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词序,可知此词是为两件事而发。一是频繁的调任;二是朝廷内部的门户之争。而究其深致,词所要表现的,实是宦迹不定、人事掣肘使词人壮志难酬的牢骚不平之情。
词的上片从眼前饯别之情切入,点出别恨匆匆的遗憾。但从其“正怕酒尊空”的心理活动来看,词人心中积郁的愁情,决不仅仅是离别僚友们的感情。这一起句,就有包藏万有之力,为下文的进一步抒发各种人生忧思立好了地步。“头上”三句,以旁观者的洞达,对争名争利而兴门户私计的朝廷政要作出讽刺,言纵使生前为“贵客”,死后立“高累”,终不能称雄一世。这是对兴门户争私利者的无情嘲笑和无比蔑视,而又以旷达的语气出之,显示出词人不同流俗的思想境界。因为有这样旷达的思想托底,在上片末句,词人就能以清丽飘逸的意境,表现出词人不虑俗情的潇洒放逸怀抱。“一笑”句,虽是借用李白“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莲篙人”的语典,可是用典浑化无迹,直如冲口而出;“落花风”,将时令特征以丽辞写出;而“干里”的形容,则更使落花美景由宴前而宕开无际,由实返虚,合实与虚,使词境显得更为深邃、灵活、摇荡。从章法上讲,结句又将离隆兴而赴行都的词作“本事”作出了必要的交代。上片就这样,由开头的别恨匆匆转到无恨可遣,意路多变,笔法摇曳。
下片首句,从小处说,是承接上片末句“出门去”而来,是写此番去朝廷为官的态度。从大处说,则词人之所以要考虑这个问题,是与上文所讽刺的朝廷政要兴门户私计的政治现状分不开的,所以是上文主旨的一个顺承和延展。在笔法上,词人借古讽今,以三国时代辛毗的耿直不阿,表明白己此去朝廷为官,早已准备好了像辛毗那样,宁愿不做高官、也不做曲附党私之徒的态度。这里的“孙刘辈”,应有所指下二句,以退为进,明看是写词人衰老憔悴之态,说任凭朝中权贵结党营私、大兴门户。实际上,这是对庸俗世风的有力抨击。究其含意,则稼轩之所以会如此衰老,都是因朝廷政要热衷于门户私汁、党派斗争,而对稼轩所向往的恢复大计则不仅不予理睬,反而对词人猜忌有加,频繁调动。全词开头词人“正怕酒尊空”即想要借酒挠愁的心理活动,在此也找到了部分解释。以下五句,看起来渐近颓唐萧瑟。词人这一生,除了湖海漂流、醉吟风月之外,根本无所建树。既然一切都由天子之力,词人真想乞求退休,归隐于镜湖东边的山水之中去。但反过来看,这里面却充满了爱国者的牢骚不平、悲愤与讽刺。因为词人的“此外百无功”,是由于生在这样一个不给机会的政治时代,处处受人掣肘之故。既然词人只手难挽狂澜,倒不如归隐林泉,以免受人倾轧。是对理想受阻的再一次纾愤,是对朝廷政治气氛的辛辣讽刺。这样的“反话”,也能显示出稼轩词气“勃部”、慷慨内敛的抒情风格。
此词以旷达的风貌隐含悲愤讥刺之情,是稼轩词的本色。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我饮酒不需要劝杯,反而担心酒杯空了。分别相离也是可恨的事情,这次的分别是那么的匆忙。酒席上美女贵宾云集,花园外豪富高门坟冢,人世间谁能算是英雄?一笑出门而去,千里外的风吹得花落。
三国魏明帝朝,刘放、孙资用事,朝臣多与交好。辛毗宁愿中谗不作三公也不屈节攀附。我发出种种的感慨,这些交心于你知道。只是感觉自己一生游遍湖海,除了喝醉吟些风花雪月,便是一事无成。身上的所有东西都是陛下赐予,希望皇帝能准许我离开回到山水之间。
注释
貂蝉贵客:这里实指当朝权贵王炎。貂蝉:即貂蝉冠,三公、亲王在侍奉天子祭祀或参加大朝时穿戴。
苑外麒麟高冢:意谓王炎划为当朝权贵,今已化为墓中异物。
人世竟谁雄:人世间到底谁能称雄呢?言外之意,人终有一死,又何必在生前争权夺利呢!
