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自写心境，构画出一个浪迹江湖的奇士形象，目的是写他豪放不羁的生活和心中的不平。首二句就奠定了全词格调。“举手钓鳌客，削迹种瓜侯”，皆以古人自比。钓鳌种瓜，本属隐居人的事，而皆有出典。
从“重来吴会”两句看出作者是重游故地：“三伏”“五湖秋”，拈用前词“莫道三伏热，便是五湖秋”字面，以点出时令，也不无上文“惟与渔椎为伴，回首得无忧”的那种互相倾轧的风气下暂得解脱的寓意。以下三句愤言国事，而自己功名未立，请缨无路。耳畔”、“身外”，皆切合不管事、无职司的人的情境。南宋爱国人士追求的功名就是恢复中原，如岳飞《小重山》词说的“白首为功名”。
过片写远望故国时百感交集的心情：“梦中原，挥老泪，遍南州。”“梦可原”是由“怅望故园愁”所致。“挥老泪”湿襟可以，但不能“遍南州”。这是夸张，是受风雨入梦的影响。此句大有后来陆游“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之慨。因在睡中，故不得“高卧”二字，联及平生志向，遂写出“元龙湖海豪气，百尺卧高楼”的壮语。借三国陈登事，以喻作者自己“豪气未除”（《三国志》许汜议陈登语）。可见作者闲游湖海，实际上并非情愿。以下“短发霜粘两鬓”从“老”字来，“清夜盆倾一雨”应“泪”字来，是写夜晚闻雨声而惊梦事。何以会“喜听瓦鸣沟”？这恰似陆游的“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滂沱大雨倾泻于瓦沟，轰响有如戈鸣马嘶，可为“一洗中原膏血”的象征，此时僵卧而尚思报国的人听了怎能不激动了是的，自己“犹有壮心在”呢！壮心同雨水汇入百川，而归大海，是人心所向，故云“付与百川流”。
全词处处交织在壮志难酬而壮心犹在的复杂感情之中，故悲愤而激昂，相应地，词笔亦极驰骋。从行迹写到内心，从现实写到梦境。又一气写成，从“钓鳌客”、“五湖秋”、“风波摇荡”、“湖海豪气”、“盆倾一雨”、“瓦鸣沟”到“百川流”，所有的景象似乎却汇合成一股汹涌的狂流，使人感到作者心潮澎湃，起伏万千，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词中屡借古人酒杯言有尽而意无穷，故豪放而不粗疏。词写风雨大作有感，笔下亦交响着急风骤雨的旋律。“芦川词，人称其长于悲愤”（毛晋《芦川词》跋），评说甚当。
公元705年（唐中宗神龙元年）正月，宰相张柬之乘武则天卧病之机，率羽林军发动政变，诛除武氏佞臣张易之、张昌宗兄弟，逼迫武则天逊位，迎中宗复辟。
这是唐代历史上的一大事件，当时影响所及，一批文人朝士因“倾心媚附”二张而尽数被贬至岭南各远恶诸州。作为武氏朝廷的著名词臣的宋之问，自然难逃此厄，被贬为泷州（今广东省罗定县一带）参军。端州：今广东省肇庆市。杜审言、沈佺期、阎朝隐、王无竞都是与宋之问同时在朝的诗人。唐代习惯用兄弟排行的行次与人名并称，如杜审言排行第五，称杜五审言。其余几人的称谓亦如此。他们都因与武则天的宠臣张易之交往而得罪被贬往岭南的。宋之问因病晚行，当途经端州驿时见杜、沈、阎、王各题诗于壁上，便感慨地写了这首诗。这首诗虽即兴而作，但情感充沛，语言流畅，生动感人。前人曾评说，宋之问“运笔如舌”，“古诗多佳”。这首七言古诗就是一个例证。
