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广州在晋代时还很偏僻，加之当时南方多瘴气，古人视为畏途。但又因为广州靠山临海，自古盛产奇珍异宝，到这里来“捞一票”的人也大有人在。据《晋书·良吏传》记载，当时派到广州去当刺史的皆多贪赃黩货，广州官府衙门贿赂公行，贪污成风。晋安帝时，朝廷欲革除岭南弊政，便派吴隐之出任广州刺史。吴隐之走马上任，路过广州三十里地的石门（在今广东省南海县西北），这里有一泓清澄明澈的泉水，这泉水名之曰“贪泉”。当地还有一个古老的传说，即使清廉之士，一饮此水，就会变成贪得无厌之人。吴隐之来到清泉边，深有感触地对身边亲人说：“不见可欲，使心不乱。越岭丧清，吾知之矣！”，他酌泉赋诗言志，成为我国诗歌史上一段动人的佳话。

　　吴隐之这首诗前两句先陈述由来已久的传说：古人说这贪泉水，谁饮了它，心里就要产生牟取千金的贪欲。歃（shà），歃，以口微吸也，是说只喝一点，极言其少，千金，极言钱财多。怀，思也，思得千金，便是贪。“一”与“千”对照，强化贪泉之贪。只喝一口，便贪图千金，多喝几口，不用说更贪得无厌。这传说在他心里引起了疑问：事情真会这样吗？他想起了历史上两位视富贵如浮云的高士——商朝末年孤竹君的两个儿子伯夷和叔齐。人世间的大富大贵莫过于帝王的宝座了。可是，这兄弟俩互相推让。孤竹君死后，按照遗嘱要叔齐继承王位，可是叔齐却坚决要让位于兄长伯夷。伯夷避而不受，出奔于外。叔齐仍不肯登位，也出走了，结果兄弟俩为了互相推让王位，都逃离了孤竹国。天底下最大的富贵他们竟然弃之如敝屣。想到这里，吴隐之在诗的后二句深深感叹道：这贪泉水啊，试教伯夷叔齐来饮，我相信他们终不会改变自己的高尚思想和情操的。贪与廉取决于人的精神境界的高下，的确与是否饮用贪泉无关

　　吴隐之终不相信这古老传说，不相信贪泉有如此巨大的魔力，他勇敢地酌贪泉而饮了，准备迎接即将来临的考验。诗的后二句，他是借伯夷叔齐自比，表示自己清廉为政的决心。

　　吴隐之这首述志诗，不事雕琢，直抒胸臆，言简意赅，古朴动人。更可贵的是作者言行一致，他在广州任上数年，果然没有因饮了贪泉而变成贪官。《晋书》上说他“及在州，清操逾厉，常食不过菜及干鱼而已，帷帐器服皆付外库，时人颇谓其矫，然亦终始不易。”由于他整饬纲纪，以身作则，广州风气大为改观。皇帝诏书嘉奖他“处可欲之地，而能不改其操，飨惟错之富，而家人不易其服”，是一位难能可贵的清官。后来他离开广州北归，行囊萧萧，船舱空空。回到家中，数亩小宅，茅屋简陋。当时著名将领刘裕赐赠车牛，并要为他建造住宅，都被他谢绝了。一生清廉，始终不渝，一代良吏，名垂青史。

　　《名都篇》属于乐府《杂曲歌·齐瑟行》歌辞，无古辞。诗写京洛少年斗鸡走马、射猎游戏、饮宴无度的生活。关于此诗的写作年代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以为这是曹植早期的作品，是建安年间他看到洛阳贵游子弟耽于逸乐的生活而作，其中甚至有他本人生活的影子。一以为从此诗所写的洛阳少年奢靡豪华的生活来看，不宜出现于建安或黄初年间，因洛阳在汉末经董卓之乱后，破败零落，贵族子弟不可能有如此骄奢淫逸的生活，故此诗宜系于太和年间曹植入京时所作，即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中。考曹植于公元211年（建安十六年）所作的《送应氏》中说：“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可见其时的洛阳确实破落不堪，故从后一种说法。

　　至于此诗的主旨，历来也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说以为“刺时人骑射之射妙，游骋之乐，而无爱国之心”（《文选》六臣注引张铣语），即以讽谕为主，意在指责京洛少年的生活奢靡而不思报效国家。一说以为“子建自负其才，思树勋业，而为文帝所忌，抑郁不得伸，故感愤赋此”（《古诗赏析》引唐汝谔语），即以少年自况，由此表示心迹。然笔者以为此诗若定于后期所作，则其时曹植已不是裘马轻狂的少年，而其心境也抑郁不欢，故绝无可能以翩翩少年自况；而且从此诗的字里行间来看，诗人对这些贵游子弟实不无微辞，故在介绍此诗时还是取张铣的说法。当然，有人在此诗中看到了曹植本人早年生活的影子，正说明诗人对这种游乐宴饮的熟悉，而且其描绘的手段也是逼真而传神的。如果借一句前人评论汉赋的话来说，便是“劝百而讽一”，虽然诗人的意图在于讥刺和暴露，而给人的印象却似乎在赞美和颂扬。

