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这首词写桂花，并非只是咏物，词人身世之感，隐然其中。它不专门扣住桂花题材，而是能离开桂花本身，把自己的经历结合来写，意境更为开阔，感情更加亲切，写得别有情趣。

　　上片忆昔。起笔回顾痛饮吴江，酒酣沉醉，醉而复醒的情景。作者从自己的游踪引入桂花。少年时有个秋夜，在吴江痛饮醒来，看见一轮明月，中间映着团团的桂树影子；江边桂树，十里花香，飘散在烟波江上，倍添清冷之气：天上人间，都笼罩在桂香桂影之中。桂花虽身世如断梗飘蓬，而意气不衰。辛弃疾年轻时游过吴江，所以他对此地颇为怀念。团概吴江两岸，当时桂花颇盛，所以他咏桂花便想起吴江之游。“少年痛饮”，实有“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杜甫《赠李白》）之意。“明月”句，“团团”语意双关，既指月，又指地上高团的桂树，影像丰富而优美，也符合酔中奇妙的观赏状态。词人借自己一次客中酒醒后看桂影、闻桂香的经历来写桂花，情调豪放，生动自然。“十里”句，用“水沉”来指桂花馨香，引出下片专咏桂花芳香。

　　上片前二句叙事，后二句写景，绘出少年辛弃疾的意气风发，雄放挥洒，情景谐和，是一幅诗中有画的境界。

　　词转入下片“意脉不断”，由写作者自己的经历，转到桂花本身。“团都”两句赞赏桂花，即小见团。田艺蘅《留青日扎》卷二十一：“额上涂黄，汉宫妆也。”《西神脞说》则谓“妇人匀面，惟施朱傅粉而已。至六朝乃兼尚黄。”梁简文帝《戏赠丽人诗》：“同安鬟里拨，异作额间黄。”李商隐《蝶》诗云：“寿阳宫主嫁时妆，八字宫眉捧额黄。”桂花体积小，金黄色，宛如妇女淡施“宫黄”，星星点点，可是开在人间，竟然这般芬芳。花小、色黄、香浓，正是桂花特征。这几句把桂花特征都写到，但着重写它的香味，抓住重点，与上片相呼应。最后别出新意：“怕是秋天风露，染教世界都香。”激情满怀，放言凭借秋天风露的传播，桂花会将整个世界都熏染得浓郁芬芳。江顺诒《词学集成》卷六引张砥中曰：“后结如泉流归海，回环通首，源流有尽而不尽之意”。这里正是“有尽而不尽”，词已写完，而意未尽。

　　此词不只是赞美桂花的芳香十里。作者一生都“志在塞北江南”，为“了却君王天下事”，而竭尽全力恢复宋室山河。旧说“招摇之山，其上多桂”（《山海经》），“物之美者，招摇之桂”（《吕氏春秋》）。无论是异香的桂花，或“纷纷如烟雾，回旋成穗，散坠如牵牛子，黄白相间，咀之无味”（《词林纪事》）卷一引）的桂子，一向是崇高、美好、吉祥的象征。李清照咏桂花词《摊破浣溪沙》云：“揉破黄金万点轻，剪成碧玉叶层层，风度精神如彦辅，太鲜明”。人们总是既称颂桂花的形态美，又赞扬它的精神美。辛弃疾以“染教世界都香”来歌赞，似隐寓有他“达则兼善天下”的宏愿的。

　　况周颐云：“以性灵语咏物，以沉着之笔达出，斯为无上上乘”（《蕙风词话》卷五）。此词的佳处正在于咏物与性灵融为一体，即性灵即咏物，词人将自己淡化到不露痕迹的地步，而又非沾沾然咏一物矣。全词非寄托之作，但结句并不排斥似为作者济世怀抱的自然流露。

　　这首词意境优美，写桂花能抓住其特征，联想自然，用词简练，不愧为词中佳品。

　　在唐代灿若繁星的诗人中，李贺流星般短暂的传奇式的不幸命运，他绚丽奇崛的才华，随着时光的流逝愈加光灿夺目。他是那个时代的另类天才，他没有王维、孟浩然的淳淡深远、恬静优美；没有高适、岑参的深广悲壮、淋漓豪迈；也没有李白的洒脱旷达。王维失意时可以隐居辋川庄，可以“行到水深处，坐看云起时”，李白失意时可以“仰天大笑出门去，吾辈岂是蓬蒿人”。但李贺不行，他是悲歌的骏马，他的诗是他灵魂的狂放、孤独、失意与绝望的写照，他甚至只有死亡才能终止他的绝望。

