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参诗的特点是意奇语奇,尤其是边塞之作,奇气益著。《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是奇而婉,侧重在表现边塞绮丽瑰异的风光,给人以清新俊逸之感;这首诗则是奇而壮,风沙的猛烈、人物的豪迈,都给人以雄浑壮美之感。诗人在任安西北庭节度判官时,封常清出兵去征播仙,他便写了这首诗为封送行。
为了表现边防将士高昂的爱国精神,诗人用了反衬手法,抓住有边地特征的景物来状写环境的艰险,极力渲染、夸张环境的恶劣,来突出人物不畏艰险的精神。诗中运用了比喻、夸张等艺术手法,写得惊心动魄,绘声绘色,热情奔放,气势昂扬。
首先围绕“风”字落笔,描写出征的自然环境。这次出征将经过走马川、雪海边,穿进戈壁沙漠。“平沙莽莽黄入天”,这是典型的绝域风沙景色,狂风怒卷,黄沙飞扬,遮天蔽日,迷迷蒙蒙,一派混沌的景象。开头三句无一“风”字,但捕捉住了风“色”,把风的猛烈写得历历在目。这是白天的景象。
“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对风由暗写转入明写,行军由白日而入黑夜,风“色”是看不见了,便转到写风声。狂风像发疯的野兽,在怒吼,在咆哮,“吼”字形象地显示了风猛风大。接着又通过写石头来写风。斗大的石头,居然被风吹得满地滚动,再著一“乱”字,就更表现出风的狂暴。“平沙莽莽”句写天,“石乱走”句写地,三言两语就把环境的险恶生动地勾勒出来了。
下面写匈奴利用草黄马肥的时机发动了进攻,“金山西见烟尘飞”中“烟尘飞”三字,形容报警的烽烟同匈奴铁骑卷起的尘土一起飞扬,既表现了匈奴军旅的气势,也说明了唐军早有戒备。下面,诗由造境转而写人,诗歌的主人公——顶风冒寒前进着的唐军将士出现了。诗人很善于抓住典型的环境和细节来描写唐军将士勇武无敌的飒爽英姿。如环境是夜间,“将军金甲夜不脱”,以夜不脱甲,写将军重任在肩,以身作则。“半夜军行戈相拨”写半夜行军,从“戈相拨”的细节可以想见夜晚一片漆黑,和大军衔枚疾走、军容整肃严明的情景。写边地的严寒,不写千丈之坚冰,而是通过几个细节来描写来表现的。“风头如刀面如割”,呼应前面风的描写;同时也是大漠行军最真切的感受。
“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战马在寒风中奔驰,那蒸腾的汗水,立刻在马毛上凝结成冰。诗人抓住了马身上那凝而又化、化而又凝的汗水进行细致的刻画,以少胜多,充分渲染了天气的严寒,环境的艰苦和临战的紧张气氛。“幕中草檄砚水凝”,军幕中起草檄文时,发现连砚水也冻结了。诗人巧妙地抓住了这个细节,笔墨酣畅地表现出将士们斗风傲雪的战斗豪情。这样的军队必然无人能敌。这就引出了最后三句,料想敌军闻风丧胆,预祝凯旋而归,行文就象水到渠成一样自然。
全篇奇句豪气,风发泉涌,由于诗人有边疆生活的亲身体验,因而此诗能“奇而入理”,“奇而实确”,真实动人。
全诗句句用韵,除开头两句外,三句一转韵,这在七言古诗中是不多见的。全诗韵位密集,换韵频数,节奏急促有力,情韵灵活流宕,声调激越豪壮,有如音乐中的进行曲。
