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题目是“遣兴”。从词的字面看,好像是抒写悠闲的心情。但骨子里却透露出他那不满现实的思想感情和倔强的生活态度。
词的上片词人说忙在喝酒贪欢笑。可是用了一个“且”字,就从字里行间流露出这“欢笑”比“痛哭”还要悲哀:词人是无法排解内心的苦闷和忧愁,姑且想借酒醉后的笑闹来忘却忧愁。这样,把词人内心的极度忧愁深刻地反映了出来,比用山高水长来形容愁显得更深切,更形象,更可信。接着两句进一步抒写愤激的情绪。孟子曾说过:“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说的是书上的话不能完全相信。而词人却说,最近领悟到古人书中的话都是不可信的,如果相信了它,自己便是全错了。表面上好像是否定一切古书。其实这只是词人发泄对现实的不满情绪而故意说的偏激话,是针对南宋朝廷中颠倒是非的状况而说的。辛弃疾主张抗战,反对投降,要求统一祖国,反对分裂,这些本来都是古书中说的正义事业和至理名言,可是被南宋朝廷中的当权派说得全无是处,这恰恰说明古书上的道理现在都行不通了。词人借醉后狂言,很清醒地从反面指出了南宋统治者完全违背了古圣贤的教训。
这首词下片更具体写醉酒的神态。“松边醉倒”,这不是微醺,而是大醉。他醉眼迷蒙,把松树看成了人,问他:“我醉得怎样?”他恍惚还觉得松树活动起来,要来扶他,他推手拒绝了。这四句不仅写出惟妙惟肖的醉态,也写出了作者倔强的性格。仅仅二十五个字,构成了剧本的片段:这里有对话,有动作,有神情,又有性格的刻划。小令词写出这样丰富的内容,是从来少见的。
“以手推松曰去”,这是散文的句法。《孟子》中有“‘燕可伐欤?’曰:‘可’”的句子;《汉书·龚胜传》有“以手推常曰:‘去’!”的句子。用散文句法入词,用经史典故入词,这都是辛弃疾豪放词风格的特色之一。从前持不同意见的人,认为以散文句法入词是“生硬”,认为用经史曲故是“掉书袋”。他们认为:词应该用婉约的笔调、习见的词汇、易懂的语言,而忘粗豪、忌用典故、忌用经史词汇,这是有其理由的。因为词在晚唐、北宋,是为配合歌曲而作的。当时唱歌的多是女性,所以歌词要婉约,配合歌女的声口;唱来要使人人容易听懂,所以忌用典故和经史词汇。但是到辛弃疾生活的南宋时代,词已有了明显的发展,它的内容丰富复杂了,它的风格提高了,词不再专为应歌而作了。尤其是象辛弃疾那样的大作家,他的创造精神更不是一切陈规惯例所能束缚。这由于他的政治抱负、身世遭遇,不同于一般词人。若用陈规惯例和一般词人的风格来衡量这位大作家的作品,那是不从发展的观点看问题。
此词语言明白如话,文字生动活泼,表现手法新颖奇崛,体现了作者晚年清丽淡雅的词风。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喝醉酒我暂且尽情欢笑,哪有工夫整日发愁?近来我才觉得古人的书本,的的确确是没有半点可信的!
昨夜我醉倒在松树旁,问松我醉到什么程度?我疑心松枝摆动是要来搀扶于我,连忙用手一推说:“去!”