　　李贺离开家乡昌谷的最后一次，是到泽潞二州去作张彻的幕僚。遭谤而不得中进士，又在京城从九品的奉礼郎的寒职上无谓地消耗了三年光阴，这都已是过去的事了。在诗人心中，泽潞之行，已谈不上什么争求仕进，只是为了谋求生路而已。在昌谷到潞州途中经过泽州长平的时候，李贺写了这首《长平箭头歌》。这是一首怀古诗，诗歌的这种发生机缘在唐代诗人中很是常见，怀古诗早已是具备自身创作规则的诗歌类型。大概地说，诗人写凭吊古迹时的内心感触，先交待景物与时令，然后用一两个典故，以示对当年情形的追忆，最后归结到自己的身世之感，并借以抒发渴望用世的情怀。然而，《长平箭头歌》鲜明地表示：李贺的性格和想象方式与正统文人是多么地不同。在应该写怀古体的场合，李贺选择的却是“国殇”。

　　诗由诗人在秦白起曾坑卒四十万人的长平驿所捡到的一个铜箭头引发，这是一个浸沾人血、入土年深、漆灰等物犹然未泯、斑斓如花的铜箭头。箭头仅仅是一个符号，在刚拾到之际，我感到，诗人似乎尚未清晰地意识到它的含意。诗歌所描述的事情发生在傍晚时分的一个空旷的古战场上。诗歌在进行中陈述了这一来自另一时代、另一世界的符号，如何在诗人的注视下逐层透露出它的内涵。到了第七、八句“风长日短星萧萧，黑旗云湿悬空夜”时，我就分明地感受到的这里显然不仅仅是白昼到黑夜的转变，而是诗人自身两种迥别的心灵状态之间的分野。在接下来的诗句中，我比在《长吉歌诗集》中其它任何地方更清楚地看到了鬼神世界中的李贺：云彩变成了近千年前的战旗，风的呼啸声是阵亡的鬼魂的哀嚎。这绝不仅仅是一种“泪沾襟”式的感伤，而是最原始意义上的宗教体验。但是，这种体验是不可能持久的。“访古丸澜收断镞，折锋赤璺曾刲肉”。一切过去之后，剩下的又只是这块浸沾人血、斑斓如花的短箭头，这块被人世遗忘的小铜片。然而由于这一历史的碎片在诗人想象中曾起到过的效用，在诗人心中，它现在也成了一种神符，是诗人的珍宝。

　　即使是珍宝又能被谁珍惜呢？拿到城中之后，只有骑在马上的一个小男孩子觉得好玩，愿意拿一些编篮子的竹簝来交换。李贺在与神交往后所遗留下来的唯一信物，在世俗的人世间竟然没有了丝毫的意味。这是一种多么令人窒息的讽刺啊！诗人祭神的仪典，注定只能一个人在无人涉足的荒原上举行，注定无法遮蔽住自然流溢的森森寒意！

　　诗人曾高唱：“此马非凡马，房星本是星”，而现实中他遭遇的却是“啼鸟被弹归”的宿命。他内心企慕着“灵偃蹇兮姣服”的舞步和“下峥嵘而无地兮，上寥阔而无天”的神游，而人世所给予他的最高的承认和最大的荣耀，却是在一个元气大伤的王朝的太常寺里做一个小小的奉礼郎，为一些早已没人信奉的鬼神的祭祀捧捧场。这个曾经是“少年心事当拿云”的意气少年，在灵魂旷绝尘嚣的凄伤落寞之逼迫下，不得不发出“我当二十不得意，一心愁谢如枯兰”的长叹息！静静地思索这个奉礼郎的心灵及其境遇，不难想象对历史、对人生、对他所生存的这个世界，诗人感受到的是多么旷绝尘嚣的悲哀和绝望。

　　序文

　　折一身瘦骨，踩雨后的虹桥，进山。

　　在山山与树树的夹缝间，辟半亩薄地，起一间柴屋，只栽松柏。男松站远些，刚劲孔武，护塞戌边；女松倚近些，端茶递水，红袖添香。老松可对弈，小松可共舞。酒醉茶酣也可“以手推松曰‘去’”。山认樵夫给树，水认渔翁给鱼，我非樵非渔，便拥有一切，无路则处处是路。

　　山中何事？

　　闲闲地餐风饮露，忙忙地耕云种月。

　　写几行骈文骊句，用松针钉在篱笆上，花朵来读有花香，蝴蝶来读有蝶味，萤火虫来读有萤光，山鬼来读有鬼意，仙人来读有仙气……诗越读越厚，日子越读越薄，生命越读越轻。

　　明天有明天的飞花，后天有后天的落叶。

　　反正这山中没个忙人，反正这山中没个闲人。

　　蓄了一春的露，檐前的小瓴也该满个七八分了。日头下端进新垒的红泥小炉。用去岁晒干的花尸燃火，才不会把水煎老。宠自己一回，今年就用那把不曾舍得用的养得釉亮的晚唐小壶。一盏香茗、一柱檀香，一人独对一山，一心静面一世。往日的尘缘都不得记不起来了，就喝眼前的茶吧。

