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诗是一首咏物诗。咏物诗中，所咏之物与人相同之处就是就是诗歌感情所在，该诗以劲草比喻“汉家不降士”，草之刚韧不屈与人之坚贞不屈形成精神上的对应，句句写草，但又处处喻人，在凄凉冷落的景象中歌颂了汉家将士的威武气节，咏物与咏人合而为一，是对当时混乱现实的生动写照。
《劲草行》通过对秋天霜风中吹不倒的劲草的描写，极力赞美劲草威武不屈，洁身自好，不向苦难、不向权贵折腰，歌颂了具有民族气节的“汉家不降士”的崇高精神。诗中所谓的“权贵”就是元朝的当政者，所谓“佞臣”就是汉奸走狗，所谓“劲草”就是像诗人这样千千万万与元朝当政者势不两立的底层困苦人民。该诗表现出诗人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对“汉家不降士”的崇敬心情。诗尾用“金马铜驼”之典，既是对政治局势的客观判断，又是希望元蒙统治早日结束的主观愿望，感情强烈，意味隽永。
从诗的内容上看全诗可分为两层。
前八句为第一层，以咏物为主，描写劲草的自然形貌和风吹不倒的姿态，从草之茂盛写到草的气节，草生长蔓延的处所似乎出自草的有意选择，与王孙公子无缘，也绝对不长在谗佞的坟上；但是草根直下土中百尺，与忠臣之魂相拥相抱。表达了诗人对劲草的喜爱和钦佩，为下文抒情做了铺垫。第八句承上启下，由忠臣之魂写及忠臣的死因，过渡到咏人。
后半十二句为第二层，描绘汉家不降士为国死节的悲凉气氛，仍以“草"为线索，将士尸骨沉埋于地，战血滋养了劲草，晴时有蝴蝶飞舞，雨时有麒麟悲泣，而草在风中摇摆似乎为将士倾吐愁恨，一闻战鼓声声，将士骷髅也随风起舞。他们死后只占很小的一方土地，唯有金马铜驼在荆棘丛中飞泪如雨。第二层歌颂汉家不降士的气节源于第一层对劲草风骨的描绘，全篇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
该诗采用比兴手法，通过对秋天霜风中吹不倒的劲草的描写，歌颂了具有民族气节的“汉家不降士”的崇高精神，表现出诗人强烈的民族意识。诗尾用“金马铜驼”之典，既是对政治局势的客观判断，又是希望元蒙统治早日结束的主观愿望，感情强烈，意味隽永。诗中所选取的诸多意象，如蝴蝶、麒麟、金马铜驼等，均烘染了一种寂寞凄楚的氛围，衬托出汉家将士身后的悲凉，也是对冷漠现实的一种谴责。
这首诗写的是秋天经过郊野的一座小村时的所见所感，描绘了淳朴、自由、优美的农村田园风光。诗清新可爱，含蓄隽永，表现了诗人热爱农村自然风光，追求自由、闲适、和谐的田园生活的情趣。
诗逐次展开一幅绝妙的田家景物风情图，使人读后为之神往。诗写道：他走近了一个村庄，这时候，天已是黄昏时候，一道金色的斜阳照耀着，农民们劳累了一天，都已回到家中，门外院落的篱笆边，孩子们在快乐地玩耍着。正是烧晚饭的时间，烧煮豆荚、姜芽和社肉的香味，从农舍中飘出。村外的小路旁是连绵不断的稻田，稻谷正在扬花秀穗，这时远远望去，一个人也没有，十分寂静，只见到红色的蜻蜓在低低地飞着，稻叶上爬动着绿色的螳螂。这一派和谐自然的乡村风光，使诗人深深地陶醉了。
诗就眼前所见，精工细描，把农村傍晚的景物一组组摄入诗中，使人应接不暇。诗人没有在诗中倾诉自己的心情，但把自己的情感贯注到了景物的描写中，使整诗洋溢着喜悦欢快的气氛。
如诗的第三句由问句形式出现，明知风光无主，偏要问“谁是主”，便突出了眼前的丰收景象带给人的喜悦，也细微地表现黄昏的岑寂。
第四句写红蜻蜓与绿螳螂，不仅在色彩上很艳丽，在二者之间加一“伴”字，运用了拟人的手法，把红蜻蜓与绿螳螂这两种可爱的小生物营造在一个相依相伴、和美融洽的氛围里。更突出它们的勃勃生机，使全诗给人以积极向上的感觉。
这首诗的三、四句是名句，它的好处，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中专门作了发挥，对理解诗很有帮助。钱先生说：古人诗里常有这种句法和颜色的对照，例如白居易《寄答周协律》“最忆后庭杯酒散，红屏风掩绿窗眠”，李商隐《日射》“回廊四合掩寂寞，碧鹦鹉对红蔷薇”，韩偓《深院》“深院下帘人昼寝，红蔷薇映碧芭蕉”，陆游《水亭》“一片风光最画得？红蜻蜓点绿荷心”。乐雷发的第三句比陆游的新鲜具体，全诗也就愈有精彩。