　　全诗主要的篇幅都在写京洛少年的游戏与饮宴。开头二句以邯郸、临淄等著名都市的艳丽女乐来陪衬京都洛阳骄奢的游侠少年，以“妖女’引出“少年”，起调即著色浓艳。随后转入对少年形貌的描写，他佩带的宝剑价值千金，所穿的衣服华丽鲜艳，在装束上已可见少年的富有而放达。接下去便写他的活动：在城东郊外斗鸡，在长长的楸树夹道上跑马。斗鸡是汉、魏时富家子弟普遍爱好的习俗，曹植本人就有《斗鸡》诗极言以斗鸡取乐，据说魏明帝太和年间曾在洛阳筑斗鸡台，这里所写大约也基于当时事实。“驰骋未能半”以下写少年的驰猎，先说他一箭射中两只奔兔，次说他仰天随手一箭又将迎面飞来的鹞鹰射落，再说观者的啧啧称赞，从而将其箭法的高超刻画殆尽。“归来宴平乐”以下则转入对他举行饮宴的描述。平乐观在洛阳西门外，少年在此大摆宴席，开怀畅饮，不惜酒价的昂贵，欲一醉方休。席上有切细的鲤鱼、虾子肉羹，还有酱渍的甲鱼和烧熊掌，呼唤高朋入座，摆开了长长的筵席，可见其穷奢极欲。“连翩”二句复写其宴会后的蹴踘与击壤之戏，表现出少年的动作敏捷奇巧，变化万端。游乐一直持续到了太阳西沉，而时光已不可再挽留，大家这才如浮云一般散去，各自回到了城中的居处。诗写到这里本应结束了，欢乐已尽，人去筵散，然而诗人忽然笔锋一转，说到了明天，人们再重新回来寻欢作乐。

　　这首诗可以说是一首叙事诗，诗中主要写了主人公京洛少年的行为。他是一位风度翩翩，身手矫健的英俊少年，骑射的本领十分高超，但只是用来打猎消遣，于国无补；他慷慨好施，穷极奢华，然未知节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光阴虚掷，而无忧国忧民之心。然而，曹植对京洛少年的批评只是以很隐约含蓄的方法来表现的，通过尽态极妍的描绘逗露出来，如写他善射曰：“左挽因右发，一纵两禽连。余巧未及展，仰手接飞鸢。”又如写他宴会的丰盛：“脍鲤臇胎鰕，寒鳖炙熊蹯。”其描写未免过份夸张，而诗人正是在这种夸张中暴露了其中不合理的成份，过份的逞才与奢豪，自然会激起人的不满。虽然曹植在这里未著一字批评，然其中的褒贬曲曲可见。又如最后说一天的欢乐已尽，“白日西南驰，光景不可攀”已隐寓时光虚度，青春一去不返的惋惜之意，然结句忽又说“清晨复来还”，言外的讽谕之意就更加清楚了。故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中说：“白日”二句下，定当言寿命不常，少年俄为老丑，或欢乐难久，忧戚继之，方于作诗之意有合，今只曰‘云散还城邑，清晨复来还’而已，万端感慨皆在言外。”说明了曹植此诗中的讽谕纯以含蓄的笔墨出之，不露痕迹而宛然可见。

　　此诗虽然是一首叙事诗，然诗人的描写与叙事是经过极缜密的剪裁取舍的，诗并没有原原本本地记录京洛少年的家庭、社会地位与生活的每个侧面，而只是选了他一天之中的活动，这样便有利于将笔墨集中到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例的描写上去，能够简略分明、繁简适度地来展开描写。因而于这一天的活动中诗人抓住了少年的射猎与饮宴两件事，其他如斗鸡、跑马、蹴踘、击壤只是一句带过，表现了诗人剪裁上的匠心。他用了“驰骋未能半”至“众工归我妍”十句来刻画铺叙少年射猎的娴熟本领，写来绘声绘色，如耳闻目见，“馀巧未及展，仰手接飞鸢”两句不仅描绘出他射艺的出神入化，而且一个傲然自得的少年形象已跃然纸上，“观者咸称善，众工归我妍”又从侧面将其箭法的出群淋漓尽致地刻画出来，正如古乐府《陌上桑》中写少女罗敷的美貌，通过旁观者的赞美与反应来写，而这里所不同的只是妙龄女郎换成了翩翩少年，其手法则同出一辙。总之此诗在谋篇布局、剪裁详略上颇有成功之处，故吴淇曾说：“寻常人作名都诗，必搜求名都一切事物，杂错以炫博。而子建只推出一少年，以例其余。于少年中，只出得两事，一日驰骋，一日饮宴。”可见前人已注意到了此诗写作上追求典型、详略分明的特点。

