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杨柳枝》词是诗评家司空图的作品。司空图诗宗王维山林隐逸之风，其词亦然，清新自然，雅洁可爱。
江南山清水秀，风光旖旎，胜似传说中的桃源仙境。词人用淡雅的笔墨，传达出人间春色的无限情韵。
这首小令的题材和趣味登不上大雅之堂，但它袒示了早期散曲的“俚曲”的胎记，其所表现出的风趣活泼，也是一目了然的。作者于煞有介事的交代背景后，安排了床上翻身、“压扁沈东阳”的可笑情节，可谓出奇制胜。“交颈效鸳鸯”、“锦被翻红浪”、“雨歇云收”等都是说唱文学中用得烂熟的文字，所谓“强作斯文语”，只要举一则明人模仿元人语言风格所作的《小桃红·西厢百咏》为例，就不难体会到这一点：“高烧银烛照红妆，低簇芙蓉帐。倒凤颠鸾那狂荡，喜洋洋，春生翠被翻红浪。”（《雨云欢会》）而“偌长偌大，偌粗偌胖”，那就更是百分之百的通俗口语。这一切诚如徐渭雨《南词叙录》中所说，“常言俗语，扭作曲子，点铁成金，信是妙手”。喜剧情节和俚语俗言，可说是元代谐谑性散曲的两大要素。
中国戏剧源于俳优表演，因而带着特有的娱乐性。到了元代的杂剧，仍保留着净、丑的角色，插科打诨也成为元杂剧风味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这种欣赏习惯，对元散曲应当说有直接的影响，致使谑乐也成为散曲的一项审美内容。散曲与杂剧互相间的交互、影响，注意的人不多，却是客观存雨的。
中唐宰相权德舆有诗《八月十五日夜瑶台寺对月绝句》：“嬴女乘鸾已上天，仁祠空在鼎湖边。凉风遥夜清秋半，一望金波照粉田。”据宋·宋敏求《长安志图》所绘的唐太宗昭陵图，在陵域范围之内，有“瑶台寺”、“广济寺”、“澄心寺”、“百城寺”、“舍卫寺”、“升平寺”、“证圣寺”、“宝国寺”等。又据《金石萃编》记载：“瑶台寺，则《昭陵图》有之，在昭陵之西、澄心寺之南也。”据今考古，瑶台寺在昭陵西南十八里处。此诗当是权德舆于昭陵所写。查其诗中之意，则与某位公主有关。
“嬴女乘鸾已上天”。“赢女”，指秦穆公之女弄玉。萧史教弄玉吹箫引凤，后来二人乘凤鸟而去。此句以弄玉成仙比喻公主去世。
“仁祠空在鼎湖边”。“仁祠”，明·杨慎《艺林伐山·仙陀》：“佛寺曰仙陀，又曰仁祠。”在此当指瑶台寺。“鼎湖”，本为古代传说黄帝乘龙升天处，后借指帝王。如清·吴伟业《圆圆曲》“鼎湖当日弃人间，破敌收京下玉关。”此句指公主死后，空留下瑶台寺在唐太宗的昭陵旁边。
“凉风遥夜清秋半”。此句扣题，点明写诗之时是凉风习习的八月十五日月夜。
“一望金波照粉田”。“金波”，月光。“粉田”，脂粉田，即公主的汤沐邑。此句再次点明季节，及瑶台寺与公主的关系。
全诗大意：公主不幸去世了，只留下瑶台寺还在昭陵旁边。今天晚上正值凉风习习的八月十五日清秋月夜，明亮的月光照着这座用公主的汤沐所得造的寺庙
那么，此诗中提到的公主是谁呢？
此诗既然写于昭陵，则公主当是唐太宗的姐妹或者女儿。查《新唐书·公主传》，唐太宗的姐妹与女儿中，葬地与佛寺有关者有二：一、比景公主，始封巴陵……显庆中追赠，立庙于墓，四时祭以少牢。二、晋阳公主……因诏有司簿主汤沐余赀，营佛祠墓侧。又据宋·赵明诚《金石录·卷三》：“第五百九十三，《唐瑶台寺碑》：许敬宗撰，诸葛思祯正书。贞观十八年。”则至迟到贞观十八年，瑶台寺就已经存在，则此庙与比景公主无关。再据《新唐书·公主传》，“因诏有司簿主汤沐余赀，营佛祠墓侧”，与“粉田”之意正合，则晋阳公主的葬地极可能就在瑶台寺附近。
