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朝廷暗弱群雄割据,面对统一天下重整纪纲的时代课题,那些凭镇压“黄巾”起家的大大小小的军政头头,个个野心勃勃欲夺天下,为此一时好像都求贤若渴、广纳贤才。可实际上个个又都惟我独尊,顺者昌逆者亡。麾下谋臣高参一旦在原则问题上表露“异见”,那就肯定没有好下场。献衡本来是高才大才,据《后汉书》上说他少年时就以文才和辩能而扬名天下。当时身在曹营的名儒孔融也赞他“淑质贞亮英才卓荦”,还上表奏帝推荐了他。可因为他有个狂傲不羁的毛病,很快就被曹操给“打发”到刘表那儿去。刘表为了不想让曹操的借刀之计得逞,便又把他“推荐”到江夏太守黄祖那去了。起初,黄祖因他与自己的大儿子黄射很要好,对他还有几分欣赏,可后来遭他当众辱骂,盛怒之下一刀把他杀了。
献衡死时才26岁,到死也没个官衔职称,墓碑上写的仅是“汉处士献衡”。处士,即指未做官的文化人。如此境遇的他心里自然有着一腔愤懑的苦水了——这就是写这篇《鹦鹉赋》的心理背景。至于奉命提笔的具体缘由,他在此赋“序文”里有明确交代:一次黄射在鹦鹉洲上大会宾客,有人献鹦鹉并希望他能以鹦鹉为题作赋以“使四座咸共荣观”,于是他竟“笔不停缀、文不加点”地当即完成。因此这还是一篇颇有限制的“命题作文”。
全文给读者的总印象是寓意丰富、抒情含蓄、结构精巧、文字形象。
全文分两大层面,第一层(前三段)是咏赞“鸟之形质美”,即从多个侧面用多种手法描绘赞美鹦鹉鸟的超凡不俗。先写其丽容丽姿,再写鸟的聪明辩慧和情趣之高洁。如此便收得一箭双雕:既显扬出鹦鹉鸟之奇美,又暗示自己志向的高超和才智的出众。而其中第二段所写虞人们奉命布下天罗地网捕捉鹦鹉而献全鸟者受赏的细节,则更巧妙地影射出东汉末年权贵压迫忠正控制贤才的行径以及他自己被人几经转送的尴尬苦楚。第二层(后三段)则进一步抒写“鸟之神苦(困境与悲情)”。即美丽高洁的鹦鹉身陷笼槛却时时“想昆山之高岳,思邓林之扶疏”,又暗衬出他自己有志难酬有才无时的愤懑情怀。
以上所说便是该篇的“主脉”。此外,考虑到命题之需和扣题之宜,献衡先生还于字里行间一石三鸟地满足了在场主客们各自的审美需求。它不仅给予了众宾客以“荣观”之乐,又点透出献鸟者的殷切之意。而面对着美鸟佳篇,宾客们得其欢乐之态和献鸟者自得之色等等,宴会主人也会油然而生得一番幸慰。所以该作真可谓是一石三鸟的神来之笔了。
鉴此,《鹦鹉赋》堪称汉以来顶尖级的赋体佳作,鹦鹉洲也因此享有盛名。比如唐代诗人崔颢那首绝妙的《黄鹤楼》里就有“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凄凄鹦鹉洲”的名句。大诗人李白流放夜郎途中被赦返回时,眼望鹦鹉洲而触景生情便也吟得《望鹦鹉洲悲献衡》,对作者献衡的钦慕怜惜之情尽染笔端:“吴江赋《鹦鹉》,落笔超群英。锵锵振金玉,句句欲飞鸣。鸷鹗啄孤凤,千春伤我情。”
楚灵王乃是春秋后期一位极富争议的君主,乃楚庄王的孙子,楚共王的次子,楚康王的弟弟。楚康王死后,其幼子即位为君,当时担任执政官(令荡)的灵王趁国君生病,亲手勒死了国君,自立为王。楚国历史上一直有王子弑君自立的传统:成王杀兄自立,穆王杀父自立,灵王则杀侄自立,三者都获得了大臣的承认,坐稳了江山;但是在《春秋》上,仍然不免被讥讽为乱臣贼子。
