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作于公元1188年(宋孝宗淳熙十五年戊申)正月初一这一天,刚好是立春。自然界的节候推移,触发了他满腔的忧国之情。这一年辛弃疾已四十九岁,屈指一算,他渡江归宋已经整整二十七个年头了。二十七年来,辛弃疾无时不盼望恢复大业成功,可是无情的现实却使他一次又次地失望了。于是,他在春节的宴席上挥毫写下这首小词,借春天花期没定准的自然现象,含蓄地表达了自己对国事与人生的忧虑。这也是辛词善于以比兴之体寄托政治感慨的一个特点。
这首词的开篇通过节日里众人热闹而自己索然无味的对比描写,表达了自己与众不同的感伤情怀。“谁向椒盘簪彩胜?整整韶华,争上春风鬓”,说的是当时民间春节风俗。正当美好年华的整整等人,争着从椒盘中取出春幡,插上两鬓,春风吹拂着她们头上的幡胜,十分好看。
这里通过描写节日里不知忧愁为何物的年轻人们的欢乐,来反衬自己“忧愁风雨”的老年怀抱。接下来两句:“往日不堪重记争,为花长把新春恨。”笔锋一转,说明自己并非不喜欢春天,不热爱生活,而是痛感无忧无虑的生活对于自己早已成为“往日”的遥远回忆。并且,其不爱春天热闹的原因还有更深的意义。
在过去的岁月里,作者岁岁苦盼春来花开,可年复一年,春天虽来了,“花”的开落却无凭准,这就使人常把新春怨恨,再没有春天一来就高兴的旧态了。显然这里一个“恨”字,已不是简单地恨自然界的春天了。接下来,作者从一个“恨”字出发,着重写了自己对“花期”的担忧和不信任。字里行间,充满了怨恨之情。这种恨,是爱极盼极所生之恨。
“春未来时先借问,晚恨开迟,早又飘零近。今岁花期消息定,只愁风雨无凭准。”作者急切盼望春来,盼望“花”开,还在隆冬就探询“花期”;但花期总是短暂的,开晚了让人等得不耐烦,开早了又让人担心它很快凋谢;这一年是元日立春,花期似乎可定,从他平时言行读者不难了解,可是开春之后风风雨雨尚难预料,谁知这一年的花开能否如人意?
作者在这里写的虽是自然界的变化,实际上是在曲折地表达了对理想中的事物又盼望、又怀疑、又担忧,最终还是热切盼望的矛盾复杂心情。作者之所以会有如此缠绵反复、坚凝执着的心理呢?就是因为他心中有抗金复国这一项大事业!所谓“花期”,即是作者时时盼望的南宋朝廷改变偏安政策,决定北伐中原的日期。
在正月初一这样的节日,人们忙着庆贺这个双喜的日子。尤其是年轻人,更是天真烂漫,兴高采烈,欢呼新春的到来。但是,这样的节日场景,对于长期削职闲居,壮志难酬的辛弃疾来说,无疑是别有一番滋味,眼看着这一派歌舞升平的气象,却怎么也乐不起来。
就在他写此词前两个月,太上皇赵构死了,这对于恢复大业也许是一个转机。如果宋孝宗此后善作决断,改变偏安路线,则抗金的“春天”必将到来。可是锐气已衰的孝宗此时已无心于事业,赵构刚死,他就下令皇太子赵惇“参决国事”,准备效法他老子传位于太子,自己当太上皇享清福了。
由此看来,“花期”仍无定准,“风雨”也难预料。上饶离临安不远,作者想必已听到这一消息。而他在词中所感叹的“花期”无定、“风雨”难料,也是由此而发。通篇此词,作者比兴结合,含而不露,十分自然地表达了他政治上的感受和个人遭遇的愁苦复杂的心情。
当时,辛弃疾被劾离官闲居已五年余。是年奏邸忽腾报辛因病挂冠,此迟到的风雨具见京城大老们的荒唐和对稼轩的忌恨。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新的一年来临,正当美好年华的整整等人,争着从椒盘中取出春幡插上两鬓,春风吹拂着她们头上的幡胜,十分好看。我不是不喜欢春天,而是那种生活早已成为的遥远回忆,往日为了花期而常把春天虽怨恨。
今年春未到时我就开始探询花期,但花期短暂,开晚了让人等得不耐烦,开早了又让人担心它很快凋谢。今年是元日立春,花期应可定,可是开春之后风风雨雨尚难预料,谁知这一年的花开能否如人意?
