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满江红·暮春》一首十分委婉缠绵的伤春相思词，写一位空闺女子怀念情人而又羞涩难言的情绪状态，逼近婉约派词人秦观的风调。擅长于写豪壮沉郁之词的作者，能以似水柔情写女子的相思怨别，足见作者的大家风范。

　　此词分上下两阕，上阕重在写景，下阕重在抒情，也是长调最常用的章法。既属常见常用、那么易陷于窠臼，但是仔细体味该词，既不落俗套，又有新特点，委婉，但不绵软；细腻，但不平板。作到这一步，全赖骨力。具体地说每句之中，皆有其“骨”，骨者，是含义深厚、分量沉重，足以引人注目的字面；由骨而生“力”，就足以撑住各句，振起全篇。

　　上阕写这女子眼中的暮春景象。这样写，不仅为下阕抒情作好了铺垫，而且已暗蓄着红颜难久而年华虚度的悲愁。起韵点明时间地点，情韵含藏。如“家住江南”，看来不过点明地点，却能突出这是一位比之塞北女子更娇柔的江南女子的哀怨。如写清明寒食，不过是先叙出抒情的特定时间，为下文写景著力，却以一个“又”字传神，表明不止一次独自度过暮春的寂寞和哀怨，使往年暮春的心情被其调动起来。以下一气贯注，铺写残春凋零景象，也于景中含情。“一番……一番……”的句式。是抒情重笔，表明经过许多次风雨之后。如今的花径里已经狼藉不堪了。“红粉”两句，接前风雨而来，实描花落水流红的残春景象，和绿意渐浓、园林寂寞的风光。其中的一“暗”字，一“渐”字，如钝刀割肉，拉长了感觉的时间，令人想见她饱受煎熬的时间很长。除了写出时光的流转之外，在古典诗词的传统语境里，还有一定的象征意味，象征着青春羌貌的流失。特别是作者用“红粉”一词时，花落所隐含的美人衰老无华的意思更明显。“算年年”以下数语，拈出刺桐一花，以作补充，变泛论为实说。用一“算”字，总束暮春风光，并举出很少入词的暮春刺桐花落，来表明春光的不再，天气的转暖。“寒无力”三字，颇为生新惹目，自是“骨”之所在。寒，谓花朵瘦弱。故无力附枝，只得随风飘落，不而清阴绿叶之盛壮，若得以耀威于枝头。寒花与密叶之比较，亦可使人联想倘能结合作者的处境、心绪而谓其隐含君子失意与小人得势之喻，似非无稽。这样残春景象，在他有点有面的描写中，被收拾无遗，而这位江南女子的伤春之情，也已经从中沁出。就章法而论，此处隐含的比喻，则是由上阕写景转入下阕抒情的过渡，唯其含而能隐，故尤耐人寻味。

　　下阕在此描写的基础上，写她的孤寂和苦闷，羞涩和矜持，把一个含羞含情的年轻女子的相思情愫，刻画得体贴入微，美轮美夹；换头的“静”宁，承上启下，既指芳花凋零之后的寂静，也写情人不在的孤寂。因为难以忍受这过度的“静”，所以她“相忆”远方的游子，可是在“相忆”之始，她己感觉“相忆”的徒劳——“空”于是明证，正像上阕起韵的“又”字一样，这里的“空”字，也很能含蓄传恨。以下写“相忆”之情不仅“空”，而且“无说处”，这就加倍传写了她的苦闷和幽怨，所以她感到“闲愁极”。然而这无尽的闲愁。这带有幽怨的相思，依然是“无说处”的。以下就“无说处”转写作者的羞涩和种持。这满怀的闲愁，只能深藏在心中，不仅不能对伊人说。对别人说，而且还生怕流莺乳燕知道。这里，在她极度的羞涩和矜持中，似还隐含着这样的意思：这段感情是不能为外人所窥破的，是非同寻常的。由是，她只好自己隐忍着，在情感的苦汁里泡得透湿。“尺素”以下，由眼前所感苦境，转入对于游子的痴情等待中去。言其既得不到伊人的一封信，也不知道伊人如今身在何方。以“彩云”这一美好的称谓指称对方，表明了她的痴迷未减，以“依旧”来暗怨游子的薄幸，一直未告诉她自己的行踪。这一痴一怨，与前文相忆而无说处一样，表明她的内心充满着惶惑和矛盾，欲爱不得，欲罢不能。结韵虽然把她内在情愫化为情蕴饱满的形象，所传达的感情也如此充满了矛盾：她羞亡层楼，怕见平芜，却又情不自禁，登楼远望。作者写女子的相思，运笔如此缠绵悱恻，细腻婉转，确能勾魂摄魄，令人赏叹无置。

