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拓展古意而成哀悼诗声，先写送荆轲的时间和地点，再写送别时壮观的场面，然后写刺秦王的经过，最后写秦王一匡诸侯统一中国后天下宝物都集秦宫且美女钟鼓繁若云霞。
开头四句为第一层，写送荆轲的时间和地点。易水河畔原为古老航道，背燕面赵，襟带二邦，河水浩荡，两岸白沙无垠，足为送别开拓寥廓宏大背景。又时值天风萧瑟、草木零落暮秋季节，北国天空尤为高远幽旷，浩浩江水，茫茫白沙，飒飒天风，萧萧草木，这些大自然奇特景观为全诗铺垫了慷慨悲壮基调。“送君迢遥西入秦”一句点明送谁去何处。其中，“迢遥”一词既写征途之遥，复含任重而道远深意。
紧接着四句为第二层，写送别时壮观的场面，以“骊驹一唱心茫茫”渲染悲壮场面，既为赞古代英雄荆轲，更为颂现实生活左懋第北上议和壮举。
之后四句为第三层，写刺秦王的经过，借荆轲悲剧重演以痛悼左懋第遇害。
最后四句为第四层，写秦王一匡诸侯统一中国，天下宝物都集秦宫，美女钟鼓繁若云霞。邪恶战胜正义，如同清朝灭明朝。但荆轲、高渐离虽亡，而博浪沙椎击秦王的张良终将再度出世。篇终“浩茫”之思，幽深婉曲地传达出陈子龙救亡图存的坚定决心。
全诗构制宏伟，用思深沉，立意深沉含蓄，风格慷慨悲凉，融合写景、叙事、议论于一体而浑化无迹：写景在于创造情感氛围，叙事在于抒发情感，全诗叙事都隐隐荡漾着郁勃的情思，结尾的议论又将这种情感推向高潮，故全诗写景、叙事、议论都统一在总体的情感节奏中。
词的上阕重在渲染上元节的节日气氛。发端一韵扣住早春的季节特征，表现了自然界冬去春来节序的更替，描绘了天长昼永、花开草绿、和风送暖的新春气象，也使整首词笼罩在明媚和煦的氛围中。“变韶景”一韵紧承前面的内容，点出了恰逢“元宵三五”，春意盎然的京城皓月当空，皎洁生辉。“连云”二韵视点渐由天空移向地上，着力从宏观上描绘了京城的建筑。明亮的月光下，重重复道高耸入云，座座楼观凌空如飞，京都是多么的雄伟壮丽。这些都是写实的笔墨，优美而有气势，但若无下面一句，就显得过于坐实，与元夕溢彩流光、迷离倘恍的夜景不相和谐。“嘉气瑞烟葱蓓”一句，将“连云”的“复道”、凌空的“飞观”、壮丽高峻的“皇居”都笼罩在一片祥云瑞雾中，这不仅给实实在在的建筑物平添了几分朦胧缥缈的美感，更突出了一种吉庆祥和的气氛。至此，词的上阕终于在层层的渲染后托出了最后的两句“翠华宵幸，是处层城阆苑”——天子驾临，与民同乐。
词的下阕主要描写皇帝驾临后，元夕灯会的热闹场面。龙凤烛发出的光亮和天空的星光、月光交相辉映，高耸的鳌山旁，舞者手执羽扇，翩翩起舞，两籍乐府及梨园子弟与观灯的百姓一起狂欢，人声鼎沸，箫鼓喧天。直到天已破晓，人们都还没有散去。街道上人挤得满满的，人们都向天子高呼万岁，希望年年见到皇帝的仪仗，目睹天子的风采。
从词的内容看，固然有以词谀世之嫌，但它真实地再现了东京汴梁元宵之夜的热闹景象，展现了北宋前期物阜民康的社会生活风貌，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
这首词写的是淑真小时候关于正月初六那天的美好记忆。
正月初六，月亮细弯，如一钩新镰。“寒玉”本是玉石的一种，即常说的翡翠，这里以“寒玉”指代月亮。“钩寒玉，凤鞋儿小，翠眉儿蹙。”在女孩子眼中，那月牙儿象极了她所穿的三寸凤鞋，象极了那微微蹙起的一弯娥眉。
“闹蛾雪柳添妆束，烛龙火树争驰逐。”“闹娥”与“雪柳”都是古代女子的头部饰物，“闹娥”亦称“夜蛾”、“蛾儿”。用纸做成的灯蛾儿。宋代正月十五元夕夜，盛装女子头插闹蛾、发嵌雪柳，以应时节，盖取蛾儿戏火之意。宋范成大《菩萨蛮》词：“留取缕金幡，夜蛾相并看。”辛弃疾《青玉案·元夕》词：“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宋周密《武林旧事·元夕》：“元夕节物，妇人皆戴珠翠、闹蛾、玉梅、雪柳......而衣多尚白，盖月下所宜也。”
“烛龙”又称“烛阴”或“逴龙”，是北方民族的原始图腾。“火树”原指凤凰木，因其鲜红或橙色的花朵配合鲜绿色的羽状复叶，被誉为世上最色彩鲜艳的树木之一。这里的“烛龙”和“火树”，指的都是元霄节的灯火。