　　诗中所写紫李黄瓜的乡村风光，与乌纱白葛道衣装束的诗人，搭配成一幅色彩清丽、情调脱俗的图画。而野寺的幽静清凉正宜于病中的诗人休息，于是诗人由此深深体悟了因病得闲的妙处，并借佛祖故事表明，此心安处是医治一切身体与灵魂创伤的良方。末二句归结到和僧侣自然而亲切的关系，以见诗人自己已经“近道”的内心境界。全诗写景有味，蕴含着更深的哲理。

　　诗的开头写到祖塔院去的村路景物和作者的服饰。在村路上看到紫李黄瓜的色彩和香味，作者戴着乌纱帽、穿着白葛衣，感觉凉快。《冷斋夜话》称：“哲宗间右珰陈衍：‘苏轼衬朝章者何衣？’衍对曰：‘是道衣。’”朝章是上朝穿的官服，道衣是民间有道者穿的便服，较为凉快。接下来写到了祖塔院，那是在野地里的寺庙，故称“野寺”。作者在病中，所以在寺里闭门靠枕，就入梦乡了。当时是夏天，所以开着轩窗迎风，称“风轩”；因为入梦的时间较长，所以醒来看到窗外的松阴转移了。这一联写在寺中的情景。

　　作者在杭州做通判，与知州共理政事，平时不可能到庙里去游息。所以说：“因病得闲殊不恶，安心是药更无方。”因为有病，所以有闲到庙里来休息，也是不错的事情。有了病，安心就是药，不用再求药方了。佛家认为，人求安心在于自己，自己认为心安了就是，不用外求。作者更认为只要自己能安心就能治病，不用再求药方了，结尾联系虎跑泉，说和尚借给匏瓢，供他自由自在地喝泉水。

　　这首诗的构思，先写到寺前的路上景物，联系诗人自己的装束。次写到寺后的情景，结合诗人病中情事，再跟祖塔院的祖师慧可联系，从慧可询问安心的方法想到诗人自己的病。诗人把院僧同自己联系，归结到虎跑寺的泉水。这样的结构，容易形成一种可供后人摹仿的写诗样式。纪昀指出，苏轼这首诗“易于摹仿”，说明他的写法，按照游祖塔院的经过来写，可以供后人取法。钱钟书《宋诗选注》说，陆游除爱国诗外，还有“一方面是闲适细腻，咀嚼出日常生活的深永的滋味，熨贴出当前景物的曲折的情状。”纪昀讲“此种已居然剑南派”，就指这一方面的诗，苏轼这首诗正是例证。它的艺术特色，就是闲适细腻，像“因病得闲”，“歌枕客梦”，“松阴转”，“安心是药”等等都是。纪昀的批注指出，“剑南别有安身立命之地”，钱钟书又指出：“什么是诗家的生路、‘诗外’的‘工夫’呢？”“他说：‘法不孤生自古同，痴人乃欲镂虚空！君诗妙处吾能识，正在山程水驿中。’”“换句话说，要做好诗，该跟外面世界接触，不用说，该走出书本的字里行间，跳出蠹鱼蛀孔那种陷人坑。”就苏轼这首诗而言，虽然容易让后人摹仿，但它从生活中来，也是创造。后人摹仿这样的写法，这是后人的事，对苏轼来说却是他自己的创造。

　　早在钟嵘《诗品序》中，就曾说过“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的话。大自然中四时景物的变化足以感动人心，本来是千古以来诗歌创作中的一项重要质素，一般说来外界物象之所以能感动人心，大约主要有两种情形：其一是由于有生之物对于生命之荣谢生死的一种共感，所以见到草木之零落，便可以想到美人迟暮之悲，如同陆机在《文赋》中所说的“悲落叶于劲秋，喜柔修于芳春”。其二是由于大自然的永恒不变的运转，往往可以对人世之短暂无常，形成一种强烈的对比，即如李煜的“春花秋月何时了”。在这两种情况中，物与心之互相感发都是较为明白可见的，在评赏时，也都较为容易解说。有些作品，物与心之间相互感发的关系，并不明白易见，其中确实具有一种深微幽隐的感发。冯延巳的这一首词，正是属于这一类作品。它传达的并不是什么强烈明显的情意，而是以锐敏细微的感受，传达了一种深微幽隐的情绪的萌发。