　　茶要独品，酒需共酌。

　　这好山只归我一人所有。让我如何能信？可不，山中无甲子，大约在三个秋天之前就有山背后的白须飘胸的老翁来访，用一串铜钱来换我的松花酒。我说如如今通用银子，他不懂。好说歹说，用三双草鞋换去我两竹筒的酒。并向我打探山外的世道，我故意很使劲地想，然后说是元。他诡诡地一笑，笑得我心里发虚。再问我进山的道，我指的东西南北，他丢下两句没头没脑的话，径自去了。此后也就是隔山说些阴晴圆缺的话，也没什么来往。

　　年前找他对酌，只见两间茅屋，一间紧闭，草绳紧紧拴了门环，另一间住人，极其简陋。奇的是窗上糊纸竟是三尺棉宣，依稀可辨三五字句：“兴亡千古繁华梦，诗眼倦天涯。孔林乔木，吴宫蔓草，楚庙寒鸦。”倒是好句，只是意未尽而气未结，加上无奈的沧桑像一件短衣，终究遮挡不住曾经的少年血气，不知那双倦了的诗眼在后句中将望向何处，无从寻觅。更奇的是宣纸已泛黄，浮着一层虚幻的锈色，却明明白白一阵墨香。再偷觑那间紧闭的屋，门缝里逼出来一股霉味，欲近还难，老翁面有愠色，边忙知趣告退，疑惑便自此悬于心头。

　　眼看秋叶落尽，陈酿也快见底。日日忙着拾掇松花酿新酒，我叫它花雕它就叫花雕。想着借开春送酒话个暖，再一探究竟。

　　孰料面对的竟是一堆废墟，老翁已绝了踪迹。捡出一残破条幅。却是新纸鲜墨写着：“数间茅舍，藏书万卷，投老村家。山中何事……”紧接着是一枝疏笔墨梅。想来或是一时无句信笔点梅；或是墨尽而笔已秃，扔之不舍，意犹未尽，想想，也罢也罢，秃笔余墨画梅正好。点点梅瓣，拙得很有逸气。我心中悬石砰然而落，方知是我的眼拙了，那紧闭茅屋乃藏万卷诗书，山中潮气重，书霉得也重，而这布衣老者便是隔世的骚人墨客，隔世，隔几世？唉，千古繁华原只是一道薄风，他在山中避过这道风。于世间的缺漏与错过，究竟是遗憾还是那幅墨梅枝桠间的最好留白？

　　老翁与书此去何往？

　　山更远的山……天以外的天……

　　若下一世能相遇，在红尘便罢了。若还在山中，我必送他一壶花雕，外加两句：“松花酿酒，春水煎茶。”他自当会心一哂。

　　一盏淡茶，一壶薄酒。

　　山是空了的山，老翁是空了的人。

　　这是一首歌咏中国传统节日春节的诗。

　　描绘了民间庆贺春节的盛况和迎接新春的欢悦之情。春回人间，天下太平，路上车水马龙，熙熙攘攘。诗人认为不必走向东郊去迎春，因为千家万户都有春天的气息。全诗以高度概括的语言表达出新春佳节的无穷意蕴，令人读之顿觉春就在身边。

　　前两句写大自然不断变化，春回人间，天下太平，佳节引人。因而路上“肩摩毂击”，人挤人，车撞车，车水马龙，熙熙攘攘，“乐融融”地迎接春天的到来。盛况空前，喜形于色，到处洋溢着和乐融洽的气氛。

　　写到这里，诗人妙笔一转，用“不须”二字领起，说不必到郊外田间、湖畔、山麓去寻春迎春，因为大地回春，无一处没有春天的气息，无一家没有春天的景象。“春在千门万户中”的潜台词是，大自然的春天固然来到了，大自然的春光固然明媚，值得热烈欢迎，但人间的春却来得更早，春光却更美好，春意却更浓烈，天地间一片太平盛世，更值得热烈欢迎。满院春光、春遍人间的动人美景，新春莅临时的无限喜悦之情，妙含于此通俗易懂、意味无穷的七字中。

　　本文是一篇跋文，是苏轼读完黄子思诗集后写下的。文章用书法来比喻和评论诗歌，指出那些疏淡朴雅之中寓意深远的诗才是好诗。作者对苏武、李陵的“天成”、曹刘的“自得”、陶谢的“超然”、李杜的才气，以及柳宗元、韦应物“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都做出了高度评价。尤其对自然天成、“美在咸酸之外”的诗，苏轼似乎更加推崇。他认为艺术的法度应符合自然原则，文理自然，这样才会姿态横生，而艺术的最高境界是韵外之致。全文言简意丰，洗练明畅。

