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与韩荆州书》是他初见韩时的一封自荐书。文章开头借用天下谈士的话－－“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赞美韩朝宗谦恭下士，识拔人才。接着毛遂自荐，介绍自己的经历、才能和气节。文章表现了李白“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的气概和“日试万言，倚马可待”的自负，以及他不卑不亢，“平交王侯”的性格。文章写得气势雄壮，广为传诵。
李白的《与韩荆州书》在创作上颇具个性。他在漫游荆州时，听说荆州长史韩朝宗喜欢推荐有才之士，便写了这封求荐的信。对于古人而言，尽管这样做也是正常的，但也总是有求于别人的事情。文气大体上总是以谦抑为好，就是说自己的优点，也应含蓄一点。然而李白这篇求荐书，却完全将自己放在与对方平等的地位上，毫无掩饰地讲述自己的才华。把一篇求荐文章，写得文气纵横恣肆，气概凌云。这同样反映了李白纯真无邪的诗人气质，决不因求人而有半点委琐的私意、屈懦的鄙态。这是因为他相信自己的才华足以用世，而其用世之志，则在于忠义奋发、以报君国。故求韩荐己，同样完全是出于一片公心；而想象韩如能荐己，同样是出于这一片公心。两片公心的相识，两位贤士的相与，这中间自然不必要有任何世俗的表现。这样，就将这封信写得极其光明磊落，内心无私，文风自然就能尽情地抒发。为此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篇原本是世俗交际的文字，却犹如他的诗一样，充分表现出他的个性。这里面所具有的，正是“天生我才必有用”那样的自信。
《与韩荆州书》在写作艺术方面的特点是顿挫跌宕，起伏照应。由古及今，以古人喻韩朝宗达三四次之多。渐次道来，而意在言外，发人深思。一些佳句流传至今，如“龙蟠凤逸”、“颖脱而出”、“扬眉吐气”等。典故使用也恰当得体，起到了激发韩朝宗的作用。
此诗题目特别，《诗经》大多是取首句语词为题，有的虽不是首句，但亦是诗中的语词，而“常武”一词不见于该诗，故说诗者议论纷纭。《毛诗序》谓其意是“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为戒然”；朱熹《诗序辨说》申此说“盖有二义：有常德以立武则可，以武为常则不可，此所以有美而有戒也”，对此，姚际恒《诗经通论》驳道：“诗中极美王之武功，无戒其黩武意。毛、郑亦无戒王之说，然则作《序》者其腐儒之见明矣。”王质《诗总闻》谓“自南仲以来，累世著武，故曰常武”：方玉润《诗经原始》以为“常武”是乐名，他说：“武王克商，乐曰《大武》，宣王中兴，诗曰《常武》，盖诗即乐也。”近人或以为古常、尚通用，“常武”即尚武，与诗旨正合。
此诗赞美周宣王率兵亲征徐国，平定叛乱，取得重大的胜利。诗人的叙述基本按照事件的发展：首章写宣王委任将帅并部署战备任务；第二章通过尹氏向程伯休父下达作战计划。这两章着重记述史实，一一交代重要人物，虽然极为简括，但却把形势、任务、目标乃至进军路线都说清楚了。这自然是最高统帅宣王的杰作，诗人以最简洁的笔法，表现了宣王胸有成竹、指挥若定的气魄与指挥才能。
第三章写进军。诗人先从“我方”着笔：天子亲征，沉稳从容，战士行军，不紧不慢，充满一种胜券在握的坚定信心。而敌方，在诗人笔下则是另一番景象：徐方阵营骚动、震恐，以致如五雷轰顶，仓皇失措。一镇定，一惊慌，两相对照，显示出王师强大的力量，未战已先声夺人。
