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园二首》乃陆游触景生情之作，此时距沈园邂逅唐氏已四十余年，但缱绻之情丝毫未减，反而随岁月之增而加深。
本诗是组诗中的第一首，回忆沈园相逢之事，悲伤之情充溢楮墨之间。
“城上斜阳”，不仅点明傍晚的时间，而且渲染出一种悲凉氛围，作为全诗的背景。斜阳惨淡，给沈园也涂抹上一层悲凉的感情色彩。于此视觉形象之外，又配以“画角哀”的听觉形象，更增悲哀之感。“画角”是一种彩绘的管乐器，古时军中用以警昏晓，其声高亢凄厉。此“哀”字更是诗人悲哀之情外射所致，是当时心境的反映。这一句造成了有声有色的悲境，作为沈园的陪衬。
次句即引出处于悲哀氛围中的“沈园”。诗人于光宗绍熙三年（1192年）六十八岁时所写的《禹迹寺南有沈氏小园序》曰：“禹迹寺南有沈氏小园，四十年前（按：实为三十八年）尝题小词壁间，偶复一到，园已三易主，读之怅然。”诗中并有“坏壁醉题尘漠漠”之句。那时沈园已有很大变化；而现在又过七年，更是面目全非，不仅“三易主”，且池台景物也不复可认。诗人对沈园具有特殊的感情，这是他与唐氏离异后唯一相见之处，也是永诀之所。这里留下了他刹那间的欢喜与永久的悲，《钗头凤·红酥手》这首摧人肝肺之词也题于此。他多么渴望旧事重现，尽管那是悲剧，但毕竟可一睹唐氏芳姿。这当然是幻想，不得已而求其次，他又希望沈园此时的一池一台仍保持当年与唐氏相遇时的情景，以便旧梦重温，借以自慰。但现实太残酷了，今日不仅心上人早已作古，连景物也非复旧观。诗人此刻心境之寥落，可以想见。
但是诗人并不就此作罢，他仍竭力寻找可以引起回忆的景物，于是看到了“桥下春波绿”一如往日，感到似见故人。只是此景引起的不是喜悦而是“伤心”的回忆：“曾是惊鸿照影来”。四十四年前，唐氏恰如曹植《洛神赋》中所描写的“翩若惊鸿”的仙子，飘然降临于春波之上。她是那么婉娈温柔，又是那么凄楚欲绝。离异之后的不期而遇所引起的只是无限“伤心”。诗人赋《钗头凤》，抒写出“东风恶，欢情薄”的愤懑，“泪痕红浥鲛绡透”的悲哀，“错！错！错！”的悔恨。唐氏和词亦发出“世情薄，人情恶”的控诉，“今非昨，病魂常恨千秋索”的哀怨。虽然已过了四十余春秋，而诗人“一怀愁绪”，绵绵不绝，但“玉骨久成泉下土”（《十二月二日夜梦游沈氏园亭》），一切早已无可挽回，那照影惊鸿已一去不复返了。然而只要此心不死，此“影”将永在心中。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斜阳下城墙上的画角声仿佛也在哀痛，沈园已经不是原来的池阁亭台。
那座令人伤心的桥下依然碧绿的春水，曾经照映出她那么美丽的身影。
注释
斜阳：偏西的太阳。
画角：涂有色彩的军乐器，发声凄厉哀怨。
沈园：即沈氏园，故址在今浙江绍兴禹迹寺南。
惊鸿：语出三国魏曹植《洛神赋》句“翩若惊鸿”，以喻美人体态之轻盈。这里指唐琬。
《沈园二首》乃陆游触景生情之作，此时距沈园邂逅唐氏已四十余年，但缱绻之情丝毫未减，反而随岁月之增而加深。
本诗是组诗中的第一首，回忆沈园相逢之事，悲伤之情充溢楮墨之间。
“城上斜阳”，不仅点明傍晚的时间，而且渲染出一种悲凉氛围，作为全诗的背景。斜阳惨淡，给沈园也涂抹上一层悲凉的感情色彩。于此视觉形象之外，又配以“画角哀”的听觉形象，更增悲哀之感。“画角”是一种彩绘的管乐器，古时军中用以警昏晓，其声高亢凄厉。此“哀”字更是诗人悲哀之情外射所致，是当时心境的反映。这一句造成了有声有色的悲境，作为沈园的陪衬。