《吊古战场文》是李华“极思研搉”的力作，以凭吊古战场起兴，中心是主张实行王道，以仁德礼义悦服远人，达到天下一统。在对待战争的观点上，主张兴仁义之师，有征无战，肯定反侵略战争，反对侵略战争。文中把战争描绘得十分残酷凄惨，旨在唤起各阶层人士的反战情绪，以求做到“守在四夷”，安定边防，具有强烈的针对性。虽用骈文形式，但文字流畅，情景交融，主题鲜明，寄意深切，不愧为古今传诵的名篇。
《吊古战场文》名为“吊古”，实是讽今。全文以“古战场”为抒情的基点，以“伤心哉”为连缀全篇的感情主线，以远戍的苦况、两军厮杀的惨状、得人与否的对比、士卒家属吊祭的悲怆为结构层次，层层铺叙，愈转愈深，结末点出主旨。结构紧凑，一气呵成。开篇劈空描写古战场阴森悲凉的气象：沙漠空旷无边，杳无人迹，河水回环缠绕，群山交错杂列，天地昏暗，气象憔悴，飞蓬根断，野草枯死．飞鸟不肯落下，野兽离群而奔突，使人触目惊心，魂失魄散。接着文锋一转，借亭长之口点题，叙说古战场“常覆三军”的历史和天阴鬼哭的惨状，增强了文章的可信性与感染力。再以“伤心哉”的慨叹，倾吐深沉的吊古之情，给全篇笼罩上了一层愁惨黯淡的感情色彩。“秦欤?汉欤?将近代欤?”发问深婉，有力统领起全文。
第二段写士卒远戍的苦况和秦汉以来“多事四夷”的原因。作者以“吾闻夫”提领，展开了对历史的回溯，描述远戍士卒历尽行军、露营、夜渡、屯戍之苦。地阔天长，戍边日久，归途知在何处?寄身锋刃，性命难保，怨愤向谁倾诉?但是，戍卒的悲惨遭遇是怎样造成的?“秦汉而还”以下便指出其原因。认为自秦汉以来，为开边拓土，“多事四夷”，边境战事频仍，致使“文教失宣”，王道莫为。这就把罪责推到封建帝王及其所推行的政策上，极为尖锐深刻。作者行王道，反霸道，以“仁义”安抚“四夷”的观点是有进步意义的。
第三段描摹两军厮杀的激烈、悲惨的情状，是全篇的主体。作者以“吾想夫”驰骋其宏伟的想象，用铺排扬厉、踵事增华的笔法，描绘了两次两军交锋的战争场面，且一次比一次激烈，一次比一次残酷。如是在北风掀动沙漠的地方，胡兵凭借地利进犯，中原主将骄慢轻敌，仓促应战，兵卒畏于严酷的军法，不得不拼命死战。两军相搏，厮杀声震撼山川，崩裂江河，攻势迅猛，如雷鸣闪电。如是在“穷阴凝闭，凛冽海隅”的“苦寒”季节，胡兵又凭借天时“径截辎重，横攻士卒”，中原将士被杀得“尸填巨港之岸，血满长城之窟。无贵无贱，同为枯骨”，惨不可言。行文至此，作者又以骚体句式抒写凄恻悲愤之情，深沉凭吊之意。两军交锋激战，鼓衰力尽，矢竭弦绝，白刃相交，宝刀断折，士卒浴血拼杀，场面悲壮而激烈。在此生死关头，士卒心情极为矛盾：“降矣哉?终身夷狄！战矣哉?骨暴沙砾。”真是字字悲痛，声声哀怨。这发自士卒肺腑的心声，是对扩边战争的血泪控诉。作者满怀沉痛心情，以凝重的笔墨，描写了全军覆没后战场上的沉寂、阴森、凄怆的景象，与前文两军厮杀时那种“势崩雷电”的声势形成了强烈的对照，也是对前文“往往鬼哭，天阴则闻”的呼应。面对这种惨相，作者那“伤心哉”的感情发展到了高潮，发出了“伤心惨目，有如是耶”的深沉浩叹，它撞击着历代读者的心扉！
第四段以“吾闻之”领起，采用历代战争对比的方法，说明战争胜败的关键。先用“牧用赵卒”和“汉倾天下”相比，一个“大破林胡，开地千里”，一个搞得“财殚力痛”，从而得出“任人而已，其在多乎”的结论，说明解决边患问题关键是选用良将，而不在于用兵多少。再以“周逐猃狁”与“秦起长城”、“汉击匈奴”对比：有的“全师而还”，君臣和乐安闲，雍容娴雅；有的“荼毒生灵，万里朱殷”；有的“虽得阴山”，“功不补患”。说明解决边患的办法是以“仁义”、“王道”安抚四夷，而不是黩武开边。引古是为证今，作者用历史事实揭露了唐代开边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也讽刺了唐玄宗用人不当。