此诗的开头由一“怜”字引出,“不得意”点明“落第”。“况复”二字递进一层,丘为落第正值柳枝又绿的新春,伤心人对满目春光不免倍觉伤神。“柳条青”客字并暗隐送别的场景,灞水岸边,杨柳依依,送别之际,诗人对丘为的怜惜之情也格外强烈了。这一联诗中既有丘为又有诗人自己,其后两联专写丘为。第二联用典。当年苏秦游说秦王,连续上了十次书都未奏效,黄金百斤用尽(《战国策·秦策》)。以苏秦作比,描写丘为只身困于长安、盘资耗尽的窘况;返回时,由于忧愁的煎熬,两鬓又新添了白发。一“尽”、一“新”,两相映照,丘为的凄苦之状与诗人的哀怜之情如在眼前。京都既难以安顿,回家也是孤独一人,生计窘迫。第客联就是对丘为归途形象的描绘:“五湖客亩宅,万里一归人。”这两句是此诗名句,写丘为孤独一人长途返回,太湖畔唯有微薄的家产,生计窘迫。从字句间读者仿佛看到一个步履沉重、心情懊丧的人,低头走向自己的家园,令人产生怜悯的共鸣。此联句与句对仗,同时又句中自对:“五湖”对“客亩宅”,“万里”对“一归人”。结尾一联:“知祢不能荐,羞为献纳臣。”这里以祢衡借指丘为。《后汉书·文苑传》说祢衡恃才傲物,唯善鲁国孔融及弘农杨修,融亦深爱其才,“上疏荐之”。唐代武后垂拱二年,设理匦使,以御史中丞与侍御史一人充任,玄宗时改称献纳使。王维曾任右拾遗、殿中侍御使等官职,因此自称“献纳臣”。诗人认为自己明知丘为有才华而不能将他推荐给朝廷,自愧不如孔融,同时于“羞”中寓愤,对于贤才遭弃的黑暗政治表示了愤慨。情绪由怏怏惜别转到深深的内疚,以至于牢骚不平,激昂慷慨。
王维与丘为虽是同辈诗友,但年龄稍长,故诗中语气较为老成。结尾处反用孔融与祢衡的典故,虽是从识贤、荐贤的角度引出,但“知”字与篇首的“怜”字,还是表现了一种长者所特有的口吻。诗写送别,抒发的却不是一般的离情别绪,其着重抒发的是对人才的爱惜以及由此引出的对黑暗政治的激愤。全诗从离别写到归程,由近及远;诗情则由哀怜转为羞愤,由浅入深。
作为晓谕刘备及各州郡讨伐曹操的檄文,文章采用了条述的方式,对曹操的“苛虐”,即政治及为人上的严厉残暴,一一道来,主要叙述了中平六年(189)董卓乱起至建安四年(199)曹操与公孙瓒暗通被发觉后退守敖仓这十余年间,曹操的所作所为来声讨曹操的。在列举曹操“苛虐”的同时,始终伴随着对袁绍“休明”即美好清明的颂扬。而十余年间,又以建安元年(196)曹操迎汉献帝都许为界,分两个部分叙述。
建安元年前,曹操从徒手起家到领兖州牧,曹操势力的不断壮大都得力于袁绍的提携与帮助,檄文主要述及了三件大事:其一,曹操乃宦官之后,祖上无德,自身也好乱乐祸,没有美德可言,但是袁绍在汉末扫除宦官之害与董卓之乱时,“收罗英雄,弃瑕取用”,任用曹操,授以奋武将军,希望曹操能为汉室效犬马之劳;其二,曹操愚昧轻佻,缺乏远谋,多次兵败丧师,在此情形之下,袁绍仍上表推荐曹操为东郡太守,后又让曹操领兖州牧,就是希望曹操能像春秋时秦将孟明那样,虽战败但能再立战功;其三,曹操领兖州牧后,飞扬跋扈,残害忠良,如杀九江太守边让,并纳其妻子,致使士林愤痛,民怨沸腾,故其身败徐州,又于濮阳被吕布击败,丧失兖州大部地域,只能游荡东阿,没有安身之处。而袁绍为了加强汉室力量、打击叛党,发兵征讨吕布,使曹操于濮阳败后不至于一蹶不振,并使曹操重领兖州牧。
而建安元年曹操迎汉献帝都许之后,挟天子以令诸侯,专制朝政。檄文中言袁绍因冀州北面公孙瓒进犯,派从事中郎徐勋让曹操至洛阳修缮宫庙,护卫献帝。而曹操借此放横专行,败法乱纪,专制朝政,赏罚由心。太尉杨彪忠心汉室,却遭毒刑;议郎赵彦忠言直谏,却被诛杀。曹操亲自带兵发掘梁孝王墓,开棺裸尸,毒施人鬼,可谓“历观载籍,无道之守,贪残酷烈,于操为甚”。袁绍因公孙瓒牵累,对曹操无暇整训,只好忍让包容,希望或可补救。而曹操包藏祸心,摧折栋梁,孤弱汉室。