千里落花风:因作者被召离任,在淳熙五年晚春,故云。
孙刘辈,能使我,不为公:此句典出《三国志》卷二五《魏书·辛毗传》:“明帝即位,进封颍乡侯,邑三百户。时中书监刘放、令孙资见信于主,制断时政,大臣莫不交好,而毗不与往来。毗子敞谏曰:‘今刘、孙用事,众皆影附,大人宜小降意,和光同尘:不然必有谤言。’毗正色曰: ‘主上虽未称聪明,不为闇劣。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与刘、孙不平,不过令吾不作三公而已,何危害之有?焉有大丈夫欲为公而毁其高节者邪?’”
此事:指富贵之事。
渠侬:他们、别人。
湖海:湖海豪气。即豪放的意气。
毫发皆帝力:言自己的一丝一毫都是皇帝恩赐的。
根据词序,可知此词是为两件事而发。一是频繁的调任;二是朝廷内部的门户之争。而究其深致,词所要表现的,实是宦迹不定、人事掣肘使词人壮志难酬的牢骚不平之情。
词的上片从眼前饯别之情切入,点出别恨匆匆的遗憾。但从其“正怕酒尊空”的心理活动来看,词人心中积郁的愁情,决不仅仅是离别僚友们的感情。这一起句,就有包藏万有之力,为下文的进一步抒发各种人生忧思立好了地步。“头上”三句,以旁观者的洞达,对争名争利而兴门户私计的朝廷政要作出讽刺,言纵使生前为“贵客”,死后立“高累”,终不能称雄一世。这是对兴门户争私利者的无情嘲笑和无比蔑视,而又以旷达的语气出之,显示出词人不同流俗的思想境界。因为有这样旷达的思想托底,在上片末句,词人就能以清丽飘逸的意境,表现出词人不虑俗情的潇洒放逸怀抱。“一笑”句,虽是借用李白“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莲篙人”的语典,可是用典浑化无迹,直如冲口而出;“落花风”,将时令特征以丽辞写出;而“干里”的形容,则更使落花美景由宴前而宕开无际,由实返虚,合实与虚,使词境显得更为深邃、灵活、摇荡。从章法上讲,结句又将离隆兴而赴行都的词作“本事”作出了必要的交代。上片就这样,由开头的别恨匆匆转到无恨可遣,意路多变,笔法摇曳。
下片首句,从小处说,是承接上片末句“出门去”而来,是写此番去朝廷为官的态度。从大处说,则词人之所以要考虑这个问题,是与上文所讽刺的朝廷政要兴门户私计的政治现状分不开的,所以是上文主旨的一个顺承和延展。在笔法上,词人借古讽今,以三国时代辛毗的耿直不阿,表明白己此去朝廷为官,早已准备好了像辛毗那样,宁愿不做高官、也不做曲附党私之徒的态度。这里的“孙刘辈”,应有所指下二句,以退为进,明看是写词人衰老憔悴之态,说任凭朝中权贵结党营私、大兴门户。实际上,这是对庸俗世风的有力抨击。究其含意,则稼轩之所以会如此衰老,都是因朝廷政要热衷于门户私汁、党派斗争,而对稼轩所向往的恢复大计则不仅不予理睬,反而对词人猜忌有加,频繁调动。全词开头词人“正怕酒尊空”即想要借酒挠愁的心理活动,在此也找到了部分解释。以下五句,看起来渐近颓唐萧瑟。词人这一生,除了湖海漂流、醉吟风月之外,根本无所建树。既然一切都由天子之力,词人真想乞求退休,归隐于镜湖东边的山水之中去。但反过来看,这里面却充满了爱国者的牢骚不平、悲愤与讽刺。因为词人的“此外百无功”,是由于生在这样一个不给机会的政治时代,处处受人掣肘之故。既然词人只手难挽狂澜,倒不如归隐林泉,以免受人倾轧。是对理想受阻的再一次纾愤,是对朝廷政治气氛的辛辣讽刺。这样的“反话”,也能显示出稼轩词气“勃部”、慷慨内敛的抒情风格。
此词以旷达的风貌隐含悲愤讥刺之情,是稼轩词的本色。
《水调歌头·我饮不须劝》作于宋孝宗淳熙五年(1178年)春,辛弃疾三十九岁,在江西隆兴安抚使任上。辛弃疾在僚友们为词人饯别的宴席上,即席次韵写成的。据词序,稼轩淳熙四年冬由江陵知府改调隆兴(今江西南昌市)知府兼江西安抚使。仅三月,又诏命入京。
