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虽然是“嘲红木犀”，却寄托着君国之忧和沧桑之感。词的上片追忆儿时所见北宋旧宫中高大的桂树，芬芳香浓。这里曾经歌舞升平，而今徽、钦二帝北入绝域，江南草木锁于深宫。下片写红木犀虽然改变了颜色，却仍然没有脱离木犀的气息，所谓自家“家风”，寄寓了词人深刻的民族观念。结尾两句为木犀解嘲，兼以自嘲。词人将千古兴亡、百年悲欢都在咏红木犀中呈现出来，其中蕴藏的是深沉的家国之痛。全词借花喻人，以小见大，在今昔对照中寄托黍离之悲，词意凄婉，含蓄幽深。
上片泛咏旧京故宫草木。开篇化用杜甫诗，借唐喻宋，谓北宋盛时，宫中花木繁盛，桂影重重。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北宋的繁荣昌盛。这和李清照所说：“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一样，都有以小见大之意。“十里芬芳”二句由大到小，映带出红木犀。木犀、金粟，都是桂花的别名。“十里芬芳”上承“桂影重重”，写桂花之多、桂花之香；“一枝金粟”，写红木犀的耀眼出众。“玲珑”二字则把木犀花蕊似金粟点缀的风采准确地描写出来，但点到为止，为下片正面描写红木犀预留了充分的余地。凝碧池本来是唐代宫廷中的池沼名，天宝末年，安禄山攻陷长安，王维身陷贼手，赋诗云：“秋槐零落深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不过，唐宋的凝碧池并非同一处，词人是借用王维诗意，说明当时凝碧池上虽有管弦之音，却不能给人以快慰之感，反倒使人感风吟月，满怀愁云。“翠华远”三句紧承“风月愁侬”写词人发愁的原因：二帝被囚远方，故宫荒芜，昔日的奇花异草难见天日，其“君国之忧”与沧桑之感表露无遗。
下片正面赋写红木犀。“只为”两句写红木犀的色与香。“天姿冷澹”，谓其质姿天然而不艳冶；“彻骨香浓”，言其香之经久不息。以“天姿冷澹”和“彻骨香浓”八字赋红木犀，可谓形神兼备。而“被西风酝酿”五字，不仅点出了木犀开花的季节，还暗示出它的孕育过程，运笔细密。“枉学”二句正面点明所赋为红木犀。“叶底偷染妖红”，谓木犀花之红可以和丹蕉相比。而“枉学”是说花虽艳红，却开不逢时，已无人去欣赏它了。“道人”二句用晦堂禅师为黄庭坚说法的典故，谓即使木犀花淡红多叶，只要其香为木犀之香，依然是“道人家风”，风韵不减。“又怕是”二句关合人、花，语意双关，既远承“烟锁深宫”，写红木犀之凄凉；又因花及人，写人借酒消愁。“为凄凉、长在醉中”，言外之意是说做个“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独醒”者更痛苦，正话反说，其中蕴含着词人深沉的忧患意识。
这首词名义上是追忆儿时入禁中凝碧池所见所感，事实上渗透着词人当时的悲苦情绪。全词由回忆入手，纵横古今，虽处处写花，却只出现一次本体“桂”字，表现出词人丰富的学识和表现技巧；又虽处处写花，却处处说人论事，融汇深沉的家国忧思、民族伤感，藏而不露，含蓄幽深。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我小时候到过京城宫中的凝碧池，于是写下了当时所见。
遥想在开元盛世的时候，皇宫里栽满了桂树，月光下树影重重。满城飘散着清香，原来是枝头上玲珑精致的桂花正在绽放，香彻十里。记得当时，在凝碧池边，管弦乐声不断，微风吹拂，月色正浓。徽、钦二帝被金人掳走，只可惜那如烟环般栽植在宫中的桂树，却永远被锁在了深宫之中。