自从楚共王以来,楚国霸业日益衰落,晋国占据优势,吴国也强大起来。灵王即位后,与吴国多次交战,先后灭了陈、蔡两个华夏诸侯国,又修筑了东西不羹两座大城以威慑中原,终于在会盟中压倒晋国,重新成为霸主。从这个角度看,灵王可谓中兴之主。但是他的霸业完全依靠武力和威压,而不像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当年那样威德并用,中原诸侯大多心中不服,楚国国内也有大量不稳定因素。灵王不思采用怀柔手段稳固政权基础,反而再次出兵与吴国争夺徐国(今徐州一带),《子革对灵王》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时。
灵王率军驻扎在离徐国不远的乾溪,以狩猎为名,炫耀武力。看看他穿着的服装:皮毛做的帽子(皮冠),秦国赠送的羽衣(秦复陶),翠鸟羽毛做成的披风(翠被),豹皮做的鞋子(豹舄),手中还拿着鞭子。以上服饰极尽奢华,有楚国本土的特产,还有别的诸侯进献的宝物,充分显示了楚王作为霸主的威严。灵王一直以好大喜功著名,郑国名臣子产就曾指出此人虚荣心太强,未来难以善终。狩猎归来,大臣子革进见,灵王遂摘下帽子,脱下披风,放下鞭子,以示对大臣的尊敬。
这个子革是何许人也?不是楚国本土的大臣,而是从郑国来楚国“政治避难”的公子,原名郑丹,子革是他的字。春秋时代列国人才流动频繁,“楚材晋用”的例子很多,中原人才逃往楚国的也不少。子革作为一个落魄的公子,能够做到执政官的助手(右荡),显示了楚国任用人才的不拘一格。灵王接下来与子革的对话,则显示了对子革这一外国人的充分信任。
灵王对子革的问话很长,但精髓很简单:想要这个,想要那个,什么都想要,贪心不足而已。灵王首先回顾了自己的祖先对周王朝的巨大功勋(其实楚国在西周乃是不到百里的小国,远没有灵王吹的那么伟大),然后耿耿于怀地指出,齐国、晋国、鲁国、卫国都得到了周天子赐予的礼器,楚国却没有。如果现在派人向周天子索取礼器,天子会不会给?
子革回答:“肯定会给啊!我们楚国的祖先,勤劳勇敢那是没话说,可当时我们不是周天子的亲戚,天子就不拿我们当回事。今天可不一样了,周天子害怕我们,齐国、晋国、鲁国、卫国都服侍我们,大王您派人去要礼器,天子哪敢不给啊?”
这段回答很对灵王的胃口,于是他得寸进尺地继续问:许这个地方(即今天的许昌),原本是楚国祖先的伯父的封地(都过去一千多年的事情了,亏灵王还好意思拿出来说),后来郑国人占领了这片土地,不把它还给楚国。如果楚国现在派人去索取这片土地,郑国会不会给我们呢?
子革回答:“肯定会给啊!周天子都不敢不给我们礼器,郑国怎么敢不给我们土地啊?”
灵王听了这两个回答,简直是心花怒放,欲望继续膨胀,于是又问道:原先晋国称霸中原,是因为晋国离中原比较近,我们楚国离中原比较远。现在我们在中原建立了陈、蔡、东西不羹四座大城,都可以出动一千辆兵车,诸侯应该害怕我们了吧?
子革回答:“肯定会害怕啊!这四个城池的兵力足够威慑诸侯了,何况还有楚国本土的兵力呢?谁敢不害怕大王啊!”
