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端三句,直道思归之愿,文义十分明显。“小窗”二句,叙写听雨情状,为下文借自然物象抒情作一引导。上片第三个层次以一个感情色彩极浓的“恨”字贯串“夜来风,夜来月,夜来云”三句,以春夜阴晴无定、变幻莫测的天象,喻示自己受尽了朝中及地方官场小人的谗谤迫扰,已不堪忍受。
下片头三句先以清明后春事阑珊、花柳飘零比喻政治上的好时光已白白过去,次以莺燕叮咛之语暗示自己尚受到种种牵制,未必能自由归去。“天心”句至末尾是最后一个抒情层次,说是只要皇帝批准了,事情就好办;然而君心难测,就如自然界忽风忽雨,忽阴忽晴,令人捉摸不透,真叫人闷杀。
全篇以比兴为主,抒情婉转曲折。意在言外,代表了稼轩词的另一种风格。
译文及注释
译文
识趣的好雨当春发生,我要趁这时令回家躬耕,何况现在已经到了清明。我独自闷坐在小窗边,侧耳倾听檐间的滴水声。可恨夜晚一会刮起大风,一会儿升上明月,一会儿铺满乌云。
落花飞絮在风雨中飘零,黄莺燕子再三对我叮咛,怕妨碍我到湖畔闲行。只要天意允许我在湖边漫步,我又何必这样烦闷操心。但我担心老天爷放任天气一霎时便阴沉,一霎时下雨,一霎时又晴。
注释
“好雨”四句:表达归耕退志心情急迫。以当春好时节,清明过了即暮迟的递进方式抒发。趁:指趁“好雨当春”时节。
侬:你,指词人。
天心:上天之心,此喻朝廷意向。
霎时:犹言一霎儿。
发端三句,直道思归之愿,文义十分明显。“小窗”二句,叙写听雨情状,为下文借自然物象抒情作一引导。上片第三个层次以一个感情色彩极浓的“恨”字贯串“夜来风,夜来月,夜来云”三句,以春夜阴晴无定、变幻莫测的天象,喻示自己受尽了朝中及地方官场小人的谗谤迫扰,已不堪忍受。
下片头三句先以清明后春事阑珊、花柳飘零比喻政治上的好时光已白白过去,次以莺燕叮咛之语暗示自己尚受到种种牵制,未必能自由归去。“天心”句至末尾是最后一个抒情层次,说是只要皇帝批准了,事情就好办;然而君心难测,就如自然界忽风忽雨,忽阴忽晴,令人捉摸不透,真叫人闷杀。
全篇以比兴为主,抒情婉转曲折。意在言外,代表了稼轩词的另一种风格。
宋光宗绍熙五年(公元1178年)春,作者正在福州知州兼福建安抚使任上。从去年冬天至现在,他曾屡次上书求归,但是朝廷对他始终没有明确答复。他猜测朝廷政治气候的变化,他对于君威难测深有感受。于是在清明节春雨未晴、风云不定的气候中,写下了这首明志与抒愤的词。
辛弃疾(1140年5月28日-1207年10月3日),原字坦夫,后改字幼安,中年后别号稼轩,山东东路济南府历城县(今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人。南宋官员、将领、文学家,豪放派词人,有“词中之龙”之称。与苏轼合称“苏辛”,与李清照并称“济南二安”。辛弃疾出生时,中原已为金兵所占。21岁参加抗金义军,不久归南宋。历任湖北、江西、湖南、福建、浙东安抚使等职。一生力主抗金。曾上《美芹十论》与《九议》,条陈战守之策。其词抒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对当时执政者的屈辱求和颇多谴责;也有不少吟咏祖国河山的作品。题材广阔又善化用前人典故入词,风格沉雄豪迈又不乏细腻柔媚之处。由于辛弃疾的抗金主张与当政的主和派政见不合,后被弹劾落职,退隐江西带湖。 ▶ 828篇诗文