辛弃疾(1140年5月28日-1207年10月3日),原字坦夫,后改字幼安,中年后别号稼轩,山东东路济南府历城县(今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人。南宋官员、将领、文学家,豪放派词人,有“词中之龙”之称。与苏轼合称“苏辛”,与李清照并称“济南二安”。辛弃疾出生时,中原已为金兵所占。21岁参加抗金义军,不久归南宋。历任湖北、江西、湖南、福建、浙东安抚使等职。一生力主抗金。曾上《美芹十论》与《九议》,条陈战守之策。其词抒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对当时执政者的屈辱求和颇多谴责;也有不少吟咏祖国河山的作品。题材广阔又善化用前人典故入词,风格沉雄豪迈又不乏细腻柔媚之处。由于辛弃疾的抗金主张与当政的主和派政见不合,后被弹劾落职,退隐江西带湖。 ▶ 828篇诗文
一至二句直抒客居他乡,至春不归,远离朋友的思念之情。叙述自己羁旅在外,本已多恨,现在又逢春天来到,自己仍是独处异地,无法回去与知己乡友欢聚,因而更是恨恨难平。一个“恨”字感情色彩浓重,表达了对去家为官的厌倦和思友之深切。“春”字点题,并引出下面的景物描写。
三至六句描写诗人所看到的翠枝绿水、鸟飞鱼戏的春景,这是一幅生气勃勃、春意盎然的壮丽画面。刻意描绘“春日”景象,是全诗的精彩所在。“翠枝结斜影,绿水散圆文”,写春的静默,并映照出诗人的孤寂。“结”字用得很精妙,将视线由实引向虚,又由虚来反映实,虚实相连相衬,层次分明。“散”则用得很舒展,以层层涟漪来反映水之宁谧、轻微、柔和而又有节奏。诗人一定对大自然的沉思和无声的叹息有所共鸣。这二句造语自然,对仗工巧,很能体现诗人锻词炼句的功夫。“戏鱼两相顾,游鸟半藏云”,诗人写鱼和鸟,多么亲昵、快活而又自在。“戏”和“游”互文见义,突出了鱼和鸟的欢快。“半藏云”,“半”字用得也很精妙。是指鸟儿飞得很高,在云中忽隐忽现。这二句的视点由低到高,由近及远,同时也在把眼前的春的活泼引向一种虚幻的境界。这里呈现着的,是一幅青山绿水、鸟飞鱼跃,充满生机活力的春景图。本应令人心旷神怡,尽情游赏,而诗人想的是连鱼鸟也结伴同游,相互欢乐,何况我们称为万物之灵的人,自然就触景生情,想到故乡朋友,如同他们一道流连于春景之中:或登山远眺,神州大地,万紫千红,尽收眼底,或临江垂钓,桃花鱼汛,鱼肥蹦跳,定能满载而归;或游园观景,阳春烟景,大块文章,饮酒赋诗,必有佳作。只有这样与朋友一同欢乐,才是春日里真正的欢乐。由此,这四句景物描绘实际也完成了诗人心境的写照。
七至八句对朋友直述,现在是想念您的时候。既点明了景物描写的意义,又呼应了诗的开头。“何时不悯默”,实际是开头“旅心已多恨”的某种重复,只是换作了反诘语气。“多恨”是一种直叙心意的说法,“悯默”还见出某种神态的刻画。“是日最思君”,语气凝重,情深意长,令人慨叹。这两句说,我旅居在外,与故乡朋友分离,无时无刻不在默默不语地为此而忧愁,况今日面对大好春光,不能与之共赏,多么可惜,对您更加无比地想念。这是本诗的主题,也是诗人寄诗乡友的主要目的。
诗人恨为春至而添,思因景触而深,首尾合作一意。中间点染春日物色,翠枝、绿水,纯然景语;戏鱼、游鸟,寄思于物。语不在裕,却能写出景物撩思万般,使首尾珍重语自然有着落。王维《相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亦仿佛与这首诗末联有所通会。
这篇文章起笔不凡,开篇提出:君子有党,而小人无党的观点。对于小人用来陷人以罪、君子为之谈虎色变的“朋党之说”,作者不回避,不辩解,而是明确地承认朋党之有,这样,便夺取了政敌手中的武器,而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开头一句,作者就是这样理直气壮地揭示了全文的主旨。它包含三个方面内容: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朋党有君子与小人之别;人君要善于辨别。作者首先从道理上论述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的本质区别;继而引用了六件史实,以事实证明了朋党的“自古有之”;最后通过对前引史实的进一步分析,论证了人君用小人之朋,则国家乱亡;用君子之朋,则国家兴盛。文章写得不枝不蔓,中心突出,有理有据,剖析透辟,具有不可辩驳的逻辑力量。
