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1140年5月28日－1207年10月3日），原字坦夫，后改字幼安，中年后别号稼轩，山东东路济南府历城县（今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人。南宋官员、将领、文学家，豪放派词人，有“词中之龙”之称。与苏轼合称“苏辛”，与李清照并称“济南二安”。辛弃疾出生时，中原已为金兵所占。21岁参加抗金义军，不久归南宋。历任湖北、江西、湖南、福建、浙东安抚使等职。一生力主抗金。曾上《美芹十论》与《九议》，条陈战守之策。其词抒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对当时执政者的屈辱求和颇多谴责；也有不少吟咏祖国河山的作品。题材广阔又善化用前人典故入词，风格沉雄豪迈又不乏细腻柔媚之处。由于辛弃疾的抗金主张与当政的主和派政见不合，后被弹劾落职，退隐江西带湖。 ▶ 828篇诗文
这首词借青春和爱情的消失，感慨美好生活的无常，细腻含蓄而婉转地表达了作者的复杂情感。这是一首优美动人而有寓有深意的词作，为晏殊词的另类作品。
起句“燕鸿过后莺归去”写春光消逝：燕子春天自南方来，鸿雁春天往北方飞，黄莺逢春而鸣，这些禽鸟按季节该来的来了，该去的也去了，那春光也来过又走了。这里写的是莺语燕飞的春归时候，恰逢莺燕都稀，更觉怅惘。“莺燕”，兼以喻人，春光易逝，美人相继散去，美好的年华与美好的爱情都不能长保，怎不让人感慨万千。“细算浮生千万绪”一句从客观转到主观，说对着上述现象，千头万绪，细细盘算，使人不能不正视的，正是人生若水面浮萍之暂起，这两句前后相承，又很自然地引出下面两句：“长于春梦几多时？散似秋云无觅处。”这两句改用白居易《花非花》词句“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但旨意不同。作者此处写的是对于整个人生问题的思考，他把美好的年华、爱情与春梦的短长相比较，把亲爱的人的聚难散易与秋云的留、逝相对照，内涵广阔，感慨深沉。
下片“闻琴解佩神仙侣，挽断罗衣留不住。”两句写失去美好爱情的旧事，是对上片感慨的具体申述，又是产生上片感慨的主要因素，这样使上下片的关系交互钩连，自然过渡。“闻琴”，指汉代的卓文君，她闻司马相如弹琴而爱慕他：“解佩”，指传说中的神女，曾解玉佩赠给情人。这两句是说象卓文君、神女这样的神仙伴侣要离开，挽断她们的罗衣也无法留住。随后作者激动地呼出：“劝君莫作独醒人，烂醉花间应有数。”意思是劝人要趁好花尚开的时候，花间痛饮消愁。这是受到重大刺激的反应，是对失去美与爱的更大的痛心。联系晏殊的生平来看，他写这件事，应该是别有寄托，非真写男女诀别。公元1043年（宋仁宗庆历三年），晏殊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兼枢密使，握军政大权。其时，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副宰相），韩琦、富弼为枢密副使，欧阳修、蔡襄为谏官，人才济济，盛极一时。可惜宋仁宗不能果断明察，又听信反对派的攻击之言，则韩琦先被放出为外官，范仲淹、富弼、欧阳修也相继外放，晏殊则罢相。对于贤才相继离开朝廷，晏殊不能不痛心，他把他们的被贬，比作“挽断罗衣”而留不住的“神仙侣”。不宜“独醒”、只宜“烂醉”，当是一种愤慨之声。
此词化用前人的诗句，信手拈来，自然贴切。词中的复杂的思想，反映了作者的人生态度和襟怀。
显而易见，这首词以剖析短暂人生为由，借此抒发放荡不羁，愤世嫉俗，以酒消愁的心情。