注释
戊申:即宋孝宗淳熙十五年(1188年)。元日:正月初一。
椒盘:盛有椒的盘子。
彩胜:即旛胜。
整整:人名,是辛弃疾所宠爱的一位吹笛婢,词中以之代表他家中的年轻人。
韶华:青春年华。
借问:询问(花期)。
花期:花开的日期。暗指作者时时盼望的南宋朝廷改变偏安政策,决定北伐中原的日期。
无凭准:靠不住。
这首词作于公元1188年(宋孝宗淳熙十五年戊申)正月初一这一天,刚好是立春。自然界的节候推移,触发了他满腔的忧国之情。这一年辛弃疾已四十九岁,屈指一算,他渡江归宋已经整整二十七个年头了。二十七年来,辛弃疾无时不盼望恢复大业成功,可是无情的现实却使他一次又次地失望了。于是,他在春节的宴席上挥毫写下这首小词,借春天花期没定准的自然现象,含蓄地表达了自己对国事与人生的忧虑。这也是辛词善于以比兴之体寄托政治感慨的一个特点。
这首词的开篇通过节日里众人热闹而自己索然无味的对比描写,表达了自己与众不同的感伤情怀。“谁向椒盘簪彩胜?整整韶华,争上春风鬓”,说的是当时民间春节风俗。正当美好年华的整整等人,争着从椒盘中取出春幡,插上两鬓,春风吹拂着她们头上的幡胜,十分好看。
这里通过描写节日里不知忧愁为何物的年轻人们的欢乐,来反衬自己“忧愁风雨”的老年怀抱。接下来两句:“往日不堪重记省,为花长把新春恨。”笔锋一转,说明自己并非不喜欢春天,不热爱生活,而是痛感无忧无虑的生活对于自己早已成为“往日”的遥远回忆。并且,其不爱春天热闹的原因还有更深的意义。
在过去的岁月里,作者岁岁苦盼春来花开,可年复一年,春天虽来了,“花”的开落却无凭准,这就使人常把新春怨恨,再没有春天一来就高兴的旧态了。显然这里一个“恨”字,已不是简单地恨自然界的春天了。接下来,作者从一个“恨”字出发,着重写了自己对“花期”的担忧和不信任。字里行间,充满了怨恨之情。这种恨,是爱极盼极所生之恨。
“春未来时先借问,晚恨开迟,早又飘零近。今岁花期消息定,只愁风雨无凭准。”作者急切盼望春来,盼望“花”开,还在隆冬就探询“花期”;但花期总是短暂的,开晚了让人等得不耐烦,开早了又让人担心它很快凋谢;这一年是元日立春,花期似乎可定,从他平时言行读者不难了解,可是开春之后风风雨雨尚难预料,谁知这一年的花开能否如人意?
