民顾此失彼、焦急恐慌的心理活动，也反映了诗人对涝灾的关切。
“嗟”字领起八句，是写诗人的感慨。他见景生情，很自然地以自身的境遇与辛苦的农民相比。从而想到自己并不比农民优越，同他们并没有什么区别，虽然一叶扁舟，栉风沐雨，走遍江溯，但却不懂稼穑艰难，只管一味消费，想想农家的艰辛，再不厌倦漂泊之苦了，“岂”“何”二虚词，无疑而问，加强肯定语气，强调与农民之同。“不解”“但解”则突出彼此之异。
这首诗继承了白居易新题乐府的传统，结合描写农民冒雨车水的艰苦劳动情景，抒发诗人的悯农之意。诗篇从暴雨骤至开笔，以“前驱”、“连鼓”作比，以“龙起幽蛰”的神话传说加以渲染，以“耳双聩目四眩”加以夸张，极力描写骤雨簇云挟雷而来的赫赫威势和令人惊骇的气氛。并且，选取有代表性的典型事物，运用富有感情色彩的词语如“饱”“健”“愁”“饥”等，依次铺叙遭受风雨的诸般景物。这些描写并非闲笔，它们既为冒雨车水提供了现实的环境，又衬托了车水农民的艰辛以及既惊且骇的痛苦心情，突出了游子与农民的差异，使结末“遥怜老农苦，敢厌游子倦”的感慨更为深沉有力。
《太上感应篇》作为一部道教经典，它所阐扬的入世行善以求长生乃至成仙的理论，使积善成仙这一修持法门得以流行推广，从而便利民众修道。该典籍含摄了儒、道两家的主流思想，最大限度地扩充社会的行善群体，促进了人间善业的发展。《太上感应篇》作为一本道德行为手册，加之其对“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提倡，更是对当今创和谐社会的实践与完成有积极明确的指导作用。
《太上感应篇》，又称《感应篇》，它成书于我国北宋末年。它是一部篇幅很短的道教典籍，全文仅1274个字。该道经由道教基本理念、封建伦理道德规范、善恶报应说这三大素材结合而成，是三教合流较为成熟的产物。《太上感应篇》因其知名度倍受古今中外众多学者的评注，然而他们多为考究该经的形成渊源或文本特征。
一、推广积善法门便利民众修道纵观宋以前的修仙法门大致有以下情形：先秦时期主要以“养神”、“服气”、“炼气”、“饵药”、“祀祷”方法求“羽化而登仙”。至秦始皇及汉武帝，人们既贵长生不死药，亦重坛场祷祀。其后《太平经》主要推介守一存神法门。东汉张陵五斗米道重视符箓咒语。东晋《上清经》则重存守人身三丹田之三一，及存守脑部九宫之“雄一”、“雌一”。先秦至唐，人们多重视外丹，即以矿物、植物等为材料，炼化成上、中、下三种药物（多以黄白为大药），欲借外在药物来改变自身体质，去除肉质凡胎而达长生、成仙。但因服食外丹有较大副作用，唐末人们改而修炼内丹。内丹即用导引吐纳、避谷食气等方法，以人身上、中、下丹田为鼎炉，炼化后天的精、气、神，使其转与先天的元精、元气、元神合为一体，以求长生、升仙。
《太上感应篇》当然也谈长生求仙，然绝口不提修炼、服食、导引、符箓，而只言：“凡人有过，大则夺纪，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 虽然早在《太平经》就认为，天地之间，寿最为善，积德行善乃长寿升天的要道。也尽管积善成仙说是先由西晋葛洪《抱朴子内篇》提出进而被《太上感应篇》所吸收的，但积善成仙的修道法门却是随着《太上感应篇》的问世与流行，才逐渐受人们重视并践行的。宋代以降，在凡俗生活中成仙了道变成一种普遍的社会取向，行善积德也演变成为一种必须的宗教实践，与其它修持方式相得益彰。如明清时期的道教修炼以行善积德为外功，认为只有多积外功，才能最终使内丹修炼有所成就。再如清末民初出现于四川西部的飞鸾教，其修持方法也是以静坐炼丹，彻悟至道为内功，而以力行善事、广积阴功为外功。或许是因为《太上感应篇》出现之前的积善成仙说犹如一缕轻烟般若隐若现，而其之后该修炼法门便如熊熊烈火般一览无余，方才有学者将今日道教的行善法门归始于《太上感应篇》，而无视《太平经》抑或《抱朴子内篇》。确切地说，《太上感应篇》对积善成仙的修道法门起到推广的作用，而并非其首创。该经对积善成仙法门的发扬与推广，一定程度上使道教的长生修仙术不再专属于贵族，也使修道之人可以摆脱以往服食炼养、斋醮科仪的繁缛礼节，为广大普通民众开启了相对便利的修道方式。