全文共分五段。
第一段:“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吾子、小人而已。”“朋党”,指同类人因某种目的而在一起。“自古有之”的“之”是代指“朋党之说”的。“幸”是希望的意思,“惟幸”,说只希望。“其”,代“朋党”,为第三人称“他们”。听说有关朋党的议论,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只是希望国君能辨别他们是君子还是小人罢了。
第二段:“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以同道为朋”,就是因志同道合而结为朋党,“以”是因为的意思,“以同利为朋”,就是因利害关系相同而结为朋党。接下去,作者以设问的方式提出问题:“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这里用“然”字转折,问道:“我以为小人没有朋党,只有君子才有,那原因是什么呢?”“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这是说小人所喜好的是禄利,“禄”是俸禄,小人所贪的是财物。“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党引”是结为朋党,互相援引。这句说,当他们利害相同时,暂且互相勾结援引而成朋党,那是假的。“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及”是到了,“其”代这些小人,“贼害”即伤害。这几句说,到了他们见到好处而争先恐后,或者好处已经抢光了,交往也少了,则反而互相残害,即使是兄弟亲戚也不能相保。所以,作者重复说:“故臣谓小人无朋,伪也。”再说君子,他们的行为完全两样:“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不然”,即不是这样。“守”,是坚守、遵循的意思。“忠信”,是忠诚、守信,“名节”是名誉、气节。君子所坚守的是道义,所力行的是忠信,所珍惜的是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以之”的“以”,是凭借的意思,“之”,代上面所说的“道义”、“忠信”和“名节”。这几句说,凭借道义、忠信和名节来修炼自身,那么君子就有了共同的道德规范,相助而得益,凭借这些为国效力,那么君子就同心协力,始终如一。接着,作者用“此君子之朋也”一句,强调这些作为与小人截然不同。因此,他得出结论说:“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退”是斥退,罢黜,“用”是进用。这几句说:所以做国君的,只要斥退小人的假朋党,用君子的真朋党,那天下就安定太平了。
第二段运用了对比。作者在分析君子、小人的区别时剖析道:小人、邪者以利相结,同利则暂时为朋,见利则相互争竞,力尽则自然疏远或互相残害,从实质上看,小人无朋;与此相反,君子之朋以道相结,以道义、忠信、名节为重,同道、同德,自然同心,从这一意义上看,君子之朋才是真朋。二者对比鲜明,水到渠成的得出“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的结论,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同时带起下面的一段文字。
第三段广泛列举史实,从各方面论证用君子之真朋则国兴,用小人之伪朋则国亡。与上文开头的“朋党之说,自古有之”遥相呼应,对上文结尾的“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是有力的补充和论证。文中正反引用尧、纣时对朋党的利用,加强对比,阐明小人无朋,君子有朋,有关国家兴亡。再以东汉桓、灵时的党锢之祸、晚唐昭宣帝时朱全忠杀害名士的史实,引用反面例证,阐明迫害残杀君子之朋导致亡国的历史教训。