私下与公孙瓒来往,外助王师,内欲偷袭。会其阴谋发露,公孙瓒也被剿灭。曹师震慑,昼夜逃遁,屯据敖仓。欲凭黄河之险,抵挡大军。袁绍奉汉威灵,率师百万,战马千匹,并州、青州与荆州勇猛岀击,直捣曹操大本营,其势定可破操。而操军吏士,能力战的出自幽冀二州,其中有的原是袁绍部下,皆思乡心切。其余皆是兖州、豫州之民,或是吕布、张扬的降卒,被迫苟从,人怀怨愤。若大军南下,开启降路,定兵不血刃,使曹军土崩瓦解。可以看出,檄文在叙曹操“苛虐”的同时,始终伴随着述袁绍之“休明”,即对曹操的提携、重用、宽容与忍让。而现在之所以进行讨伐,实因“惧其篡逆之萌”。整篇檄文表现了从董卓之乱到官渡之战这十余年来,曹操的种种劣迹,而文中的袁绍与曹操截然相反,始终表现出以国家为重,申明大义,为汉室肝脑涂地的忠守义士的形象。整篇檄文将曹操的“苛虐”与袁绍的“休明”对比叙述,以引起共愤,达到声讨曹操的目的。
《文心雕龙·檄移》一篇中称:“凡檄之大体,或述此休明,或叙彼苛虐。指天时,审人事,算强弱·角权势,标蓍龟于前验,悬聚鉴于己然,虽本国信,实参兵诈。谲诡以驰旨,炜晔以腾说·凡此众条,莫之或违者也·故其植义扬辞,务在刚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辞缓露板以宣众,不可使义隐·必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辞断,此其要也。”檄文在内容上需要阐明我方优明主忠贤相、天时地利人和,同时揭示出对方的苛虐,君不明守不贤、众叛亲离,天理难容。同时要言辞激烈、气势磅礴、言中肯綮、振奋人心。陈琳之文在这些方面做的可谓典范,内容上.处处将袁绍与曹操对比着写,极力表现袁绍的仁德和勇武,先述及他以天下为己任,面对暴乱汇集天下英雄扫除奸佞,后又不断表现他对曹操的仁义宽容、弃嫌任用:同时对曹操的罪恶反复渲染,出身是“赘阉遗丑六“本无懿忆”,自小“犭票狡锋协”,“好乱乐祸”,作为统领战术上轻进易退,为人残虐无度,杀害忠良、毒戮生灵、无视君主、无视百姓,摆事实讲道理,发出“历观载籍,无道之守,贪残酷烈,于操为甚!”的呼喊。同时言辞通畅、层层推进,多用排偶句、四字句以使得节奏明快、气贯长虹,充分实现了檄文应具有效用,难怪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评其檄文为:“今之隽也。”
在文学的审美追求方面,虽然是一篇应制文,但是陈琳却在应制文的框架下巧妙地传达着自身独特的思想、真挚的情感、个性化的文风。
首先,传达了建功立业的政治理想。文章开头即说“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立非常之功。联系陈琳当时的经历,先于何进帐下作主簿,当时所作的《谏何进召外兵一文》已经可见他对政治颇有见解,何进死后与众人一起随董卓进京,后见董卓残害百姓、难成大器便转而到州追随袁绍,山此可知他自己内心正是希望能投靠明主以成就一番大事成为所谓非常之人。同时他又将袁绍塑造成为一个有勇有谋仁德为民的英雄形象,将曹操塑造成为残暴昏庸、贪赞酷烈的奸守形象,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他理想君主应具有和应摒弃的品质。
