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1140年5月28日-1207年10月3日),原字坦夫,后改字幼安,中年后别号稼轩,山东东路济南府历城县(今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人。南宋官员、将领、文学家,豪放派词人,有“词中之龙”之称。与苏轼合称“苏辛”,与李清照并称“济南二安”。辛弃疾出生时,中原已为金兵所占。21岁参加抗金义军,不久归南宋。历任湖北、江西、湖南、福建、浙东安抚使等职。一生力主抗金。曾上《美芹十论》与《九议》,条陈战守之策。其词抒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对当时执政者的屈辱求和颇多谴责;也有不少吟咏祖国河山的作品。题材广阔又善化用前人典故入词,风格沉雄豪迈又不乏细腻柔媚之处。由于辛弃疾的抗金主张与当政的主和派政见不合,后被弹劾落职,退隐江西带湖。 ▶ 828篇诗文
这组诗记录着诗人寓居东鲁时的一段生活。东鲁是唐时的兖州(今山东曲阜),“东鲁门”在府城东。诗中写的是月下泛舟的情景。
这组诗的第一首流传较广。此诗首句“日落沙明天倒开”,写景奇妙。常言“天开”往往与日出相关,把天开与日落联在一起,则闻所未闻。但它确乎写出一种实感:“日落”时回光反照的现象,使水中沙洲与天空的倒影分外眼明,给人以“天开”之感。这光景通过水中倒影来写,更是奇中有奇。此句从写景中已间接展示“泛舟”之事,又是很好的发端。
次句“波摇石动水萦回”。按常理应该波摇石不动。而“波摇石动”,同样来自弄水的实感。这是因为现实生活中人们观察事物时,往往会产生各种错觉。波浪的轻摇,水流的萦回,都可能造成“石动”的感觉。至于石的倒影更是摇荡不宁的。这样通过主观感受来写,一下子就抓住使人感到妙不可言的景象特征,与前句有共同的妙处。
夜里水上的景色,因“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而特别美妙。月光映射水面,铺上一层粼粼的银光,船儿好像泛着月光而行。这使舟中人陶然心醉,忘怀一切,几乎没有目的地沿溪寻路,信流而行。“轻舟泛月寻溪转”,这不仅是写景记事,也刻画了人物精神状态。一个“轻”字,很好地表现了那种飘飘然的感觉。
到此三句均写景叙事,末句才归结到抒情。这里,诗人并未把感情和盘托出,却信手拈来一个著名典故,即《世说新语》中“王子猷雪后访戴”的故事,予以形容。“乘兴而行”,正是李白泛舟时的心情。苏轼《赤壁赋》写月下泛舟有一段精彩的抒写:“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正好用来说明李白泛月时那物我两忘的情态。那时,他原未必有王子猷那走朋访友的打算,用访戴故事未必确切;然而,他那忘乎其形豪兴,却与雪夜访戴的王子猷颇为神似,而那月夜与雪夜的境界也很神似。无怪乎诗人不禁胡涂起来:我是李太白呢,是王子猷呢,一时自己也不甚了然了。一个“疑”字运用得极为传神。
第二首诗前两句写景,后两句抒情,在写法上与第一首有相似之处。“水作青龙盘石堤”,用青龙比喻流水,既形象地写出了水流的曲折宛转,又赋予无生命物象以生气,使诗中景物充满生机。“桃花夹岸鲁门西”,不仅点明了泛舟的季节和地点,更重要的是展示了两岸桃花掩映的美丽景象。“若教月下乘舟去,何啻风流到剡溪”两句也是运用了“王子猷雪后访戴”的典故,这里不涉及怀人访友,仅取山阴夜晚的景致和乘舟剡溪的兴致,表明泛舟东鲁门的景物环境与情致意趣。
这组诗的用典之妙,在于自如,在于信手拈来,因而用之,借其一端,发挥出无尽的诗意。典故的活用,原是李白七绝的特长之一。此诗在艺术上的成功与此是分不开的,不特因为写景入妙。
长江中春水碧绿,颜色浓得简直可以作为染料,荷叶刚刚长出水面,一个个才有铜钱那么大。诗句写暮春景色,可引用以表现江南春景,或只用作表示暮春时节。以“堪染”表现色彩之浓重,其夸张手法可作借鉴。
此诗首句“呜轧江楼角一声”中的“一声”两字很有可玩味。本是暮角声声,断而复连,只写“一声”也就是第一声,这显然是强调它对诗中人影响很大。他一直高踞在城楼,俯临大江,凭栏回首,远眺通向乡关之路。正出神的时候,忽然一声角鸣,使他不由蓦然惊醒,这才发现天色已晚,夕阳已沉没水天之际。这就写出一种“苦回首”的情态。象声词“呜轧”,用在句首,正造成似晴空一声雷的感觉。
由于写“一声”就产生一个特殊的情节,与“吹角当城片月孤”一类写景抒情诗句同中有异。呜咽的角声又造成一种凄凉气氛,那“潋潋”的江水,黯淡无光的夕阳,水中的汀洲,也都带有几分寒意。“微”、“寒”等字均著感情色彩,写出了望乡人的主观感受。
暮色苍茫,最易牵惹乡思离情。诗人的故家在长安杜陵,长安在黄州西北。“回首夕阳红尽处,应是长安。”(宋张舜民《卖花声》)“微阳潋潋落寒汀”,正是西望景色。而三句却作转语说:“不用凭栏苦回首”,似是自我劝解,因为“故乡七十五长亭”,即使回首又怎么能望尽这迢递关山?这是否定的语势,实际上形成唱叹,起着强化诗情的作用。这首诗是宦游思乡之作,赞许者都异口同声地称引其末句。
