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描写了雪消溪涨、游客渡溪、古槎横溪、山花随流水流出等画面，表现了作者对琅琊溪美景的喜爱之情，体现了作者寄情山水的悠然情怀。
首句点题并暗示了时令已是春日，故雪融水涨。接下来点明作者是喜欢游山玩水的雅士，故看了这边的风景还要看那边的风景，这样小桥就成了两边的中介。当然临溪观水本身就是很美的景致。
作者站在桥上，凝望着远处潺潺而来的溪水，不禁对溪水的源头到底在哪里心生疑问。这也是好游玩的人的一种好奇心的体现。而最后一句给出了一个诗意的回答：虽然不知道溪水的源头在哪里，但是可以想象那是一个美丽而遥远的地方，因为从溪水中漂浮的花瓣可以推知。
琅琊山最早在唐代被开发，即“凿石引泉，酬其流以为溪。”这条溪被命名为“琅琊溪”，可谓是“自有此山，便有此泉，不浚不刊，几万斯年”（唐独孤及《琅琊溪述》）。琅琊山历史上亦有“溪山”之称。此诗开头两句描绘了琅琊溪冬去春来，雪融水涨的画面，并状写了游人们为欣赏这美丽的山水而渡溪过桥的情景，反映了琅琊溪景色之美以及作者对此美景的喜爱。结尾两句从溪水飘流落花来写溪流之源头，因见有山中落花从水上流出，源头当在山中无疑，有暗示美景更在深山幽境之意。这两句实写山花随流水流出的景象，虚写山中的春意，以及溪源之远，溪流的曲折，虚实结合，以实喻虚，充分引发了读者的想象。整首诗以写景为主，融情于景，首尾圆合，表达了诗人对山水自然的喜爱之情和惜春之感。后两句虚实相生，富有宋诗的理趣之美。
文章从秦晋相好说起，历数秦穆公、康公、桓公时代，两国由交好到引发争端的种种情况，表明晋国在“肴之师”、“令狐之役”、“河曲之战”、“辅氏之聚”等双方争端中每次都是因秦怎么样，我不得已而为之的。最后切入正题，说明这次“令狐会盟”秦的失约和不是，但狄、楚都已通报，晋国早有准备，是战是和由秦君定夺。这是一篇完整的外交辞令，结构严整，句法变化错综，行文步步紧逼，不容辩驳，虽然言语中真假搀杂甚至强词夺理，但深意曲笔，文字铮铮，开战国纵横家游说之辞和后世论辩书信的先河。
文章第一段对秦恩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在秦晋两国关系史上，也曾有过友好的时代，正所谓“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公元前655年，晋献公将女儿伯姬（穆姬）嫁给秦穆公。公元前637年，晋文公重耳逃亡秦国，秦穆公嫁以女儿怀羸。所以后世以男女通婚谓之结秦晋之好，献公宠骊姬，杀太子申生，“文公如齐，惠公如秦”。重耳逃亡各国十九年，最后一站是秦国，夷吾先后逃亡梁国和秦国。晋惠公夷吾和晋文公重耳两兄弟都是在秦国的鼎力相助下才得以回国登上君位的，秦对晋实有再造之恩。吕相却将此说成是“穆公不忘旧德，俾我惠公能奉祀于晋”，指穆公虽然做了好事，但那只是报答晋国的旧德而已。紧接着又指责秦国“而为韩之师”，好事做得不彻底，所以“不能成大勋”。公元前645年秦晋韩原之战的原因是晋惠公为得君位曾许秦五座城，回国后却又食言；公元前647年，晋国发生饥荒，秦输粟于晋，输粟船队自雍及绛相继，人称“泛舟之役”。第二年，秦国发生饥荒，晋国却不卖给秦国粮食。韩原之战，晋惠公被俘，交割了原先答应的五座城，又以太子为人质，才回到晋国。作为战争双方来说，实在是晋国理屈，有负秦恩，但在吕相绝交书中，倒好像战争的责任在秦国似的。所以下文秦穆公“亦悔厥于心”，支持晋文公顺利登上君位。吕相绝秦书中只有这一段涉及了历史上两国存在友好关系，但吕相绝不是为秦歌功颂德来的，而是为战争即将爆发来递交绝交书，所以他把秦国友好行为说成是“不忘旧德”，“悔于厥心”，可谓深文曲笔，煞费苦心。