只因为她（桂树）生来就素净淡雅，秋风的吹拂酝染，使它酿就一身浓香彻骨。可惜她却要白白地效仿丹蕉树，偷偷将叶里的花染成鲜艳的红色。桂花好像道人衣着随意，这是它自身香气的本色。只怕是因为处境凄凉，它借酒浇愁使脸色酡红。
注释
声声慢：词牌名，又名“胜胜慢”“人在楼上”“寒松叹”“凤求凰”等。此调有平韵、仄韵两体，平韵格以晁补之《声声慢·家妓荣奴既出有感》（双调九十九字，上片九句四平韵，下片八句四平韵）、吴文英《声声慢·陪幕中饯孙无怀于郭希道池亭闰重九前一日》（双调九十七字，上片十句四平韵，下片八句四平韵）、王沂孙《声声慢·啼螀门静》（双调九十七字，上片十句四平韵，下片九句四平韵）为正体；仄韵格以高观国《声声慢·元夕》为正体，双调九十七字，上片十句四仄韵，下片八句四仄韵。嘲红木犀：一作“赋红木犀”。木犀，桂花的别称，以木材纹理如犀而名。花有浓香，可作香料。其红花者称为丹桂。
尝：曾经。
京师：指北宋故都开封。
禁中：皇宫内。
凝碧池：李濂《汴京遗迹志》卷八：“凝碧池在陈州门里繁台之东南。唐为牧泽，宋真宗时改为池。”陈州门为开封外城南门之一，非皇城门，所记凝碧池的方位与辛弃疾所说在禁中不合，不知何故。
开元盛日：化用杜甫《忆昔二首·其二》：“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开元：唐玄宗李隆基的年号，其时为大唐盛世。此处喻指北宋盛时。
天上：指皇宫之中。
花：指桂花。
月殿：月宫。借指皇宫。
桂影重重：传说月中有宫殿和桂树，故云。
金粟：桂花的别名，以其花蕊似金粟点缀而得名。
“管弦”句：郑处诲《明皇杂录》：“天宝末，群贼陷两京，大掠文武朝臣及黄门宫嫔、乐工、骑士，每获数百人，以兵仗严卫，送于雒阳。至有逃于山谷者，而卒能罗捕追胁，授以冠带。禄山尤致意乐工，求访颇切，于旬日获梨园弟子数百人。群贼因相与大会于凝碧池，宴伪官数十人，大陈御库珍宝，罗列于前后。乐既作，梨园旧人不觉歔欷，相对泣下，群逆皆露刃持满以胁之，而悲不能已。有乐工雷海清者，投乐器于地，西向恸哭。逆党乃缚海清于戏马殿，支解以示众，闻之者莫不伤痛。王维时为贼拘于菩提寺中，闻之赋诗曰：‘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更朝天。秋槐落叶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此处以唐喻宋，借安史之乱伤北宋旧京开封沦入金人之手。
愁侬：使我悲伤。侬，我。
翠华远：指北宋徽、钦二帝被金人掳走，幽禁在北方极远的地方。翠华，皇帝仪仗中以翠羽为饰的旗帜。
江南草木：指桂树。因生于南方，故云。屈原《远游》：“嘉南州之炎德兮，丽桂树之冬荣。”
天姿：天生的资质。
冷澹：不浓艳，素净淡雅。也作“冷淡”。
酝酿：比喻涵育、熏陶。
彻骨：透骨，入骨。形容程度极深。
枉：徒然，白费。
丹蕉：即红蕉，亦称美人蕉，花色红艳。
叶底：一作“叶展”。
妖红：即“夭红”，艳丽的红色。苏轼《浣溪沙·徐州藏春阁园中》：“化工余力染夭红。”
道人：比喻有仙风道骨的桂花。
取次装束：随意妆束，保持固有本色。刘攽《芍药谱》：“取次妆，淡红多叶也。色绝淡，条叶正类绯，多叶亦平头也。”取次，造次，随意。
“是自家”句：释晓莹《罗湖野录》载晦堂禅师为黄庭坚说法，“当时暑退凉生，秋香满院，晦堂乃曰：‘闻木犀香乎？’公曰：‘闻’。晦堂日：‘吾无隐乎尔。’公欣然领解。”后因常以“木犀香”为三教教门中典故。此词中因有“道人家风”之联想。