其次,展现了真实的情感倾向,虽然檄文中对曹操的贬抑难免有夸张浪染的地方,但展现的是他的真实情感。在何进手下的时候就已经显示出他对宦官专权的痛恨,积极为何进出谋划策以刺除宦官势力,曹操作为宦官之后成为陈琳厌恶他的一个理由。从檄文中对曹操从祖父开始骂起就可看出:投奔袁绍是陈琳的自主选择,他是在认可袁绍的处事方式的前提下才会选择投其军下,这样又必然使其抱有对袁绍的赞许心态,所以文中对袁绍的褒扬是出于肺腑也是可想而知的;再者,曹操在当时的所作所为,如出战不利、滥杀无辜、为人狡诈都是有史可查的,这种行为在位正直文人的眼中是十分不堪的,所以陈琳对其的痛斥也是出于内心的厌恶和痛恨。至于后来陈琳在袁绍死后又归曹实乃情势所迫,并不能说明陈琳对曹操的感情倾向。
再次,充分展现了个性化的文风。曹丕在《又与吴质书》中评价道:“孔璋章表殊健,微为繁富。”《文心雕龙·檄移》称“陈琳之檄豫州,壮有骨鲠,虽奸阉携养,章密太甚,发丘摸金,诬过其虐;然抗辞书衅,皦然露骨矣”,二者均提及此文一个共同特点:文气刚健,有骨鲠之气。这不仅和上文所提及的陈琳在文中反映了真实情感倾向、展现出文人的正直有关,同时与陈琳自觉地在句式上多用整句、辞藻的严谨华关、善于化用典故有关。具体说来,整句读起来朗朗上口,一泻而下,据粗略统计,该文281句,排偶句68句,四字句185句,已经具有明显的骈体文的特征:典故的使用使得说理更具说服力,例如文章中多处引自《史记》:辞藻的严谨而华美,严谨处展现出春秋笔法的特色,大有一字定乾坤之妙,如称袁绍幕府,对曹操直呼其名,又称其为“鹰犬”“爪牙”“寇”等等,华美处能起到极强的渲染烘托作用,如对曹操恶行的贬斥,无一语有重复写袁绍之军威,从“尔乃大军过荡西山”直至“有何不灭者哉”,铺排渲染、气贯长虹:以上这些都是其气势刚健、痛快淋漓的文风的支撑。可以看出,陈琳作文是以气骋才,以才运气,气势刚健却又不流于拙朴,有骨鲠之气而又文采斐然。o
张淑芳,宋朝女词人。《西湖志余》记载:”张淑芳,贾似道妾,南宋临安(今杭州市)人,西湖樵家女,姿容美丽,能诗善词”。
清朝文人徐士銮编辑的《宋艳》书中,有引自《西湖志余》的记载:“(张淑芳)木棉之后,自度为尼,结庵九溪,栽花种竹以老,罕有知者。”
另据《续比丘尼传》中记载:“张淑芳,西湖樵家女。理宗选妃日,贾似道匿为已妾,木绵之后,自度为尼,罕有知者。今五云山下,九溪坞内,尚有尼庵。
张淑芳保留下来的作品并不多,《历代词话》、《全宋词》、《词苑萃来编》、《词苑丛谈》以及《本事词》的书中,分别收录了她的三首词。
而这是一首写于秋季的,悲秋思乡之作。
红蜡泪,一作灯下泪。词中”桐叶落,蓼花残”,是化用冯延巳《芳草渡》词中的:“梧桐落,蓼花秋。烟初冷,雨才收。”
作者的笔法熟练,构思巧妙。借助红烛泪、桐叶落、蓼花残、雁声叫、风声寒、流水远这一系列低沉而压抑的气氛,达到了情景交融的效果,烘托出女主人公内心的悲苦哀怨之情。
秋天,本就是一个令人愁浓思重的季节,更何况她孤苦在这寂静的黄昏。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空气中散发着纸上残留着的淡淡墨迹香气。蜡烛像是猜透了她的心思,滴着眼泪也在替她难过。梧桐叶在窗前凌乱地飞舞,白日里篱外的那些鲜艳的红蓼花,此时也一定该凋零了吧?
嘎——嘎,天空传来几声凄恻清越的雁叫,刺破了寂静的夜空,也叫碎了她的心。
真没想到在九溪坞这片世外桃源,到了秋季,居然也是显得如此的冷清。听秋风瑟瑟,闻溪水淙淙。蓬蒿满径之地,无人问津。
通往家乡的路在何方?这多愁寂寞的季节里,又有谁能告诉她有关春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