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这首词充满了强烈的主观情绪，起笔甚为突兀，直以渊明就是自己的前生。他后来作的《和陶饮酒二十首》序云：“吾饮酒至少，常以把盏为乐，往往颓然坐睡。人见其醉，而吾中了然，盖莫能名其为醉为醒也。”陶渊明好饮酒，自言：“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饮酒二十首》序）苏轼能理解渊明饮酒的心情，深知他在梦中或醉中实际上都是清醒的，这是他们的共同之处。“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充满了辛酸的情感，这种情况又与渊明偶合，两人的命运何其相似。渊明因不满现实政治而归田，苏轼却是以罪人的身份在贬所躬耕，这又是两人的不同之处。但他以旷达的态度对待人生的逆境，以逆为顺，因而“春雨足，乌鹊喜，报新晴”这些春天富于生气的景物使他欢欣，感到适意。

　　词的下片略叙东坡雪堂周围的景观。鸣泉、小溪、山亭、远峰，日与耳目相接，正如其《雪堂问潘邠老》所说：“余之此堂，追其远者近之，收其近者内之，求之眉睫之间，是有八荒之趣。”仅以粗略的几笔勾画，表现出田园生活恬静清幽的境界，“意适于游，情寓于望”，超世遗物。作者接着以“都是斜川当日景”作一小结，是因心慕渊明，向往其斜川当日之游，遂觉所见亦斜川当日之景，同时又引申出更深沉的感慨。陶渊明四十一岁弃官归田，后来未再出仕，五十岁时作斜川之游。苏轼这时已经四十七岁，躬耕东坡，一切都好像渊明当日的境况，而不知是否也会像渊明一样就此以了余生。那时王安石已罢政数年，章惇、蔡确等后期变法派执政，政治生活黑暗，苏轼东山再起的希望很小，因而产生迟暮之感，有于此终焉之意。结句“吾老矣，寄馀龄”的沉重悲叹，说明苏轼不是自我麻木，盲目乐观，而是对政局存在深深的忧虑，是“梦中了了”者。

　　这首词似随手写出，未曾着意经营，而词人胸中自有成熟的构想，故下笔从容不迫，不求工而自工。从纵的方面看：醉醒连渊明，渊明连躬耕，躬耕连东坡，东坡连及雪堂与周围景物，景物连斜川，最后回应到陶渊明《游斜川》诗之“开岁倏五十，吾生行归休”，迤逦写来，环环相扣，总不离于本题。从横的方面看：写周围景物，于所居之东坡则加细，说及一夜至晓的春雨、新晴；对西南诸景则只大略点出泉、溪、亭、丘，似零珠之散，合之则俨然是一幅东坡坐眺图，总归到“都是斜川当日景”之内，诚亦“至今使人想见其处”。以似斜川当日之景，引出对斜川当日之游的向往，对陶《游斜川》诗结尾所云“中觞纵遥怀，忘彼千载忧；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当亦冥契于心。苏轼对付逆境有自己的特殊态度。他对生活有信心，善于从个人痛苦情绪中解脱出来，很快适应环境，将生活安排得很好，随遇而安。从这首词里也侧面反映了他与险恶环境作斗争的方式：躬耕东坡，自食其力，窃比渊明澹焉忘忧的风节，而且对谪居生活感到适意，怡然自乐，令政敌们对他无可奈何。苏轼有时难免有一点衰迟之感，却也留心着局势的变化，注意保存自己，不久神宗皇帝死后，哲宗即位，他又起复，积极从政了。

　　莲者，芙渠也，江南人称芙蓉或荷花。是多年生草本植物，生长在浅水中，地下茎称作藕，种子称为莲子，叶呈圆形；花大，淡红色或白色，有香味。李时珍《本草纲目》称：“莲产于淤泥，而不为泥染；居于水中，而不为水没；根茎花头，凡品难同；清净济用，群美兼得。”丹阳地处江南水乡，东濒长江，境内沟塘密布，邑人喜植荷花。“练湖二十四景”中就有一景为“红莲映日”。盛夏时荷花盛开，满湖生辉，阳光映照，分外娇媚。诗人张潮生于斯，长于斯，必然对莲有特殊的亲切感。