注释
西江月:原唐教坊曲名,后用作词牌名。遣兴:遣发意兴,抒写意兴。
那:同“哪”。
我醉何如:我醉成什么样子。
这首词题目是“遣兴”。从词的字面看,好像是抒写悠闲的心情。但骨子里却透露出他那不满现实的思想感情和倔强的生活态度。
词的上片词人说忙在喝酒贪欢笑。可是用了一个“且”字,就从字里行间流露出这“欢笑”比“痛哭”还要悲哀:词人是无法排解内心的苦闷和忧愁,姑且想借酒醉后的笑闹来忘却忧愁。这样,把词人内心的极度忧愁深刻地反映了出来,比用山高水长来形容愁显得更深切,更形象,更可信。接着两句进一步抒写愤激的情绪。孟子曾说过:“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说的是书上的话不能完全相信。而词人却说,最近领悟到古人书中的话都是不可信的,如果相信了它,自己便是全错了。表面上好像是否定一切古书。其实这只是词人发泄对现实的不满情绪而故意说的偏激话,是针对南宋朝廷中颠倒是非的状况而说的。辛弃疾主张抗战,反对投降,要求统一祖国,反对分裂,这些本来都是古书中说的正义事业和至理名言,可是被南宋朝廷中的当权派说得全无是处,这恰恰说明古书上的道理现在都行不通了。词人借醉后狂言,很清醒地从反面指出了南宋统治者完全违背了古圣贤的教训。
这首词下片更具体写醉酒的神态。“松边醉倒”,这不是微醺,而是大醉。他醉眼迷蒙,把松树看成了人,问他:“我醉得怎样?”他恍惚还觉得松树活动起来,要来扶他,他推手拒绝了。这四句不仅写出惟妙惟肖的醉态,也写出了作者倔强的性格。仅仅二十五个字,构成了剧本的片段:这里有对话,有动作,有神情,又有性格的刻划。小令词写出这样丰富的内容,是从来少见的。
“以手推松曰去”,这是散文的句法。《孟子》中有“‘燕可伐欤?’曰:‘可’”的句子;《汉书·龚胜传》有“以手推常曰:‘去’!”的句子。用散文句法入词,用经史典故入词,这都是辛弃疾豪放词风格的特色之一。从前持不同意见的人,认为以散文句法入词是“生硬”,认为用经史曲故是“掉书袋”。他们认为:词应该用婉约的笔调、习见的词汇、易懂的语言,而忘粗豪、忌用典故、忌用经史词汇,这是有其理由的。因为词在晚唐、北宋,是为配合歌曲而作的。当时唱歌的多是女性,所以歌词要婉约,配合歌女的声口;唱来要使人人容易听懂,所以忌用典故和经史词汇。但是到辛弃疾生活的南宋时代,词已有了明显的发展,它的内容丰富复杂了,它的风格提高了,词不再专为应歌而作了。尤其是象辛弃疾那样的大作家,他的创造精神更不是一切陈规惯例所能束缚。这由于他的政治抱负、身世遭遇,不同于一般词人。若用陈规惯例和一般词人的风格来衡量这位大作家的作品,那是不从发展的观点看问题。
此词语言明白如话,文字生动活泼,表现手法新颖奇崛,体现了作者晚年清丽淡雅的词风。
这首词应当作于庆元年间(1195年—1201年2月5日)辛弃疾闲居瓢泉期间。此时南宋朝廷不思恢复,一味地贪图享乐。词人忧心如焚,又不能明言,于是创作此词以抒发心中愤懑之情。
欣赏这首词,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说:品读辛弃疾的词,可从词中品出更有韵味的戏剧来,虽然在写词中,恰如其分地引入戏剧性场景并非辛弃疾发明,但是在他手上得到了发扬光大,在他的词中,这种情况十分常见。这是值得肯定的。