这首诗是作者晚年回归故乡时路过薇山亭时所作。该诗主要通过南云、北雁寄托自己对家乡的思恋,通过单独询问故乡篱笆下菊花抒发了诗人思乡欲归的急迫心情。全诗即景抒情,感情比较含蓄。
诗的首句就云“心逐南云近”,在这一句当中,寄寓了丰富的含义。首先是诗人对家乡的思念,然而思念却不得归还,于是仰天长叹,奇情于南去的白云,就是陆机所说的“指南云以寄款”。但是只云去而未去,思乡之悄愈苦,只得心追逐南去的白云飘逝。江总在思乡情浓时,总是仰望那南去的白云,在《遇长安使寄裴尚书》中亦云“去云目徒送,离琴手自挥”,表达的仍然是这种思乡的感情。如果说在《寄装尚书》中表达的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感情的话,那么,在这里,作者着重表现的就是一种归还家乡的焦急心情。因为此时诗人已经行走在回家的路途之上了。
第二句是“形随北雁来”,在上句表达思乡之苦和归乡之焦急之后,这一句流露了一种来到南方的欣喜。伴随那从北而来的轻快的大雁,诗人来到了南方。因为归家乡的感望就要实现了,所以欣喜;因为心中欣喜,因而脚步也就轻快。“形随北雁来”五字显得自自在而飘逸。
前二句加在一起,就产生了第一个波折,从对比中表现出诗人对家乡的深深的思念。从格律和用词上看,这二句对仗工整,表现出诗人语言技巧的高妙;在语势上,语句轻快急促如行云流水很好地表现了诗人归家的心情。
后二句是“故乡篱下菊,今日几花开?”作者通过这个问题,把思乡的感情变得深沉了。在回故乡的途中,在思乡之情急切的时候,也是在家乡就快要出现在眼前的时候,诗人突然想到了故乡篱墙下的菊花,这种思维过程非常符合感情发展的逻辑。篱墙下的菊花是一个具体的物像,而且是诗人在故乡时常常能见到的东西,给诗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种印象埋藏在诗人的潜意识当中,所以在归乡的感望就要实现的时候,它就突然从潜意识里跳了出来,诗人对故乡的印象也清晰起来。诗人这时想到了篱下菊,但并不是只想到了篱下菊,从前常常见到的物像必然附著着许多其他的事件、感情,所以想起了篱下菊,那些篱下菊上的附著物也自然就联想起来了。因此,诗人通过对一个单一而具体的物件的回忆下子唤起了对家乡的整个的印象。可见这两句诗使全诗的感情得到了深化。而此二句的语势变得缓慢,也正好村托了这种深化的感情。
第一首写羁留地的萧条冷落,近而感慨一生多桀,累受挫折。前半用典,说自己是个文坛老将,也像个庙里的病和尚。马援的“常恐不得死国事”,很合作者心事。后半首即景抒情。鸥鹭之典前面已经见过,诗人无法归隐之心明矣。第四句化用陈咏“隔岸水牛浮鼻渡”,诗人改“渡”为“过”,变得更准确、生动些。
第二首是悼念秦观,怀念陈师道的诗。一、三句写陈师道,二、四句写秦观。诗人抓住两位朋友创作时的不同表现的细节,描写出他们不同的风度,一个闭门觅句,其艰辛可知;一个对客挥毫,其潇洒可见。一静一动,一隐一豪,各有特色,而其才干超群自是想象中事。但可悲的是他们有才却不受器重,一个沉沦下僚,一个客死荒远。
“清风明月苦相思,荡子从戎十载馀”两句,展现出一位女子在秋夜里苦苦思念远征丈夫的情景。诗句使人想起古诗人笔下“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的意境。这里虽不是春朝,却是同样美好的一个秋晚,一个“清风明月”的良宵。虽是良宵美景,然而“十分好月,不照人圆”,给独处人儿更添凄苦。这种借“清风明月”以写离思的手法,古典诗词中并不少见,王昌龄诗云:“送君归去愁不尽,可惜又度凉风天。”到柳永词则更有拓展:“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意味虽然彼此相近,但“可惜”的意思、“良辰好景虚设”等等意思,在王维诗中表现更为蕴藉不露。