这首词虽然是“嘲红木犀”，却寄托着君国之忧和沧桑之感。词的上片追忆儿时所见北宋旧宫中高大的桂树，芬芳香浓。这里曾经歌舞升平，而今徽、钦二帝北入绝域，江南草木锁于深宫。下片写红木犀虽然改变了颜色，却仍然没有脱离木犀的气息，所谓自家“家风”，寄寓了词人深刻的民族观念。结尾两句为木犀解嘲，兼以自嘲。词人将千古兴亡、百年悲欢都在咏红木犀中呈现出来，其中蕴藏的是深沉的家国之痛。全词借花喻人，以小见大，在今昔对照中寄托黍离之悲，词意凄婉，含蓄幽深。
上片泛咏旧京故宫草木。开篇化用杜甫诗，借唐喻宋，谓北宋盛时，宫中花木繁盛，桂影重重。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北宋的繁荣昌盛。这和李清照所说：“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一样，都有以小见大之意。“十里芬芳”二句由大到小，映带出红木犀。木犀、金粟，都是桂花的别名。“十里芬芳”上承“桂影重重”，写桂花之多、桂花之香；“一枝金粟”，写红木犀的耀眼出众。“玲珑”二字则把木犀花蕊似金粟点缀的风采准确地描写出来，但点到为止，为下片正面描写红木犀预留了充分的余地。凝碧池本来是唐代宫廷中的池沼名，天宝末年，安禄山攻陷长安，王维身陷贼手，赋诗云：“秋槐零落深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不过，唐宋的凝碧池并非同一处，词人是借用王维诗意，说明当时凝碧池上虽有管弦之音，却不能给人以快慰之感，反倒使人感风吟月，满怀愁云。“翠华远”三句紧承“风月愁侬”写词人发愁的原因：二帝被囚远方，故宫荒芜，昔日的奇花异草难见天日，其“君国之忧”与沧桑之感表露无遗。
下片正面赋写红木犀。“只为”两句写红木犀的色与香。“天姿冷澹”，谓其质姿天然而不艳冶；“彻骨香浓”，言其香之经久不息。以“天姿冷澹”和“彻骨香浓”八字赋红木犀，可谓形神兼备。而“被西风酝酿”五字，不仅点出了木犀开花的季节，还暗示出它的孕育过程，运笔细密。“枉学”二句正面点明所赋为红木犀。“叶底偷染妖红”，谓木犀花之红可以和丹蕉相比。而“枉学”是说花虽艳红，却开不逢时，已无人去欣赏它了。“道人”二句用晦堂禅师为黄庭坚说法的典故，谓即使木犀花淡红多叶，只要其香为木犀之香，依然是“道人家风”，风韵不减。“又怕是”二句关合人、花，语意双关，既远承“烟锁深宫”，写红木犀之凄凉；又因花及人，写人借酒消愁。“为凄凉、长在醉中”，言外之意是说做个“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独醒”者更痛苦，正话反说，其中蕴含着词人深沉的忧患意识。
这首词名义上是追忆儿时入禁中凝碧池所见所感，事实上渗透着词人当时的悲苦情绪。全词由回忆入手，纵横古今，虽处处写花，却只出现一次本体“桂”字，表现出词人丰富的学识和表现技巧；又虽处处写花，却处处说人论事，融汇深沉的家国忧思、民族伤感，藏而不露，含蓄幽深。
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据广信书院本将此词编次于《声声慢·旅次登楼作》之后，作年约为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辛弃疾的祖父辛赞在家乡沦陷时未能脱身，被迫做了金朝的官。辛启泰《辛稼轩年谱》记载辛赞曾知开封府，所以辛弃疾少年时能有机会进入北宋旧宫观赏。当时盛开的木犀花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后来追记当日印象而作此词。