按唐时计量,黄州距长安二千二百五十五里(《通典》卷一八三),驿站恰合“七十五”之数(古时三十里一驿,每驿有亭)。但这里的数字垛积还别有妙处,它以较大数目写出“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的家山遥远的情景,修辞别致;而只见归程,不见归人,意味深长。从音节(顿)方面看,由于运用数字,使末句形成“二三二”的特殊节奏(通常应为“二二三”),声音的拗折传达出凭栏者情绪的不平静,又是一层妙用。
唐代有的诗人也喜堆垛数字,如骆宾王,却不免被讥为“算博士”。考其原因,是因为他运用的数字多是为了属对方便,过露痕迹,用得又太多太滥,也就容易惹人生厌。而此诗数字之设置,则是出于表达情感的需要,是艺术上的别出心裁,所以驱使而让人没有察觉,真可夸口“虽‘算博士’何妨”。
“朝与周人辞,暮投郑人宿。他乡绝俦侣,孤客亲僮仆”,这四句交待路途情况。早上与周人辞别,晚上在郑州寄宿,离开亲人,越来越远了,一种凄凉的孤独之情油然而生。在这寂寞的旅途中,与诗人相亲相近的只有那随身僮仆了。这后两句摹写人情极真,刻画心理极深,生动地表现出一种莫可名状的凄清。唐末崔涂诗“渐与骨肉远,转与僮仆亲”(《巴山道中雨夜抒怀》)就是由这两句脱化而出。
接下来八句由记叙、议论转为写景。诗人将这种凄清孤独的感情外化为具体可感的“雨中秋景图”:“宛洛望不见,秋霖晦平陆。田父草际归,村童雨中牧。主人东皋上,时稼绕茅屋。虫思机杼鸣,雀喧禾黍熟。”南阳、洛阳在视线中已逐渐模糊、消失,空阔辽远的原野笼罩在霏霏的霪雨、蒙蒙的烟气之中。村头,田父荷锄踏青而归,牧童短笛声声,怡然自得,村东水边高地上的主人家环绕在一片油绿鲜亮的庄稼中。还有悲鸣的秋虫,摇动的机杼,喧嚣的雀鸟。
诗的最后四句又由写景转为直接抒情。“明当渡京水,昨晚犹金谷”。这两句是说:“我昨天还在繁华的洛阳,而明天就要去偏远的郑州了。”句意和头二句“朝与周人辞,暮投郑人宿”前后呼应,既体现出感情的凝聚、深化,给人以极大的艺术感染力;另一方面又开合有度,收放自如,浑然一体。“此去欲何言,穷边循微禄”是指为了微薄的俸禄而到穷僻边远的地方去。这二句话感情深沉、情韵丰厚而不作平白直露的激越之语,在自嘲中流露出更深沉的忧郁——情到深处人孤独。
全诗在征途愁思中以简淡自然之笔意织入村野恬宁景物,又由恬然的景物抒写宦海沉浮的失意、苦闷和孤独。全诗诗情与画境的相互渗透、统一,最后达到“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妙境。
词序点明董“梓漕得罪归鄱阳,过东坡于齐安”的原因,惊讶董视罪罢无事而“丰暇自得”的淡然心情,记录了董续柳氏忧患与共的深情。
全词主要围绕董柳忧患与共的情缘展开构思,赞颂董不为五斗米折腰及柳氏不因董“梓漕得罪归鄱阳”,“忘怀于进退”的高尚情操。
上片,由写董的“得罪削籍”一身轻,进入到写致仕后的美好家庭生活。开头六句,就写了两个“忧喜相寻”:一是“三日而去官”的董毅夫“固不成戚”;一是柳氏“忘怀”董毅夫之“进退”而“同忧患”。他们经过了一番“风雨”的打击之后,心情如“一江春绿”,清澈明亮;留下了楚襄王“巫峡梦”醒,身心皆空,过着巫山神女般的仙境生活。接着五句,以东汉伯鸾与德耀同甘共苦、坚贞不渝的情爱和颜回箪食瓢饮不改志的史事,进一层赞颂董毅夫与柳氏过着“清欢”、“粲然”、“光彩”而带着“兰玉”般孩子的恬淡家庭生活。这种生活感情,既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而东坡却能体验人微,并能调动各种艺术手段,把它写得富有感染力。
下片,进一层写董毅夫与柳氏淡然面对人间烦恼,“欣然”、“益安”同“忧患”的人生态度。开头四句,三三排比,锵锵有声。“幽梦里”,吐真言。东坡过着贬居生活,非常寂寞,只有靠虚幻的梦境来求得片时的慰藉。“肠断处”,不理睬,一切听自然。到了“肠断”的境地,真挚之情自不待言。可见他们是志同道合的贤妻良夫。第五、六句又用一典,反衬出董毅夫有情有义,不是“文君婿”司马相如忍受不住贫困而受卓王孙的赐予那样“卑辱”的软骨头。显然,东坡是站在封建传统的观念上来看待司马相如的,不足为训。第七、八、九句引用《诗经·周南·汉广》,“夫子休乔木”意,是说贤女可求,以喻董毅夫有幸地得到孟光般的贤女为妻。东坡反其义而用之,可谓妙笔。最后三句发出衷心祝愿:愿董柳远离尘世,清闲无忧,左右相伴,白头偕老。
全词,序言和正文互补,如道家常;想象与现实融会,情调浪漫。喻义精当,寓意深刻。五处用典引诗,不落俗套。以典代言,既精炼文字,又准确表意,实为东坡词的一大特色。东坡与家僮建立起一种感情上一拍即合的“朋友”关系,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自己与董毅夫的宦场失意的落泊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