“一日不见,如三秋兮”,一别就是十来年,可见“相思”之“苦”。但诗中女子的苦衷远不止此。
“征人去日殷勤嘱,归雁来时数附书”两句运用逆挽(即叙事体裁中的“倒叙”)手法,引导读者随女主人公的回忆,重睹发生在十年前一幕动人的生活戏剧。也许是在一个长亭前,那送行女子对即将入伍的丈夫说不出更多的话,千言万语化成一句叮咛:“当大雁南归时,书信可要多多地寄啊。”“殷勤嘱”,要求是“数(多多)附书”,足见女主人公盼望期待之急切。这一逆挽使读者的想象在更广远的时空驰骋,对“苦相思”三字的体味更加深细了。
末两句不单纯是个送别场面,字里行间回荡着更丰饶的弦外之音。特别把“归雁来时数附书”的旧话重提,大有文章。那征夫去后是否频有家书寄内,以慰寂寥呢?恐怕未必。邮递条件远不那么便利;最初几年音信自然多一些,往后就难说了。久不写信,即使提笔,反有不知从何说起之感,干脆不写的情况也是有的。至于意外的情况就更难说了。可见,那女子旧事重提,不是没有原因的。“苦相思”三字,尽有不同寻俗的具体内容,耐人玩索。
进一步,还可比较类似诗句,岑参《玉关寄长安主簿》:“东去长安万里余,故人何惜一行书”,张旭《春草》:“情知海上三年别,不寄云间一纸书”。岑、张句一样道出亲友音书断绝的怨苦心情,但都说得直截了当。而王维句却有一个回旋,只提叮咛附书之事,音书阻绝的意思表达得相当曲折,怨意自隐然不露,尤有含蓄之妙。
此诗艺术构思的巧妙,主要表现在“逆挽”的妙用。然而,读者只觉其平易亲切,毫不着意,娓娓动人。这正是诗艺炉火纯青的表现。
《后汉书·列女传》中说蔡琰“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适河东卫仲道,夫亡无子,归宁于家。兴平中(案,兴平当作初平。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用沈钦韩的说法,已指出此点),天下丧乱,文姬为胡骑所获,没于南匈奴左贤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素与邕善,痛其无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赎之,而重嫁于(董)祀。……后感伤乱离,追怀悲愤,作诗二章。”其一为五言,其二为骚体。自从苏东坡指出它们的真伪问题之后,主真主伪派各有人在。《悲愤诗》二章见载于《后汉书》蔡琰本传中,主伪派(包括一真一伪派)没有确凿的证据,一般人相信这两首诗是蔡琰所作,其中五言的一首艺术成就远远超过骚体的一首,历代选家多选其五言而遗其骚体,是不为无见的。
《悲愤诗》(其一)是我国诗史上文人创作的第一首自传体的五言长篇叙事诗。全诗一百零八句,计五百四十字,它真实而生动地描绘了诗人在汉末大动乱中的悲惨遭遇,也写出了被掠人民的血和泪,是汉末社会动乱和人民苦难生活的实录,具有史诗的规模和悲剧的色彩。诗人的悲愤,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它是受难者对悲剧制造者的血泪控诉。字字是血,句句是泪。