至此,灵王的自信心和欲望已经膨胀到极点,幸亏工匠进来请求他去观看玉器的制作,否则真是难以想象,接下来他还会提出多么天真的问题。
灵王以上的问题,有许多失礼的地方。子革是郑国人,郑国是周朝的同姓,又是华夏诸侯。灵王不仅大大咧咧地问他割让郑国土地的问题,还公然提出要威逼周天子、镇压华夏诸侯,丝毫不顾及子革作为郑国人的感情,只能说明他已经被欲望蒙住了眼睛。楚国当时的国力强盛,可以做到威慑周朝和其他诸侯,但灵王提问的口吻如同想要糖果的小孩子,实在不是一个霸主应有的作风。汉朝的汲黯曾讽刺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楚灵王则是赤裸裸的“外多欲”,连行仁义的幌子都懒得打一下。
灵王的欲望和子革的逢迎,果然引起了其他大臣的不满。大臣析父趁灵王不在,对子革抱怨道:“您是在我们楚国很有名望的人,现在大王问你话,你只知道唯唯诺诺,我们国家该怎么办啊?”子革胸有成竹地回答:“我刚才是在磨刀子呢,等一会大王出来,我的刀刃就要砍下来啦!”先秦时的思想家并不崇尚犯言直谏,而是崇尚温和委婉的讽谏,晏子、邹忌、孟子等均是讽谏的典型。可惜后世的谏官大多贪图名垂青史,以犯上为荣耀,以直谏为正道,已经远远偏离了孔子赞许的劝谏之道。
灵王从工匠那里出来了,这时,楚国的史官倚相正好经过。灵王就指着倚相说:“这是我们楚国的良史啊,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这些古书。”《三坟》《五典》是三皇五帝的书,《八索》是关于八卦占卜的书,《九丘》则是关于九州地理人情的书。灵王得意洋洋地引用这些书名,大概不是为了称赞倚相的博学,而是为了炫耀楚国的人才众多,间接说明自己这个国王的伟大。可这正好给了子革一个“下刀子”的机会。
子革不屑地说:“我曾经问倚相,周穆王在位的时候喜欢到处游玩,大臣祭公作了一首《祈招》之诗以克制穆王的欲望,结果穆王果然没有遭到祸乱,得到了善终;倚相居然不能背诵《祈招》,这算什么博学啊?”(其实子革只是找一个由头罢了,倚相并不一定就不会背诵那首诗)灵王一听,果然来了兴致,就要子革把《祈招》背诵给他听。子革就背诵道:
“司马祈招多么和悦安详啊,向人民传播大王的德音。想我们大王的德行,就像美玉,又像黄金。他有限度地使用民力,没有酒足饭饱之心。”
—— 这首诗的意思是,君主应该按照人民能够承担的限度来使用民力,不要用民力来满足自己的欲望,这样的君主才算是具备金玉一样的德行,他的德行才会被天下的人民传诵。“无醉饱之心”,与刚才灵王欲壑难填、贪求利益的心态相比,是多么格格不入啊!用孔子的话说,这首诗就讲了四个字:“克己复礼”。
楚灵王虽然被欲望冲昏了头脑,却不失为一个聪明人,很快理解了子革的意思。他向子革作揖表示感谢,回到休息的地方,当天就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我们知道,一个人克制欲望的时候,很容易出现这种心神不宁的情形,一个普通人克制一下烟瘾、酒瘾尚且如此,何况一国之君克制权力欲?结果很悲惨,虽然子革的谏言打动了灵王,灵王却无法克制自己。第二年,楚国内部就爆发了政变,穷兵黩武的灵王被废黜,其弟登基为王,众叛亲离的灵王最后在荒野自杀,这就是一代霸主的下场。
春秋时期的霸主,能够善终的不多,像灵王这样身死而为天下笑的却不少。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最后因为宠信佞臣,饿死在床上,死后齐国有五世之乱;秦穆公是秦国最贤明的君主,却因为利令智昏而多次败于晋国,子孙三百年不能出函谷关一步;晋厉公在鄢陵击败楚军,独霸中原,几年之后就被卿大夫杀死,只有一辆牛车陪葬;吴王夫差先后打败齐、晋、楚,却死在自己的手下败将越王勾践手里,吴国随之灭亡。《诗经》有之:“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不是说越到后面难度越大,而是说成功的人心态会有变化,一旦欲望膨胀起来,就算想保全身家性命都不容易,谈何建功立业?