　　对于这样一首从女性那一面写来的闺中念远词，因为读解到这一层次不能窥见抒情主体的精神风貌，所以人们往往试图给它“最终的解释”，即把它与作者自身的情感状态联系起来，因而得出它是一首政治寄托词的结论。如以春意衰败寄托时局衰微之意，以盼望游子音讯，寄托盼望北伐消息之意，以怕流莺乳燕，寄托忧谗畏讥之心，也就是说，词中这位寂寞的江南女子，是作者对于自己的政治形象的审美化和柔化创造。中国诗词既然原有“美人香草”的抒情路子。采取这一角度来解释本词，也就未必不可以成立。只不过要句句扣死。却也未免失于穿凿。倒不如果取“有寄托入，无寄托出”的认知态度，更为合理。

　　比兴寄托，乃风骚之传统，宋人填词，也多是继承这种传统，该词就是如此。而词人命笔，每托其意于若即若离之间，致使作品带有“模糊性”的特点。

　　此种模糊性，非但无损于诗歌的艺术性，有时且成为构成诗歌艺术魅力的因素，越是模糊、不确定，越能引人求索耐人寻味。此种貌似奇怪的现象，正是诗歌艺术的一大特点。就读者之求索而言，倘能得其大略，即当适可而止；思之过深，求之过实，每字每句都不肯放过，则会认定处处皆有埋藏，又难免要捕风捉影，牵强附会。

　　讲述了曹刿在长勺之战中对此次战争的一番评论，并在战时活用“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原理击退强大的齐军的史实。文章的语言，无论是叙述还是人物对话，都极为简洁精炼，表意说理，通达晓畅。行文中散句、排比、偶句错落有致，增强了叙事写人的生动效果。其中曹刿的语言尤为精彩，如战场上的指挥用语，简短明确，这不仅衬托出战事紧迫无暇论析战争策略，也表现出曹刿思维敏捷和临战时坚定而自信的心态。

　　第一段：从开头至“战则请从”。写战前的政治准备——取信于民。这一段可分两层。

　　第一层写曹刿求见鲁庄公的原因。开头先点明事态发生的时间，接着指出的是“齐师伐我”，说明战争是由齐国进攻鲁国而引起的，鲁庄公准备抵抗。以上对形势扼要的介绍，为曹刿的请见、论战交代了必要的背景。大军压境，曹刿准备参战，作者通过曹刿与其“乡人”的对话，一方面揭示了鲁国当权者鄙陋寡见、尸位素餐的情况，为后文鲁庄公在作战中不察敌情、急躁冒进作了铺垫；另一方面显示了曹刿关心国事，同时也暗示了他是一个有远谋的人。

　　第二层记述曹刿要庄公作好战前的政治准备，这是第一段的重点。曹刿谒见鲁庄公，劈头就问“何以战”，抓住了作好战前政治准备这一决定胜败的关键问题。鲁庄公在曹刿的一再启发下，依次提出了贵族支持、鬼神保佑和察狱以情三个条件，曹刿否定了前两条，肯定了后一条。在曹刿看来，战争的胜负既不取决于贵族的支持，也不取决于神明的保佑，而是决定于“取信于民”。他认为察狱以情是“忠之属也”，“忠”是尽职于民，于是肯定“可以一战”。曹刿重视民心得失与战争胜负关系的思想，确实比“肉食者”高明。但和今天依靠人民的力量进行人民战争的思想是有本质区别的。

