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以“狼”的进退皆狼狈不堪的情景，来衬托周公进退从容，无所往而不宜的智慧品德。也有人认为这是讽刺贵族王孙的诗。全诗二章，每章四句。此诗语带调侃，但有分寸，先以老狼前颠后踬的体态作比来揶揄人，后又在结句弱化了揶揄份量，使整首诗的氛围带上了一种特有的幽默感。
关于这首诗的主旨，长期以来即有美刺两种观点相对立。旧说是“赞美”，现代研究者则多判为是对贵族“丑态”的“讽刺”。持美诗说者或径取前人成说，不予发挥；持刺诗说者大都以“狼固非喻圣人之物”为据；或言狼喻管蔡小人之流，曲意弥缝，二者均未对《豳风·狼跋》一诗之比兴特点作深入体察。主赞美者，着眼在“赤舄几几”“德音不瑕”，这只能是颂赞；但“狼跋其胡，载疐其尾”的比喻，却分明带着揶揄的口吻，与“赞美”并不协调。
主讽刺者，着眼在喻比公孙的“狼”，既凶残、又狼狈，若非讽刺，不会以此为喻。此诗以狼之进退形容公孙之态，亦非必含有憎恶、挖苦之意。闻一多指出，《豳风·狼跋》“对于公孙，是取着一种善意的调弄的态度”。还有一种观点，把“狼跋其胡”解释为天狼星停滞在尾宿，认为这是一首讽刺的山歌，讽刺公孙贵族不懂、不关心天象的变化而只关心自己的鞋子。
此诗二章，入笔均从老狼进退的可笑之态写起。但体味诗意，却须先得注意那位“公孙”的体态。诗中一再点示“公孙硕肤”。“肤”即“胪”，腹前肥者之谓；“硕胪”，则更胖大累赘了。一位肥硕的公孙，而穿着色彩鲜明的弯翘“赤舄”走路，那样子一定是非常可笑的。“舄”是一种皮质、丝饰、底中衬有木头的屦，形状与翘首的草鞋相仿。
据闻一多考证，周人的衣、冠、裳（下衣）、履，在颜色搭配上有一定规矩。公孙既蹬“赤舄”，则其带以上的衣、冠必为玄青，带以下的韠、裳则为橙红，还有耳旁的“瑱”、腰间的“佩”，多为玉白。正如闻一多所描摹的，给公孙“想像上一套强烈的颜色……再加上些光怪陆离的副件（按：即瑱、佩之类）的装饰物，然后想像裹着这套‘行头’的一具丰腴的躯体，搬着过重的累赘的肚子，一步一步摇过来了”（《匡斋尺牍》）——这便是诗中那位贵族“公孙”的雅态，令人见了会忍俊不禁，而生发一种调侃、揶揄的喻比欲望。
然后再体味“狼跋其胡，载疐其尾”的比喻，便会忽如搔着痒处，而为此喻之维妙维肖绝倒了。古人大抵常与校猎、御射中的猎物打交道，对于肥壮老狼的奔突之态早就熟稔。所以《易林·震之恒》即有对此形态的绝妙描摹：“老狼白獹（即“胪”），长尾大胡，前颠从踬，岐人悦喜”。此诗对公孙的体态，即取了这样一只腹白肥大、“前颠从踬”的老狼作喻比物。
闻一多对此二句亦有精彩的阐发：“一只肥大的狼，走起路来，身子作跳板状，前后更迭的一起一伏，往前倾时，前脚差点踩着颈下垂着的胡，往后坐时，后脚又像要踏上拖地的尾巴——这样形容一个胖子走路时，笨重，艰难，身体摇动得厉害，而进展并未为之加速的一副模样，可谓得其神似了。”（《匡斋尺牍》）
本来，这样的调笑，对于公孙来说，也确有颇为不恭之嫌的。但此诗的分寸把握得也好，一边大笑着比划老狼前颠后踬的体态为喻，一边即又收起笑容补上一句：“您那德性倒也没什么不好！”“德音不瑕”句的跳出，由此化解了老狼之喻的揶揄份量，使之向着“开玩笑”的一端倾斜，而不至于被误解为讥刺。所以其所造成的整首诗的氛围，便带上了一种特有的幽默感。
《饮马长城窟行》这首诗是思妇怀念在远方行役的丈夫的。《盐铁论》中说:“今天下一统，而方内不安。徭役远，内外烦。古者，过年无徭，逾时无役。今近者数千里，远者过万里，历二期而长不还，父子忧愁，妻子咏叹，愤懑之情发于心，慕思之积痛骨髓。”这首诗就是汉代这类社会现实的反映。