第五段通过“吊祭”的场面，进一步对造成“蒸民”骨肉离散的战争作了血泪控诉。“苍苍蒸民，谁无父母”几句，作者从人道主义出发，用铺排的句式，反诘的语气，气盛言宜地对“开边意未已”的统治者发出了“苍苍蒸民”“杀之何咎”的质问。接着又袭用汉代贾捐之《议罢珠崖疏》“父战死于前，子斗伤于后，老母、寡妻饮泣巷哭，遥设虚祭，想魂乎万里之外”的文义，点化出“布奠倾觞，哭望天涯”，悲怆凄凉的吊祭场面。面对着这“天地为愁，草木凄悲”的惨状，联想到“从古如斯”的一幕幕悲剧，提出了“守在四夷”的主张。结尾点明全文的主旨，与上文相呼应，极为巧妙有力。
《吊古战场文》虽以骈体为宗，但与六朝以来流行的讲求偶辞俪句，铺陈事典，注重形式美，内容空洞贫乏的骈文有很大的不同。作者李华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先驱者之一。
李华提倡古文，力求克服齐梁靡丽之习，于骈俪之中寓古文之气，以散驭俳，崇雅去浮，使文章显示了清新质朴和刚劲有力的格调，充分表现了盛唐新体文赋的特色。
谢榛说：“熟读所作，有雄浑如大海奔涛，秀拔如孤峰峭壁。”（《四溟诗话》）《吊古战场文》在构思和表现手法上富有创造性。过去的吊文多以抒情为主，而《吊古战场文》则以议论为主。这些“带情韵以行”的议论，高屋建瓴，一泻直下，气势甚壮。中间用感叹句、反诘句调节节奏，使音调铿锵，参差成趣。运用夸张、对偶、排比、拟人等多种修辞手法，造成了一唱三叹的韵致，增强了文章的感染力。段与段之间又以“吾闻夫”、“吾想夫”、“吾闻之”等散文性质的词语连接，使全篇始终保持着像“大海奔涛”一样“沛然莫之能御”的磅礴气势，一扫历来骈文那种绮丽柔弱的文风。这对后世的文赋有着颇大的影响。
这是一篇兼具寓言和政论色彩的传记文，也是一个讽喻性极强的寓言故事。郭橐驼种树的事迹已不可考，后世学者多认为这是设事明理之作。此文针对当时官吏繁政扰民的现象，通过对郭橐驼种树之道的记叙，说明“顺木之天，以致其性”是“养树”的法则，并由此推论出“养人”的道理，指出为官治民不能“好烦其令”，批评当时唐朝地方官吏扰民、伤民的行为，反映出作者同情人民的思想和改革弊政的愿望。
文章先写橐驼的命名、橐驼种树专长和种树之道，然后陡然转入“官理”，说出—番居官治民的大道理。上半篇为橐驼之传，目的是为下半篇的论述张本；下半篇的治民之理是上半篇种树之道的类比和引申，前宾后主，上下相应，事理相生，发挥了寓言体杂文笔法的艺术表现力。
本文共五段，一、二段介绍传记主人公的姓名、形象特征，以及籍贯、职业和技术特长。这二段看似闲笔，却生动有趣，给文章带来了光彩色泽。
在《庄子》书中所描绘的许多人物，有的具有畸形残疾，如《养生主》《德充符》中都写到失去单足或双足的人，《人间世》中则写了一个怪物支离疏；有的则具有特异技能，如善解牛的庖丁，运斤成风的匠人，承蜩的佝偻丈人等。柳宗元写这篇传记，把这两种特点都集中在郭橐驼一人身上，他既有残疾，又精于种树。可见柳宗元不仅在文章的主题思想方面继承了《庄子》的观点，连人物形象的刻画也灵活地吸取了《庄子》的写作手法。
橐驼即骆驼，人们称这位主人公为橐驼，原带有开玩笑，甚至嘲讽性质。但这位种树的郭师傅不但不以为忤，反欣然接受。柳宗元在这里不着痕迹地写出了这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善良性格。但作者这样写仍是有所本的。在《庄子》的《应帝王》和《天道》中，都有这样的描写，即人们把一个人呼之为牛或呼之为马，他都不以为忤，反而欣然答应。这同郭橐驼欣然以橐驼为名是一样的。这种描写实际上也体现了老庄学派顺乎自然的思想，即认为“名”不过是外加上去的东西，并不能影响一个人的实质，所以任人呼牛呼马，思想上都不致受到干扰波动；相反，甚至以为被人呼为牛马也并不坏。