　　面对齐国的进犯，曹刿是主动请求晋见庄公的，作者记了他与“乡人”的一番对话。乡人善意地劝说他不要去参与“肉食者”的事，曹刿却坦直地回答：“肉食者鄙，未能远谋。”“肉食者”是相对于“藿食者”而言的，显然，这是以饭食精粗对执政贵族和平民所作的简单划分。与乡人所表现出来的对“肉食者”和国事的冷漠态度相反，曹刿表示出对“肉食者”的不信任并积极要求参与国家的决策。“肉食者鄙”已为乾时之战所证明，那一次“公丧戎路，传乘而归。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是以皆止”。如今齐军压境，不能再让国家败在他们手中。接下去，曹刿与鲁庄公围绕“何以战”的论题进行了严肃的对话。鲁庄公心无成算，对曹刿郑重的询问作不出爽快切要的回答。他先提出“衣食”的分配，“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又说到神灵的祭祀，“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前者不是普遍施予民众的实惠，无关战事全局；后者是例行的宗教性礼节，并非对民众的真诚许诺，因此二者都为曹刿所否定。唯有最后在庄公提出治理讼狱“必以情”的一点，曹刿认为“忠之属也”还算是尽心务实的一项，认定“可以一战”，并随即提出直接参战的要求。

　　第二段：从“公与之乘”至“遂逐齐师”。写曹刿指挥鲁军战胜齐军的经过。

　　曹刿“取信于民”的见解，得到了庄公的赞同，“公与之乘”，说明了庄公对曹刿的信任与器重。文中先交代了利于鲁国反攻的阵地，长勺在鲁国境内，对鲁国来说，地形地物熟悉，便于得到人力支援和物资供给，在士气上也利于鲁国向有利方面转化。接着是对这次战役经过的具体记叙，重点写了“击鼓”和“逐师”两件事。写曹刿指挥鲁军在“齐人三鼓”之后才开始反攻，写曹刿在观察了齐军败逃的情况之后才决定追击，都记叙得非常简略。这样写，一则符合实情（酣战中鲁庄公无暇问及，曹刿了不可能多发议论），一则此中道理正是曹刿论战的中心，留待后文集中阐述，更见突出。“公将鼓之”、“公将驰之”，说明了鲁庄公急躁冒进；曹刿的两个“未可”、两个“可矣”，表现了曹刿胸有成竹，沉着思断，善于捕捉于反攻和追击的时机。

　　写两军交战的实况。这一部分作者笔墨不多，但是鲁军如何进攻、追击，齐军如何败绩、溃逃的情形历历在目。曹刿适时选择出击、追击的时机，他采取了后发制敌、以智取胜的战术。当齐军未动鲁庄公急于抢先攻击时，曹刿制止道：“未可。”直至齐军三鼓之后，军士勇气衰竭，他才表示：“可矣。”鲁军一鼓作气挫败了齐军。在追击的问题上，曹刿确察虚实而后动，制止了庄公的鲁莽，待下车察看齐军车辙的轨迹、登轼瞭望齐军麾帜旌旗之后，才果断地表示：“可矣。”此战鲁军大获全胜。

　　第三段：从“既克”至结尾。写曹刿论述赢得战役胜利的原因，是文章的中心。

　　“既克”二字，意味着战役的高潮已经过去，气氛顿时缓和下来，该是莫名其妙的鲁庄公问一个究竟的时候了。曹刿的回答可分为两方面。

　　一是论述了利于开始反攻的时机——彼竭我盈之时：鲁军按兵不动，养精蓄锐。齐军第一次击鼓进军，士气正旺；第二次击鼓，士气开始低落；第三次击鼓，士气已经完全衰竭。在此关键时刻，曹刿采取“敌疲我打”的方针，终于化劣势为优势。