次句即引出处于悲哀氛围中的“沈园”。诗人于光宗绍熙三年（1192年）六十八岁时所写的《禹迹寺南有沈氏小园序》曰：“禹迹寺南有沈氏小园，四十年前（按：实为三十八年）尝题小词壁间，偶复一到，园已三易主，读之怅然。”诗中并有“坏壁醉题尘漠漠”之句。那时沈园已有很大变化；而现在又过七年，更是面目全非，不仅“三易主”，且池台景物也不复可认。诗人对沈园具有特殊的感情，这是他与唐氏离异后唯一相见之处，也是永诀之所。这里留下了他刹那间的欢喜与永久的悲，《钗头凤·红酥手》这首摧人肝肺之词也题于此。他多么渴望旧事重现，尽管那是悲剧，但毕竟可一睹唐氏芳姿。这当然是幻想，不得已而求其次，他又希望沈园此时的一池一台仍保持当年与唐氏相遇时的情景，以便旧梦重温，借以自慰。但现实太残酷了，今日不仅心上人早已作古，连景物也非复旧观。诗人此刻心境之寥落，可以想见。
但是诗人并不就此作罢，他仍竭力寻找可以引起回忆的景物，于是看到了“桥下春波绿”一如往日，感到似见故人。只是此景引起的不是喜悦而是“伤心”的回忆：“曾是惊鸿照影来”。四十四年前，唐氏恰如曹植《洛神赋》中所描写的“翩若惊鸿”的仙子，飘然降临于春波之上。她是那么婉娈温柔，又是那么凄楚欲绝。离异之后的不期而遇所引起的只是无限“伤心”。诗人赋《钗头凤》，抒写出“东风恶，欢情薄”的愤懑，“泪痕红浥鲛绡透”的悲哀，“错！错！错！”的悔恨。唐氏和词亦发出“世情薄，人情恶”的控诉，“今非昨，病魂常恨千秋索”的哀怨。虽然已过了四十余春秋，而诗人“一怀愁绪”，绵绵不绝，但“玉骨久成泉下土”（《十二月二日夜梦游沈氏园亭》），一切早已无可挽回，那照影惊鸿已一去不复返了。然而只要此心不死，此“影”将永在心中。
陆游一生最大的个人不幸就是与结发妻唐琬的爱情悲剧。据《齐东野语》等书记载与近人考证：陆游于高宗绍兴十四年（1144）二十岁时与母舅之女唐琬结琴瑟之好，婚后“伉俪相得”，但陆母并不喜欢儿媳，终至迫使于婚后三年左右离异。后唐氏改嫁赵士程，陆游亦另娶王氏。绍兴二十五年春，陆游三十一岁，偶然与唐赵夫妇“相遇于禹迹寺南之沈氏园。唐以语赵，遣致酒肴。陆怅然久之，为赋《钗头凤》一词题壁间”。唐氏见后亦奉和一首，从此郁郁寡欢，不久便抱恨而死。陆游自此更加重了心灵的创伤，悲悼之情始终郁积于怀，五十余年间，陆续写了多首悼亡诗，《沈园二首》即是其中最脍炙人口的两首。
《齐东野语》曰：“翁居鉴湖之三山，晚岁每入城，必登寺眺望，不能胜情，又赋二绝云……盖庆元己未也。”据此可知，这组诗创作于宋宁宗庆元五年己未（1199），是年陆游七十五岁。
这首诗前两句很有《葬花吟》“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的自怜之意，后两句的春风一年一度的相惜，有传达出一种惆怅和无奈之感，但是还是有感谢之意在，或许花落花开不为春风，但是春风却依然牵挂。作者的惆怅自怜情怀显露无疑，孤芳难自赏，唯有春风来。诗句当中自然也有对春风的感激。
鉴赏这是一首集句诗，即集合前人诗句而成。集句体诗，始于汉魏间诗人应璩、傅咸，唐人称为“四体”， 至宋时盛行。王安石最为擅长，能因难见巧，信手拈来，顷刻而就。这首“梅花”绝句（《王文公文集》卷七九题作《送吴显道》），系截取唐宋四位诗人的诗句，经过巧妙组合，赋予新意，而又辞气相属，如出己手，无牵强凑合的痕迹。 “白玉堂前一树梅”，出自唐代诗人蒋维翰的《春女怨》，“白玉堂前一树梅，今朝忽见数花开。儿家门户寻常闭，春色因何入得来？”（《唐人万首绝句》卷十二）“为谁零落为谁开”乃是唐代诗人严惮《惜花》中的一句：“春光搏扔归何处，更向花前把一杯。尽日问花花不语，为谁零落为谁开？”