“醉里且贪欢笑,要愁那得工夫。”通篇“醉”字出现了三次。难道词人真成了沉湎醉乡的“高阳酒徒”么?否。盖因其力主抗金而不为南宋统治者所用,只好借酒消愁,免得老是犯愁。说没工夫发愁,是反话,骨子里是说愁太多了,要愁也愁不完。
“近来始觉古人书,信著全无是处。”才叙饮酒,又说读书,并非醉后说话无条理。这两句是“醉话”。“醉话”不等于胡言乱语。它是词人的愤激之言。《孟子·尽心下》:“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本意是说古书上的话难免有与事实不符的地方,未可全信。辛弃疾翻用此语,话中含有另一层意思:古书上尽管有许多“至理名言”,现在却行不通,因此信它不如不信。
以上种种,如直说出来,则不过慨叹“世道日非”而已。但词人曲笔达意,正话反说,便有咀嚼不尽之味。
下片写出了一个戏剧性的场面。词人“昨夜松边醉倒”,居然跟松树说起话来。他问松树:“我醉得怎样了?”看见松枝摇动,只当是松树要扶他起来,便用手推开松树,并厉声喝道:“去!”醉憨神态,活灵活现。词人性格之倔强,亦表露无遗。在当时的现实生活里,醉昏了头的不是词人,而是南宋小朝廷中那些纸醉金迷的昏君佞臣。哪怕词人真醉倒了,也仍然挣扎着自己站起来,相比之下,小朝廷的那些软骨头们是多么的渺小和卑劣。
辛弃疾的这首小词,粗看,正如标题所示,是一时即兴之作。但如果再往里仔细一看,那么会发现作者是在借诙谐幽默之笔达发泄内心的不平。如再深入研究,我们还可洞察到作者是由于社会现实的黑暗而忧心忡忡,满腹牢骚和委屈,不便明说而又不能不说,所以,只好借用这种方式,来畅快淋漓地宣泄他的真情实感。
辛弃疾(1140年5月28日-1207年10月3日),原字坦夫,后改字幼安,中年后别号稼轩,山东东路济南府历城县(今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人。南宋官员、将领、文学家,豪放派词人,有“词中之龙”之称。与苏轼合称“苏辛”,与李清照并称“济南二安”。辛弃疾出生时,中原已为金兵所占。21岁参加抗金义军,不久归南宋。历任湖北、江西、湖南、福建、浙东安抚使等职。一生力主抗金。曾上《美芹十论》与《九议》,条陈战守之策。其词抒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对当时执政者的屈辱求和颇多谴责;也有不少吟咏祖国河山的作品。题材广阔又善化用前人典故入词,风格沉雄豪迈又不乏细腻柔媚之处。由于辛弃疾的抗金主张与当政的主和派政见不合,后被弹劾落职,退隐江西带湖。 ▶ 828篇诗文
这首诗首四句以浑灏之笔写潼关形胜,就潼关河亭展开粗线条的描绘;“橹声”二句收诗人思绪于眼前,将视线放在河亭四周;最后两句由亭下满目东去的波涛,写诗人心中升起的无穷感慨。此诗以景起,以情结,起势雄健,结语惨然。
诗的前四句以浑灏之笔写潼关形胜。“重岗如抱岳如蹲”一句造境雄奇挺健,“抱”、“蹲”二字勾画潼关一带山峦面貌,将西岳华山雄镇潼关的独尊传神地描摹出来,与杜甫诗句“西岳崚.竦处尊,诸峰罗立似儿山孙”(《望岳》)同为传神妙笔。这第一句从潼关附近山岳的垂直空间下笔,给人以峻峭之感。“屈曲秦川势自尊”,由横向空间承接上句,潼关诸山曲折起伏,拱卫关中,形成天然屏障,自古以来,许多帝王凭借此处险峻,建金城千里,为帝王之业。战国末年,七雄逐鹿,商鞅说秦孝公“拒河山之固,东向以制诸侯,此帝王之业也”(《史记·商君列传》),秦国借着关中地利一统天下。杜甫在《秋兴八首》中曾称“秦中自古帝王州”,可见秦川地形确有至尊之势。薛逢在这里巧妙地化用前人语句,将秦川帝居的尊严与潼关天险联系起来,更突出了潼关的山河形胜。