诗的开头两句，语言平直，如同与四位朋友相对而言：“逐臣北地承严谴，谓到南中每相见”，意思是说：我们这些有罪的臣子，受到了严厉的处罚，从北方流放到南荒，原以为在南荒大家还能够经常见面。想想远离家乡能有朋友作伴，也是一种莫大的安慰。“岂料南中歧路多，千山万水分乡县。”意思是说：谁料到南中会有这么多岔道，千山万水使各个乡县重重相隔，哪里还能见到朋友们的面呢？这实际上是借景抒情，委婉曲折地表达了他深沉的懊丧和哀愁。“云摇雨散各翻飞，海阔天长音信稀”，是写对朋友们的思念的。一般形容分离，或说“云飞雨散”，或说“雨飞云散”，宋之问独用“云摇”一词来表现他在《桂州三月三日》诗回忆早年飞黄腾达的情景时说：“风举云摇入紫微。”
正所谓平步青云，扶摇直上。在封建社会里，要想贵为朝臣，不能单凭个人的才力，尤其是在唐代，知识分子要得到重用，必须有达官贵人举荐。宋之问是深明个中奥秘，而且也深有体会的。他媚附武则天的宠臣张易之，或许也正是想乘其“风举”、“云摇”吧。岂知武则天病危，张易之被杀，而他也受到了株连。
这里的“云摇”有暗指皇威或政治势力之意，后者使他们象雨点般散落四方。“翻飞”也含有命运不测之意。“海阔天长”说明朋友之间相距遥远。杜审言流放峰州，在今越南河西省山西西北部；阎朝隐贬崖州，即今海南岛琼山县，都要过海才能到达贬所。而沈佺期谪迁驩州，即今广西崇左县，相传是舜放驩兜的地方，这些地方离宋之问要去的贬所泷州，即今广东罗定县，都还很遥远。古代交通不便，因此诗接着说“音信稀”。彼此之间难以来往和互通消息。“音信稀”又和“每相见”遥相照应，更增强了悲凉的情味。
诗人在驿前孤寂地思念着同样遭遇的朋友，为朋友和自己的未来担心、忧虑：“处处山川同瘴疠，自怜能得几人归。”上句是写虽然各人所去的地方不同，但都同样充满瘴疠，山川满目凄情。下句以深沉的长叹收结了全篇。中原人大多不适应南方偏僻地区炎热的气候，视岭南为蛮荒之地，被贬谪的人初到岭南都有九死一生的恐惧感。比宋之问他们早一年多贬到端州的高戬就病死在那里。与高戬同时流放到钦州（今广西钦州）的张说于公元705年（神龙元年）初被赦返京，再过端州时题有《还至端州驿站与高六别处》：“昔记山川是，今伤人代非。往来皆此路，生死不同归。”宋诗的结尾“自怜能得几人归”，也许是看了张诗有感而发的。
这首七言古诗平易晓畅，明白如话，于平易中见奇妙。诗的遣词造句十分贴切自然，而且极富表现力；恰切地运用了双声、叠韵及重复，读起来音韵和谐，错落有致。全诗八句话，五十六个字，写得波澜起伏，跌宕生姿。就此诗而言，由见题壁而引发对友人的思念，进而表露被贬岭南的愁绪，其情感发展由失望感伤、孤独寂寞而凄苦愁虑、迷惘忧惧，真切地道出了被贬的内心心理，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这首诗语言平实清浅，却深刻揭示出苏轼初到黄州时复杂矛盾的心情。
诗以自嘲口吻开头，此前诗人一直官卑职微，只做过杭州通判，密州、徐州、湖州三州知州，到湖州仅两月便下御史台狱，年轻时的抱负均成泡影，只能说为口腹生计而奔忙。“老来”，诗人当时方四十五岁，这个年龄在古人已算不小了，苏轼作于密州的《江城子》词中便有“老夫聊发少年狂”之句。“事业转荒唐”指“乌台诗案”事，屈沉下僚尚可忍耐，无端的牢狱之灾更使他检点自己的人生态度，“荒唐”二字是对过去的自嘲与否定，却含有几分牢骚。面对逆境，苏轼以平静、旷达的态度对待之。