第三段:作者举了大量的历史事实来说明:“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共工,驩兜等四人”,都是古史传说中凶狠邪恶之徒,“君子八元,八恺”之“元”,是指善良的人,“恺”是指忠诚的人。传说高辛氏有八个有才德的后裔,叫做“八恺”。舜辅佐尧黜退四凶小人的朋党,而进用元、恺君子之朋党,因而尧的天下得到大治。
至于舜之时,文章写道:“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说等到舜自己做了天子。皋、夔,稷、契等贤臣一起在朝中做官。“更相称美,更相推让”的“更相”,是相互的意思,“更”,读第一声。“称美”,是称颂人家的美德和好处,“推让”是谦虚礼让。这样,他们团结一心,舜对他们都加以任用,天下也获得大治。等等。
第四段:作者带有总结性地论述:“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夫前世之主”的夫是发语词,没有实义。“莫如纣”的“莫”是代词,为无指代词,代人,当“没有人”讲,代物,当“没有什么”讲。这几句说,前世君主,能使人人不同心不结为朋党,没有人像商纣王那样;能禁止善良的人结成朋党,没有人像汉献帝那样;能杀戮品行高洁、负有时望者的朋党,没有什么时候像唐昭宗统治时那样。这些国君都把他们的国家搞乱了,灭亡了。“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士,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这是说:“互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生疑心,没有人像舜的二十二个臣子,舜也不怀疑他们而都加以任用。然而后世的人不责备舜被二十二人的朋党所欺蒙,反而称颂舜为聪明的圣人,是因为他能辨别君子和小人啊。”这几句里,“诮”是责备的意思,“以能辨”的“以”是因为的意思。“周武之士,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举”是全,“其”是代词他,即周武王,这句说他全国所有的三千人臣民,全部结成一个大朋党。“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多”是人数多,“大”是范围广,这句说,自古以来,结成朋党人数多而且范围大没有哪个朝代象周朝那样的。“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用此以兴”的“用此”,就是因此。“善人虽多而不厌”说好人虽多而不满足,也就是再多也不嫌多。“厌”是满足。
文章末尾,作者又强调了一下:“夫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迹”是历史事迹,“鉴”是借鉴。这是说上述的兴亡治乱的史迹,做国君的可以借鉴。很明显地请求宋仁宗纳谏,用君子之真朋,退小人之伪朋,以使国家兴盛起来。
文章不讳言朋党,而是指出朋党有原则的区别,“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并引证历史来说明君子之朋有利于国,小人之朋有害于国,希望人君进君子之真朋,去小人之伪朋。文章避免了消极地替作者作辩解,而从正面指出朋党的客观存在,指出借口反对朋党的人就结为朋党,说明朋党有本质的不同。这就争取了主动,使作者立于不败之地,文章也由此具有深刻的揭露作用和强大的批判力量,而排偶句式的穿插运用,又增加了文章议论的气势。
上片描绘塞上自然风光,前二句说阴山道上并非“行路难”,而是别有一番情趣滋味。显然这是仿李白的《上皇西巡南京歌》: “谁道君王行路难,六龙西幸万人欢。”接着二句写塞上特异的风光,进一步烘托了这种特殊环境下的体会。
