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选自《东海渔歌》卷五。
上片从室外写到室内。首三句写室外之景:时已黄昏,微风轻吹,柳丝斜拂,不要说喧闹的人声已经寂静,连停息树上的鸦雀,也知时而“睡稳”了。三句着眼于空间环境,写足春夜之静。“睡稳栖鸦”一句,从结构安排上说又是“暗渡陈仓”之笔,由室外转入室内:栖鸦睡稳,反衬室内之人却夜坐不眠。接下去三句“短烛烧残,长更坐尽,小篆添些”,没有表情的刻划,也没有心曲的抒发,然而通过对女主人公在夜的推移过程中的动作的叙写,见出了她的百无聊赖。综观上片,以环境之静反衬女主人公心灵之不静,这固是作者措笔高妙之处,然而更妙的是,后三句如淡云遮月,如轻雾锁江,给读者留下了驰骋想象的艺术空白。
下片从室内再写到室外。换头句“红楼”二字,点明词中闺阁女子的身份。通过那扇未闭的窗户,室中人的心灵得以与室外的春景沟通,心与物融成一片。如果说,上片是以物境反衬了心境,那么,下片则让读者由“物理的”窗户去窥见人物那“心灵的”窗户。“被一缕、春痕暗遮。”“一缕”妙,那是一种轻轻的、幽幽的东西。“春痕”亦妙,那是一种拂之不去的东西。“一缕春痕”,或许是形容窗外飘拂的柳丝?但我们宁肯相信,它实是隐喻女主人公幽秘的春情。唯其这样理解,上片女主人公百无聊赖才有着落。然而“暗”字更妙,这种春情,不必指实为“怀人念归”,它是妙龄女子特有的若隐若现、欲露不露、若自知若不自知的情思。“暗遮”者,似遮似不遮之谓也。外景与内情逐层相渗透、相溶合,酿成末尾三句:“淡淡轻烟,溶溶院落,月在梨花。”三句从宋人晏殊“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的名句脱化而来,自不待言;但句中那几个轻倩纤巧的自然意象,一经重新排列组合,似乎产生了双重功能:它既可被视为实景,与上片景物融为一体,缴足“春夜”题面;又似包含着整体隐喻的意味——景物中传达出来的那一份轻柔,那一份纯净,那一份妙曼,不也与女主人公的素心柔肠有些相似?读者若将全词微吟再三,必能对个中奥妙有所会心
《种柳戏题》一诗,是柳宗元现存诗歌中别具一格的作品。之所以说其“别具一格”,是因为柳宗元这位对待写作从来都比较严肃的诗人,在此诗中,却一改自己平时的风格,紧紧扣住诗题中的“戏”字,将一个严肃的主题,用嬉戏的笔调表现出来。
首先可见到首联两句,先交代了人物、事件和地点,仔细想来,种柳劳动也含蓄地暗示了其时间自然在春季。其中所提到的柳江,即西江的支流,流经柳州,此乃地点所在也。另外在语言上,诗歌一开始,柳宗元有意运用似乎有点“绕口”的句式,两句十个字,居然嵌入了四个“柳”字,既照应了诗题中的“戏题”二字,又使读者感到极度新颖,极度别致,自然而然地调动起读者阅读的兴趣,使人感到妙不可言。
而颔联针对上联所写发了一番感慨,先想像自己今天的所作所为会成为人们谈笑的内容,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许会变成历史上的一段佳话。这绝不是作者的自夸,实际上,作者心里非常明白,在他所处的时代里,作为地方上的最高长官,能亲自参加公益劳动的“一方诸侯”实在少之又少,因而有这样的自信。
前两联柳宗元以轻松活泼的笔调展开描写,使诗题中的“戏”字落到了实处。后半段的戏笔的成分似乎已大为减少。在此两句中,诗人以不容置疑的口吻提出自己美好的希冀:硕大的树冠应当能遮蔽住骄阳覆盖着大地,高耸的树干一定能长大成材高人云天,坚信自己今天的举动将有利于国,有利于民,这便自然而然地引出后面画龙点睛的议论。
而尾联中,诗歌运用了“思人树”这一典故。并以议论的口吻,表达了诗人努力造福于民的强烈愿望,感情真挚,让人不禁感同身受。