辛弃疾（1140年5月28日－1207年10月3日），原字坦夫，后改字幼安，中年后别号稼轩，山东东路济南府历城县（今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人。南宋官员、将领、文学家，豪放派词人，有“词中之龙”之称。与苏轼合称“苏辛”，与李清照并称“济南二安”。辛弃疾出生时，中原已为金兵所占。21岁参加抗金义军，不久归南宋。历任湖北、江西、湖南、福建、浙东安抚使等职。一生力主抗金。曾上《美芹十论》与《九议》，条陈战守之策。其词抒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对当时执政者的屈辱求和颇多谴责；也有不少吟咏祖国河山的作品。题材广阔又善化用前人典故入词，风格沉雄豪迈又不乏细腻柔媚之处。由于辛弃疾的抗金主张与当政的主和派政见不合，后被弹劾落职，退隐江西带湖。 ▶ 828篇诗文
【滚绣球】这段曲词，是莺莺在赴长亭的路上唱的，主要以途中的景物为线索来抒情写意，从不同的侧面展示主人公复杂的内心世界。
“柳丝长玉骢难系，恨不倩疏林挂住斜晖。”“玉骢”是指张生骑的青白色的马；“倩”，是请的意思；“斜晖”，指斜照的阳光。莺莺看到长长的柳丝就想到它系不住张生骑的马儿；看到疏朗的树林就想请它们挂住流逝的阳光，让时间走得慢一点。“马儿的行，车儿快快的随。”“”就是慢慢的意思。张生骑马在前，莺莺坐车在后，莺莺要马儿慢慢地走，车儿快快地跟上，好让自己同张生更靠近些，也能有更多一点的时间呆在一起。“却告了相思回避，破题儿又早别离。”这两句是说，刚逃过了情人之间的相思之苦，才开始在一起又要很快地分离。“听得道一声‘去也’，松了金钏；遥望见十里长亭，减了玉肌：此恨谁知？”“金钏”就是带在手腕上的金镯子；“长亭”是古代设立在大道旁边为送别饯行而用的亭子，古语有“十里一长亭，五里一短亭”的说法，所以叫“十里长亭”。这三句是说，莺莺刚听见一声张生要走，手腕上戴的金镯子就松下来了；远远看见送别的十里长亭，人马上就瘦下来了。这种离愁别恨有谁能知道啊？这里作者运用了高度夸张的表现手法，来形容当时莺莺和张生缠绵欲绝的离别之情。
这段曲词和前面那段【端正好】相比，在情景的铺设上是不大相同的。【端正好】主要是采用因景生情的手法，以凄凉的暮秋景象来引出莺莺的离愁别恨。【滚绣球】这段曲词，比较多地采用了由情及景的手法，柳丝系马儿、疏林挂斜晖、马慢走车快行、松金钏减玉肌等等所有这些描写，无不都是由莺莺对张生的依恋惜别之情引发出来的。
对莺莺内心活动的刻画，不是依仗苍白空泛的言词，而是借助鲜明生动的形象。作者把天地景物乃至车马首饰统统拿来，赋予丰富的联想和夸张，作为表情达意的手段。这就使得抽象的人物感情表现得十分具体真实，细腻动人。
【叨叨令】这段曲词，先是说莺莺看见送行的车马，心中非常难过、闷气；进而又说无心梳妆打扮，从今后只能用昏睡和哭泣来熬度时光。紧接着，是无可奈何的悲叹：“兀的不闷杀人也么哥？兀的不闷杀人也么哥？”“兀的不”，就是怎么不的意思；“也么哥”是曲词中的衬字，没有实在的含义。这两句叠句是说：怎么不烦闷死人啊？怎么不烦闷死人啊？然而烦闷和悲叹也无法挽回她和张生的离别，所以最后只好叮嘱张生：“久已后书儿、信儿，索与我惶惶的寄。”这里的“索”，是必须、应该的意思；“惶惶”，匆忙、赶紧的意思。这两句是嘱咐张生分别后赶紧寄书信回来。
这段曲词是莺莺在自己丈夫和最知心的丫环红娘面前尽情倾诉离别的痛苦心情，因此在描写上与前面【端正好】和【滚绣球】委婉含蓄的内心独白不一样，整段曲词无遮无拦，直抒胸臆，用的都是一些普通的口语，如车儿马儿、花儿靥儿、被儿枕儿、衫儿袖儿、熬熬煎煎、昏昏沉沉。作者把这些日常的口语巧妙地组合起来，用一连串的排比、重叠，造成音节和声韵的回环流转，产生“一唱三叹”的艺术效果。