下片写行旅中的生活情景,前二句描绘途中的休憩和欢宴,后二句转而描述了异域的风俗异味,此中的“怨早寒”并非真的哀怨,而是表达了一种惊异的心理感受。
这首词气势豪迈,格调激越,细致生动地描摹了塞上风光。通过对狩猎途中所遇到的事物的细致描写以及射猎后的宴饮场面和特有的塞外风情和惊奇的感受的描写,形象生动地表达了词人内心的豪迈之情。
苏辙(1039-1112),字子由,汉族,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嘉佑二年(1057)与其兄苏轼同登进士。自号颍滨遗老。卒,谥文定。唐宋八大家之一,与父洵、兄轼齐名,合称三苏。
苏辙的散文《黄州快哉亭记》,因其高超的艺术技巧,历来被人推崇备至,公认是一篇写景、叙事、抒情、议论紧密结合并融为一体的好文章。最能体现苏辙为文纡徐(从容缓慢)条畅(通畅而有条理)、汪洋(气度宽宏)澹泊(不追求名利)的风格,就同他的为人一样。这篇文章由写景叙事入手,而后转入议论。条理清晰,结构严谨,过渡自然,不露痕迹。写景,能曲肖其景,但又不实不死,做到情景俱出,境界深远,让人产生丰富的联想;叙事,能于简要之中插入闲情,磊落跌宕,分外远致。这篇文章最杰出的地方,还在于它的议论。文章就同样的“风”,因帝王、庶人生活、思想之不同而感觉殊异的事实,得出“使其中不自得,将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何适而非快”的结论。立论正确,论证有力,结论无可辩驳,令人信服。“论如析薪,贵能破理”。(梁·刘勰《文心雕龙·论说》)要能破理,立论首先要正确,要“贵是而不务华”。(汉·王充《论衡·自纪》)《黄州快哉亭记》以人对外物的感受是千差万别、因人而异的事实立论,这无疑是正确的。立论“贵是”,就要贵在正确揭示事物的本质。要能破理,在论证过程中还应做到,所“考引事实”必须“不使差忒”。(宋·洪迈《容斋随笔》)苏辙在文章中征引楚襄王兰台披襟当风故事,作为论证的例子,故事的出处在宋玉的《风赋》(见·梁·萧统《昭明文选》),确凿无误,足可传信。最难能的是,这篇文章的议论始终带着情韵,故虽有一股愤懑不平之气贯注其间,却不显出伧父面目。“风无雄雌之异……而风何与焉?”“连山绝壑……乌睹其为快也哉!”等等议论就是。这些议论都近乎于言情,近乎于绘景,显得情韵十足,无丝毫议论常有的逼人气势。唯其如此,文章纡徐条畅,汪洋澹泊的总体风格,也就不致因这些议论而遭受贬斥。
本文通过记叙取名为“快哉亭”的原因,借题发挥,劝慰在谪居生活的张梦得和苏轼,“使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何适而非快?”当时苏辙也在贬中,写作此文,亦有自慰之意。
全文分三段。第一段从长江水势落笔,写登临亭子能览观江流之胜,暗寓快哉之意。第二段揭出命名的缘由:一是从俯瞰、昼观、夜间、近睹、远眺诸角度,极言观赏亭子周围的山川胜景,足以令人称陕。第三段直议“快哉”:先引《风赋》中的有关文字,点“快哉”的出典,然后就楚王之乐、庶民之忧,联想到“士生于世”的两种不同处世态度,肯定张梦得不以物伤性,自放于山水之间的那种“何适而非快”的乐观倔强的情怀。最后从反面收结,进一步衬托出张梦得旷达胸襟的可贵。
全文结构严谨,紧扣“快哉”着笔,一篇之中“快”字凡七见,既做足了题目,又把不以谪居为患,在逆境中自勉之意发挥得淋漓尽致。文势宏放,笔致委曲明畅,能体现苏辙散文风格。《古文观止》评:“读之令人心胸旷达,宠辱俱忘。”这种评价,决非虚言。
作者在本文中畅言“快哉”二字,不仅因为快哉亭所处地理位置的景象使人心旷神怡,而且因为宦途失意之人如果“不以物伤性”,则无论处于什么环境,都能“自放山水之间”而独得其快。文章清新开阔,气势奔逸,将写景、叙事、抒情、议论熔于一炉,借用典故并加以发挥,把快意之情写得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