（同前卷三七）而“唯有春风最相惜”则是唐代诗人杨巨源《和练秀才杨柳》中的诗句：“水边杨柳曲尘丝，立马烦君折一枝。唯有春风最相惜，殷勤更向手中吹。”（《唐人万首绝句》卷二五）最后一句“一年一度一归来”则出自宋初詹茂光妻的《寄远》：“锦江江上探春回，消尽寒冰落尽梅。争得儿夫似春色，一年一度一归来。”（《宋诗记事》卷八九）诗中的梅花，既有“零落”又有“开”，表明了诗人对万事万物变化无常的感受，让读者在看到花木零落的同时，又欣赏到梅花迎春、春光明媚的景色。一年一度的冬去春来，让人们感受到大自然的运行规律。这首诗主要是借原诗句所包含的情绪色彩和象征意蕴，来显示与烘托一种朦胧迷离的内在心境。晚年的王安石心境确实有所变化，从倾向改造世俗社会转向追求个体生命的价值，从为人转向为己，个人的自由在他心目中更加重要。他已经超越了世俗与入世的分别，体会解脱的自在，体会融入自然的恬静，进入到一个更高的境界。
《弈喻》借事议论，用浅近易懂的事例，非常生动地说明了一个人观他人之失易、观自其之失难，应当“易地以处平心而度之”才能客观公正地评价客观事物的哲理。全文依事取譬，抽象事理，短小精悍，议论风生，能给读者以许多教益。
文章第一自然段生动简洁地叙述了一次观弈、对弈的经历。观弈时，作者对客是“嗤其失算”“欲易置之”“以为不逮已”；对弈时却是数子先失，中盘苦思冥想，终局惨败，最后落得个“赧甚，不能出一言”的结果。观弈和对弈时，作者对自其和对客人的棋技判断差距如此之大，这引起了作者的深思。“后有招予观弈者，终日默坐而已。”“默坐”正是作者弈败后冷静反思的表现。由此引出第二段发人深省的议论。以“弈”喻“学”，提出学者应辩证客观地看问题，要像下棋一样，多从对方的角度看，冷静地思考问题。这一段首先列举“今之学者”不正确的治学态度。“多訾古人之失”，“乐称今人失”，“多訾”“乐称”，形象地刻画了那些“能知人之失，而不能见吾之失”“能指人之小失，而不能见吾之大失”的学者的浮躁情态。然后提出作者的主张，看问题应当“易地以处，平心而度”。第三段，扣住弈棋情况深入一层议论，指出下棋的好坏有标准，大家能评判。事理方面的问题由于各人都认为自其正确，是非标准就难定了。“世无孔子，谁能定是非之真”，由此，作者指出：别人的短处，可能正是自其的长处；而自认为没有短处，却正是最大的短处，于人于其，都应该正确对待、全面评价，所以绝不应该彼此嗤笑。
在选材上，作者善于选择典型事例。“事实胜于雄辩”，能否选好事例，对于一篇说理文来说非常重要。《弈喻》类似今天的杂文，事例典型与否更是成败的关键。作者精心地选择自其的一次亲身经历，而且是ー次令十分难堪的经历，这本身就很容易警动读者。加上事例的前后对比十分鲜明，富于戏剧性，先是观人之失，作者从心限里瞧不起客人的棋艺；是见其之败，事实证明客人的棋艺比他高得多。这样有趣而严峻的事实，深刻的哲理已暗寓其中，不由得读者不接受。作者对事例的剪裁，也见功力。凡是与主题无关的，如棋场的气氛、客人的形貌、下棋的步骤等一概省去，而着重于反映作者的心理变化，并以此变化为线索，凸现整个事例。先是“其失算”，以为“不逮其”，后来对局，“予颇易之”，再后“予思益苦”，最后“予赧甚，不能出一言”，描写紧紧扣住主题，不枝不蔓。这为下文所要阐明的道理作了铺垫，使下ー段省去了许多抽绎引思的文字，文章自然就精练了。
在结构上，作者构思很精巧。三段之间跳跃性很大，每段前后并无任何关联词语，读来却丝毫没有接不上、梗阻不通的感觉。原因在于作者注意了文章的内在联系——道理的连接和发展，这也就是古人说的“文气贯通”。如前所分析的，作者在第一段落笔时，就已考虑到主题的需要，读者顺着作者的思路读完一段，虽不能说已得出第二段要揭示的道理，但至少已接受了作者的“暗示”，第二段跳跃再大，也不会觉得突然。第三段对第二段显然跳跃也很大，由于它是第二段哲理的深化和发展，即由讨论个人的得失到探求真理的得失，这是思维的合乎逻辑的发展，顺理成章，读者也会感到很自然。同时，在揭示哲理的方法上，全文均采取对比的方法。