“争驰逐，元宵三五，不如初六。”“元宵三五”就是说元宵节，亦即正月十五，正月十五的月亮，原不似初六那般细眉弯弯，所以，说“弯弯曲”，十五当然不如初六了。
在朱淑真的记忆里，正月初六是个快乐而热闹的日子，连元宵节都比不上。那个时候，待字闺中的少女朱淑真脚穿小凤鞋，戴闹蛾、佩雪柳，和姐妹们在灯火辉煌的街头追逐奔跑，在人流中穿梭，争看那街头的烛龙火树，一派无忧无虑的烂漫与天真。
潘岳《悼亡诗》是诗人悼念亡妻杨氏的诗作，共有三首。杨氏是西晋书法家戴侯杨肇的女儿。潘岳十二岁时与她订婚，结婚之后，大约共同生活了二十四个年头。杨氏卒于公元298年（晋惠帝元康八年）。潘岳夫妇感情很好，杨氏亡后，潘岳写了一些悼亡诗赋，除《悼亡诗》三首之外，还有《哀永逝文》《悼亡赋》等，表现了诗人与妻子的深厚感情。在这些悼亡诗赋中，《悼亡诗》三首都堪称杰作，而在三首《悼亡诗》中，第一首传诵千古，尤为有名。这里选析第一首。
这一首《悼亡诗》写作时间大约是杨氏死后一周年，即公元299年（晋惠帝永康九年）。何焯《义门读书记》说：“安仁《悼亡》，盖在终制之后，荏苒冬春，寒暑忽易，是一期已周也。古人未有丧而赋诗者。”结合诗的内容考察，是可以相信的。这首诗，从内容看，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荏苒冬春谢，寒暑忽流易。之子归穷泉，重壤永幽隔。私怀谁克从，淹留亦何益。僶俛恭朝命，回心反初役。”是第一部分，写诗人为妻子守丧一年之后，即将离家返回任所时的心情。开头四句点明妻子去世已经一年。诗人说，时光流逝，爱妻离开人世已整整一年，层层的土壤将他们永远隔绝了。“私怀”四句，写诗人即将离家返回任所的心理活动。就个人对亡妻的思念之情来说，诗人十分愿意留在家中，可是有公务在身，朝廷不会依从，这个愿望是难以实现的。再说，人已死了，就是再继续留在家中，也是没有用。这里提出留与不留的矛盾。矛盾的解决办法是，勉强遵从朝廷之命，转变念头，返回原来任职的地方。
“望庐思其人，入室想所历。帏屏无髣髴，翰墨有馀迹。流芳未及歇，遗挂犹在壁。怅恍如或存，回惶忡惊惕。”是第二部分，写诗人就要离家返回任所，临行之前，触景生情，心中有说不出的悲哀和痛苦。看到住宅，自然想起亡妻，她的音容笑貌宛在眼前；进入房间，自然忆起与爱妻共同生活的美好经历，她的一举一动，使诗人永远铭记在心间。可是，在罗帐、屏风之间再也见不到爱妻的形影。见到的是墙上挂的亡妻的笔墨遗迹，婉媚依旧，余香未歇。眼前的情景，使诗人的神志恍恍忽忽，好像爱妻还活着，忽然想起她离开人世，心中不免有几分惊惧。这一段心理描写，十分细腻的表现了诗人思念亡妻的感情，真挚动人。这是全诗的最精彩的部分。
应该指出，“流芳”“遗挂”二语，注家尚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流芳”是指杨氏的化妆用品，有人认为“遗挂”是杨氏的遗像，都是猜测，缺乏根据。余冠英说：“‘流芳’‘遗挂’都承翰墨而言，言亡妻笔墨遗迹，挂在墙上，还有余芳。”（《汉魏六朝诗选》）比较可信。又，“回惶忡惊惕”，意思是由惶惑不安转而感到惊惧。“回”，一作“周”。前人如陈祚明、沈德潜等人多谓此句不通，清人吴淇说：“此诗‘周惶忡惊惕’五字似复而实一字有一字之情，‘怅恍’者，见其所历而犹为未亡。‘周惶忡惊惕’，想其所历而已知其亡，故以‘周惶忡惊惕’五字，合之‘怅恍’，共七字，总以描写室中人新亡，单剩孤孤一身在室内，其心中忐忐忑忑光景如画。”（《六朝选诗定论》）剖析入微，亦颇有理。