二、融汇儒道思想广促人间善业《太上感应篇》含有儒道两家思想。第一，道之求长生、成仙，齐物畏神的思想。如经中提到道教的司功过之神：三台北斗神灵、三尸神、灶神，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世人的表现，记录人们的罪过，以让天曹依此对恶者进行处罚。第二，儒之伦理道德规范。占有该经最大篇幅的众善诸恶之说，共列出26条善行和170条恶行，多以儒家“三纲”、“五常”之义理为判断标准，如称“忠孝友悌，正己化人”、“衿孤恤寡，敬老怀幼”、“不彰人短，不炫己长”等为善举，而判“阴贼良善，暗侮君亲”、“虚诬诈伪，攻讦宗亲”、“轻蔑天民、扰乱国政”等为恶行。俞樾评价该书说：“此篇虽道家之书，实不悖乎儒家之旨”。第三，道家三缄其口，三善、三恶、古之慎言之说。因而《太上感应篇》所言“吉人语善、视善、行善”、“凶人语恶、视恶、行恶”等。众善诸恶中的“纵暴杀伤”、“口是心非”、“造作恶语，谗毁平人”、“贪婪无厌”、“每好矜夸，常行妒忌”等，也多来自儒道。
《太上感应篇》不仅只简单地兼容了儒道思想，更是“突出了传统宗法性宗教的宗教思想——天道承负。大大缩小了宗教界限，得以劝化更多不同社会背景的群体行善积德。再之，《太上感应篇》流传之广，从帝王将相到渔樵耕牧，各阶级各阶层几乎都有它的信奉者。当时许多世代书香人家，尽管门口贴着“僧道无缘”的标语，但在他们的案头大都放着教导子孙的教育范本，如《太上感应篇》与《文昌孝经》等。其次，《太上感应篇》流传之久，从北宋真宗开始，赐钱刊刻，大显于世，历代受到推崇。半个世纪以前，佛家重印了《太上感应篇》，印光法师还亲自作序褒扬。而在七八年前，福建省佛教协会佛教教育基金委员会又将其加以大量影印。一千多年来，这种善思想的传播也渐渐形成了以慈善为荣的社会风气。回顾中国古代慈善事业，在官办慈善事业鼎盛的宋元时期，私人慈善活动开始零星出现，如范仲俺的“义田”、刘宰的“粥局”、朱熹的社仓等。至明清时期，社会慈善事业处于巅峰状态，诸如育婴社、普济堂、同善会、清节堂等大量的民间慈善团体组织也开始涌现。素有“古今第一善书”之称的《太上感应篇》，凭其持久而广泛的影响力，对人间善业的兴起、发展、普及自当功劳不小吧。
三、倡导除恶行善助创和谐社会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面对发展过程中的种种矛盾，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及时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党的十七大则再次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性。然而创和谐社会的实践已达数年之久了，社会各个领域的诸多不和谐现象仍屡见不鲜，如奢靡浪费、家庭纠纷、盗窃抢劫、巧取豪夺、贪赃枉法、毁坏生态等等。因此如何更为有效地构建和谐社会成为当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重要课题。胡锦涛总书记曾对和谐社会这一概念作过全面阐述：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从该阐述中，我们可推知和谐社会主要包括两个内涵：人与人关系的和谐、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所以若能促使这些关系趋于和谐，即是在创和谐社会了，而《太上感应篇》里所竭力提倡的行善去恶思想对此有导向作用。
《太上感应篇》首先宣劝了26个善举，如：“不履邪径，不欺暗室”、“忠孝友悌，正人化己”、“济人之急，救人之危”、“不彰人短，不炫己长”、“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昆虫草木，犹不可伤”、“积功累德，慈心于物”等等，实则教导我们树立善信念，并以慈善之心为人处世。倘若人人之心皆慈，人间之举皆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还有什么理由不和谐呢？“行善积德”当属化解一切不和谐因素的良方。接着《太上感应篇》所竭力主张去除的170个恶行涉及世人生活中的各个层面，有关个人品行、家庭、经济、政治和对自然界的态度等，林林总总，面面俱到。