文章第三段对秦罪浓墨重彩，极力渲染，吕相对两国历史上的友好关系轻描淡写，但对秦国的“罪咎”却是不吝笔墨。在绝秦书中，秦国韩原之战是第一罪；公元前630年秦晋共同攻打郑国，秦穆公在郑大夫烛之武的游说下，和郑国私下订盟撤军回国，是第二罪；公元前627年，晋文公去世，秦穆公不来凭吊，反而侵犯晋国肴地，灭掉与晋同姓的滑国，妄图倾覆晋国，是第三罪；公元前626年，秦国因为肴之战战败，释放楚国俘虏，约定秦楚合作反对晋国，幸而上天有灵，楚太子商臣弑楚成王，秦国的阴谋才没有得逞，这是第四罪；公元前620年，秦康公即位，秦帅师送公子雍回国即位，被晋军在令狐击败，是第五罪；公元前615年，秦军为令狐之役伐晋，取晋羁马，两军战于河曲，是第六罪；秦桓公即位后，公元前594年，秦国利用晋国进兵伐赤狄灭潞国的机会，侵入晋国靠近黄河的州县，焚烧晋国的箕、郜两地，抢割庄稼、屠杀边境人民，秦晋因此有辅氏之战，这是第七罪。在历数了秦国的罪状之后，吕相才切入令狐会盟的正题，声讨秦国背盟的不义。在指斥秦国背盟时，吕相先用白狄告我，再用楚人告我，引告我。是秦反复无常的罪证。尤其是引楚王所述秦国之语：“尔虽与晋出入，余唯利是视。”既暴露了秦国见利忘义的嘴脸，又刻画了秦国两面三刀的作法，使秦国无所逃其咎。令狐背盟是秦国言而无信、背信弃义、唯利是图的代表作，故吕相抓住不放，大作文章。
文章第四段在论述秦康公、晋灵公时期两国关系恶化时，绝秦书先点明“康公我之自出”，康公母亲是晋献公女儿，本是至亲，但他“又欲阙剪我公室”，“摇荡我边疆”，简直是六亲不认，实在不像话。“我是有以令狐之役”，又是被迫采取的行动。可“康犹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剪我羁马。”这等于说，给他改过的机会，他犹不思改悔，反而变本加厉。所以“我是以有河曲之战”，“东道之不通，是康公绝我好也。”事实是，晋襄公死后，晋大夫赵盾等因太子夷皋年幼，都主张立公子雍。于是派先蔑、士会等到秦国去迎接公子雍，秦国亦派兵护送。可是晋襄公的夫人穆羸出来反对，坚持要立太子夷皋。赵盾临时变卦，改立夷皋，即晋灵公。赵盾派兵拒秦，在令狐把秦兵击退。后公子雍就客死秦国。本来是晋国前去迎公子雍，却说成是秦“帅我蟊贼”，有意颠覆晋国，真理都在晋国，责任全在秦国，讲理能讲到这种地步，吕相的口才实在令人惊叹。
吕相这篇绝交书，历数秦穆、康、桓三王和晋献、惠、文、襄、景五君之事，上溯源流，下及当世，行文纵横捭阖，笔力阳刚雄健，给后世以很大影响。其后秦作《讥楚文》，即仿效此书。吕相绝秦书开战国策士游说之辞先河，也是后世檄文之祖。
《指南录》是文天祥写从被扣元营到返回温州的战斗经历的—部诗集。本文是他为诗集写的后序，叙述出使元军、被驱北行、中途逃脱、辗转回到永嘉的艰险遭遇，表现了作者坚贞不屈的爱国精神。