“天地并工开帝宅”,写秦中之“尊”,作为帝居的秦川山河,是天造地设,天地同力开辟出来的,它的险峻,决非区区人工雕琢所能为之的,这句驱天地于笔端,很能见出诗人的气魄和诗才。“山河相凑束龙门”,笔力不减出句。龙门,在今山西河津县西北与陕西韩城县东北之间,此地两岸峭壁对峙,形如阙门,黄河流至此地,因河床变窄,水流湍急,气势壮阔。相传大禹治水,导河积石于此,故又称禹门。龙门景象,非潼关河亭之可望,为了写出“天地并功开帝宅”的自然壮观,作者凭借想象用一“凑”字,一“束”字,写出万壑群山与黄河同赴龙门的景象,以陡健之笔将龙门峡谷,千岩如奔,水流激射写得逼真,使人如临其境,闻其声,见其势,奇险吓人。这句与杜甫“群山万壑赴荆门”(《咏怀古迹五首》其三)写长江气势的雄奇壮丽同工。首二联就潼关河亭展开粗线条的描绘。
诗人在这四句诗中,融时空为一体,而具体又以空间形式设置意象,在空间意象后面,潜藏着以潼关为屏障的秦中帝业发展史,这种潜伏的时间意识,为尾联抒情留下伏笔。
“橹声呕轧中流渡,柳色微茫远岸村”二句,收诗人思绪于眼前,将视线放在河亭四周。正当诗人伫立潼关河亭,沉浸在潼关形胜与秦中帝尊的冥想之际,“呕轧”一声橹响,将他惊醒,觅声望去,只见一叶扁舟中流横渡,在它的背后是柳色茫茫的远岸,和依稀可辨的村庄。这两句诗,以淡墨描出一个宁静莽远的场景,与首二联雄伟惊险境界恍如两个迥然不同的世界,隐隐传达出诗人冥想初醒时那种茫然的心情。
“满眼波涛终古事,年来惆怅与谁论”,由亭下满目东去的波涛,诗人心中升起无穷感慨。山河形胜终古如斯,人间盛衰之事,却如眼前波涛一去不返,即使是声势煊赫的秦皇汉武,他们辉煌的帝业,也成为古事,一去不复返。诗人想道:自己一介寒士,宦途落魄,岁月蹉跎,近年来心中出现的那股人生之谜难以解释的怅惘情绪不觉泛起,而在自己悲惨的生活中,此情可与谁诉?
此诗以景起,以情结,起势雄健,结语惨然。在写景向言情的渐次过渡中,情绪逐渐低沉,最后以世无知音,难论惆怅绾束。这种情绪的起落,除去外界景物的影响,更主要受诗人长期受人排贬,不得意于世的心情影响。史载薛逢与沈询、杨收、王铎等人同年进士,而薛逢最有才华,然诸同年相继作了宰相,薛逢却沉沦下僚,故言辞激烈,得罪当权者,一生抑郁寡欢而卒。这种身世之感,在潼关形胜之中被激发出来,一时豪情,最终被惨淡的心事冲淡,故酿成情绪的大起大落。
《永州韦使君新堂记》记述了韦使君修建新堂的过程和前后的深刻变化,赞颂了他居高望远,顺应民情,铲除残暴,废除贪污,保护贤良和富民的政策。这些过誉之词实则表现了柳宗元对如何作好一方官员的看法,寓示了在被贬谪的困苦中他仍然坚持政治改革的主张和理想,表现了他远大的政治抱负。本文先由反面设喻,导入本题;中段重在写景,末段重在颂人。写景详明,处处为下文伏笔;颂人汩汩涛涛,层层推进,句句与上文呼应,前后浑为一体。文章立意新颖,结构严密。文中穿插赋体(骈散互见),极力铺陈,着力渲染,文如行云流水,辞采清丽,画面鲜明,语言洒脱,音韵优美,确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优秀散文。金圣叹评论此文:“奇特在起笔,斗地作二反一落,如槎桠怪树,不是常观”。论议部分还反映了作者进步的政治观点。更是难能可贵,文如其人,作者本人也正是这样身体力行的。