当莺莺、张生、红娘与老夫人会见后，送别的酒宴开始了。当着严厉无情的老夫人，莺莺不能尽情表露自己的感情，她只能感叹、悲伤。酒宴完毕以后，老夫人先走了。这个时候，莺莺和张生能谈谈知心话了。这里，安排了一支名叫【耍孩儿】的曲子。……
这段曲词的开头，作者借用典故来极力渲染莺莺内心的悲戚。“淋漓襟袖啼红泪，比司马青衫更湿。”“红泪”，古代传说，曾经有一个少女被选入皇宫，在同她的父母分别时，哭得很伤心，用玉壶接下她的眼泪，玉壶都染成红色的了。后来把女子非常悲伤时流的眼泪叫“红泪”。“比司马青衫更湿”，是融化了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诗《琵琶行》中最后两句：“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江州司马”是白居易当时担任的官名，指的是白居易。这两句是说，莺莺为离别之苦而流的眼泪湿透了衣衫，比当年白居易听琵琶女弹奏时流的眼泪还要多。接下来作者又以比喻的手法进一步抒写莺莺的心绪：“伯劳东去燕西飞，未登程先问归期。”“伯劳”是一种鸟。这两句是说，伯劳和燕子就要一个飞东一个飞西了，还没有起飞分开就问今后相会的日子。经过这些铺张描写，人物的感情已成奔腾之势向高潮发展。这时候，作者却避过潮头，另敷新笔：“虽然眼底人千里，且尽樽前酒一杯。”纵然马上就要相别千里，姑且在聚合时再饮一杯送行酒吧。这是由极度悲哀转向无可奈何时的一句宽慰话。这一笔，虽在意想之外，却在情理之中。它使得整段曲词错落有致，人物的内心活动也显得波澜起伏。经过这样的跌宕回旋，作者才放纵笔墨把人物的感情推向高潮：“未饮心先醉，眼中流血，心内成灰。”“未饮心先醉”，是宋代词人柳永【诉衷情近】词中的一句，原文是“未饮心如醉”。王实甫把它改成“未饮心先醉”，语意就更加沉重。这三句是说，哪里还要饮什么送行酒啊，还没饮酒，心早已如痴如醉了!眼泪流尽继之以血，这颗心早已被折磨得像死灰一样了。这同上面“虽然眼底人千里，且尽樽前酒一杯”相对照，是感情上的一个突变，由一刹那间的宽慰，转到痛不欲生的悲哀。实际上，前两句是后三句的映衬对比，可以说这是一种欲放先收、欲高先低的手法。
这首诗内容与《邶风·新台》相承接，主要意思是讽刺宣姜（齐女）不守妇道，和庶子通奸，其事丑不可言。诗以墙上长满蒺藜起兴，给人的感觉，卫公子顽与其父妻宣姜的私通，就像蒺藜一样痛刺着卫国的国体以及卫国人民的颜面与心灵。
全诗一唱三叹，在反复重复的数落中，一层层加深着对这一宫廷丑事的批判。在结构上，叠咏而意义递进，无论在内容、思想感情上都是一层深过一层，有效地增强着诗歌的讽刺力量。诗中之“不可埽”、“不可襄”、“不可束”，表面上写墙茨之延伸愈来愈长，几乎到了不可控制的地步，实际上是比兴卫公子顽与其父妻私通已经到了无耻糜烂、昭然无忌的程度。诗中之“所可道也”、“所可详也”、“所可读也”，表明人们对这种宫廷丑事的议论，在一步一步的升级，几乎已经尽人皆知了。诗中之“言之丑也”、“言之长也”、“言之辱也”，写人们对于这种宫廷丑闻的感情态度，由丢脸、气愤到感到耻辱，真有一人之祸，祸及国体的感觉。
此诗三章重叠，头两句起兴含有比意，以巴紧宫墙的蒺藜清扫不掉，暗示宫闱中淫乱的丑事是掩盖不住、抹煞不了的。接着诗人便故弄玄虚，大卖关子，宣称宫中的秘闻“不可道”。至于为何不可道，诗人绝对保密，却又微露口风，以便吊读者口味。丑、长、辱三字妙在藏头露尾，欲言还止，的确起到了欲盖而弥彰的特殊效果。本来，当时卫国宫闱丑闻是妇孺皆知的，用不着明说，诗人特意点到为止，以不言为言，调侃中露讥刺，幽默中见辛辣，比直露叙说更有情趣。全诗皆为俗言俚语，六十九个字中居然有十二个“也”字，相当今语“呀”，读来节奏绵延舒缓，意味俏皮而不油滑，与诗的内容相统一。三章诗排列整齐，韵脚都在“也”字前一个字，且每章四、五句韵脚同字，这种押韵形式在《诗经》中少见。