作者在这里写的虽是自然界的变化,实际上是在曲折地表达了对理想中的事物又盼望、又怀疑、又担忧,最终还是热切盼望的矛盾复杂心情。作者之所以会有如此缠绵反复、坚凝执着的心理呢?就是因为他心中有抗金复国这一项大事业!所谓“花期”,即是作者时时盼望的南宋朝廷改变偏安政策,决定北伐中原的日期。
在正月初一这样的节日,人们忙着庆贺这个双喜的日子。尤其是年轻人,更是天真烂漫,兴高采烈,欢呼新春的到来。但是,这样的节日场景,对于长期削职闲居,壮志难酬的辛弃疾来说,无疑是别有一番滋味,眼看着这一派歌舞升平的气象,却怎么也乐不起来。
就在他写此词前两个月,太上皇赵构死了,这对于恢复大业也许是一个转机。如果宋孝宗此后善作决断,改变偏安路线,则抗金的“春天”必将到来。可是锐气已衰的孝宗此时已无心于事业,赵构刚死,他就下令皇太子赵惇“参决国事”,准备效法他老子传位于太子,自己当太上皇享清福了。
由此看来,“花期”仍无定准,“风雨”也难预料。上饶离临安不远,作者想必已听到这一消息。而他在词中所感叹的“花期”无定、“风雨”难料,也是由此而发。通篇此词,作者比兴结合,含而不露,十分自然地表达了他政治上的感受和个人遭遇的愁苦复杂的心情。
当时,辛弃疾被劾离官闲居已五年余。是年奏邸忽腾报辛因病挂冠,此迟到的风雨具见京城大老们的荒唐和对稼轩的忌恨。
宋孝宗淳熙十五年(1188),正月初一,也是立春之日。辛家的少男少女们欢乐异常,喜度春节。但辛弃疾虽罢职闲退,却须臾不忘国事,为收复失地、祖国统一大业忧心如焚,因而此词写了他当时的一种感受。
辛弃疾(1140年5月28日-1207年10月3日),原字坦夫,后改字幼安,中年后别号稼轩,山东东路济南府历城县(今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人。南宋官员、将领、文学家,豪放派词人,有“词中之龙”之称。与苏轼合称“苏辛”,与李清照并称“济南二安”。辛弃疾出生时,中原已为金兵所占。21岁参加抗金义军,不久归南宋。历任湖北、江西、湖南、福建、浙东安抚使等职。一生力主抗金。曾上《美芹十论》与《九议》,条陈战守之策。其词抒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对当时执政者的屈辱求和颇多谴责;也有不少吟咏祖国河山的作品。题材广阔又善化用前人典故入词,风格沉雄豪迈又不乏细腻柔媚之处。由于辛弃疾的抗金主张与当政的主和派政见不合,后被弹劾落职,退隐江西带湖。 ▶ 828篇诗文
这首词写春景。上阕第一句“小园东”起笔就直接点出地点,紧接着“花共柳,红紫又一齐开了”两句写树木花卉,展示一片浓郁春意。“引将蜂蝶燕和莺,成阵开,忙忙走”这三句借蜂、蝶、燕、莺,渲染出了春景之绚丽。
这首词的下阕起首一句“花心偏向蜂儿有”具体描写了蝶戏花。“花心”两句赋生物以人的情态,生动有趣,“拖逗”两句,活画出莺、燕为花吸引却又无可奈何的神态。“蜂儿却入,花里藏身”这两句写蜜蜂采蜜,“藏身”二字,活灵活现。最后两句以蜜蜂口吻写,更有妙趣。
上阕从蜂蝶莺燕绕花飞舞落笔,热闹生动、充满情趣;用口语、俗语入词,在以雅为主的词坛上别具一格,表现出另一种美学趣味。
唐宣宗大中初年,诗人由山西太原幕府掌书记,被贬为龙阳尉。自江北来江南,行于洞庭湖畔,触景生情,追慕先贤,感伤身世,而写下了《楚江怀古》五律三章,这是第一首。
这一首诗虽题“怀古”,却泛咏洞庭景致。诗人履楚江而临晚秋,时值晚唐,不免“发思古之幽情”,感伤自身不遇。首联先点明薄暮时分;颔联上句承接“暮”字,下句才点出人来,颈联就山水两方面写夜景,“夹”字犹见凝练;尾联才写出“怀古”的主旨,为后两首开题,而以悲愁作结。