“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绵绵：连绵。思远道：指思念远方的亲人。这两句是说，河边春草青青，连绵不绝伸向远方，令我思念远行在外的丈夫。
“远道不可思，宿昔梦见之。”不可思：无可奈何之反语，意谓相思徒然无益。宿昔：昨夜。之：指代思念之人。这两句是说，远在外乡的丈夫不能终日思念，昨夜在梦中却见到了他。
诗的开头作者借着景色的铺陈，引发妇人触景生情，对远离家乡的丈夫的思念。绵绵两字传达了两层意义：妇人思绪的绵绵是由青草的绵延不绝引起的。由于路途的遥远，思念也是徒然的，只好在梦中求得相会。
“梦见在我不，忽觉在他乡。”忽觉：忽然醒来。这两句是说，梦里见到他在我的身旁，一觉醒来他仍在他乡。
“他乡各异县，展转不相见。”各异县：各在异地。展转：同“辗转”，飘泊不定。这两句是说，他乡各有不同的地区，丈夫在他乡飘泊不能见到。然而在梦中实现的愿望，醒过来后又是遥远的空间隔绝，依旧是“他乡各异县”，彼此无法相见。
这一段可以说是故事的前提。在修辞技巧上，“绵绵思远道，远道不可思”中的“远道”；“宿昔梦见之，梦见在我旁”中的“梦见”；以及“忽觉在他乡，他乡各异县”中的“他乡”；都是修辞技巧中的“顶针”句法。这样连缀句子的方式，使得全段读起来有一种流畅的音乐性。
“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这两句是说，桑树枯萎知道天风已到，海水也知道天寒的滋味。枯桑无叶可落，但知天风之大小；海水经冬不冻，仍知天气之温寒。以此比喻夫妇久别，心知其苦。
“入门各自媚，谁肯相为言！”媚：爱，悦，亲热。这两句是说，同乡的游子们各自回家亲爱，有谁肯向我告诉我丈夫的讯息。这是第二段，暗示远方的人也能了解，而邻居却只顾沉浸在家庭的欢乐中，不肯为她捎个信。在这一段中，运用了起兴和对比的手法，写女子独守家门，表现其孤独凄凉的感情。
“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这两句是说，有位客人从远方来到，送给我装有绢帛书信的鲤鱼状木盒。
“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儿：指童仆。尺素书：即书信。古人写信用绢帛或木板，其长度不过一尺，故称“尺素”或“尺牍”。这两句是说，呼唤童仆打开木盒，其中有有尺把长用素帛写的信。
“长跪读素书，书中竟何如？”长跪：直起腰来跪着。何如：怎么样。这两句是说，直起腰来跪着恭恭敬敬地拜读丈夫写来的信。信中究竟说了些什么呢？
“上言加餐食，下言长相忆。”书信的前一部分是说要增加饭量保重身体，书信的后一部分是经常想念。最后一段，情节发生了转折，忽然有客从远方带来木质双鲤鱼夹封的信函，呼儿拆封解除了她的思念之苦，而在书中也获得了远方传来的对她坚定不移的情意。
这首诗以思妇第一人称自叙的口吻写出，多处采用比兴手法，语言清新，语句上递下接，气势连贯，很有特色。全诗语言简短质朴，通俗易懂，但感情浓郁，流宕曲折，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诗歌从思念写到收到书信，从痛苦绝望写到惊喜激动再写到失望平静，情绪没有产生剧烈的波动，却显得自然而不突兀，显然作者在构思和剪裁上是下足了功夫的。尤其以梦境为中心内容的前八句，形式结构相当有特色：每句协韵，两句一转，前一韵的末句与后一韵的首句，词语相同重叠，环环相扣，逐层推进。这种联绵顶真的用法，在后世发展成为独特的“辘轳体”。表达上的精妙，是为了更好地表现思想内容，这种相思的感受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即便是那个被相思的对象也是不能完全的感同身受的。