《鱼我所欲也》选自《孟子·告子上》，论述了孟子的一个重要主张：义重于生，当义和生不能两全时应该舍生取义。
孟子认为自己做了坏事感到耻辱，别人做了坏事感到厌恶，这就是义；义是有道德的君子所必须遵循的正路。
孟子先用人们生活中熟知的具体事物打了一个比方：鱼是我想得到的，熊掌也是我想得到的，在两者不能同时得到的情况下，我宁愿舍弃鱼而要熊掌；生命是我所珍爱的，义也是我所珍爱的，在两者不能同时得到的情况下，我宁愿舍弃生命而要义。孟子把生命比作鱼，把义比作熊掌，认为义比生命更珍贵就像熊掌比鱼更珍贵一样，这样就很自然地引出了“舍生取义”的主张。这个主张是全篇的中心论点。
孟子从三个方面论证了舍生取义的意义。
其一，“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这几句论证说：生命是我珍爱的，但还有比生命更为我所珍爱的（指义），所以不能做苟且偷生的事；死亡是我厌恶的，但还有比死亡更为我所厌恶的（指不义），所以有时对祸害（死亡）不愿躲避。这是从正面论证义比生更珍贵，在二者不可兼得时应该舍生取义。
其二，“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避患者何不为也？”这几句论证说：如果没有比生命更为人们所珍惜的，那么凡是可以用来保全生命的手段哪样不能用呢!如果没有比死亡更为人们所厌恶的，那么凡是可以用来避免祸患（死亡）的事情哪样不能做呢!言外之意是：这样下去，人们的行为不是会变得无所不为、卑鄙无耻了吗？这是从反面论证义比生更珍贵，在二者不可兼得时应该舍生取义。
其三，“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这几句论证说：通过这样的手段（指不正当的手段）就可以保全生命，而有的人不愿意采用；通过这样的办法（指不正当的办法）就可以避免祸患（死亡），而有的人不愿意去干。所以，还有比生命更为人们所珍爱的（指义），还有比死亡更为人们所厌恶的（指不义）；不单是贤人有这种重义之心，而是人人都有，只是贤人没有丧失罢了。这是从客观事实论证义比生更珍贵，在二者不可兼得时有人舍生取义。通过论证，文章开头提出的中心论点就成立了。
为了使这种道理更令人信服，更容易被人接受，孟子接着用具体的事例来说明。“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箪”是古代盛饭的圆形竹篮，“豆”是古代盛肉或其他食品的器皿，“呼尔”是大声呼喝着，“蹴尔”是用脚踢着。这几句说：只要得到一小筐饭、一小碗汤就可以保全生命，不能得到就要饿死，如果是轻蔑地呼喝着叫别人吃，哪怕是饥饿的过路人都不愿接受，如果是用脚踢着给别人吃，那就连乞丐都不屑要了。《礼记·檀弓》有一段故事与此相类似：“齐大饥，黔敖为食于路，以待饿者而食之。有饿者，蒙袂辑屦，贸贸然来。黔敖左奉食，右执饮，曰：‘嗟!来食!’扬其目而视之曰：‘予唯不食嗟来之食，以至于斯也！”人厌恶，所以宁愿饿死也不愿接受别人侮辱性的施舍。连无人认识的路人和贫困低贱的乞丐都能这样做，常人更不用说了。这一事例生动地说明了人们把义看得比生更为珍贵，在二者不可兼得时就会舍生取义。