全诗风格清丽婉约,感情细腻低徊。李元洛评曰:“在艺术上清超而不质实,深微而不粗放,词华淡远而不艳抹浓妆,含蓄蕴籍而不直露奔迸。”
这首诗语言极明白,表现的思想感情也很清楚,然而对诗人“忧”什么,时人为何不能理解他的“忧”,反认为他骄傲、反常,难以找到确切答案。同时他自称“士”,而“士”代表的身份实际并不确定,《诗经》中三十三篇有“士”字,共54个,仅毛传、郑笺就有多种解释,如:“士,事也”,指能治其事者;“士,卿士也”;“士者,男子成名之大号也”;“士者,男子之大号也”;“言士者,有德行之称”;“士,军士也”;“他士,犹他人也”等,所以这个自称“士”的诗人是何等角色,很难认定。与之相应,对此篇的主旨就有了多种臆测:《毛诗序》谓“刺时”,何楷《诗经世本古义》作实为“晋人忧献公宠二骊姬之子,将黜太子申生”;丰坊《诗说》说是“忧国而叹之”;季本《诗说解颐》以为是“贤人怀才而不得用”;牟庭《诗切》以为是“刺没入人田宅也”。今人或说“伤家室之无乐”,或说“叹息知己的难得”,或说“没落贵族忧贫畏饥”,或说“自悼身世飘零”,或说“反映了爱国思想”,不一而足。《诗经选注》说:“我们从诗本身分析,只能知道这位作者属于士阶层,他对所在的魏国不满,是因为那个社会没有人了解他,而且还指责他高傲和反覆无常,因此他在忧愤无法排遣的时候,只得长歌当哭,自慰自解。最后在无可奈何中,他表示‘聊以行国’,置一切不顾了。因此,从诗的内容和情调判断,属于怀才不遇的可能性极大。”故指此为“士大夫忧时伤己的诗”。
此诗两章复沓,前半六句只有八个字不同;后半六句则完全重复。两章首二句以所见园中桃树、枣树起兴,诗人有感于它们所结的果实尚可供人食用,味美又可饱腹,而自己却无所可用,不能把自己的“才”贡献出来,做一个有用之人。因而引起了诗人心中的郁愤不平,所以三、四句接着说“心之忧矣,我歌且谣”,他无法解脱心中忧闷,只得放声高歌,聊以自慰。《毛诗序》说:“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位正是因为歌之不足以泻忧,决定“聊以行国”,离开他生活的这个城市,到别处走一走,看一看。这只是为了排忧,还是想另谋出路,无法测知。但从诗的五六句看,他“行国”是要换一换这个不愉快的生活环境,则是可以肯定的。诗云:“不我知者,谓我士也骄(罔极)。”诗人的心态似乎是“众人皆醉我独醒”。因为他的思想,他的忧虑,特别是他的行为,国人无法理解,因此不免误解,把他有时高歌,有时行游的放浪行动,视为“骄”,视为“罔极”,即反常。诗人感到非常委屈,他为无法表白自己的心迹而无可奈何,所以七、八两句问道:“彼人是哉?子曰何其?”意思是:他们说得对吗?你说我该怎么办呢?这两句实际是自问自答,展现了他的内心无人理解的痛苦和矛盾。最后四句:“心之忧矣,其谁知之!其谁知之,盖亦勿思!”诗人本以有识之士自居,自信所思虑与所作为是正确的,因而悲伤的只是世无知己而已,故一再申说“其谁知之”,表现了他深深的孤独感。他的期望值并不高,只是要求时人“理解”罢了,然而这一丁点的希望,在当时来说也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只得以不去想来自慰自解。全诗给人以“欲说还休”的感觉,风格沉郁顿挫。
这首诗以四言为主,杂以三言、五言和六言,句法参差。押韵位置两章诗相同,前半六句韵脚在一、二、四、六句末;后半六句换韵,韵脚在七、八、十、十一、十二句末,并且十、十一两句重复,哀思绵延,确有“长歌当哭”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