但在那个时代，战乱与动荡造成的家人离散很多时候是不可避免的，天灾与人祸的两相作用让底层的民众不得不面对分离。在这样的不得已下，即便思念是让人绝望难以承受的，但日子总要过下去。“上言加餐食，下言长相忆”，这样简单的几句真切的关怀也就足够感动了。情感的交流。并不只是靠甜言蜜语海誓山盟，生活细节的关注与分享才更加真挚温暖。所以，即便这封盼了很久才盼到的书信真的只有这两行字，也足够给予女主人公坚持的希望了。诗歌停顿到这里，留下空白，给读者以填补、想象的空间，恰到好处又余味无穷。
辛弃疾的词，素以风格多样而著称。他的这首《沁园春》，以戒酒为题，便是一首令人解颐的新奇滑稽之作。题目“将止酒，戒酒杯使勿近”就颇新颖，似乎病酒不怪自己贪杯，倒怪酒杯紧跟自己，从而将酒杯人格化，为词安排了一主（即词中的“我”）一仆（杯）两个角色。全词通过“我”与杯的问答，风趣而又委婉地表达了作者对南宋政权的失望与自己心中的苦闷。
此词首句“杯汝来前！”从主人怒气冲冲的吆喝开始，以“汝”呼杯，而自称“老子”（犹“老夫”），接着就郑重告知：今朝检查身体，发觉长年口渴，喉咙口干得似焦炙的铁釜；近来又嗜睡，睡中鼻息似雷鸣。要追问其中缘由。言外之意，即是因酒致病，故酒杯之罪责难逃。“咽如焦釜”“气似奔雷”，以夸张的手法极写病酒反应的严重，同时也说明主人一向酗酒，接着“汝说”三句，是酒杯对主人责问的答辩。它说：酒徒就该像刘伶那样只管有酒即醉，死后不妨埋掉了事，才算是古今达者。这是不称“杯说”而称“汝说”，是主人复述杯的答话，其语气中，既惊讶于杯的冷酷无情，又似不得不承认其中有几分道理。故又叹息：“汝于知己，真少恩哉！”口气不但软了许多，反而承认了酒杯曾是自己的“知己”。
词的下片语气又转，似表明主人戒酒的决心。下片以一“更”字领起，使已软的语气又强硬起来，给人以一弛一张之感。古人设宴饮酒大多以歌舞助兴，而这种场合也最易过量伤身。古人又认为鸩鸟的羽毛置酒中可成毒酒。酒杯凭歌舞等媒介使人沉醉，正该以人间鸩毒视之。这等于说酒杯惯于媚附取容，软刀子杀人。如此罪名，死有余辜。然而这里只说“算合作人间鸩毒猜”，倒底并未确认。接着又说：何况怨意不论大小，常由爱极而生；事物不论何等好，过了头就会成为灾害。实些话表面看来振振有词，实际上等于承认自己于酒是爱极生怨，酒于自己是美过成灾。这就为酒杯开脱不少罪责，故而从轻发落，只是遣之“使勿近”。“吾力犹能肆汝杯”，话很吓人，然而“勿留亟退”的处分并不重，主人戒酒的决心可知矣！杯似乎看出了这一点，亦不再辩解，只是再拜道：“麾之即去，招则须来。”“麾之即去”没什么，“招则须来”则大可玩味，说得俏皮。
总之，这首词通过拟人化的手法，成功地塑造了“杯”这样一个喜剧形象。它善于揣摸主人心理，能应对，知进退。在主人盛怒的情况下，它能通过辞令，化严重为轻松。当其被斥退时，还说“麾之即去，招则须来”，等于说主人还是离不开自己，自己准备随时听候召唤。
作者通过这种生动活泼的方式，委婉地述说了自己长期壮志不展，积愤难平，故常借酒发泄，以至于拖垮了身体，而自己戒酒，实出于不得已这样一种复杂的心情。
另外，词中大量采取散文句法以适应表现内容的需要，此即以文为词。与原有调式不同，又大量熔铸经史子集的用语，从而丰富了词意的表现，在词的创作上也有其独到之处。
该文是王安石阐述自己文论观点的信。信虽主要针对书、序、原、说一类理论文的作意而言，但从中也可窥见王安石基本的文学观点。在对文章本质的认识上，王安石是个“政教论”者。