文章分为三段。在第一段中,作者间接表述了对永州奇异风光的深刻印象。生长在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的柳宗元,认为在城郊之中很难出现那种峭壁深谷的奇异景观,如果用人工修造出来,则“疲极人力”。大概柳氏在长安见过这样的人工胜景,而深知其耗费之巨。永州的奇景,自然而成,令他感叹,“昔之所难,今于是乎在”。这个起段,是全篇拓展文意的基础。段中的几个短句,如:“辇山石,沟涧壑,陵之险阻,疲极人力”,读来简洁精炼,表现出作者运用文字的工力。
下一段,作者简略描摹出永州州治所在的自然景观:“永州实惟九疑之麓。其始度土者,环山为城。有石焉,翳于奥草;有泉焉,伏于土涂。蛇虺之所蟠,狸鼠之所游。”
唐朝时的永州,辖地包括了现在湘、桂两省的交界地区,为零陵(约当今湖南零陵、东安)、祁阳(约当今湖南祁阳、祁东)、湘源(约当今广西湘源)三个县。永州府所在地是零陵,正在九嶷山西北麓。这一带是丘陵山区,气候温和湿润,唐朝时尚是人烟稀少、荒凉冷僻的未开化地区,草石相杂,水土交融,虫兽盘桓,自然景色十分秀丽。但当时之人似乎不欣赏过份天然的去处,厌其杂乱无章,草木横生。柳氏的评价,反映了这种审美观:“茂树恶木,嘉葩毒卉,乱杂而争植,号为秽墟。”茂盛的树木中有恶木,绚丽的花草中有毒花,好坏杂居,善恶难分,实在不是一个清新洁净的去处。在这里,柳宗元的写景包含了更深的含意,暗示了他对朝政的贬斥和人生爱憎之情,是画龙点晴之笔。新来的刺史韦公对“新堂”之地的价值幸而有鉴赏力,“望其地,且异之。始命芟其芜,行其涂。”从这里开始,新堂才被开发出来。韦公不仅有认识,更有行动,动员人力进行修葺,按照人的审美观改善环境,使自然景观焕然一新,悦目怡人。于是“清浊辨质,美恶异位”。尽管唐朝的改革者均罹不幸,命运多舛,但柳宗元对他的政治抱负始终怀有美好的向往和实现的愿望。所以,文中此处借“新堂”的“清浊美恶”,憧憬着改革派的政治理想。治理后的“新堂”,柳氏作了一番描写:
“怪石森然,周于四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窍穴逶邃,堆阜突怒。乃作栋宇,以为观游。凡其物类,无不合形辅势,效伎于堂庑之下。外之连山高原,林麓之崖,间厕隐显,迩延野绿,远混天碧,咸会于谯门之外。”全段的叙写,恰当地运用拟人、比喻的写景手法,先由内及外,再由近及远,把一处风光佳景的新意表达得恰成气象。文字短促而有力,概括了柳宗元的语言风格。
以上两段,先是喟叹自然美的鬼斧神工,又对自然美的不合谐产生疑问,由物及世,由物及人,可见下笔之前成竹在胸,先扬而后抑,复而别开洞天,表达了柳宗元写景的真实寓意。
最末一段,柳宗元别出机抒,从韦公身上引出联想,夹叙夹议,抒发他的善政益民的封建吏治思想:“公之因土而得胜,岂不欲因俗以成化?公之择恶而取美,岂不欲除残而佑仁?公之蠲浊而流清,岂不欲废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远,岂不欲家抚而户晓?”
