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过天无翳，舟行水有痕。
钟声来远寺，犬吠隔烟村。
柳下渔人屋，收罾早闭门。
雨过天无翳，舟行水有痕。
钟声来远寺，犬吠隔烟村。
柳下渔人屋，收罾早闭门。
此诗盛赞宴享时酒肴之甘美盛多，以见丰年多稼，主人待客殷勤，宾主共同欢乐的情景。诗中所称的“君子”，是宾客对主人美称。
全诗六章，显示欢乐的气氛，在赞美酒肴丰富的同时，并于后三章进而赞美年丰物阜，故而在宴会当中，宾主得以尽情享受。诗的前三章，章四句，皆以“鱼丽”起兴，具体地歌赞主人酒宴的丰盛，礼遇的周到，可以说是全诗的主体部分。诗人从鱼和酒两方面着笔，并没有写宴会的全部情景。以鱼的品种众多，暗示其他肴馔的丰盛；以酒的既多且旨，表明宴席上宾主尽情欢乐的盛况。写鱼的品种众多，不厌其详，写饮酒的情况，就比较概括，这种写法，是经过精心选择的。在周代我国已进入农业社会，农业有了相当的发展，不仅广兴耕稼，而且许多鱼类，已成为人们常见的美食。捕鱼养鱼的方法也有了进步，在《诗经》里，提到鱼的篇章不少。《邶风·谷风》、《齐风·敝笱》、《豳风·九罭》，乃至《周颂·潜》、《小雅·南有嘉鱼》、《小雅·鱼藻》都有关于鱼的记载，特别是在《陈风·衡门》当中，有这样的诗句：“岂其食鱼，必河之鲂；岂其娶妻，必齐之姜。”又说：“岂其食鱼，必河之鲤，岂其娶妻，必宋之子。”用鲂、鲤两种鱼的嘉美和娶妻要娶“齐姜”“宋子”，相提并论，可见人们对吃这两种鱼的青睐。在《周颂·潜》诗中，以“猗与漆沮，潜有多鱼”写养饲鱼类的情况，并且表明饲养的目的，是为了“以享以祀，以介景福”，可见养鱼之被重视。滋味鲜美的鱼类在宴席上，也就成人们乐于称道的美馔了。在此诗前三章中，每章并列两种鱼名：“有鲿有鲨”、“有鲂有鳢”、“有鰋有鲤”，诗人不厌列举，并非纯用夸张语气，而是借鱼类之多，说明酒宴的隆重，并以表明其他肴馔也必然相应的丰富。诗人这种举一反三，以简驭繁的手法，是广为后人效法的。
说到酒，“酒”是丰年的象征，丰年酿酒，是先民历来的习惯。古代酿酒的原料，纯用粮食作物。在食用的五谷丰产之后，人们才用多余谷类，进行酒类的酿制。《诗经》中提到酒的名篇很多，《豳风·七月》中说：“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周颂·丰年》这篇，写得更具体，其诗云：“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廪，万亿及秭，为酒为醴……以洽百礼，降福孔皆。”诗中所称之稌，今称为稻（一说专指糯稻），稻黍俱得丰收，盈仓盈廪，“为酒为醴”，才有条件。酒之为用，除了供祭祀昭告丰收之外，“以洽百礼”一句，概括了它的重大作用。因而宴会之中要欢饮旨酒，燕飨嘉宾，更以酒多且旨，以示丰年之欢乐。朱熹《诗集传》，据《仪礼》“乡饮酒”及“燕礼”皆歌《鱼丽》，称此诗为燕飨上下通用之乐，其义甚明。证以《小雅》中其他有关饮酒的诗篇，如《小雅·鹿鸣》（原为燕飨群臣嘉宾之诗，其后成为上下通用之乐）云：“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我有旨酒，嘉宾式燕以遨。”《頍弁》云：“乐酒今夕，君子维宴。”盖“酒以成礼”、“酒以尽欢”，由来已久。《小雅·南有嘉鱼》诗亦称“君子有酒，嘉宾式燕以乐。”此诗前三章反覆称道“君子有酒，旨且多”、“君子有酒，多且旨”、“君子有酒，旨且有”，正是表明宾主在宴会中十分欢乐的情景。
诗的后三章，诗人紧扣前三章中三个重要词语“多、旨、有”，进而赞美在丰年之后，不仅燕飨中酒肴既多且美，更推广到“美万物盛多”（《毛诗序》）这一更有普遍意义的主题。就诗的本身来说，这三章可称为副歌。有了这三章，歌赞丰年的诗意，乃更为深挚。诗人说：“物其多矣，维其嘉矣”，“物其旨矣，维其偕矣”，“物其有矣，维其时矣”。由物品之多，而赞美到物之嘉美；由物品之旨，而赞美到物之齐全；由物品之富有，而赞美其生产之及时。表明年丰物阜，既是大自然的赐予，更是人类勤劳创造的成果。而燕飨的欢乐，则是在丰年以后才能取得的生活中的享受。诗章语简而义赅，充分显示了物类繁多而时人富裕这样的现实。