在孟子看来，“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人人都有这种重义之心，人人在生与义不可兼得之时都应舍生取义。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并非都是如此，有的人在穷困危急的情况下可以拒绝别人侮辱性的施舍，而在和平安宁的环境中却见利忘义。
文章第三段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分析。孟子指出，社会上确实存在“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的人。有人不问合不合礼义而接受万钟俸禄呢，万钟俸禄对自己有什么好处呢。“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与？”是为了住房的华丽、妻妾的侍奉、因为给了所认识的穷朋友以好处而使他们对自己感恩戴德吗？华丽的住房也好，妻妾的侍奉也好，朋友的感激也好，这些都是身外之物，与生命相比是微不足道的。那些“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的人当初宁肯饿死也不愿受侮，却为了这些身外之物而不顾廉耻，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此之谓失其本心”，孟子认为这种人原来也有舍生取义之心，后来因为贪求利禄而丧失了。孟子警告说：“是亦不可以已乎？”这种“不辩礼义而受之”的可耻之事应该罢休了。
孟子本人是一个比较高傲的人，他不肯迁就，不肯趋附权势。他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滕文公下》）孟子曾经在齐国任客卿，后来因为与齐王的意见不合，便决定辞去齐卿回家，齐王托人挽留孟子，条件是准备在首都的中心地区建一座房子给孟子住，并送给孟子万钟粮食作为弟子们的生活费用，结果遭到孟子的严辞拒绝。（《公孙丑下》）可见，孟子在本篇中所说的“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是有所为而发的，表现了孟子大义凛然的性格和气概。
从文学的角度来看，散文气势充沛，感情强烈，生动活泼，充分体现了孟子大义凛然的个性，表现了孟子雄辩、善辩的才华。他喜欢使用排比的修辞手法，如：“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妻妾之奉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本来，这话用一句就可以说完，即“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但他有意把它分成三句排比起来，加强了气势，增强了感情，显示出说话人的义正词严、理直气壮。其次，为了把道理说得深入浅出、生动有趣，孟子喜欢使用比喻，本篇以具体的鱼和熊掌比喻抽象的生和义，以“舍鱼而取熊掌”巧妙地比喻“舍生取义”，就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例子。其次，本篇中还大量运用了对比的手法，如把鱼与熊掌对比，把生与义对比，把重义轻生的人与贪利忘义的人对比，把“乡为”与“今为”对比，这样互相比较，道理说得更加清楚，给人的印象特别深刻，加强了文章的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