　　二是论述了追击开始的时机——辙乱旗靡之时：鲁军虽然取得了反攻的初步胜利，但曹刿并未轻敌，“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反映了曹刿随时没有忘记自己是以小敌大，以弱敌强。兵不厌诈，不可不提高警惕。曹刿亲自察看敌情，发现敌军“辙乱”、“旗靡”，确认了齐军是狼狈逃窜，溃不成军，才乘胜追击，终于取得了战役的胜利。

　　用补叙笔法写战役之后由曹刿论证战术的选择和克敌制胜的原因。这部分实际是全文的重点，它展示了曹刿作战指挥智勇双全的特点。“夫战，勇气也。”在此，曹刿所说“勇气”，是战时士气的集中表现，是军士临战时的激情和果敢拼杀的昂扬斗志。齐军三鼓，鲁军并不应鼓而动，齐军激发起来的勇气没有得到相对的呼应，反而很快由亢奋转为衰惫。曹刿抓住了这种士气和心理变化的有利时机号令鲁军，一举得胜。此外警惕“大国难测”，不忘实地侦察，确证齐军是败溃而非诈退，也是扩大战果、稳操胜券的重要原因。这段文字是从道理上对第二段战事实况的分析和论述。

　　从军事角度说，长勺之战所包含的内容是很丰富的。它着重说明了战略防御的基本原则，正确掌握这些原则即可达到以弱胜强的目的。这一战例历来受到军事家的重视，毛泽东也曾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对长勺之战作了军事学的评论。

　　从文学角度看，这又是一篇记述战争的佳作。作者取材精到，构思落笔立意高远，既于叙事中撮取历史经验，又于行文中生动刻画人物形象。曹刿是作者着意刻画的主要人物。他具有卓越的军事智谋和指挥才能，能在瞬息万变的战争中沉着、冷静、果断地号令军队，曹刿就是长勺胜战的权威和统帅。作者对他的称美赞扬，含蓄于精心的描写之中。文中多记曹刿简短、果敢的言行：“请见”、“问战”、“请从”、于战斗中两置可否……这一系列活动表现出一名出身下层而深谋远虑的谋士的精明干练。作者巧妙地运用了比照、映衬的修辞技法。以曹刿与“乡人”的对比突出曹刿抗敌御侮的责任感和护卫宗国的政治热忱。从曹刿与鲁庄公的对比中，以庄公的驽钝、浮躁反衬曹刿的机敏、持重。如果说，作者有意无意使鲁庄公出丑，证明了“肉食者鄙”的断言，那么也正是借此才使曹刿的聪明才智得到更理想的表现。

　　这篇赠言主要分两个部分，开头以“大丈夫哪个没有奔走天下、安邦定国的远大志向”总领全文，抒发了作者的远大抱负，拂去了离别的伤感。后面两句话中的“人的一生有多久？刚聚在一起，突然间又要分别，像这样相距遥远，更何况像这样的知己朋友极难遇上”这一句表现出作者的不舍和哀伤。其中“更何况像这样的知己朋友极难遇上”更体现出了“海内存知己”的感觉。当时很快就被“亦复何辞”挥去。表现出作者的豁达，让人读起来不禁有一种轻快潇洒的感觉。

　　第二段再现了桂林瑰丽的自然风光，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在歌咏自然风光的同时还表现了送人的真挚情谊。“与我分手。忘记我还是可以的，怎么能忘掉这美好的山水啊！”这不仅希望好友能记住这美丽的风景，还希望能永远记住他们的友谊。表现出作者感情细腻，非常珍惜这份友谊，“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比较能反映出作者的心境。