本文的语言十分讲究。从句法上看，骈散结合、灵活多变；从词法上看，大量同义动词的运用和“死”字的22次重复出现，准确地表现了作者颠沛流离的艰辛和遭遇困厄的苦况。
结合叙述进行抒情、议论是本文的特点。如先写他临危受命，时“欲一觇北，归而求救国之策”；再写他被迫北上，本应自杀，因“将以有为”，才“隐忍以行”；然后写他逃出敌营，奔走救国，历尽艰险的悲惨遭遇。以叙为主，富情于叙；随后以抒情为主结合叙事，又间断插入议论，使叙事、抒情、议论浑然一体，表现了作者威武不屈的浩然正气和面对山河破碎的亡国之痛。
南宋末年，激烈的民族矛盾激发了许多人的爱国感情，写出了一些爱国主义的作品。本文就是这样的作品。它记叙了作者出使元营与敌抗争的情况及脱逃南归的艰险经历，表达了作者坚强不屈的民族气节和万死不辞的爱国主义精神。本文和《指南录》中的一些诗为人们广泛传诵，多少年来成为许多爱国志士坚持斗争的思想武器。
这是诗人触景生情之作，通篇运用对比手法，抒发了人生无常的慨叹。
首联出句点题：“佳节清明”，似无新意；继而写景，“桃李”春风“野田荒垅”，意象格调迥异，再对举喜“笑”和悲“愁”，意境顿出。突兀的情感，鲜明的对比，读来令人悚然。 “清明”对于“桃李”来说，自是“佳节”，因为向前看有一大番好的前程，即便是眼下，也绽尽春光，引领季节的舞台，缘何不“笑”呢？只是这“笑”越张扬，越能对比出下句的悲凉。 “野田荒垅”似乎更适合于“清明”这个节日本身。累累埋骨，处处荒冢，忠奸贤愚冤怨节烈，统归于黄土，怎会不“生愁”呢？大地无言，只能却披衰败荒芜的外衣，由诗人、世人解读它的哀伤。 由此看来，首联起笔写景，淡定散阔，别有境界；感情平抑内敛，为下文的议论人生蓄势张本。
颔联描写清明时节生物的活跃情景。“雷惊天地龙蛇蛰”，写的是动物的活动。春雷震响，天地惊动，动物于冬眠中被惊醒，雷声告知它们春天已经到来，于是它们便纷纷走出蛰居之处，活跃于春的气氛之中。 “雨足郊原草木柔”，写的是植物的生长。春雨贵如油，是说春雨能像乳汁一样，让草木迅速生长。雨足之后，郊原上的草木自然就萌发柔嫩了。
以上两联写了桃李、荒冢、龙蛇、草木。颈联的两个典故，两种活法。“人乞祭余骄妾妇”说的是古代那个专靠到坟茔地里乞讨人家祭祀剩下的供品以饱食终日且炫耀于妻妾的人，“士甘焚死不公侯”说的是拒官隐居虽被烧死亦不甘心妥协于社会的正直之士。一样人生，两种境界，不置可否的对比中，暗含着诗人对介之推高蹈品格的肯定与赞扬。
尾联生发疑问：蓬蒿荒丘，遗骨一土，千载万世，谁知谁是贤愚？即便是活在当下，谁又辨贤愚？“知谁是”的反问中，浸透着诗人的满腔愤懑；以景做结的末句里有悟透生死的通达。这种通达，是贬谪失意的心灰意懒，是不满现实的讽刺反击，是坚守人格操守的格格不入。
诗人看到大自然的一片生机，想到的却是人世间不可逃脱的死亡的命运，表达了一种消极虚无的思想，悲凉的情绪缠绕于诗行间。这与诗人一生政治上的坎坷以及他所受的禅宗思想的浓厚影响是分不开的。但作品体现了作者的人生价值取向，鞭挞了人生丑恶，看似消极，实则愤激。
这首诗的景物的描写、感情的抒发，无不得力于对比。不但桃花与荒冢有对比、齐人与介子推有贤愚之比，而且自然界的蓬勃春景与人生的无味黯淡也是一组鲜明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