全诗可分三大段,前四十句为第一大段,其中分三个层次。前十四句,先从董卓之乱写起。这是诗人蒙难的历史背景,它概括了中平六年(189)至初平三年(192)这三四年的动乱情况,诗中所写,均有史可证。“斩截无孑遗”以下八句,写出了以董卓为首的一群穷凶极恶的豺狼所进行的野蛮屠杀与疯狂掠夺。据《三国志·董卓传》记载:“(董卓)尝遣军到阳城,时适二月社,民各在其社下,悉就断其男子头,驾其车牛,载其妇女财物,以所断头系车辕轴,连轸而还洛,云攻城大获,称万岁。入开阳城门,焚烧其头,以妇女与甲兵为婢妾。”诗中所写的卓众东下,杀人如麻,以至积尸盈野、白骨相撑以及“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的惨象,是这场浩劫的实录。“载妇女”三字,把诗人自己的遭遇暗暗引入。初平三年春,董卓部将李傕、郭氾大掠陈留、颍川诸县,他们的部队中又杂有羌胡兵,蔡琰就是此时被掳的。“所略有万计”以下十六句,细述诗人在俘虏营中的生活。这些成千上万的俘虏,贼兵不让他们在一起屯聚,即使骨肉之间碰在一起,也不敢说一句话。稍不留意,就会遭到一顿臭骂和毒打。他们日夜号泣悲吟,欲死不得,欲生不能,于是诗人含着满腔的悲愤,只好呼天而问。“彼苍者”两句,将途中之苦总括收住。这一大段最精彩的艺术描写,是贼兵辱骂俘虏的几句话,口吻毕肖,活画出贼兵一副狰狞的嘴脸。
“边荒与华异”以下四十句为第二大段,主要描写在边地思念骨肉之亲的痛苦及迎归别子时不忍弃子、去留两难的悲愤。“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两句,高度概括了诗人被掳失身的屈辱生活,在不忍言、不便言之处,仅用“少义理”三字概括,“以少总多”,暗含着她被侮辱被蹂躏的无数伤心事。“处所多霜雪”以下六句,用“霜雪”、“胡风”,略言边地之苦,以引出念父母的哀叹。诗人通过居处环境的描写,以景衬情,以无穷无尽的“霜雪”和四季不停的“胡风”,来烘托出无穷已的哀叹,增强了酸楚的悲剧气氛。有的注家认为蔡琰被掠后所居之地在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附近),这是不确切的。暂居在河东平阳的,是南匈奴右贤王去卑的一支,非左贤王所居之地。谭其骧先生考证出蔡琰所居之地在西河美稷(今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一带),较为可信,不然,地近中原的河东平阳焉能称作“边荒”?又何言“悠悠三千里”呢?“有客从外来”以下六句,叙述引领望归和急盼家人消息的心情,忽喜忽悲,波澜起伏。客从外来,闻之高兴;迎问消息,方知不是同乡,也不是为迎己而来,希望转为失望。“邂逅徼时愿,骨肉来迎己”两句,诗的意脉忽又转折,平时所企望的事情意外的实现了,真是喜出望外。“己得自解免”以下六句,忽又由喜而悲。返回故乡必须丢弃两个儿子,可能一别永无再见之日,念及母子的骨肉之情,怎能忍心抛弃自己的儿子呢?诗人于是陷入痛苦与矛盾之中。“别子”的一段艺术描写,感情真挚,而且挖掘得深而婉,最为动人。儿子劝母亲留下的几句话,句句刺痛了母亲的心。清人张玉谷评“天属缀人心”以下十六句诗说:“夫琰既失身,不忍别者岂止于子。子则其可明言而尤情至者,故特反复详言之。己之不忍别子说不尽,妙介入子之不忍别己,对面写得沉痛,而己之不忍别愈显矣,最为文章妙诀。”(《古诗赏析》卷六)此言颇为精到。儿子的几句质问,使诗人五内俱焚,恍惚若痴,号泣抚摩其子,欲行不前。在去住两难中,突现了抒情主人公的复杂矛盾心情。“兼有同时辈”以下八句,插叙同辈送别的哀痛,“同时辈”应指与蔡琰一起被掳,同时流落在南匈奴的人,其中应多为妇人女子。她们羡慕蔡琰能返回故乡,哀叹自己的命运,故号啕痛哭。作者描绘出马不肯行、车不转辙、连观者和路人目睹此情此景无不欷歔流涕的场面。不言而喻,当事者的痛苦,要甚于旁观者十倍、百倍。此种衬托手法,更加突出了诗人悲痛欲绝的心境。