王观，字通叟，宗仁宗景祐二年（1035）生于如皋，卒于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16岁时跋涉千里赴开封国子监拜胡瑗为师。22岁时考中进士，官至翰林学士，大理寺丞。在内朝起草诏旨，并从事诗词创作。王观落笔成章，词名最著的秦观称赞王观“高才力学，无与比者。”王观所作词赋，清新典雅，可与柳永、黄庭坚相媲美。曾因进赋《扬州赋》获赐“绯衣银章”。后因奉诏作《清平乐》惹恼太后，王观触霉头了，“翌日罢职”，贬为江都知县。《红芍药》这首词无疑是在遭贬谪自号“逐客”后所作的。
无独有偶。王观《红芍药》这首词的基调恰恰与范仲淹所写的《剔银灯·与欧阳公席上分题》一词大同小异。范仲淹的这首词是这样写的：
“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孙权刘备。用尽机关，徒劳心力，只得三分天地。屈指细寻思，争如共，刘伶一醉？
人世都无百岁。少痴騃、老成尪悴。只有中间，些子少年，忍把浮名牵系！一品与千金，问白发，如何回避？”
读王观的《红芍药》一词，深感王观受范仲淹《剔银灯》一词的影响，而王观、范仲淹的两首词所共同表达的思想感情又与《古诗十九首》中“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飚尘”（《之四·〈今日良宴会〉》），“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未兹”（《之十五·〈生年不满百〉》）、“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之十三·〈驱车上东门〉》）的意境何其相似！笔者偶读《元曲》中阿里西瑛所著《凉亭乐·叹世》和陈草庵所著《山坡羊·叹世》两首词曲，前者词中云：“你试看凌烟阁上，功名不在我。则不如对酒当歌，对酒当歌且快活。无忧愁，安乐窝。”后者词中写“路遥遥，水迢迢，功名尽在长安道，今日少年明日老。山，依旧好；人，憔悴了！”这两首意味深长，发人深思的佳作，也可以算是感叹人生苦短，摒弃浮名，及时行乐思想的历史延续吧！
范仲淹词中的“屈指细寻思，争如共、刘伶一醉？”也好，王观词中的“沉醉且沉醉，人生似、露垂芳草”也罢，还有刘伶的“惟酒是务,焉知其惟酒是务,焉知其馀”、苏东坡的“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等等，等等，他们所抒发（亦可谓之泄发）的真实思想感情与其时的亲身遭遇、心态，或对客观事物的认知是密不可分的。对此，笔者以为，由此而论王观的《红芍药》这首词消极而不可取，是值得商榷的。
在《剔银灯》词中，范仲淹将人的一生分成少年、中年和老年三个阶段。在《红芍药》一词中，王观将古稀之年作了具体的剖析：十年孩童期、十年昏老期，那中间的五十年又被睡眠（应包含病闲）占去了一半。在封建社会，人的平均寿命仅有三十岁左右（唐代为28岁），范仲淹66岁逝世，王观65岁病故，他二人在北宋时期皆为高寿。故而范仲淹在词中写下：“人世都无百岁”，王观在词中断言：“人生百岁，七十稀少。”范仲淹和王观这二位名贤所言，皆合乎历史事实。确实如此，翻遍史书，追溯千年之前，华夏能有几位百岁寿翁！
此词咏叹离别，于伤别中蕴含平易而深刻的人生体验。上片，尊前伤别，芳容惨咽，而转入人生的沉思：“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中天明月、楼台清风原本无情，与人事了无关涉，只因情痴人眼中观之，遂皆成伤心断肠之物，所谓“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下片，离歌一曲，愁肠寸结，离别的忧伤极哀极沉，却于结处扬起：“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春风容易别。”只有饱尝爱恋的欢娱，分别才没有遗憾，正如同赏看尽洛阳牡丹，才容易送别春风归去，将人生别离的深情痴推宕放怀遣性的疏放。当然，这豪宕放纵仍难托尽悲沉，花毕竟有“尽”，人终是要“别”，词人只是以遣玩的意兴暂时挣脱伤别的沉重罢了。此词上、下两收拍皆为传诵的名句。