第一段将客与其对比，将客的失败其的失败对比；第二段是今人和古人对比，是自其的过失与别人的过失相比；第三段是把下棋和探求真理对比。由于方法的一致，文章也就显得脉络清晰，前后统一。另外，该文每段虽无关联词语，却注意了词汇的前后照应。三段文字的中心词都是“失”，这个“失”字的内涵是一致的，而它的外延却随着段落的变化而扩大，这是古代散文修辞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既有助于加强文章的整体性，而又使它错落有致、含蕴无穷。
在语言方面，也可以看出作者的精心讲求。像“读古人书，多訾古人之失，与今人居，亦乐称人失”“然则人之失者，未必非得也；吾之无失者，未必非大失也”等句，对仗工整，道理在一正一反的比照中相对而出，十分醒目。对仗句用得好，不仅能使语言精练，句子含义丰富，而且由于上下文对比鲜明，读来朗朗上口，加之蕴含哲理，容易构成警句，加深读者的印象。
这是一首富有理趣的好诗。它以极通俗的语言说出了一个道理：对人、对事要得到全面的认识，都要经过时间的考验，从整个历史去衡量、去判断，而不能只根据一时一事的现象下结论，否则就会把周公当成篡权者，把王莽当成谦恭的君子了。诗人表示像他自己以及友人元稹这样受诬陷的人，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因而应当多加保重，等待“试玉”、“辨材”期满，自然会澄清事实，辨明事伪。这是用诗的形式对他自身遭遇进行的总结。
在表现手法上，虽以议论为主，但行文却极为曲折，富有情味。“赠君一法决狐疑”，诗一开头就说要告诉人一个决狐疑的方法，而且很郑重，用了一个“赠”字，强调这个方法的宝贵，说明是经验之谈。这就紧紧抓住了读者。因在生活中不能做出判断的事是很多的，大家当然希望知道是怎样的一种方法。“不用钻龟与祝蓍”。先说不用什么，而该用什么，却不径直说出。这就使诗歌有曲折、有波澜，对读者也更有吸引力。诗的第二、三句才把这个方法委婉地介绍出来：“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很简单，要知道事物的真伪优劣只有让时间去考验。经过一定时间的观察比较，事物的本来面目终会呈现出来的。
以上是从正面说明这个方法的正确性，然后掉转笔锋，再从反面说明：“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如果不用这种方法去识别事物，就往往不能做出准确的判断。对周公和王莽的评价，就是例子。周公在铺佐成王的时期，某些人曾经怀疑他有篡权的野心，但历史证明他对成王一片赤诚，他忠心耿耿是真，说他篡权则是假。王莽在未取代汉朝政权时，假装谦恭，曾经迷惑了一些人；《汉书》说他“爵位愈尊，节操愈谦”。但历史证明他的“谦恭”是伪，代汉自立才是他的真面目。“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这是全篇的关键句。“决狐疑”的目的是分辨真伪。真伪分清了，狐疑自然就没有了。如果过早地下结论，不用时间来考验，就容易为一时表面现象所蒙蔽，不辨真伪，冤屈好人。
诗的意思极为明确，出语却曲折委婉。从正面、反面叙说“决狐疑”之“法”，都没有径直点破。前者举出“试玉”、“辨材”两个例子，后者举出周公、王莽两个例子，让读者思而得之。这些例子，既是论点，又是论据。寓哲理于形象之中，以具体事物表现普遍规律，小中见大，耐人寻思。其以七言律诗的形式，表达一种深刻的哲理，令读者思之有理，读之有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