第四章写王师进击徐夷。诗人以天怒雷震，比喻周王奋发用武；以猛虎怒吼，比喻官兵勇敢，极力突出王师惊天动地的气势。以此击徐，无异泰山压顶，自然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王师迅疾深入淮河腹地，切断了徐淮的联系，还俘获了大批叛军，进而扎营于此，为剿灭敌人作准备。全章八句，前用比，后用赋，寥寥几笔便勾勒出了进军的形势，充分显示出王师的压倒优势。第五章写王师的无比声威。诗人满怀激情，借助精巧选词，串联比喻、排句，饱蘸笔墨，歌唱王师。这是全诗最精彩的部分。
第六章写王师凯旋，归功天子。诗人先颂扬天子计谋允当，再说胜利是“天子之功”，然后写到王下令“还归”，叙述次第井然。“王曰还归”回应篇首“王命卿士”，一反映今日胜利的踌躇满志；一表现昔日大敌当前的凝重心境，前后鲜明对照，首尾相连，结构完善。此章造句颇奇特，双句、单句“徐方”二字交替使用，方玉润《诗经原始》评曰：“‘徐方’二字回环互用，奇绝快绝！”诗人反覆提出“徐方”，正见出对这次平徐胜利的特别重视与喜悦。徐为淮夷大国，屡与朝廷抗衡，今已降服来朝，自然极为可喜可贺，要津津乐道；同时又是天子亲征，诗人怎能不张大其功，宣扬徐方“既来”、“既同”、“来庭”、“不回”。可见连用四个“徐方”既是内容使然，又是抒情志感的需要，并非故意造奇。
中国古代叙事诗不很发达，但如《大雅·常武》一诗，尽管在细节的叙述上精详远不及古希腊罗马的史诗，却也神完气足，其叙事虚写与实写的巧妙结合，尤为一大特色，从诗歌艺术上说，即使与古希腊罗马史诗相比，似也不遑多让。
上片先否定功名，再否定是非，最后又否定一切，层层加深，可谓匠心独运。下片依然承袭上片风格，貌似淡薄世事，实则甚是重视。全词愈转愈深，愈深愈妙，结构奇变，议论精辟而富有情韵，达到了似直而纡、似达而郁的高妙艺术境界。
此词语言通俗，节奏明快，词人满腔的悲愤从笔端喷薄而出。文恬武嬉，朝廷偏安江左，主和派手握实权，豪杰之士虽胸怀报国之志却无用武之地。国势衰微，作为主战派的一员， 刘过心中抑郁难平。他虽一介布衣，却志存高远，渴望建功立业、留名青史。奈何年华渐老，两鬓已斑白，梦想却依然遥不可及，在此情况下，他不由心生郁闷，满腹牢骚。
开篇起势突兀，直抒胸臆。“弓剑出榆塞，铅椠上蓬山。得之浑不费力，失亦匹如闲。”词人认为，引弓持剑出塞杀敌和提笔著书立说都易如反掌，武功文名得来容易，失去也可以淡然地面对。此处虽看似奔放旷达，却并非词人心中的真实想法，他之所以说出这番话完全是由于心中激愤难平。
接下来，词境更进一步，作者对世事的是非曲直进行评说。“未必古人皆是，未必今人俱错，世事沐猴冠”几句反讽意味强烈，看似否定古人，实则是对如今世事的无情讽刺，与辛弃疾《西江月》中的句子“近来始觉古人书，信着全无是处”类似。“老子不分别，内外与中间。”此处的叙述冲破传统思想的局限，作者更为狂放不羁。“老子”二字，刻画出一个愤世嫉俗、睥睨-一切的豪放文人形象。这两句看似对“内外”、“中间”所包含的一切充满怀疑和否定，实则更突显出词人的满腹抑郁不平之气。
“酒须饮，诗可作，铗休弹。”词人认为可以饮酒，可以赋诗，但是就是不可以弹铗，因为饮酒可以忘忧，作诗可以明志，弹铗却不能引起统治者的注意。战国时期，冯谖因不满于待遇过低而三次弹铗，孟尝君每次都能满足他的要求。刘过在此自比冯谖，是为了将当今昏庸无能、不辨是非的统治者与昔日礼贤下士、亲贤远佞的孟尝君进行对比。词人并非不关心国事，甚至曾上书宰相，陈述北伐抗击金军的方略，只是最终未被朝廷采纳。一个“休”字，包含了作者太多无法言明的感慨。