“去去割情恋”以下二十八句为第三大段,叙述归途及归后的遭遇。首六句写归途:割断情恋,别子而去,上路疾行,日行日远,但情恋又何尝能割去?“念我出腹子,胸臆为摧败”两句,以念子作收,随作一顿。“既至家人尽”以下十二句,先叙述归后方知亲人凋丧,连中表近亲也没有,以此状写诗人的孤苦无依。接叙乱后荒凉:城郭变成山林,庭院长满荆棘漫草,白骨纵横,尸骸相撑。特别是“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两句,把战后的荒凉,通过阴森恐怖气氛的渲染,表现得十分透足。“茕茕对孤景”句,遥接“既至家人尽,又复无中外”两句。“登高远眺望”两句,又以念子暗收,遥应“念我出腹子”两句,把念子之情表现得回环往复。以下四句,叙述诗人在百忧煎熬之下,自己感到已快到生命的尽头,虽勉强生活下去,也失去了生活的乐趣。“托命于新人”以下四句,叙述重嫁董祀之后,虽用尽心力,勉励自己活下去,但自己经过一番流离之后,已经成为被人轻视的女人,常常耽心被新人抛弃,这反映了加在妇人身上的精神枷锁及自轻自贱的女性心态。最后以“人生几何时,怀忧终年岁”作结,“虽顶末段,却是总束通章,是悲愤大结穴处。”(《古诗赏析》)说明自己的悲剧生涯已无法解脱,悲愤无时无往不在,没有终极。
通观全诗,《悲愤诗》在艺术上有几点突出的成就。
诗人善于挖掘自己的感情,将叙事与抒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虽为叙事诗,但情系乎辞,情事相称,叙事不板不枯,不碎不乱。它长于细节的描绘,当详之处极力铺写,如俘虏营中的生活和别子的场面,描写细腻,如同电影中的特写镜头;当略之处,一笔带过,如“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两句,就是高度地艺术概括。叙事抒情,局阵恢张,波澜层叠。它的叙事,以时间先后为序。以自己遭遇为主线,言情以悲愤为旨归。在表现悲愤的感情上,纵横交错,多层次,多侧面。她的伤心事太多了:被掠、杖骂、受侮辱、念父母、别子、悲叹亲人丧尽、重嫁后的怀忧,诗中可数者大约有七八种之多,但是最使她痛心的是别子。作者为突出这一重点,用回环往复的手法,前后有三四次念子的艺术描写。别子之前,从略述边地之苦,引出“感时念父母,已为念子作影。”(《古诗赏析》)正面描写别子的场面,写得声泪俱下。同辈送别的哀痛,又为别子的哀痛作了衬托。赎归上路后,又翻出“念我出腹子,胸臆为摧败”一层。见得难以割舍的情恋,是因别子而发。至“登高远眺望,神魂忽飞逝”,又暗收念子。从这里可以看出别子是诗人最强烈、最集中、最突出的悲痛,从中可以看到一颗伟大的母亲的心在跳动。诗人的情感在这方面挖掘得最深,因此也最为动人,这是令人叹为观止的艺术匠心之所在。
《悲愤诗》的真实感极强,诗中关于俘虏生活的具体描写和别子时进退两难的复杂矛盾心情,非亲身经历是难以道出的。诚如近代学者吴闿生所说:“吾以谓(悲愤诗)决非伪者,因其为文姬肺腑中言,非他人所能代也。”(《古今诗范》)沈德潜说《悲愤诗》的成功“由情真,亦由情深也。”(《古诗源》卷三)足见它的真实感是有目共睹的。