不过,虽然作者力图使这首诗基调轻松、语言幽默,但由于诗人的经历、秉性以及所表达的主题的需要,事实上,诗歌是越写越严肃,越写越接近自己的一贯风格的。
纵观全诗,诗篇先在题目用“戏”笔写出重大严肃的主题,收到既准确地表达了自己的心愿而又避免了空话大话,避免了自吹自擂的奇特效果,这样来写,首先为诗歌的风格定下了一个基调。然后,除了头一联是叙述事情,是实写外,其他各联,或为推测,或为希望,或为议论,总之都是虚写。这种诗歌结构,不太像唐诗,更接近于宋诗的风格。由此可知作者并不想把种柳劳动当作诗歌的中心来写,而是通过种柳这件事,借端说理,表达自己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留惠于民的做官准则。这思想当然是值得肯定的,也许直到现在仍然有其不朽的借鉴意义。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此诗包含着风趣和幽默,但又不失丰富思想感情,细细读之,着实让人回味无穷。
这首词并非泛泛咏落花,而是抒发对花落后的“追惜”之情,更是对自己“光阴虚掷”的“追惜”之情。词写得极有特色,与苏轼(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有异曲同工之妙,颇值一读。
词作上片抒写春归花谢之景象。开首二句,“正单衣试酒,怅客里、光阴虚掷”,点明时令、主人公身份,抒发惜春心情。“试酒”,周密《武林旧事》卷三:“户部点检所十三酒库,例于四月初开煮,九月初开清,先至提领所呈样品尝,然后迎引至诸所隶官府而散。”这里用以指时令──农历四月初。长期羁旅在外的词人,值此春去之际,不禁发出虚度光阴的感叹,写来含浑而不显露。“正”字、“怅”字直贯全篇。“愿春暂留,春归如过翼,一去无迹。”“过翼”,以鸟飞作比喻,形容春归之迅速,这三句一句一转:“愿春暂留”,表示不忍“虚掷”,珍惜春光;“春归如过翼”,春不但不留,反而逝如飞鸟,竟成“虚掷”;“一去无迹”,不仅快如飞鸟,更无影无踪。“一去”二字,直说到尽头,不留余地。随着句意,惜春之情愈转愈深。周济评曰:“十三字千回百折,千锤百炼,以下如鹏羽自逝”(《宋四家词选》)。以上五句写春去,是题前之笔。接下陡然提出:“为问花何在?”一笔喷醒,又轻轻顿住。谭献认为:“‘为问’”三句,搏兔用全力”(《词辨》卷一)。陈廷焯指出:“……此处点醒题旨,既突兀,又绵密,妙只五字束住,下文反复缠绵,更不纠缠一笔,却满纸羁愁抑郁,且有许多不敢说处,言中有物,吞吐尽致”(《白雨斋词话》卷一)。其实从下句“夜来风雨”至上片结束,皆从此一问而出,振起全词。“夜来风雨,葬楚宫倾国”二句,正面写落花。“倾国”,美人,这里以之比落花。以美人比落花,唐代即有。沈亚之《异梦录》:“王炎梦游吴,同葬西施。”韩偓《哭花》诗:“若是有情争不哭,夜来风雨葬西施。”这里本应说吴宫,但为律所限,故借用“楚宫”。这三句既写因夜来风吹雨打,使落花无家,更写由于落花是无家的,所以虽有倾国之美姿,也得不到风雨的怜惜。这里是人与花融合来写,以花之遭际喻羁人无家、随处飘零之身世。这三句一开一合,一起一伏,很好地表达了词人内心的矛盾与苦闷。“钗钿堕处遗香泽”以下六句,大力铺开,尽情写蔷薇谢后的飘落情况。“钗钿堕处遗香泽”,这里是以美人佩戴的“钗钿”喻落花,化用徐夤《蔷薇》诗:“晚风飘处似遗钿”句意,零落之余,只遗香泽。“乱点桃蹊,轻翻柳陌”,落花飘零是惨景,而以“桃蹊”、“柳陌”来衬托,却显得极有情致。接下侧写一笔:“多情为谁追惜?”“为谁”,即谁为。春去花残,观赏者都已散去,应不再有多情追惜之人了。“但蜂媒蝶使,时叩窗隔”二句一转,蜂蝶无知,不知“追惜”,然而它们却以媒人、使者的身分“时叩窗隔”,似乎在提醒室中人去“追惜”。通过以上描绘,把蔷薇虽然凋谢而香气犹存,春天虽然逝去而值得追惜之情景写得韵味盎然。词作上片特用问语“为问花何在”、“多情为谁追惜”,加以强调,以突出“无家”与“无人追惜”之意,由此见出内中隐含词人自己的身世遭际之感。
