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烟、薄霭、衰丛,诗一开始就以愁惨之墨,描绘出一幅惨淡的秦淮秋暝图。在这令人惆怅的伤心之夜,一只旅船缓缓地向河岸靠去。首联在写景叙事中点出“夜泊金陵”诗题。其中“断蓬”二字用得极巧妙,秋蓬根断,随风飘荡,来去无所,正喻诗人身不由己的飘泊生涯,而“蓬”音与船篷之“篷”相同,驻蓬,犹言驻篷,即泊船,故“蓬”字用,在一石二鸟,既叙事,又写情,富于形象。
中间两联写夜泊秦淮所见所闻。夜色初临,河岸上刚点燃的几处酒店夜火,惊起了水边草丛中栖息的征雁,传来阵阵凄唳的鸣叫和鸟翅扑打声。旅船靠岸,风帆下落,盘旋在桅杆四周的昏鸦纷纷惊叫着高飞躲避。在这阒寂的秋夜中,远处大江的涛声显得格外清楚、格外急促。秋阴遮盖下的山上,那摇落的树干一枝枝孤零零地伸向朦胧的夜空,仿佛正在倾听那急促的涛声挟带着三百年金陵王气,消逝在远方的夜空。面对此情此景,诗人感慨万千:啊,昔日歌吹动地,灯火彻夜的秦淮河,如今竟成了征雁寒鸦的世界!秦淮河啊!秦淮河,自古以来,你伴着这虎踞龙蹯的金陵,审视着人间的沧桑变化,那些曾经在你身边风流一世的六代人物,如今都在哪里?在白日喧嚣的阳光下,人们难以寻找他们的踪迹,想来在这清冷的月光下,他们的精灵正和你一起,静听着寂寞的潮水拍打眼前这座空城,凝视着月色朦朦的大地吧。
在金陵这块土地上,产生过许多杰出的怀古之作,刘禹锡的《金陵怀古》、杜牧的《夜泊秦淮》等诗,千古为人咏唱不衰,这些作品将诗人心中那一股故国萧条悲叹之感融入金陵山水,它们与金陵同在。罗隐这首《金陵夜泊》,受前辈诗人风格熏染,但它能够在被白居易称为“后之诗人无复措词”的刘禹锡《石头城》之后,跻身金陵怀古诗精英之列,这不仅得力于为人激赏的“六代精灵人不见,思量应在月明中”的名句,更在“罗隐一生身”的个性特色,即“篇篇皆有喜怒哀乐心志去就之语,而终不离乎一身”(《桐江诗话》)。正因为罗隐身当末世,所以他有深沉的盛衰兴亡的历史意识;正因为他处于军阀混战,兵火遍地的乱世,所以他的生命价值感更加激烈;又因为他一生坎坷、感遇辄发,为人忌恨,所以他对人生的凄凉体会更深。这些充满人世忧愁的情感熔铸在诗歌意象中,使全诗意境悲凉凄清。
诗人选择了若干与自己悲凉身世可能建立同构关系的意象,来表现其潦倒落魄之情,在这样一种创作思想支配下,昔日繁华富贵的金陵,在诗中就以冷月寒烟、空山急浪围绕笼盖的面目出现,充斥其中的是枯树衰草,征雁暮鸦,升腾在夜空中的是那些为悲剧命运哀泣的六朝亡灵。自然意象、人事意象和幻想意象交织反射出诗人凄苦的心态。
罗隐诗固多讥刺,但在辛辣尖刻的讽刺和强烈的抨击中,也处处流露出乱世中不得志的伤感和种种忧患,说他是讽刺诗人固然可以,也可以说他是感伤诗人,此诗即可证明。
这是一首袒露心迹、毫不矫饰的抒情诗,也是一首爱憎分明、议论风发的政治诗。全诗情理交融,在“以暴易暴”的议论中渗透着卑视鄙弃周朝的强烈感情,在“我安适归”与“命之衰矣”的感慨中隐含有同周朝势难两立的清晰判断。
歌谣一、二句直陈登上首阳山的高处采薇充饥。这两句用赋体,字句平浅,感情也似乎平淡,其中却包含有决不与周王朝合作这一态度鲜明的抉择。所说的是采薇这一件实事,也可看作是一纸“耻食周粟”的宣言。
三、四句以议论出之,说明不合作的原因。认为武王伐纣是“以暴易暴”,而非以仁义王天下,是不可取的,而武王却并不以此为非。以上四句是伯夷、叔齐表明自己政治上的立场、态度,以“以暴易暴”四字对新建立的周王朝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以下转入全诗的另一个层次,写个人的历史性的悲剧。
神农、虞、夏时代都是历史上的圣明之世;说神农、虞、夏转瞬即逝,其用意在于反衬自己的生不逢时,由于找不到一个安身立命的立足点而充满了失落感。“我安适归矣”,故意用无疑而设问的语气,增强了感慨的份量,与《诗经·魏风·硕鼠》的“乐土乐土,爰得我所”的写法正不谋而合。结尾两句是无可“适归”的延伸和发展。当伯夷、叔齐吟唱到此歌结尾时,虽已气衰力微、不可能呼天抢地地大声唱叹,但这感慨至深的垂死之言,即使声音很小甚至不甚连贯,仍然是会动情地顽强地唱出并长久地回响在首阳山的山涯水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