　　开端第一句“逐胜归来雨未晴”，先由时节和天气写起，在时节与天气之间，表现了一种矛盾情况。时节是美好的游春逐胜的日子，而天气则是阴雨未晴。“逐胜”，指春日争逐于游春赏花之事，意兴原该是高扬的，但阴雨天则使人扫兴。“雨未晴”似乎也透露一种将晴而未晴之意。诗人“逐胜”已经“归来”，虽在阴雨之中，却也未曾放弃“逐胜”的春游。在这种种矛盾的结合之间，便已显示了一种繁复幽微的感受，既有兴奋，也有怅惘。既有春光之美好，也有细雨之迷蒙。这开端一句看似非常平淡，实已具含了足以引发人心触动的多种因素。像这种幽微婉曲的情境，只有最为敏锐善感的心灵才能感受得到，也只有最具艺术修养的诗人才能表现得出来。

　　接着“楼前风重草烟轻”一句，写的正是这情绪触引中的眼前所见。“楼前”二字，表面只写诗人倚立楼头，为以下写楼前所见之景物做准备，但诗人“逐胜归来”，依然倚立楼头，就是内心由于逐胜之游引起了一种触引感发。“风重草烟轻”使心中原已触引起的一种感发，更为滋长和扩大。“风重”是说风力之强劲，“草烟轻”，是说草上烟蔼因风吹散而逐渐消失。表面写眼前将晴未晴的景色，然而“物色之动，心亦摇焉”，这种景色，正是引起人心微妙之触发的重要因素。北宋词人柳永就曾写过“草色烟光残照里，无人会得凭栏意”，可见“草色烟光”的景色，确实可以引起人内心的一种感发。一个人如能够观察到风力之“重”与草烟之“轻”，此人必是已在楼头伫立了相当长的时间了。于是诗人对四周的景物情事也就有了更为清楚的认知与更为深刻的感受。因此下面继之以“谷莺语罗花边过，水调声长醉里听”的叙写。“谷莺”，是才出谷的黄莺，正是鸣声最为娇软之时，这种鸣声正代表了春天所滋育出来的最新鲜的生命。何况这种娇软的莺啼，又是从繁枝密叶的花树边传送过来的，有声，有色，这种情景和声音所给予诗人的感发，当然就较之第二句的“风重草烟轻”更为明显和动人了。如此逐渐写下来，大自然的景象便与诗人的情意逐渐加强了密切的关联。于是下一句的“水调声长醉里听”便写到了人的情事。“水调”是一种哀怨动人的曲子。“水调”且“声长”更可想见共声调之绵远动人。何况诗人还在后面又加了“醉里听”三个字，这就不仅写出了饮酒之醉，而且因酒之醉更增加了诗人对歌曲的沉醉。这首词从开端的时节与天气一直写下来，感受愈来愈深切，写到这里，真可以说是引起了干回百转的无限情思。有了如此幽微深切的感发，便不由人不想到要寻找一个足以将这些情思加以投注的对象，于是诗人遂终于在最后写出了“款举金觥劝，谁是当筵最有情”两句深情专注的词句。这二句真是表现得珍重缠绵。“款举”是极其珍重尊敬的态度，“金觥”是极其珍贵美好的器皿，金觥中又是极其芳醇的酒浆，最后更加一“劝”字，当然是劝饮之意，如此珍重地想要将芳醇的美酒呈献给一个值得呈献的人，诗人心中所引发洋溢着的是无比深挚芳醉的情意。最后结之以“谁是当筵最有情”，意谓：在今日的筵席之上，哪一个才是真正能够体会这种深浓的情意，值得呈献这一杯美酒的有情人呢？于平淡的叙写中逐渐加深了情意的感发，表现出内心深微幽隐的一种投注和奉献的追寻与向往之情，这正是冯延巳词的一贯的特色。