　　自六朝到唐代，描写采莲女的诗歌往往写得活泼清新，并多以男女之间的爱慕艳情为主。张潮的这首《采莲词》独辟蹊径，生动刻画了一群采莲女与风浪搏击的形象，展现了她们朝出暮归，遇到险情互相依靠，比肩拼搏而战胜困难的风姿。

　　“朝出沙头日正红”，一开篇便写采莲女晨起采莲，太阳刚露头就已来到滩头上船出塘。至于一天中怎样采莲，如何经受风吹日晒，诗人没有写，但从这句的早起和下句的晚归中完全能够想象得到其中的艰苦。“晚来云起半江中”，写船归至半路，风云突起，一场战胜狂风恶浪的战斗摆在采莲女的面前，或许有人会为这群女子担起心来。“赖逢邻女曾相识，并着船头不畏风”两句回答了这种担心。风浪虽起，但这群女子并不畏缩、慌张，她们邻里伙伴之间迅速地靠拢船头，并肩前进。一个“赖”字，写出了她们之间的精诚团结、相互信任；一个“并”字又极尽她们的机智；“不畏风”三字更充分地表现了她们的坚定、沉着，对战胜风浪充满了信心。可以想象，这场突如其来的狂风恶浪，对一群采莲女来说是何等凶险，她们战斗的场面是非常紧张激烈的。尽管诗人没有详加描绘，但通过“赖”“并”“不畏风”等字词，这群采莲女在这场搏斗中的音容姿态，以及她们所显露出来的坚强勇敢性格都生动形象地描绘出来，感觉到个个都英气勃勃，鲜活俏丽，可敬可佩，使诗歌产生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效果。这末两句语言精练，内涵丰富，给人们留下了咀嚼不尽的余味。

　　张潮这首《采莲词》语言精炼，构思新颖，匠心独运，寄兴遥深，突出了采莲女的美好品质，不愧为一首传世佳作。

　　王沂孙的艺术风格特长在于咏物。他借用前人诗句，略加点染，榴花风貌就历历在目。把哀感也融入新鲜的审美感中。全词表意清楚，用古事和前人词诗，能消弥其于无痕，这种艺术写法，还是很值得玩味的。

　　“玉局歌残，金陵句绝，年年负却熏风”，起笔之处就点出了榴花，并说从苏轼、王安石咏柳花诗词后，便没有续响，任榴花自开自落，年年辜负了夏日熏风。玉局指苏轼。苏轼曾因反“新政”反被贬至海南岛。微宗即位后，他遇赦而还。后被任为提举玉局观，因而后人或称之为苏玉局。他的《贺新凉·夏景》后片，就是写榴花的：“石榴半吐红巾蹙，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秾艳一枝细看取，芳心千重似束。又恐被秋风惊绿。”另一首《南歌子·暮春》，气象更为宏美，词是：“紫陌寻春去，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惟见石榴新蕊一枝开。冰簟堆云髻，金尊滟玉醅。绿阴青子莫相催。留取红巾千点照池台。”“金陵”是指王安石，因其晚年家住金陵而称之。《王直方诗话》有句云“浓绿万枝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谓翰林苑有一枝石榴，叶长而花独一。这段讲述自从苏、王二人赋咏榴花诗词后，后来再无续响，花自落水空流，夏日熏风皆辜负。但是王沂孙感到诗词家久没有这样的描写了，让石榴花寂寞冷落，辜负了初夏时光。这三句既点出了榴花，又已有今昔盛衰哀感。

　　“西邻窈窕，独怜入户却红”，朱熹《榴花》诗云：“窈窕安榴花，乃是西邻村。坠萼可怜人，风吹落幽户。”“坠萼”、“却红”意谓盛后将谢光景，表现了一种无可奈何的惆怅。

　　“前度绿阴载酒，枝头色比舞裙同”。这里暗用唐人万楚《五日观妓》“裙红妒杀石榴花”句意。红裙即石榴裙，梁何思澄《南苑逢美人》诗：“日照石榴裙。”这样就点出石榴花来，并讲它可以同石榴裙媲美。由昔及今，由他人及己，续写对榴花的欣赏。说：“何须拟，蜡珠作蒂，缃彩成丛。”笔力顿挫，反衬石榴花之好。温庭筠《海榴》诗：“蜡珠攒作蒂，缃彩剪成丛。”这里一反温氏之诗意。这里用缃彩花树作比。六朝唐宋立日春剪彩为花，曾有诗云：“白雪剪花朱蜡蒂”。词人认为榴花艳似舞裙，更不须用剪缃彩作的假花相比。