初到黄州，正月刚过，又寄居僧舍，却因黄州三面为长江环绕而想到可有鲜美的鱼吃，因黄州多竹而犹如闻到竹笋的香味，把视觉形象立即转化为味觉嗅觉形象，表现出诗人对未来生活的憧憬，紧扣“初到”题意，亦表露了诗人善于自得其乐、随缘自适的人生态度。苏轼这种“能从黄连中嚼出甜味来”的精神是最应令人钦敬的，这种豁达、乐观的精神，使他在黄州的五年政治上的低谷时期（政治上不可能有任何作为），却在创作上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大批著名词篇均写于这一时期，苏轼成了古代文学家中身处逆境而大有作为的典范，苏轼“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鲁迅语）的高尚思想境界成为后人之表率。
后四句为作者自嘲，颈联写以祸为福的宽慰心态，用典自况。“为口”而至此，可以说是人生的大不幸了，诗人却以苦为乐，以祸为福，在扫兴的“员外置”前加了一个“不妨”，在倒霉的“水曹郎”前加了一个“例作”，安之若素，自我调侃。其心胸开阔，个性旷达便跃然纸上。尾联写无功受禄的愧怍，质朴自然。身为“员外”，却没能为国家出力办事，而又要白白花费国家的钱银，实在是惭愧。“压酒囊”就是工钱，虽然钱不多，可对于一个“无补丝毫事”的人来说，还要费这工资，确实惭愧。 在就表现了诗人的豁达和自得。
“诗穷而后工”，“只惭”句有几分无奈，但并不把它作为完全无所作为的理由，政治上不能有所作为，文学上却可以大有作为。黄州成了苏轼一生词与文章创作的顶点，也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坛的地位。这首诗一反古代诗人在遭受打击时鸣冤叫屈、叹老嗟卑的惯例，虽自嘲不幸，却又以超旷的胸襟对待，后世诗作唯有鲁迅的一首“运交华盖”与其相似。
诗用乐府体，用第一人称写，选取了陷身金虏的一位妇女的经历及行事，表现广大金统治区宋遗民不屈服金人统治，渴望能得到解放、脱离苦海的心情。
诗前四句写这位女子失陷敌国的经过，追述她原本是京师良家女子，靖康初金人攻陷汴京，把她掳到北地的辛酸遭遇。四句写得平平，但其中强烈压抑住的悲痛，仍可体会出来。
接下四句写女子见到南方来的使节的反应，说她听到宋使经过，由于自己穿戴着金人装束，心中深以为耻，不敢挤过去看，可对故国的眷恋，对故国来人的亲切感，又驱使她不能不去看，所以她远离人群，爬上最高处，去瞻望使者的队伍。这四句刻画心态妙到毫末，“立向最高处”极其形象地反映了她羞惭、悲愤的复杂矛盾的心理。
“图见汉官仪”一句，涵意也十分丰富：一是要见见故国的使节仪仗，抒发自己对宋朝的热爱，寄托思归情绪；一是暗用刘秀典，希望能早日获得解放，重见大宋军队收复国土。末两句是使者过后，诗说那女子仍然计算着日子，盼着使者回程从这里过，得以再次一洒伤心泪。这两句把前四句的心情更加推进了一步，写得意味很浓，感人肺腑。
清代赵翼题元好问《遗山集》有“国家不幸诗家幸”句，说国家沦陷，蒙受不幸，即因此而造就了一大批诗人，用自己的真情实感，写出了忧国忧民的杰出篇章，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曹勋就是如此。他本来是个平庸的诗人，因为见到家国沦陷，人民受难，心中愤愤难安，所以能把亲身经历提炼出这样一首好诗来。全诗写的充满着抑郁，凄凉感人，可以与后来的范成大出使金国所写的《州桥》等诗媲美，也是以这类内容为主题的爱国诗篇中较早的一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