后一小段写郭橐驼种树的特异技能。他种树的特点有二：一是成活率高；二是长得硕茂，容易结果实，即所谓“寿且孳”。作者在后文没有写郭橐驼种树的移栽易活的特点，只提到栽了树不妨害其成长的这一面。其实这是省笔。盖善植者必善移树，只有掌握了事物发展的内部规律才能得到更大的自由。所以这里为了使文章不枝不蔓，只点到而止。在这一小段的收尾处还布置了一个悬念。即“他植者虽窥伺效慕，莫能如也”。读者从这儿必然急于想知道郭橐驼种树到底有什么诀窍。而下文却讲的是极其平凡而实际却很难做到的道理：“顺木之天以致其性。”可见郭并不藏私，而是“他植者”的修养水平和掌握规律的深度太不够了。从这里，作者已暗示给我们一个道理，即“无为而治”并不等于撒手不管或放任自流。这个道理从下面两大段完全可以得到证明。
第三段是郭橐驼自我介绍种树的经验。前后是正反两面对举，关键在于“顺木之天以致其性”。为了把这一道理阐述得更深刻、更有说服力，文章用了对比的写法，先从种植的当与不当进行对比。究竟什么是树木的本性呢？“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四个“欲”字，既概括了树木的本性，也提示了种树的要领。郭橐驼正是顺着树木的自然性格栽种，从而保护了它的生机，因而收到“天者全而其性得”的理想效果。这正是郭橐驼种树“无不活”的诀窍。他
植者则不然，他们违背树木的本性，种树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过焉则不及”，因此必然遭致“木之性日以离”的恶果。这就回答了上段的问题，他们“莫能如”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学标不学本。继从管理的善与不善进行对比。“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是郭橐驼的管理经验。乍看，好像将树种下去以后，听之任之，不加管理。事实上，橐驼的“勿动勿虑”，移栽时的“若子”，种完后的“若弃”，正是最佳的管理，没有像疼爱孩子那样的精心培育，就不会有理想的效果。他植者不明此理，思想上不是撒手不管而是关心太过，什么都放不下，结果适得其反，“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压抑了甚至扼杀了树木的生机。
这两层对比写法，句式富于变化。写橐驼种树，用的是整齐的排比句，而写他植者之种树不当，则用散句来表示，文章显得错落有致。“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用押韵的辞句，使重点突出，系从《庄子·马蹄》的写法变化而出。从介绍橐驼的种树经验上可以看出，柳宗元的观点同老庄思想还是有差别的。柳是儒、道两家思想的结合，他并不主张一味听之任之的消极的“顺乎自然”，而是主张在掌握事物内部发展规律下的积极的适应自然。他要求所有的种树人都能做到认识树木的天性，即懂得如何适应树木生长规律的业务。把种树的道理从正反两面讲清楚以后，文章自然就过渡到第四段。
四、五段是正面揭出本旨，实为一篇之“精神命脉”。作者通过对话，运用“养树”与“养人”互相映照的写法，把种树管树之理引申到吏治上去。对“养人”之不善，文章先简要地用几句加以概括：“好烦其令，若甚怜焉，而卒以祸”，这与上文“他植者”养树管理之不善遥相呼应。接着用铺陈的手法，把“吏治不善”的种种表现加以集中，加以典型化，且有言有行，刻画细致入微，入木三分。如写官吏们大声吆喝，驱使人民劳作，一连用了三个“尔”，四个“而”和七个动词，把俗吏来乡，鸡犬不宁的景象描绘得淋漓尽致。作者最后以“问者”的口吻点出“养人术”三字，这个“养”字很重要。可见使天下长治久安，不仅要“治民”，更重要的还要“养民”，即使人民得到休生养息，在元气大伤后得到喘息恢复的机会，也就是后来欧阳修说的“涵煦之深”。这才是柳宗元写这篇文章的最终目的。
综观全文，我们应注意三点：一是无论种树或治民，都要“顺天致性”，而不宜违逆其道；二是想要顺天致性，必先掌握树木或人民究竟怎样才能“硕茂以蕃”，亦即摸清事物发展规律；三是动机效果必须统一，不允许好心办坏事，或只把好心停留在表面上和口头上。把这三点做好，才算懂得真正的“养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