孔子曰:“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克己,就是要克制自己的欲望;复礼,就是要符合周礼的规定。一旦能够做到克己复礼,则天下纷纷扰扰都归于自己的仁心,不再会有欲壑难填的苦恼,也不会再有自取灭亡的冲动。可惜后世的理学家把“克己复礼”四个字理解成了“存天理,遏人欲”,最终变成了片面空谈性理,消灭人的正常欲望,与孔子和先秦其他哲人的本意相去甚远。
首两句从隐者的居所和处境着笔,称扬隐者的德行。“无媒”语出《韩诗外传》:“士不中道相见,女无媒而嫁者,君子不行也。”原意女子因无人为媒难以出嫁,这里指士子因无人推荐、引见而无法用于世。正因为无汲引者问津,隐者门可罗雀,屋前小路长满了荒草,一片萧索冷落。“草萧萧”暗用汉代张仲蔚事。据《高士传》载,张仲蔚“善属文,好诗赋,闭门养性,不治荣名”。透过萧萧荒草,一个安于索居的隐者形象呼之欲出。“云林”,高入云中的山林,这里指隐者隐之处。市朝,指交易买卖场所和官府治事所在。自古以来,隐者乐于洁身自好,有意避开这些争权夺利的尘嚣地,“退不丘壑,进不市朝,怡然自守,荣辱不及”(《周书·薛端传》)。清心寡欲,恬淡自适,诗人对隐者的洁行高志,流溢出钦羡、称颂之情。
末两句从白发落墨,生发健拔高昂的议论。“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白发与忧愁有着不解之缘。隐者“无媒”,因而怀才不遇。社会的压抑使他产生忧愁,难以驱逐的忧愁又使他早生华发。他叹息英雄无用武之地,痛恨扼杀人才的社会势力,呼吁世间公道。诗人充分理解隐者的心境,他与隐者灵犀相通,命运与共,对人世、对社会有着相同的见解。他以为,世间只有白发最公道,即使是达官贵人的头上也照长不误,决不饶过。不受财富摆布,不向权贵拜倒,不阿谀,不恂私,一切都公平合理,这就是人间的公道。诗中“唯”字,包含言外之意:除了白发,人世间再没有公道可言。社会不公正,在诗人笔下得到深刻的揭露和无情的针砭。这是理性的批判,是对当时整个社会现实的有力鞭苔。
全诗随情感的流动、意绪的变化而呈现不同的节奏和语势:前两句如静静溪流平和舒缓,后两句如滔滔江潮激荡喷涌。批斥的锋芒直指不公道的封建社会制度,议论警动,憎爱分明,痛快淋漓而又不乏机趣幽默。
诗的序言部分写李清照到丈夫赵明诚任知州的莱州探望。但却被赵明诚冷落一旁,而且夫妇俩平生爱好金石之物,在赵明诚的官邸中却一样也没看到。可以想像李清照心中的不满和失落。李清照无聊到随手翻案头上的《礼韵》,以翻到的字为韵,来作诗,而这首诗就是在这样的场景下诞生的。
诗的开头两句首先描绘了诗人所处的环境,寒窗败几、空无所有,从写生活环境中反映出诗人心境。而且用典袁术走投无路,身无一物来比喻丈夫所处的环境。虽然明写赵明诚物质上的缺失,但实写赵明诚在精神层次上的缺失。
接着转入议论,对酒与钱这类世人皆为之吸引的东西,表示了轻蔑。在李清照的眼中赵明诚应酬就一个字“俗”,所以李清照说这是喜生事,也就是惹事非。
后四句绝非赋闲之篇,李清照写出了自己向往的生活。闭门谢客、凝香佳思、偶得佳句、人生知己。李清照把自己的情操、品格、皆融于诗中。在这首诗中她不仅仅是调侃自己的丈夫,也是展现她自己追求的生活情趣。
其实,赵明诚虽处仕宦,其风雅素心不曾稍减。有知淄州时所书《白居易<楞严经>跋》为证、赵明诚不以“州守”为重,而以“有素心之馨”为得;复从其夫妇“相对展玩,狂喜不支”的情景尤可想其为人,实为李清照的要求甚高。