《小雅·鱼丽》，作为一首乐歌，它的唱法，现在已不知其详，无从考证，但在语言运用方面，仍能得到一些启示。前三章章法相同，采用四、二、四、三的参差句式，在唱法上既有反覆赞歌之美，又有参差不齐的音乐节奏，便于重唱合唱。诗中所称的“旨且多”、“多且旨”、“旨且有”，在用意上虽无甚差别，但能产生一唱三叹的美感，使满座增欢。后三章着重在点明主题、渲染气氛，所以每章只有两句。在诗句的本身，其重音节落在“嘉、偕、时”等字词上，句末用“矣”字，使乐曲可以延长咏叹时间，起放慢节奏的作用。前后三章，互相辉映，其整体构思，颇见出诗人手法的高妙。
这首诗描写奔赴前线的戍边将士听到前方部队首战告捷的消息时的欣喜心情，反映了唐军强大的战斗力。
“大漠风尘日色昏”，由于中国西北部的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均呈自西向东或向东南走向，在河西走廊和青海东部形成一个大喇叭口，风力极大，狂风起时，飞沙走石。因此，“日色昏”接在“大漠风尘”后面，并不是指天色已晚，而是指风沙遮天蔽日。但这不光表现气候的暴烈，它作为一种背景出现，还自然对军事形势起着烘托、暗示的作用。在这种情势下，唐军不是辕门紧闭，被动防守，而是主动出征。为了减少风的强大阻力，加快行军速度，战士们半卷着红旗，向前挺进。这两句于“大漠风尘”之中，渲染红旗指引的一支劲旅，好像不是自然界在逞威，而是这支军队卷尘挟风，如一柄利剑，直指敌营。这就把读者的心弦扣得紧紧的，让人感到一场恶战已迫在眉睫。读者会悬想：这支横行大漠的健儿，将要演出怎样一种惊心动魄的场面呢？
在这种悬想之下，再读后两句：“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这可以说是一落一起。读者的悬想是紧跟着刚才那支军队展开的，可是在沙场上大显身手的机会却并没有轮到他们。就在中途，捷报传来，前锋部队已在夜战中大获全胜，连敌酋也被生擒。情节发展得既快又不免有点出人意料，但却完全合乎情理，因为前两句所写的那种大军出征时迅猛、凌厉的声势，已经充分暗示了唐军的士气和威力。这支强大剽悍的增援部队，既衬托出前锋的胜利并非偶然，又能见出唐军兵力绰绰有余，胜券在握。
从描写看，诗人所选取的对象是未和敌军直接交手的后续部队，而对战果辉煌的“前军夜战”只从侧面带出。这是打破常套的构思。如果改成从正面对夜战进行铺叙，就不免会显得平板，并且在短小的绝句中无法完成。现在避开对战争过程的正面描写，从侧面进行烘托，就把绝句的短处变成了长处。它让读者从“大漠风尘日色昏”和“夜战洮河北”去想象前锋的仗打得多么艰苦，多么出色。从“已报生擒吐谷浑”去体味这次出征多么富有戏剧性。一场激战，不是写得声嘶力竭，而是出以轻快跳脱之笔，通过侧面的烘托、点染，让读者去体味、遐想。这一切，在短短的四句诗里表现出来，在构思和驱遣语言上的难度，应该说是超过“温酒斩华雄”那样一类小说故事的。
此诗抒写诗人自己空怀武艺韬略却投闲置散，不得建功立业的苦闷心情，跃现出一位渴望为国建立新功的老将形象；同时亦反映出宋朝建国后，最高统治者猜忌武将、重文抑武的真实情况。全诗感情充沛，语出自肺腑，笔力雄健，风格豪迈爽朗，对仗工整自然，用典贴切。
“三十年前学六韬，英名常得预时髦。”从青年时期写起，颇有一种自豪感，曹翰说他自己少年时就胸怀大志，好学上进，孜孜不倦，研读《六韬》，精通兵法，一心从军为国建立战功。由于懂得军事，深知战略，故能使自己的英名与当时的一些俊杰列在一起这里的“常得”二字，写出了自信、自慰自豪的心情。此联起得自然、平实，为后面的铺叙、议论先开个好头。