　　首联从多年来他们的交游，一直写到这天的宴会，语言高度概括，内涵十分丰富。苏洵于1056年（嘉祐元年）持益州张方平、雅州雷简夫的推荐信赴京谒见韩琦、欧阳修等名流重臣，从此成了他们的座上客。时苏洵已四十八岁，年近半百，故说“晚岁登门”。雷简夫称苏洵为“王佐才”、“帝王师”，苏洵实际上也是以此自居的，而这里却自称“不才”，且冠以“最”字，并以自已的那“萧萧华发”同韩琦宴上的闪闪金罍（酒器）相映衬，表面自谦，实际充满怀才不遇之感。

　　颔联又从这天的宴会写到他五年来的虚度光阴。出句以“不堪”承“最不才”，以“延东阁”承“金罍”，表示对韩琦宴请的谢意，诗人自谦中也含着牢骚。汉武帝时公孙弘自举贤良，数年而至宰相，“于是起客馆，开东阁以延贤人。”（《汉书·公孙弘传》）这里诗人即以公孙弘喻韩琦好贤而言自己不配这种礼遇。下句，诗人回答了“不堪”的原因：官卑位低，不堪重用。曲台指太常寺。因《礼记》有《曲礼》篇，故称专掌礼仪制度的太常寺为“曲台”。苏洵在1061年（嘉祐六年）被命于太常寺修纂礼书，至赴宴时，刚完成《太常因革礼》一百卷，费时五年。苏洵以自己能辅助帝王的才能来做这种白首穷经的工作，深感虚度年华，用非所长，这集中表现在“闲”、“老”二字上。1056年（嘉祐元年），欧阳修荐苏洵于朝廷，韩琦也以为可用，独富弼主张“姑少待之”（叶梦得《石林燕语》）。拖了两年，朝廷才召苏洵试舍人院。苏洵拒绝赴试，朝廷授以试秘书省校书郎，不久又以苏洵为霸州文安县（今属河北）主簿，编纂太常礼书，直至去世。“书虽成于百篇，爵不过于九品。”（《老苏先生会葬致语》）这就是诗人发出“闲伴诸儒老曲台”的深沉哀叹的原因。

　　颈联尤为历代评论家所称赏。重阳节历来是人们登高赏菊，饮酒赋诗的好日子，但苏洵却在愁里度过。“佳”和“愁”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久”字更有丰富的内容。苏洵在二十七岁以前“游荡不学”，不一定有“愁”。但从二十七岁开始，他发奋苦读，希望有用于世，却多次科考不第；后来，虽然名动京师，却沉沦下僚，无法一展抱负。这个“久”字至少包括了他三十年的不得志。他已五十七岁，很难再有所作为。“偶傍”，说明他平时已经很少有雄心壮志；“醉中”，说明未醉时已清醒感到壮志难酬。但“傍”、“来”二字仍表现出“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豪情，“其意气尤不少衰”。（叶梦得《避暑录话》）

　　尾联以暮间归来，反复吟咏韩琦新诗作结，戛然而止，余味无穷。韩琦《乙巳重阳》说：“苦厌繁机少适怀，欣逢重九启宾罍。招贤敢并翘材馆，乐事难追戏马台。藓布乱钱乘雨出，雁飞新阵拂云来。何时得遇樽前菊，此日花随月令开。”韩琦诗中那种久居高位、宾朋满座的富贵气，使苏洵更感到自己“闲伴诸儒”的穷窘；韩琦志满意得之余的淡淡闲愁，更激起了苏洵壮志不酬的深沉哀怨。这就是他越读韩琦新诗就越发难以入睡的原因。暮、雨、寒三字为全诗烘托出一种昏暗、凄冷的气氛，而“寒无睡”，“百遍开”更活画出这位“萧萧华发”的老人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的神情。

　　叶梦得说：“明允诗不多见，然精深有味，语不徒发，……婉而不迫，哀而不伤，所作自不必多也。”（《避暑录话》）这一首诗在内容上“精深有味，语不徒发”，深刻反映了宋代失意文人的精神苦闷；艺术风格上也是“婉而不迫，哀而不伤”，含蓄蕴藉，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