这是一首和诗,作者是用原唱同题抒发自己宦游江南的感慨和归思。江南早春天气,和朋友一起游览风景,本是赏心乐事,但诗人却像王粲登楼那样,“虽信美而非吾土”,不如归去。所以这首和诗写得别有情致,惊新而不快,赏心而不乐,感受新鲜而思绪凄清,景色优美而情调淡然,甚至于伤感,有满腹牢骚在言外。
诗一开头就发感慨,说只有离别家乡、奔走仕途的游子,才会对异乡的节物气候感到新奇而大惊小怪。言外即谓,如果在家乡,或是当地人,则习见而不怪。在这“独有”、“偏惊”的强调语气中,生动表现出诗人宦游江南的矛盾心情。这一开头相当别致,很有个性特点。
中间二联即写“惊新”。表面看,这两联写江南新春伊始至仲春二月的物候变化特点,表现出江南春光明媚、鸟语花香的水乡景色;实际上,诗人是从比较故乡中原物候来写异乡江南的新奇的,在江南仲春的新鲜风光里有着诗人怀念中原暮春的故土情意,句句惊新而处处怀乡。
“云霞”句是写新春伊始。在古人观念中,春神东帝,方位在东,日出于东,春来自东。但在中原,新春伊始的物候是“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礼记·月令》),风已暖而水犹寒。而江南水乡近海,春风春水都暖,并且多云。所以诗人突出地写江南的新春是与太阳一起从东方的大海升临人间的,像曙光一样映照着满天云霞。
“梅柳”句是写初春正月的花木。同是梅花柳树,同属初春正月,在北方是雪里寻梅,遥看柳色,残冬未消;而江南已经梅花缤纷,柳叶翩翩,春意盎然,正如诗人在同年正月作的《大酺》中所形容的:“梅花落处疑残雪,柳叶开时任好风。”所以这句说梅柳渡过江来,江南就完全是花发木荣的春天了。
接着,写春鸟。“淑气”谓春天温暖气候。“黄鸟”即黄莺,又名仓庚。仲春二月“仓庚鸣”(《礼记·月令》),南北皆然,但江南的黄莺叫得更欢。西晋诗人陆机说:“蕙草饶淑气,时鸟多好音。”(《悲哉行》)“淑气催黄鸟”,便是化用陆诗,而以一个“催”字,突出了江南二月春鸟更其欢鸣的特点。
然后,写水草。“晴光”即谓春光。“绿苹”是浮萍。在中原,季春三月“萍始生”(《礼记·月令》);在江南,梁代诗人江淹说:“江南二月春,东风转绿苹.”(《咏美人春游》)这句说“晴光转绿苹”,便是化用江诗,也就暗示出江南二月仲春的物候,恰同中原三月暮春,整整早了一个月。
总之,新因旧而见奇,景因情而方惊。惊新由于怀旧,思乡情切,更觉异乡新奇。这两联写眼中所见江南物候,也寓含着心中怀念中原故乡之情,与首联的矛盾心情正相一贯,同时也自然地转到末联。
“古调”是尊重陆丞原唱的用语。诗人用“忽闻”以示意外语气,巧妙地表现出陆丞的诗在无意中触到诗人心中思乡之痛,因而感伤流泪。反过来看,正因为诗人本来思乡情切,所以一经触发,便伤心流泪。这个结尾,既点明归思,又点出和意,结构谨严缜密。
前人欣赏这首诗,往往偏爱首、尾二联,而略过中间二联。其实,它的构思是完整而有独创的。起结固然别致,但是如果没有中间两联独特的情景描写,整首诗就不会如此丰满、贯通而别有情趣,也不切题意。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首诗的精彩处,恰在中间二联。
尾联点明思归和道出自己伤春的本意。诗采用拟人手法,写江南早春,历历如画,对仗工整,结构细密,字字锤炼。
这首诗造语警策。体例上韵脚分明,平仄和谐,对仗工整,已是成熟的律诗作品。结构上,首联一个意群,颔联颈联一个意群,尾联又一个意群,并且首尾呼应、中间展开。这种行文方式是初唐律诗乃至此后的唐律中常用的格式。因此,这首诗可谓初唐时期完成近体诗体式定格的奠基之作,具有开源辟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