《悲愤诗》语言浑朴,“真情穷切,自然成文”,它具有明白晓畅的特点,无雕琢斧凿之迹。某些人物的语言,逼真传神,具有个性化的特点。如贼兵骂俘虏的几句恶言恶语,与人物身分吻合,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形象鲜明生动。文姬别子时,儿子说的几句话,酷似儿童的语气,似乎可以看到儿童抱着母亲的颈项说话的神态,看出小儿嘟努着小嘴的样子,孩子的天真、幼稚和对母亲的依恋,跃然纸上,这在前此的诗歌中是罕见的。
《悲愤诗》激昂酸楚,在建安诗歌中别构一体,它深受汉乐府叙事诗的影响,如《十五从军征》、《孤儿行》等,都是自叙身世的民间叙事诗,《悲愤诗》一方面取法于它们,另方面又揉进了文人抒情诗的写法。前人指出它对杜甫的《北征》、《奉先咏怀》均有影响,不为无据。它与《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堪称建安时期叙事诗的双璧。
此词交叉地写听觉与视觉的感受,从音响与色彩两个方面勾勒出一幅残败的暮春图画,表达了词人伤春、惜春、慨叹美好年华逝去的情怀,寄寓了作者深沉的身世感慨。全词融情于景,写景中融进了自己的生活,写出了自己的性情与风骨,堪称一首出类拔萃的伤春词。
词题为《春晚》,顾名思义是写残春景象。“留春不住,费尽莺儿语。满地残红宫锦污,昨夜南园风雨。”作者一起笔就写由于“昨夜雨疏风骤”,南园今朝满地残红了。词人面对这万花凋谢的景象,自然不胜伤感。此时耳边传来了黄莺儿不停的啼唱,于是,他仿佛感觉到多情的莺儿也正为落花发愁,苦劝春天不要归去呢。“留春不住,费尽莺儿语”,好象词人叹息。写莺语的“费尽”,实是衬托出词人的失落感,因为花开花谢,春去秋来,是自然规律与莺儿无关。妙词人赋予禽鸟以人的感情,不直说自己无计留春之苦,而是借莺儿之口吐露此情,手法新巧而又饶有韵味。
开头从听莺声写起,转而便诉诸视觉。一夜风雨过后,园花凋谢,残红败蕊,满地飘零,狼藉不堪。百花盛开时,灿烂本如宫锦,可惜如今给糟塌得不成样子了!“满地残红”自是残春时节的典型景色,比之美好宫锦之被污损,词人痛惜之情可见。
下面又从视觉转到听觉上来:正当词人目睹这如花似锦的春天匆匆消逝,心中无限惆怅之时,仿佛从远处传来歌女小怜之辈弹奏琵琶的声音,“弦弦掩抑声声思”,那弦弦声声正是惜春惜花之情。小怜,即北齐后主高纬宠幸的冯淑妃,因她“慧黠能弹琵琶,后代诗人常用以借指歌女。本词中”小怜初上琵琶“,是从李驾《冯小怜》诗”湾头见小怜,请上琵琶弦“句化出。这琶琶之声哀婉动人,当此即将逝去的春宵,有多少闺中佳人长夜不眠,那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思飞越千里关山,追寻天涯游子。这里,作者抒写的是由春天的匆匆归去而引起的年华虚度之感,隐隐寄托着一种美人迟暮、英雄末路的悲慨。
最后,词人写到眼前触目皆是的杨花——这一暮春特有的风光:只见那如雪的飞花飘扬,是那样的自由自,可始终不肯飞入那权贵人家的画堂朱户。
古来伤春愁秋的诗词多得不可胜数。这类被人嚼烂了的题材,却是历代不乏佳篇,非但不使人感到老一套,相反,永远有新鲜之感。王安国这首《清平乐》就是这样的好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