　　“谁家旧家殿阁”之下由一般榴花突然写到旧时宫殿榴花，他却是据唐朝故事写的。《洪氏杂俎》说杨贵妃曾在骊山遍种石榴。“谁在旧家殿阁？自太真仙去，扫地春空。”借唐玄宗去蜀，贵妃马嵬自缢事，而暗喻宋王朝德佑之难后亡国之事。王沂孙身历亡国情境，借古今兴亡国辙迹，这几句话是假借石榴话古，实则伤今。“朱幡护取，如今应误花工”，典出《西阳杂俎·支诺皋下》。唐玄宗天宝年间，有处士崔玄者在洛阳居住。有一个叫阿措的女郎告诉他：“各位女伴都住在花囿中，每次都被恶风所挠。崔玄依其言，在苑中立了一个朱幡。在东风振地时，苑中繁花无损。石阿措即安石榴。众女伴都是花精。词引入此故事，是说而今却再无花工设幡来护惜石榴。

　　“颠倒绛英满径，想无车马到山中”由宫中榴花转写山中榴花。这二句，是融化韩愈《榴花》诗“可怜此地无车马，颠倒青苔落绛英”的诗意，诗中有很浓的山野情趣。写榴花花开花落，无仕女到山里看花。从而赋予榴花以清新洒脱的品格。“西风后，尚余数点，犹胜春浓”三句作结，借“万绿丛中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之意，反映了榴花的自然美，不因西风而减，反胜过“五月榴花照眼明”时，表现词人欣赏榴花并不在于一片繁红。结尾从榴花由盛转凋着眼这就和上阕“西邻窈窕，独怜入户却红”、“何须拟，蜡珠作蒂，湘彩成丛”等句，互相照应，这里自有一种高贵的品格蕴含其中，歌咏了亡国后逸人高士的高贵品质。

　　这首咏榴花的词，王沂孙自然流露的是对榴花的鉴赏。词中正面描绘很少，而是用前人咏榴花的诗词和种榴故事来烘托出榴花的美。

　　“杜陵叟，杜陵居，岁种薄田一顷余。”杜陵，地名，即汉宣帝陵，在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南的少陵原上。白居易这首新乐府诗的主角是一位家住在长安市郊的土生土长的农民，他世世代代以种地为业，守着一顷多的薄田，过着衣食不继的日子。中国文人的诗歌中，少不了风花雪月，也有的是闲情雅致，但是有意识地不但以农民作为作品的主人公，而且真正站在劳苦大众的立场上，为他们鸣冤叫屈、打抱不平的作品，还是不多见的。在这一点上，白居易可以说是做得非常突出的一位了。他所以能够在诗歌中大声疾呼地为民请命，并不是想在题材上猎奇出新，而是源于他对朝廷政治前景和国计民生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作者一再把视角投向生活在最底层的群众，他们的生活过得十分悲惨，而且向来是无人过问的。这位不知姓甚名谁的杜陵叟处在水深火热的困境中而不能自拔。

　　“三月无雨旱风起，麦苗不秀多黄死。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乾。”三月无雨，并不是指的农历三月整整一个月不下雨，而是说从808年冬天到第二年春天连续三个月没有下雪和下雨。据史料记载，这一年直到闰三月才下了一场像样的雨，为此，白居易还专门写了一首《贺雨》诗表达他当时喜悦的心情。在靠天吃饭的日子里，长安市郊的“杜陵叟”去年秋天辛辛苦苦播下的冬小麦，从下种到返青就没有一滴雨水的滋润，结果还没有到秀穗的时候大多已经干黄枯死了。夏粮既然没有收成，只有指望秋粮了，可是农民们万万没有想到，秋天九月一场早来的霜降，却使得“杜陵叟”可怜的愿望又一次成为了泡影，地里的秋庄稼还没有成熟就都被冻死而干枯了。两季粮食几乎颗粒无收，这就是白居易在序中所交待的“农夫之困”，也是“天灾之困”。