“曾因国难披金甲，不为家贫卖宝刀。”承前而升华，是传诵一时的名联，这两句被写入《宋史·曹翰传》，曾受到宋太宗的赞赏。其精彩之处，不仅在于它对仗工整精妙，浑然天成，更在于它形象地概括了两个不同的时代，深含感慨。在国难当头之际，他顶盔贯甲，驰骋沙场，英勇对敌；当国泰民安的时候，尽管官俸不高，生活贫困，但也舍不得卖掉伴随自己杀敌立功的宝刀这两句的言外之意是说，在战时需要武器，在和平时也不能丢掉武器，有备无患，以防万一。
“臂健尚嫌弓力软，眼明犹识阵云高。”对不卖宝刀加以深化，写眼下自身状况，论武艺，自己虽然步入晚年，但身体依然强健，臂力过人，刀马娴熟，尚觉铁弓弓力太软，不足以用论韬略，自己深通阵法，胸藏兵机，善于攻防。据《宋史·本传》所载，曹翰几次率兵征讨，多获胜利，立了不少战功。可见这一联所写并非夸大之辞，基本上符合他的自身实际，体现了一种老当益壮的精神，和当年的老将廉颇、马援有些相似。
“庭前昨夜秋风起，羞睹盘花旧战袍。”以委婉之辞，倾诉心曲，怨而不怒。曹翰所历三朝，为一代名将在这金风萧瑟，“沙场秋点兵”的时刻里，作者不能身赴边陲，征讨对敌，而在宫中参加内宴，只能低头看自己旧战袍上的“盘花”，所以产生惭愧之感。这里的羞”字用得很准确，它生动地表现了将军本色和老人的拳拳爱国之情，太宗为之“恻然”是在情理之中的事。
此诗塑造了一位渴望为国建立新功的老将形象；同时亦反映出宋朝建国后，最高统治者猜忌武将、重文抑武的真实情况。全诗语出肺腑、感情充沛，笔力雄健，风格豪迈爽朗。
这是曹丕创作的一篇骈文，文中描写吴质将要赴朝歌上任，曹丕远行在外，作此书信以述离别之情，信中回忆了曾与吴质、阮瑀畅游南皮，纵论诗书，设局博棋的美好生活，对文人学友间的感情表示无限的珍惜。今日重游，已物是人非，引起了作者对朋友离别的无限感慨。全文抚今追昔，怀旧悼亡，娓娓叙来，情意恳切。词语平淡自然，朴素整齐，骈散兼施，直抒胸臆，不用典故，具有极强的感染力。
这封书信共三段，首段和末段的时序都是今日，中间一段是主体部分，时序在往日，形成今昔对比，前后照应。
首段是书信的开场白，先对友人问候，再述说写信的原因，最主要的是“愿言之怀，良不可任”，压抑在心中的情感不吐不快，一叙衷曲，最后述说书信的功效，反而更增加了思念之苦。
第二段主体部分，具体追忆“昔日南皮之游”的情形，除开篇“五月十八日，丕白”和信末“丕白”等五句书信格式语外，此书信共五十七句、二百二十四字，“南皮之游”的描绘达二十四句、一百字，就全文而言，占最多篇幅。曹丕动情地追忆当年与“七子”等的清谈游乐，诗酒唱和的情景：朗曜白日、清风明月，有甘美的佳肴果品，清冽的泉水，六经诸子的博谈、飘逸妙捷的文思，娱心闲琴棋弈，逍遥驰骋，同游卧坐。综言之，南皮之游可谓囊括诗化生活之尽善尽美矣。但段末陡然转折，当日“斯乐难常”的少年之愁，今日竞一语成谶，生死相阻、众人离别之后竟无语凝噎，“每一念至，何时可言”。此一句照应了第一段“愿言之怀，良不可任”，也是在回忆后承上启下，回到现实的悲哀感受。
末段描写今日“时驾而游”，与上段形成对比；从表面来看，与过往南皮之游无甚差异，一样“众果具繁”，一样“文学托乘于后车”。但实质上，时光早已流逝：“节同时异，物是人非”。最后与前文照应，第一段结尾的情绪是“益用增劳”，故以“我劳如何”兜承；第一段结尾引出思念“不可任”的原因是“足下所治僻左”，连通信都难，故末段以“遣骑到邺，故使枉道相过”呼应。结构安排甚为严密。
整篇书信的情感基调是“悲从中来”、“物是人非”的伤感，但这种感伤并没有走向否定人生的悲观主义，相反，作者将温馨的怀旧与忧伤的思念交织在一起，对有限人生的眷恋，对真挚友情的珍惜，是这种感伤的实质性内涵。作者毫无帝王的矫饰，全出自一片真情，充分显现了他对友情的珍重和对生活的热爱。这不仅是时过境迁、各在一方的感念，更是在战争频仍、忧患动荡的时代背景下，作者关怀真实生命的另一种体现，因而文章多了一份慷慨悲凉的风韵，体现了建安时代文学风格的典型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