“尊前拟把归期说，欲语春容先惨咽。”这首词开头两句是说，尊前拟把归期说定，一杯心切情切，欲说佳人无语泪滴，如春风妩媚的娇容，先自凄哀低咽，这首词开端的两句，表面看来固然仅仅是对眼前情事的直接叙写，但在遣词造句的选择和结构之间，欧阳修却于无意之中显示出他自己的一种独具的意境。首先就其所用之语汇而言，第一句的“樽前”，原该是何等欢乐的场面，第二句的“春容”又该是何等美丽的人物，而在“樽前”所要述说的却是指向离别的“归期”，于是“樽前”的欢乐与“春容”的美丽，就一变而为伤心的“惨咽”了。在这种转变与对比之中，虽然仅仅只两句，我们却隐然已经体会到欧阳修词中所表现的对美好事物的爱赏与对人世无常的悲慨二种情绪相对比之中所形成的一种张力了。
“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上片的后两句是说，人生自是有情，情到深处痴绝，这凄凄别恨不关涉——楼头的清风，中天的明月。这两句则似乎是由前两句所写的眼前情事，转入了一种理念上的反省和思考，而如此也就把对于眼前一件情事的感受，推广到了对于整个人世的认知。事实上天边的明月与楼外的东风，原属无情之物，和人事没有什么关系。只不过就有情之人看来，则明月东风遂皆成为引人伤心断肠之媒介了。所以说这两句虽是理念上的思索和反省，但事实上却是透过理念才更见出深情之难解。而此种情痴又正与首两句所写的“樽前”“欲语”的使人悲惨呜咽之离情暗相呼应。
“离歌且莫翻新阕，一曲能教肠寸结。”下片前两句是说，饯别的酒宴前，不要再唱新的一曲，清歌一曲，已让人愁肠寸寸郁积。这两句再由理念中的情痴重新返回到上半阕的樽前话别的情事。“离歌”自当指樽前所演唱的离别的歌曲，所谓“翻新阕”就是“因翻旧阕之词，写以心声之调”。《阳关》旧曲，已不堪听，离歌新阕，亦“一曲能教肠寸结”。前句“且莫”二字的劝阻之词写得如此丁宁恳切，正以反衬后句“肠寸结”的哀痛伤心。写情至此，本来已经对离别无常之悲慨陷入极深，而欧阳修却于末两句突然扬起豪兴。
“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春风容易别。”末两句是说，啊，此时只需要把满城牡丹看尽，你与我同游相携，这样才会少些滞重的伤感，淡然无憾的与归去的春风辞别。
这种豪兴正是欧阳修词风格中的一个最大的特色，也是欧阳修性格中的一个最大的特色。欧阳修这一首《玉楼春》词，明明蕴含有很深重的离别的哀伤与春归的惆怅，然而他却偏偏在结尾中写出了豪宕的句子。在这两句中，不仅其要把“洛城花”完全“看尽”，表现了一种遣玩的意兴，而且他所用的“直须”和“始共”等口吻也极为豪宕有力。然而“洛城花”却毕竟有“尽”，“春风”也毕竟要“别”，因此在豪宕之中又实在隐含了沉重的悲慨。所以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论及欧词此数句时，乃谓其“于豪放之中有沉着之致，所以尤高”。
这是一首即事抒怀的小词。上片写“还了酒钱”后，便安稳睡大觉，熟睡中做了个好梦，醒来却只见雪压渔船的情景。下片写自己独坐古梅边，望着雪中杨柳枝条上泛出的淡黄色，故意小题大做，提醒人们关注一件“奇事”：“明日新年”。词中通过写官场如梦的人生体验，表现了作者倜傥不羁、飘逸不群、高洁兀傲的性格，也流露出逝者如斯、流年暗换的感伤情绪。作者以严肃的内容，发之以诙谐幽默的形式，读之使人笑中落泪。词境平中见奇，悬念迭起，结句更出想象之外，为全词带来事浅意深的艺术效果。