　　“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长吏，泛指上级长官，这里是指的杜陵所在地的地方官。考课，指古代考查官员政绩的好坏，以此作为升降的标准。原来这位地方官大人明知手下的“农夫”受了天灾，却不向上方报告灾情，而是愈发加紧横征暴敛，强行收取租税。他要造成一个“大灾之年不减税收”的政绩，以取悦上方，给朝廷留下一个称职的印象，为他以后的加官晋爵打下基础。

　　“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如何？”这两句诗是说，“杜陵叟”在大荒之年，遇上这样不顾百姓死活的“长吏”，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理，只好忍痛把家中仅有的几棵桑树典当出去，可是仍然不够缴纳“官租”，迫不得已，再把赖以为生的土地卖了来纳税完粮。可是桑树典了，“薄田”卖了，到时候连“男耕女织”的本钱都没有，第二年的生计也没有办法了。这种来自“长吏”的人祸，让“农夫之困”愈发雪上加霜。

　　看到“杜陵叟”面对的“人祸之困”比“天灾之困”更加无情、更加残酷时，白居易的心情再也无法平静了。本来从诗歌的一开始，他是以第三人称的面目出现的，可是写到这里，他义愤填膺，转而以第一人称的身份出场控诉起来，“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意思是：“典了桑树，卖了薄田，织不了布，种不上地，到时候没吃没穿，我们怎么生活啊？”这种由第三人称到第一人称的转换，实际上是作者内心感情的真实流露，他已经全然忘记了他是朝中大夫的尊贵身份，而自觉地站在了无依无靠的“杜陵叟”一边，这对于一个封建文人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在著名的汉乐府《陌上桑》中有这样的诗句：“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那也是站在诗中主人公同一立场的第一人称的口吻，不过，因为那首诗本来就是乐府民歌，所以不足为奇，它所表达的是劳动人民对他们这个阶级的优秀女子的由衷自豪与热爱，可白居易并不是穷苦百姓中的一员，而是一位名符其实的士大夫，所以这种感情角色的自然换位，对于封建社会的官僚阶层的绝大多数成员来说，是根本不可想像的，而白居易这种古道热肠、侠肝义胆，完全是“诗圣”杜甫“民胞物予”精神的直接继承，而且这也是他能在后来接过杜甫现实主义诗歌的优良传统，发起新乐府运动的重要主观因素。

　　“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这是白居易站在“杜陵叟”的立场上，对那些统治阶级中，只管个人升官而不顾百姓死活的贪官污吏而进行的面对面的严厉痛斥，情急之中，竟把他们比喻成了“钩爪锯牙食人肉”的“豺狼”，而且采用了语气极为强烈的反问句式，激愤之情跃然纸上而溢于言表。作为一个衣食无忧的政府官吏，能够对“农夫之困”如此感同身受，能够如此直接激烈地为人民鸣不平，在当时实在是不多见的。

　　诗歌的前半部分，作者的内心是很沉痛的。而在诗歌后半部分的一开始，苦不堪言的“农夫”的命运似乎出现了一丝转机，“不知何人奏皇帝，帝心恻隐知人弊。白麻纸上放德音，京畿尽放今年税。”白麻纸，古时诏书用白纸颁布，到了674年——676年期间（唐高宗上元年间），因为白纸容易被虫蛀蚀，所以一律改用麻纸。放德音，宣布恩诏，即下文所言减免赋税的诏令。京畿，古时称国都周围的地区。杜陵所在地属国都长安的郊区。白居易在诗里只说了“不知何人”，其实这位关心民生疾苦、视民如子的“何人”，根据史料记载正是白居易“本人”，是他上书宪宗，痛陈灾情之重，才使深居九重的皇帝动了恻隐之心，大笔一挥，居然免去了京城灾区当年的赋税。读者看到这里，也会为颗粒无收的“杜陵叟”的命运松了一口气。可是令作者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切只不过是障眼法而已，不管皇帝的免税是否出于真心，但是官吏却是绝不肯照章办事的，因为这样一来，他们的政绩就要受到影响，他们的官路也会不再亨通。所以，他们自有一套阳奉阴违的“锦囊妙计”，那就是拖延不办，对此，白居易也是莫可奈何的了。