柳宗元在这里所用的反诘句,可知文章虽是写“新堂”,但不全为写“新堂”。四个反诘句的排比,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是全文立意的点晴之笔,它突然而来又待机已久,与前面文字有着密切关联。柳氏认为韦公治理“新堂”,足以反映韦公的远大志向,所谓“视其细知其大也”,事情虽细微,却反映出一个人的人格操品之大节。“美、仁、清、廉”都是封建道德的核心思想,柳宗元把“新堂”的景观和韦公的吏治最终联贯到这些思想上来,期望以此为“二千石楷法”。明确地表现了他的政治抱负和寄望。
这首诗是杜甫旅居夔州的第二年所写八首咏逐诗之一。虽只有五言八句,但其意义和写作技巧却都臻于上乘。诗的前四句代麂写意,自悔不能见机远离伤害。后四句感叹世人因为贪食美味而残害生灵。全篇代麂立言,前半婉而多讽,后半愤怒斥责。该诗借逐言情,写麂自悔不能全身远离祸害,代麂抒情,感叹世人为了口腹之欲而残害生灵。
诗的首句说自己被迫和自由天地“永”“别”,又被抬举与“玉馔”并列充人口腹。次两句“无才”三字是关键。文意是既没有本事高飞远引与仙人为侣,那就无法逃脱被吃的命运。 “不敢恨”,正说明痛苦之深。“不敢恨”,是虽死无怨,写得更深更惨。后半,头两句总结出一条道理,即: “乱世”生命不值钱,有名即是祸根。残酷现实的根源在哪里,“衣冠兼盗贼”五字作了回答,这是对残暴的统治者的高度概括。全诗与其说是写麂,毋宁说是写人。所指可以是某个人,而更重要的则是揭示了类似的无数人的共同命运。那是几千年封建时代无法消除的社会悲剧、历史悲剧。此诗虽小,可以喻大。
这是一首禽言诗,该诗以讽刺怒骂成文,显示杜甫嫉恶如仇的性格。全诗以将死之麂的口气写成,杜甫借麂之口,毫不留情地遣责了权贵者贪婪残忍的本性。诗人以麂比善良人士,以“衣冠兼盗贼”痛骂奸佞小人。讽刺贪婪成性的人本身就是“盗贼”,有着“鱼肉人民”的本性。此诗构思巧妙,寓意婉转,虽为咏逐诗,却不给人咏逐之感。
对比手法 1.诗写的是写秋日之柳,但诗人不从眼前写起,而是先追想它在春日的情景,然后再回到眼前的柳上来。你看,在士女如云的乐游苑上,在繁华似锦的春日,婀娜多姿的春柳和飘然起舞的舞女在热闹的舞筵上结合了起来,分不清谁是舞女,何为柳枝,意境是何等的优美!而眼前的秋柳,却是完全相反的另一种景象。“清秋”“斜阳”“秋蝉”点染了环境的凄凉,春日之柳的繁盛,正反衬出秋日之柳的枯凋;春日愈是繁华得意,愈显出秋日之柳的零落憔悴。诗人正是通过这种强烈的对比,表达了对秋柳稀疏衰落的悲叹之情。全诗句句写柳,却不着一个“柳”字。句句写景,又句句抒情。诗人年轻时充满幻想和信心,怀有远大抱负,正如洋溢着勃勃生机的春柳。然而由于党争倾轧,诗人一直过着一种沉沦的生活,诗中经历荣枯悬殊变化的秋柳,正是诗人自伤迟暮、自叹身世的真实写照。 2.以春柳作比,来写秋日之衰柳,春日之柳的繁盛,正反衬出秋日之柳的枯凋;春日愈是繁华得意,愈显出秋日之柳的零落憔悴。李商隐青年时就中进士,怀有“欲回天地入扁舟”的远大抱负,然而由于党争倾轧,长期沉沦下僚,此时悼念亡妻,悲叹前路,其心情之惨苦可想而知,诗中经历今昔荣枯悬殊变化的秋柳,不正是诗人自伤迟暮、自叹处世的生动写照?