当然，瑶台寺在昭陵西南十八里，算是很外围了，比起同母姐妹们，离昭陵主峰似乎太远，不符合晋阳的身份。其实，这是有原因的。当时认为女子未及笄而亡的有戾气，不能葬在家族墓地，只能葬在佛寺中，用佛法化解戾气。所以二凤在昭陵边修佛寺，并且把小犀牛葬在那里，其实已经是在打擦边球，没办法再近了。
前人评这首诗，有的说：“从肺腑流出”，“万转千回，纯是泪点，都无墨痕”。有的说：“一片血泪，更不辨是诗是情。”这都可以说抓住了最本质的东西。至于说它“屈曲赴题，清空一气，与《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同时一格”，则是就艺术特点而言的；说它“直可使暑日霜飞，午时鬼泣”，则是就艺术感染力而言的。
杜甫和郑虔是“忘形到尔汝”的好友。郑虔的为人，杜甫最了解。他陷贼的表现，杜甫也清楚。因此，他对郑虔的受处分，就不能不有些看法。第三句中的“严谴”，就是他的看法。而一、二两句，则是为这种看法提供依据。说“郑公樗散”，说他“鬓成丝”，说他“酒后常称老画师”，都是有含意的。
说郑公“樗散”，有这样的含意：郑虔不过是“樗栎”那样的“无用之材”罢了，既无非分之想，又无犯“罪”行为，不可能是什么危险人物。何况他已经“鬓成丝”，又能有何作为呢。第二句，即用郑虔自己的言谈作证。人们常说：“酒后见真言。”郑虔酒后，没有越礼犯分的言论。他不过常常以“老画师”自居而已，足见他并没有什么政治野心。既然如此，就让这个“鬓成丝”的、“垂画”的老头子画他的画儿去就行了。可见一、二两句，并非单纯是刻画郑虔的声容笑貌；而是通过写郑虔的为人，为郑虔鸣冤。要不然，在第三句中，就不会突然冒出个“严谴”了。
次联紧承首联，层层深入，抒发了对郑虔的同情，表现了对“严谴”的愤慨，的确是一字一泪，一字一血。对于郑虔这样一个无罪、无害的人，本来就不该“谴”。如今却不但“谴”了，还“谴”得那样“严”，竟然把他贬到“万里”之外的台州去，真使人伤心。这是第一层。郑虔如果还年轻力壮，或许能经受那样的“严谴”，可是他已经“鬓成丝”了，眼看是个“垂画”的人了，却被贬到那么遥远、那么荒凉的地方去，就是明明要他早一点画啊。这是第二层。如果不明不白地画在乱世，那就没啥好说；可是两京都已经收复了，大唐总算“中兴”了，该过太平日子了，而郑虔偏偏在这“中兴”之时受到了“严谴”，真是太不幸了。这是第三层。由“严谴”和“垂画”激起的情感波涛奔腾前进，化成后四句，真“不辨是诗是情。”
“苍惶”一联，紧承“严谴”而来。正因为“谴”得那么“严”，所以百般凌逼，不准延缓。作者没来得及送行，郑虔已经“苍惶”地踏上了漫长的道路。“永诀”一联，紧承“垂画”而来。郑虔已是“垂画”之年，而“严谴”又必然会加速他的画，不可能活着回来了。因而发出了“便与先生应永诀”的感叹。然而即使活着不能见面，仍然要“九重泉路尽交期”啊。情真意切，沉痛不忍卒读。诗的结尾，是需要含蓄的，但也不能一概而论。
杜甫当然是忠于唐王朝的，但他并没有违心地为唐王朝冤屈好人的做法唱赞歌，而是实事求是地斥之为“严谴”，毫不掩饰地为受害者鸣不平，表同情，以至于坚决表示要和他在泉下交朋友，这就是一个真正的诗人应有的人格。有这样的人格，才会有“从肺腑流出”、“真意弥满”、“情见于诗”的艺术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