统治者昏庸无能，不肯重用人才，词人一腔爱国情怀无处释放，自然满腹忧愤。“人生行乐，何自催得鬓毛斑。”这两句与李白“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的萧条况味极为相似。词人无奈说道，人生短暂，须及时行乐，何必每日自寻烦恼，催得满头华发呢？这两句词是对下阕开头所表达的感情作进一步的描摹。
孟子认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作者却认为穷困和显达并无二致，“牙旗金甲”和“蹇驴破帽”没有什么区别。这其实并非他心中真实的想法，词人并非像庄子一样，主张天道无为。他满怀报国之志，希望建功立业，取得显达的地位，又怎会无视穷通之间的巨大差异，只是由于报国无门，心中抑郁难解，所以才满腹牢骚而已。
“世事只如此。”作者在此仅着五字，万般无奈却都呼之欲出。至此，其激愤达到顶点，之后，作者一扫前文阴霾之气，一语道破全词的主旨：“自有识鸮鸾。”在文恬武嬉、是非不分的环境下，刘过依然坚信必定有人能够辨忠奸、明是非，从中亦可见其积极进取的精神和狂放不羁的气魄。
作者在词中用了大量的篇幅来抒发内心的不满和无奈，直到最后一句才点明主旨，前后落差巨大，满腹牢骚和激愤在最后一刻戛然而止，似在悬崖边上勒住了狂奔的马匹，其雄浑、豪迈的气魄读来不禁令人感动。
这首诗描写的是除夕时诗人在长安客舍与众人赌博的场景，表现了诗人年轻时的豪放气概。 全诗描写生动，语言豪壮，洋溢着粗犷豪迈的浪漫气息。
第一联是开篇语。除夕之夜，想找乐子。大年三十，厅堂里明烛高烧，不能辜负这美好的夜晚。要是不怕亵读“诗圣”头顶上的灵光，想象一下作为赌徒的杜甫的形象和神情，那该是多么有趣，多么令人目瞪口呆。
第二联切入正题。守岁无事可做，参与赌博。旅客们为了守岁，为了排遣乡愁，在一家可能是兼营赌场的“客舍”里正吆五喝六全神贯注地在大赌而特赌。根据诗中所描述的情况，杜甫他们玩的是一种叫“樗蒲”的赌博。
第三联描写赌场情景。深夜严寒，室内却温暖如春。赌徒们因胜负时而狂喜时而惊叹，就显得更是燥热。杜甫或许是聚赌的人中最来劲儿的一个。这会儿手气不好，一连掷了几次骰子都不得“贵采”，心里一发急，不觉“五白”“五白”地大呼大叫，袒胸露足地探起身来，正聚精会神地准备孤注一掷，转败为胜。“袒跣不肯成枭卢”用的是《晋书·刘毅传》的典故：“（毅）于东府聚大掷，一判应至数百万，余人并黑犊以还，唯刘裕及毅在后。毅次掷得雉，大喜，褰衣绕床，叫谓同座曰：‘非不能卢，不事此耳。’裕恶之，因挼五木久之，曰：‘老兄（我）试为卿答。’既而四子俱黑，其一子转跃未定。裕厉声喝之，即成卢焉。”杜甫掷不成枭卢，最后一局他大概是赌输了。
第四联自解赌博行为。杜甫赌输了，便搬出古人的事来自我解嘲，说了一通盲目乐观的豪言壮语，即失意的英雄也会找乐子遣兴。第五联结尾。作者借前人进一步自我开脱：“《南史·宋本纪上》不是说‘刘毅家无儋石之储，樗蒱（即樗蒲）一掷百万’吗？英雄们行事也往往如此，碰上机会，偶然下笔大赌注，这总不失为一个好主意啊！”输了还要口出大言，讲一番英雄事业多如赌博的大道理，可见杜甫当年是多么踌躇满志，自命不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