词中所写到的事，是作者“还了酒家钱”之后的一些活动，有酒后的安眠，有美梦的欢欣与破灭，伴随着江南路上的行程以及在古梅边的“盘礴”。作者是嗜酒的。他在《清明日书事》中说：“野夫不知时节换，但要熟醉如春泥。”“野夫”是其自称，他的别号就叫“野斋”。他的嗜酒贪醉，他的美梦及其破灭等都与他所处的时代及个人的遭遇有关，都是当时社会现实的产物。词中“大槐宫里着貂蝉”，典出唐代李公佐《南柯太守传》，作者借用这个具有特定寓意的典故，其目的恐不仅仅在于说明自己酒后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梦，也不一定是写他某种追求的破灭，而是用来批判当时富贵无常、得失不定的社会现实。作者曾任溧阳县丞，也算在“大槐宫”里戴了一阵纱帽，对官场浮沉、人生冷暖，深有体察。在这首词中，作者借酒以入梦，由梦而借典，用典以刺世，乍看似随手写来，细玩乃知有弦外之音，含不尽之意，这正是作者对当时社会在不敢公然“怨怼”的情况下，所作的一种曲折巧妙的批判。
“雪压渔船”，自然是作者在梦醒之后所看到的真实景物，但也未尝不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形象表现，写其严酷，寓有作者的指斥之意。至于“盘礴古梅边”云云，则是作者性格另一侧面的表现。“盘礴”，即箕踞而坐。一般来说，傍梅而踞，以为岁寒友，挹其清芬，自然是一种绝好的境界。但这里却别有用意。“箕踞”这种坐法是一种傲慢不敬的姿态。《礼记·曲礼》就有“立毋跛，坐毋箕”的训诫，即使在宋代，文士也不能这样坐。这里是作者以自己的放浪形骸去嘲弄礼法以至愤世的一种行动表现，是对当时社会的一种反抗形式。作者的这种个性特征，在其诗赋中也时有反映；而这种性格特征，知往往是通过他的“诙谐”来表现的。
这首词的一个显著特征，便是诙谐幽默。前人说，诗庄词媚。而这首词却在庄媚之外，别具一格：幽默诙谐，酸而不腐，谑而不虐。
前人认为这首词“奇怪”，原因也就在这里。初读起句，便觉异于常格。吃酒还钱，事极平常，但以之入词，表现了一个不赊不赖的醉汉形象，涉笔成趣，却令人耳目一新。
词的下片尤其诙谐，作者把他在“古梅边”那种放浪形骸的“盘礴”，说成“也是前缘”，是前世定下的缘分，显然是小题大做，故弄玄虚，把本来不相关的事情硬是拉在一起，意在构成幽默，这是说“俏皮话”的一种常用手法。这种表达，尽管作者寓有嘲弄礼法的用意，但在文字表达效果上，首先征服读者的，还是它的幽默诙谐。“鹅黄雪白”，“鹅黄”指早春杨柳枝条上所泛出的那种淡黄色，“雪白”指雪，这种初春的消息，与白雪相映，醒然在目，这预示着作为新春佳节的新年很快就要到了。结句的诙谐与奇特，是超出常人想象之外的：“一事最奇”，猛提一笔，突如其来，形成悬念；“君记取”，再提醒一句，言之凿凿，不容稍怠；但在形成了一种紧张的气氛，人们屏息而待的时候，作者却出人意料地说出了一件尽人皆知、无“奇”可言，更无加“最”之理的答案：“明日新年”，把严肃的悬念立刻化为轻烟，随之而来的是读者的莞尔甚至捧腹。这仍是一种虚张声势、大起大落的笔法，从而构成幽默。但是，在这里，作者也并非为诙谐而诙谐，诙谐之中也流露了他的伤感。“鹅黄雪白知醒然”以至“明日新年”，诵读之下，在一阵捧腹之后，细味深参，便觉一种逝者如斯、流年暗换的伤感情绪隐然可见，与蒋捷的“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一剪梅·舟过吴江》）有异曲同工之妙。词中的“知”字，下得似轻而实重，作者的这种伤感，就是通过这个“知”字传达出来的。原来作者并不那么天真，诙谐只是其表象，腹中却有其块垒。
这首词的好处便是这样：在一片诙谐幽默之中，作者把要奚落的奚落了；把自己倜傥不羁，飘逸不群的形象性格以及他的伤感情绪，都生动地表现了出来。严肃的内容，发之以诙谐幽默的形式，这就是它的“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