“逐”有随着之意,用了拟人手法。本来是东风吹动柳枝,用一“逐”字,说柳枝追随东风,变被动为主动,形象更加生动可爱,表现了柳枝的生机可爱。
春日柳长,迎风摆动,但诗人并没有直接描写,而是赋一“逐”字,把柳人格化。本是风吹柳动,却偏要写成柳逐风起,再加上“拂舞筵”三字,更易让人联想到那迎风而动的柳条就是一位酒筵之上翩翩起舞的美女,翠袖绿裙,左摆右摇,煞是好看。可谓将拟人手法运用得深入无痕。
第四句两个“带”字也分明是将柳写作人。两句连起来读,我们可以这样来解释:你怎么愿意在清秋之日,既带着昏黄的斜阳,又带着凄鸣的寒蝉呢?诗人把斜阳照柳,秋蝉鸣柳反说成“带斜阳又带蝉”,这一反,却将柳的形象凸现出来了。
《赠柳》,其实就是咏柳。咏而赠之,故题曰“赠”。前人认为此诗有本事,冯浩并认为系为洛阳歌妓柳枝作。由于年代久远,别无旁证,真实情况,已难考知。
李商隐对柳很有感情,他的诗集中,以柳为题的,多至十几首。这一首同他别的那些咏柳诗不同,它的背景不是一地一处,而是非常广阔的地域。“章台从掩映,郢路更参差。”首联就从京城长安到大江之滨的江陵,写柳从北到南,无处不在,“掩映”“参差”,秀色千里。
“掩映”、“参差”,是写柳色或明或暗,柔条垂拂的繁茂景象,点出时间是在春天。由“从”(任从)到“更”的变化,把柳的蓬勃生机,渲染得更加强烈。次联“风流”、“婀娜”,则是写柳的体态轻盈。柔长的柳枝,千枝万缕,春风吹拂,宛若妙龄女郎,翩跹起舞,姿态是非常动人的。“见说”是听见别人说,包括古今之人对柳的赞赏。“来当”句是说自己见到眼前之柳的时候,正当其婀娜多姿之时,表现出诗人的欣喜之情。上面四句,从广阔的背景上,对春柳作了生动具体的描绘,写出了她妩媚可爱的风姿。
下面接写柳色绵延不断。一到春天,路旁堤畔之柳笼烟罩雾,葱茏翠绿,望之令人心醉。诗人的目光,正是被这迷人的柳色所牵引,向前移去,直到桥边,眼看柳色就要被隔断,可是跨过桥去,向旁一弯,却又顺着长堤,向前延伸,最后虽然眼中已望不见柳,但心中仿佛仍然见到青青的柳色向远方伸去。“行”作“行踪”、“踪迹”解。“意相随”既指春柳傍随长堤而去,也指诗人的心为柳所系,紧随不舍,最后直至青楼酒旗、柳花似雪之处。“青楼”、“酒旗”是人间繁华之地;飞花似雪是春柳盛极之时。“忍”即忍心之意,字里透露出诗人的痛惜之情。花飞似雪,固然美极盛极,然而繁华已极,就意味着离凋谢不远。两句把春柳的繁华写到极致,也把人的爱惜之情写到极点。纪昀评此诗云:“五、六句空外传神,极为得髓。结亦情致可思。”(《李义山诗集辑评》)这四句,意境很美,言外之意不尽,很耐人寻味。
这是一首托女子口吻诉说离别相思之苦的词,离别相思是历代词篇中最为常见的内容,倘若写不出特点,是最难引起读者注意的。
开头两句,采用传统的比兴手法,以习见之事喻简单之理。坠落的雨点已经辞别了乌云,不可能再回到天上去,流出去的江河已经奔向了大海,不可能再流回浦口去,这都是千真万确的习见之事,它们所比喻的道理也非常简单,那就是——别时容易见时难,甚至是生死离别隔绝永无相见之期。“遗恨几时休,心抵秋莲苦”。把离别之苦称作”遗恨”,可见相离之长久,以秋莲比其苦,则以我心对莲心,多占了一个“心”字,这些地方都写的很细致。下片写的是为排除相思之苦所作的尝试和努力,这其中颇有起伏和曲折,亦可见小晏笔法之巧妙。先是打算歌唱以抒发,这是有古语可凭的,“悲歌可以当泣,遥望可以当归”么,可是,“忍恨不能歌”,未曾开口,已经恨如雨下了。于是,退而诉诸丝弦,“试托哀弦语”,而且在哀弦之中诉说了自己的愿望,同时也得到了允诺,“弦语愿相逢”,说的正是丝弦弹出的曲子之中也含有祝愿相逢的美意。明知这只不过是宽慰之意,却也不肯放弃这一丝微弱而渺茫的希望。“知有相逢否”,最后的疑问中仍然没有完全放弃那一丝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