“如彼翰林鸟，双栖一朝只。如彼游川鱼，比目中路析。春风缘隙来，晨霤承檐滴。寝息何时忘，沈忧日盈积。庶几有时衰，庄缶犹可击。”是第三部分，写诗人丧偶的孤独和悲哀。“翰林鸟”，指双飞于林中的鸟。比目鱼，水中一种成对的鱼。《尔雅·释地》说：“东方有比目鱼，不比不行。”传说比目鱼身体很扁，头上只一侧有眼睛，必须与眼睛生在另一侧的比目鱼并游。不论“翰林鸟”，还是“比目鱼”，都是古人常用来比喻夫妻合好。“一朝只”、“中路析”，写出诗人丧偶以后的孤独与凄凉。冬去春来，寒暑流易，爱妻去世，忽已逾周年。又是春风袭人之时，檐下晨霤点点滴滴，逗人哀思，难以入眠。深沉的忧愁，难以消却，如同三春细雨，绵绵无休，盈积心头。要想使哀思衰减，只有效法庄周敲击瓦盆（一种古代乐器）了。《庄子·至乐》说，战国时代宋国人庄周妻死了，惠施去吊丧，见庄周两腿伸直岔开坐在那里敲着瓦盆唱歌。惠施说，妻子死了，不哭也罢，竟然唱起歌来，未免太过分了。庄周说，妻子刚死时，他很悲伤。后来想想，人本无生、无形，由无到有，又由有到无，正如四季循环，就不必要悲伤了。潘岳想效法庄周，以达观的态度消愁，殊不知“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潘岳的悼亡诗赋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富于感情。此诗也不例外。陈祚明说：“安仁情深之子，每一涉笔，淋漓倾注，宛转侧折，旁写曲诉，刺刺不能自休。夫诗以道情，未有情深而语不佳者；所嫌笔端繁冗，不能裁节，有逊乐府古诗含蕴不尽之妙耳。”（《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一）这里肯定潘岳悼亡诗的感情“淋漓倾注”，又批评了他的诗繁冗和缺乏“含蕴不尽之妙”，十分中肯。沈德潜对潘岳诗的评价不高，但是对悼亡诗，也指出“其情自深”（《古诗源》卷七）的特点。的确，潘岳悼亡诗感情深沉，颇为感人。
由于潘岳有《悼亡诗》三首是悼念亡妻的，从此以后，“悼亡诗”成为悼念亡妻的专门诗篇，再不是悼念其他死亡者的诗篇。于此可见，潘岳《悼亡诗》深远的影响。
这篇文章分三段。
第一段，交代边境的紧张形势和刘礼、徐厉、周亚夫的三军驻地。
第二段，写汉文帝劳军的经过，重点写了汉文帝在细柳营被挡的一段史实，表现了周亚夫治军之严。
第三段，写劳军后汉文帝的深明大义和对周亚夫的赞叹。全文赞扬了周亚夫忠于职守、治军严明和不卑不亢、刚正不阿的品格，同时也体现出汉文帝的深明大义和知人善任。
汉文帝亲自劳军，到了霸上和棘门军营，可以长驱直入，将军及官兵骑马迎送。而到了细柳军营，军容威严，号令如山，即使皇上驾到，也不准入营。作者以对比、反衬的手法，生动地刻画了一个治军严谨、刚正不阿的将军形象。“细柳”也成了后人诗文中形容军中常备不懈、军纪森严的常用典故。
文章重在刻画周亚夫这个人物形象，但直接描写周亚夫的地方并不多，而是把大量笔墨用在霸上、棘门军与细柳军的对比上，用在描写细柳军的严明军纪上。这些侧面描写有力地烘托了周亚夫这个人物形象，如：细柳军将士言必称“将军令曰”、“将军约”，人物虽未出场，却已令人感受到其“真将军”的威严和风范。两处对周亚夫的正面描写虽着墨不多，却如画龙点睛，使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跃然纸上。作者并没有过多地正面描写周亚夫的言行，而是通过描写汉文帝慰劳军队将士这一场面，把正面描写与侧面描写相结合，借助对比衬托的手法，鲜明地展现了人物的性格特征。
文中周亚夫“真将军”的风范是通过多次对比体现的。通过汉文帝慰劳守军的故事，表现了周亚夫的忠于职守和治军严明。先写汉文帝到霸上和棘门军营的情况，与后面写汉文帝在细柳军营遇到的情况作对比，突现细柳军营军纪严明。再一处对比是：天子在霸上和棘门军中策马驱车“直驰入”；而在细柳军营，“壁门士吏谓从属车骑曰：‘将军约，军中不得驱驰。’于是天子乃按辔徐行。”由此可以看出，周亚夫治军有方，令行禁止，即使天子也不得不遵从。第三处对比是：天子到霸上和棘门军营时，“将以下骑送迎”，众将士受宠若惊，竭尽逢迎之能事以讨好汉文帝；而周亚夫却“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请以军礼见。’”相比之下更显出周亚夫恪尽职守、刚正不阿的性格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