　　“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这两句以其内心之真，写别离心绪，故能深挚；以胸襟之阔，叙眼前景色，故能悲壮。落日黄云，大野苍茫，唯北方冬日有此景象。此情此景，若稍加雕琢，即不免斫伤气势。高适于此自是作手。日暮黄昏，且又大雪纷飞，于北风狂吹中，唯见遥空断雁，出没寒云，使人难禁日暮天寒、游子何之之感。以才人而沦落至此，几使人无泪可下，亦唯如此，故知己不能为之甘心。头两句以叙景而见内心之郁积，虽不涉人事，已使人如置身风雪之中，似闻山巅水涯有壮士长啸。此处如不用尽气力，则不能见下文转折之妙，也不能见下文言辞之婉转，用心之良苦，友情之深挚，别意之凄酸。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这两句是对朋友的劝慰：此去你不要担心遇不到知己，天下哪个不知道你董庭兰啊！话说得多么响亮，多么有力，于慰藉中充满着信心和力量，激励朋友抖擞精神去奋斗、去拼搏。于慰藉之中充满信心和力量。因为是知音，说话才朴质而豪爽；又因其沦落，才以希望为慰藉。

　　诗人在即将分手之际，全然不写千丝万缕的离愁别绪，而是满怀激情地鼓励友人踏上征途，迎接未来。诗之所以卓绝，是因为高适“多胸臆语，兼有气骨”（殷璠《河岳英灵集》）、“以气质自高”（《唐诗纪事》），因而能为志士增色，为游子拭泪。如果不是诗人内心的郁积喷薄而出，则不能把临别赠语说得如此体贴入微，如此坚定不移，也就不能使此朴素无华之语言，铸造出这等冰清玉洁、醇厚动人的诗情。

　　“东都放榜未花开，三十三人走马回。”大和二年这次考进士在东都洛阳举行，一共录取了三十三人，所以首句说“东都放榜”，次句说“三十三人”。唐代考进士在正月，二月放榜，洛阳花还未开，所以“放榜未花开”。考中的人按惯例要骑马游行，以示荣耀，所以三十三人都“走马回”。“走马回”，就是孟郊《登科后》诗中所写“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意思，但孟诗“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杜诗里此时的洛阳却连花还未开。洛阳花在唐诗中多指牡丹，二月的时候牡丹自然没开，至于别的花，恐怕还不在诗人的眼中。“未花开”将情绪稍作压抑，为三、四句蓄势。

　　“秦地少年多酿酒，已将春色入关来。”“秦地少年”指的就是题目中的“长安故人”。“关”和“春色”此处都有双关意。“关”既指潼关，也指关试。潼关是从洛阳到长安的必经之路。进士及第后称为“新及第进士”，还要到长安吏部去应关试，通过后才能做官，雁塔题名、曲江宴等也都要在关试之后。杜牧要到长安去应关试，因此“关”便双关潼关与关试。通过关试，登记人选，谓之春关。唐御史中丞韩仪有个朋友要考关试，他做了一首《知闻近过关试仪》诗：“短行纳了付三铨，休把新衔恼必先。今日便称前进士，好留春色与明年。”所以“春色”既指大自然的春色，也指顺利通过关试。“秦地少年多酿酒，已将春色入关来。”意思是嘱咐朋友们多准备酒，因为他已经要经潼关到长安，马上就能通过关试，带来无尽春色了。这是志在必得，让朋友们提前准备为他庆祝的意思。

　　东都“未花开”，诗人却自信已带将春色入关来，一派意气风发的潇洒豪情，可见诗人的自我期许之高。杜牧家学渊源，“第中无一物，万卷书满堂。家集二百编，上下驰皇王。”又自幼勤学，抱负远大，眼界奇高，“于治乱兴亡之迹，财赋兵甲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无不精通于心。明胡震亨在《唐音癸签》卷二十五中评论：“杜牧之门第既高，神颖复隽，感慨时事，条划率中机宜，居然具宰相作略。....牧之后，诗人擅经国誉望者概少，唐人材益寥落不振矣。”清全祖望称他为“唐长庆以后第一人”，才略不在贾谊之下。可见杜牧的自信不是狂妄，而是有自身实力做保障的。

　　杜牧到长安之后恰好赶上制举。唐朝科举分常科和制举。常科每年举行，包括明经、进士等数十种科目，制举是用以选拔非常之才的特殊考试，不是每年都有，而是临时设置，由皇帝亲自主持。杜牧在大和二年三月考中了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在同一年中接连进士及第、制策登科，这是很难得的。杜牧在《赠终南兰若僧》一诗中写：“两枝仙桂一时芳。”指的就是这件事。孟荣《本事诗》中说他：“弱冠成名...制策登科，名振京邑。”结合杜牧的出色成绩，他在此诗中所表现出的高昂志气，就更好理解了。刘熙载在《艺概》卷二中说杜牧的诗“雄姿英发”“无窠白”，杜牧不仅是诗文雄姿英发，不落窠臼，人亦如诗，英姿俊爽，俊迈不羁，千载之下，犹令人向往其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