　　首先，苏轼认为：书法艺术以“萧散简远，妙在笔墨之外”为在最高境界。尽管唐代的颜真卿、柳公权能够集古今笔法的大成，成为天下人师法的宗师，但还是未能恢复钟繇、王羲之书法的艺术神韵。接着，苏轼运用类比推理，认为诗歌艺术与书法相通。诗歌最高的艺术境界也是自然天成，富于神韵，像苏武、李陵、曹植、刘祯、陶渊明、谢灵运等人的诗歌那样，出于性情的真切流露，超然物外，淡泊远神，富有韵味。

　　尽管李白、杜甫取得了“凌跨百代”的集大成成就，但是，李杜诗歌还是缺少魏晋以来“高风绝尘”的韵味。此后的诗人尽管追求远韵，但是才不逮意。这就自然过渡到对韦应物、柳宗元山水诗的经典评价。苏轼认为他们的诗歌“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于此相应，晚唐司空图又提出了妙在咸酸之外的“神韵”说。最后，苏轼将黄子思的诗歌接在追求远韵神味的诗歌艺术传统上，发现并赞扬了黄子思诗歌艺术成就。

　　这篇短跋的价值，并不在于评价了黄子思诗歌，而在于苏轼提出的新的诗歌理想。与当时复古思潮不同的是苏轼要求诗歌恢复汉魏古诗的萧散简远境界，并不是欧阳修等人追求的古朴苍劲的格调。值得指出的是，苏轼自己的诗歌创作并没有实践这一艺术理想，即使那些刻意模仿陶渊明的和陶诗，也没有陶渊明诗歌那种冲淡闲适的风格，而是“天马脱羁，飞仙游戏，穷极变化如适如其意中所欲岀”（沈德潜《说诗晬语》），显露的仍然是他豪迈洒脱的个性本色。

　　《鱼藻》，《诗经·小雅·鱼藻之什》的一篇。为先秦时代华夏族诗歌。全诗三章，每章四句。这首诗赞颂武岂饮酒的平和安乐，有颂古讽今之意。《毛诗序》以为“刺幽岂也。言万物失其性，岂居镐京，将不能以自乐，故君子思古之武岂焉”，显然是以用为意，于诗本文无稽。

　　诵读诗文，朴实中寓新奇，无论是语言技巧还是结构方式甚或是总体风格都与民谣相近，陈子展以为“全篇以问答为之，自问自答，口讲指画，颇似民谣风格”（《诗经直解》），可谓贴切之论。以此反观诗原文，那种根植于民间的新鲜活泼和摇曳多姿的诗风在雅诗中独显风韵。

　　全诗共分三章，每章四句。每章前两句以“鱼在在藻”起兴，出语奇崛。一句四字而“在”字两见，颇具特点，对它的理解是正确诠释全诗的关键。若以冬烘之论视之，以为是凑足音节之举，不但在用法上显得笨拙，而且不合《诗经》语体。吴闿生《诗义会通》将“鱼在在藻”释为“鱼何在，在乎藻”，这样两个“在”字实为自问自答，全诗节奏以此为基调，欢快跳跃，收放有致。

　　三章中每章第二句对鱼的形态描写，酷似现代电影中的特写镜头，“依于其蒲”则是鱼在藻中摇头摆尾，得其所需的全景式展示。三章并提，由特写至全景，构成了一组极具情节性和象征意味的鱼藻情趣图。而诗的每章后两句则是写岂，“岂在在镐”、“饮酒乐岂”，形式上只是语序颠倒，实则暗含活动顺序和因果。春秋时代，酒是富足后的奢侈品，因而也是欢乐的象征。若无“岂乐”的心绪则不会去“饮酒”。而在酒过三巡之后，那欢乐的气氛在酒香弥漫中显得更为浓烈。宴饮之景、欢乐之情跃然纸上。第三章的“有那其居”既是对大岂居所的无限赞叹，也是对前两章因果关系上的照应。从视觉效果上看，也正是点和面、局部和全景的关系，与观鱼的空间转换一致，这样整首诗比兴和铺排和谐无间，浑然一体。

　　通观全诗，“鱼”和“岂”，“藻”和“镐”在意象和结构上严格对应，起兴之意昭然。但若止于此，则了无新意。先贤以为此诗“以在藻依蒲为鱼之得所，兴武岂之时民亦得所”（郑笺）。虽然武岂之说无以确证，但此说为读者揭示了鱼藻的另一层映射关系。诗人歌咏鱼得其所之乐，实则借喻百姓安居乐业的和谐气氛。正是有了这一层借喻关系，全诗在欢快热烈的语言中充分展现了君民同乐的主题。因此，从形式和内容结合的完美程度来考察，这首诗在雅诗中是较优秀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