词作下片着意刻画人惜花、花恋人的生动情景。“东园岑寂,渐蒙笼暗碧”,开首二句起衬托作用,以引起下文。词人不忍辜负蜂蝶之“时叩窗隔”,于是走出室内,来到东园,只见园内花事已过,碧叶茂盛,一片“花落”后“岑寂”的景象,也是“光阴虚掷”、春天“一去无迹”之实况。“静?珍丛底,成叹息,”写人惜花。为了“追惜”,词人静静地绕着蔷薇花丛,去寻找落花所“遗”之“香泽”。“成叹息”三字总括一切,承上启下。“长条故惹行客,似牵衣待话,别情无极”三句,为一叹,写花恋人。花已“无迹”,但有“长条”,而“故惹行客”,话别“牵衣”,有同病相怜之意,也写出“行客”之无人怜惜、孤寂之境况。无情之物,而写成似有情,虽无中生有,却动人心弦,感人至深。“残英小、强簪巾帻。终不似一朵,钗头颤袅,向人欹侧“四句,为二叹。在“长条”之上,偶然看见一朵残留的小花,词人以为这就是打算与其话别者。虽然“残花”本不是“簪巾帻”之物,然而“行客”却颇受感动,故“强”而“簪”之。然而这哪里比得上它当初盛开时插在美人头上之妩媚动人呢?残英强簪,令人回想花盛时之芳姿,映带凋谢后之景况,有无限珍惜慨叹之意。这既是慨叹花之今不如昔,更是慨叹自己的“光阴虚掷”、“人老珠黄”。词作写至此,词人如梦初醒,似有所觉悟,又有无可奈何之感。最后三句“漂流处、莫趁潮汐。恐断红、尚有相思字,何由见得”,为三叹。词人因终不愿落花“一去无迹”,所以又对花之“漂流”劝以“莫趁潮汐”,冀望“断红”上尚有“相思”字。如若落花随潮水流去,那上面题的相思词句,就永远不会让人看见了。“何由见得”,即何由得见,流露了依依不舍的深情蜜意。这里活用红叶题诗故事,借指飘零的花瓣。对以上所写,周济评曰:“不说人惜花,却说花恋人。不从无花惜春,却从有花惜春。不惜已簪之‘残英’,偏惜欲去之‘断红’”(《宋四家词选》)。末句复用问语,逆挽而不直下,拙重而不呆滞。谭献曰:“结笔仍用逆挽,此片玉之所独”(《词辨》卷一)。
这是首“惜花”之词,更是首“惜人”之作。全词构思别致,充分利用慢词铺叙展衍的特点,时而写花,时而写人,时而花、人合写,时而写人与花之所同,时而写人不如花之处。回环曲折、反复腾挪地抒写了自己的“惜花”心情,又表露了自伤自悼的游宦之感。黄蓼园曰:“自伤年老远宦,意境落寞,借花起兴。以下是花是己,比兴无端。指与物化,奇清四溢,不可方物。人巧极而天工生矣。结处意致尤缠绵无已,耐人寻绎”(《蓼园词选》)。评论较妥切,可参考。
这首诗是对求奇追险诗风及其流弊的批评。苏轼、黄庭坚是北宋影响巨大的著名诗人,两人的诗歌都有很高的成就。苏轼的诗歌气象宏阔,铺叙宛转,意境恣逸,笔力矫健,常富理趣,但苏诗散文化、议论化倾向明显。苏轼有满腹才学,难免在诗中卖弄,以出新意。黄庭坚作诗则力求新奇,选材僻熟就生,喜用他人未用的典故和字句,造拗句,押险韵,做硬语,诗风生新瘦硬峭拔,善于出奇制胜。他所用“夺胎换骨”、“点石成金”增加了“以才学为诗”的倾向。
苏、黄两人在技巧上力求出新,对传统有所发展变化,取得了卓著的成绩,因此元好问承认了他们在诗歌上的成就“只知诗到苏黄尽”和影响力(“一波才动万波随”)。但是另一方面,苏黄的后学者却往往没有苏黄的才力,未得其长,先得其短,容易出现一味崇尚奇险、堆砌生典、搜罗怪异形象,语言生硬晦涩、词句雕琢不自然的弊端(“奇外无奇更出奇”)。元好问批评了苏、黄诗歌缺点所造成的不良风气,同时,这也反映了元好问崇尚自然、雅正,反对险怪、雕琢的诗歌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