该作者认为，在个人品行方面的恶行有：“以恶为能，忍作残害”、“知过不改，知善不为”、“讪谤圣贤，侵凌道德”、“耗人货材，离人骨肉”、“乘危迫胁，纵暴杀伤”、“斗合争讼”、“贪冒于财，欺罔其上”等等；在家庭方面的恶行主要有：“抵触父兄”、“用妻妾语，违父母训”、“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和其室，不敬其夫”、“无行于妻子，失礼于舅姑”等等；经商的恶行有：“短尺狭度，轻称小升；以伪杂真，采取奸利”等等。为官的恶行有：“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倾人取位；诛降戮服，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赂”、“妄逐朋党”等等；对待自然所犯的恶行如：“用药杀树”、“诃风骂雨”、“无故杀龟打蛇”等等。世人但凡自省，在这物欲横流、钱权至上的社会里，此中有多少恶行是我们司空见惯并且习以为常了的 呢？诸恶不除，和谐社会永远只可能存在我们口头上，或在来世的彼岸里。所以，在当今邪恶已经累行的社会时期，“惩恶除恶”必然该是创和谐的一大手段。只要人人力除身上的种种恶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则将逐渐趋于和谐。若每个人都积极响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和谐社会离我们还会远吗？
综上所述，《太上感应篇》虽生于中古，但对当时及现今广大民众修道成仙，对人间善业的发展，对当今和谐社会的创建都有不匪的现实意义，是一部极具生命活力的不老道典。
《水龙吟·再送荪友南还》是为绳孙南归的赠别之作。词的上阕写的是词人对与好友聚少离多的感叹，并想象好友离开后的孤独寂寞之状。下阕是对二人昔日亲密相处场景的回忆，再转回眼下国家狼烟四起的局势，将个人情感与报国之志结合在一起，超脱了纳兰词固有的私人情感滥溢的现象，境界极高。全词用词精炼，却意蕴深含。
开篇起笔不凡，“人生南北真如梦”一句抛出了“人生如梦”这等千古文人常叹之语，其后接以自己总挂在嘴边的归隐之思，令全词的意境在开篇时便显得空远阔大。“白波东逝，鸟啼花落，任他日暮”，白描勾勒出的情景或许是此时，也或许是想象：看江水东流，花开花落，莺歌燕语，任凭时光飞逝，这是何等惬意。
在这样逍遥洒脱的词境中，词人转入送别，“别酒盈觞，一声将息，送君归去”，点出了别情。用语精炼，但深情内蕴。自古送别总是断肠时，古时不比如今，一别之后或许就是此生再难相见，因而古人或许在自己的生死上能豁达一些，却也总对与友人的离别无可奈何。像苏东坡那样旷达的人，在别离时也高唱：“醉笑陪公三万场，不用诉离觞。”
眼前离别之情装满了酒杯，词人却只能一声叹息，目送友人离去。而离去之后，天地便换了风光，“便烟波万顷，半帆残月”，词人再用想象之语遥想友人归途中的情景，将思念之情寓于景物描写之中，最后以友人回首相思这一意象作结，含蓄深沉，同时和过片的“可忆柴门深闭”一句相呼应，使上下片在结构上更加严谨，过度更加自然。
下阕首句转入了回忆，抒写友人离去后自己的孤独苦闷。首先词人忆起了柴门紧闭、斗转星移、夜雨畅谈的时光，然而聚少离多是人生莫大的悲哀。接下来的一句，“浮生如此，别多会少，不如莫遇”，多少可以看出词人的一些悲观情绪，词人似乎总在相遇时间的问题上自寻烦恼，其曾说“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但人在时间面前终归是渺小的，时间不可逆转正是种种迷惘痛苦的根由。
“愁对西轩，荔墙叶暗，黄昏风雨。”转笔又是白描写景，如今离别，又兼愁风冷雨，四字小句将悲凉的气氛层层渲染开去。倒是篇末一句，有种不同于前面词句的雄浑苍凉的味道，“更那堪几处，金戈铁马，把凄凉助”，此句将国事与友情融为一体，词的境界因而变得更加深沉阔大。
词人填完此词一个月后，便溘然长逝了。这次离别之后，两人也便真的没有了再次相见的机会。隔着时间的长河，凝聚在词句中这种怆然伤别的深挚友情依旧令人感叹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