他开门见山，提出要义：“文者，礼教治政云尔”，即认为文章的实质应是反映礼教政治，并为它们服务。在《与祖择之书》中，他也重复过这个意思：“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谓文也。”“圣人之于道也、盖心得之，作而为治教政令也”，“书诸策而传之人。”王安石认为，当初文章产生，就是因为古代圣贤对于治理世事有了个人的见解，于是写下来，传示当代及后人，这就是文章了。所以文章实际上就是礼教政治。以此为前提，该文集中阐释了“作文之本意”，即写文章到底为了什么。作者指出，作文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有补于世”，“适于实用”。从这个根本点出发，王安石重点讨论了文和辞的关系，即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文章的内容和形式应该是统一的，但二者又有主次之分。韩愈、柳宗元是作文章的行家里手，成就很高，可惜他们没有重视作文的目的，只告诉人们一些作文的形式技巧。孟子在《离娄下》中所说的一段话却不只是告诉人们如何作文章，还可借以比喻写文章的终极目的。孟子的本义是说，君子探求学问，目的在于自己要有真正的心得，有了自己的心得，就能专心研究下去；专心研究，就会掌握住深厚的道理；掌握的道理多了，运用起来就能左右逢源、头头是道。写文章也是如此，首先要有明确的实用目的，目的明确，你就会认真思考，获得自己的见解；见解深刻，内容充实，写起来就能得心应手，驱遣自然。所以写文章，目的、内容是根本。他拿器物作比，说明文章“以适用为本”的道理。以为言辞形式之美有如器物的外饰，虽不可完全废止，但总不能摆在首位。一件器物只要适用，不一定非要华丽巧妙不可，而不适于实用者，装饰再华巧，也失去了它作为器物的本来意义。
在北宋，对于“道”与“文”的关系，争论非常激烈，不少人执论偏颇，王安石认为“彼陋者”，“非流焉则泥，非过焉则不至。甚者置其本，求之末，当后者反先之，无一焉不悖于极。”（《与祖择之书》）有的人虽夸谈“文以明道”，而其真心却只重文不重道。所以他特别指出在强调“作文之本意”方面，韩、柳也还作得不够。同时，他也看到了道学家矫枉过正，重道轻文的弊病，因此也不完全否认“巧且华”的修饰作用。于是，他明确提出自己的主张：“容亦未可少也，勿先之”，即要求把文章的思想内容放在首位，而表现形式放在其次。如果读者对此不作机械的理解，二者位置的摆法无疑是正确的。然而，王安石所讲的思想内容，仅仅指礼教政治，这种认识就过于拘狭。但是，在那个历史时期，王安石能从文章的社会功用出发探讨其内容和形式的相互关系，提出这样独到而较为深刻的见解，是非常可贵的。
从王安石的写作实践看，他确是“挟此说以自治”的，即如此文，所论虽关宏旨，说理却透辟而简洁，毫无巧饰刻画之痕。起手即明确道出自己对“文”的基本看法，语气斩钉截铁，显得理足气盛。紧接着一言论定孔子“言之不文，行之不远”的本意并非倚重修辞，这就否定了某些人片面强调文饰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据。关于圣人作文的本意，作者引用孟子之言作了回答，指出作文必须“以适用为本”，以思想内容为主，并用比喻对此展开了充分而生动的论说。信从作文之本意提起，而最后落脚在如何处理“文”、“辞”关系上，几经推演，但却中心突出，观点鲜明，作者的思路表达得很清楚。文笔既简练劲峭，又不失华采生动，语言极富表现力。
由于王安石从礼教政治出发，过于强调实用精神，使得他的文学观念带上了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人们又往往把仅适用于理论文章的“适用为本”的观点赋予普遍的意义，推广于一切文学，等而下之，其末流就将文学和政治宣传等同了起来，轻视乃至否定了文学的审美价值和愉悦作用。这也许是王安石始料所不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