　　“昨日里胥方到门，手持尺牒榜乡村。”里胥是乡镇中的低级官吏；这里的“榜”是张贴的意思。皇帝的免税诏书才刚刚由那班“里胥”们神气活现地公布到家家户户，可这一切已经无济于事了，因为“十家租税九家毕，虚受吾君蠲免恩。”一直要到绝大多数人家都“典桑卖地”，纳完租税之后，才将已经成为“一纸空文”的“尺牒”在乡村中张贴公布，这已经没有意义了。“里胥”们原本是没有那么大的胆量，敢于欺上瞒下到如此地步的，其实是朝廷上下，沆瀣一气，朋比为奸。白居易对此心知肚明，吃苦的还是那些无依无靠的贫苦百姓。他们一苦天灾，二苦黑官，这正是“苛政猛于虎”。

　　这首诗体现了作者视民如子的情怀，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与腐败。作者在《轻肥》诗中曾一针见血地控诉“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在这首《杜陵叟》中，他更写到“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白居易在义愤填膺地写下上述的控诉时，并没有意识到，他实际上已经触及了封建社会那人吃人的凶残野蛮的社会本质。事实上，每当灾荒严重之际，由皇帝下诏蠲免租税，而地方官照样加紧盘剥勒索，不过是封建社会经常上演的双簧戏而已。宋代诗人范成大就有一首《后催租行》中提到：“黄纸放尽白纸催，卖衣得钱都纳却。”说的也是一回事，在宋代，皇帝的诏书用黄纸写，而地方官的公文用白纸写，在封建社会中，能够对这种免的白免、催的照催的吃人双簧戏进行最早、最有力的批判的，正是唐代新乐府运动的旗手——白居易。

　　崔颢向以使李白也为之叹服的《黄鹤楼》诗著名。如果说《黄鹤楼》诗是以日暮思归的真挚乡思动人心魄的话，那么这首《题潼关楼》则是对雄伟山川的赞叹和由此产生的广远深沉的忧虑，表现出崔颢诗歌风格的另一方面。

　　开始两句“客行逢雨霁，歇马上津楼”，表现出诗人匆匆登临的情形。诗人在骑马赶路到达潼关时，恰逢雨过天晴，原本疲倦的精神忽然为之一振，于是歇马登上“津楼”（即潼关城楼，面对黄河），眺望山川。两句说明行色匆匆，写来却从容不迫，“逢”字、“上”字，安排得次第井然，而且别有一种挺拔劲健的感觉，引出下文的雄伟气势。

　　中间两联，写登楼眺望所见，正面表现潼关形势的险要和山河的壮美。“山势雄三辅，关门扼九州。”前一句说从楼上望去，潼关内外，群山连绵起伏、威武雄壮地护卫着“三辅”之地。“三辅”，本指西汉时期治理长安京畿地区的三个职官，公元前104年（武帝太初元年），改右内史为京兆尹，治长安以东；左内史为左冯翊，治长陵以北；都尉为右扶风，治渭南以西。这里的“三辅”，指唐代京城所在的关中地区。后一句是说，潼关的大门紧紧地把持着“九州”。“九州”本指古代中国设置的九个州，即冀、豫、雍、扬、兖、徐、梁、青、荆，这里是指潼关以东的广大地区，两句突出“关门”的险要，作者先在前一句勾勒出雄伟的山势，描绘出壮阔的背景，然后在这重峦叠嶂的背景上刻划出“关门”，前有“三辅”，后有“九州”，中间用生动形象而有力的“扼”字连接，“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之势，跃然而出。“川从陕路去，河绕华阴流。”这两句从描写关势险要过渡到交通，是上一联诗意的延伸。“川”即平野。潼关一带，在乱山之间有一条狭窄的平原，从关中向“陕路”通去。“陕路”即陕州之路，陕州治所在今河南陕县。“河”即黄河，在古潼关北面，黄河之水由北而南向华阴县流来，然后在潼关和对面的风陵渡之间，忽然折向东，滚滚流去，卷起滔滔洪波。一个“绕”字，生动形象地表现出了黄河的走势，形成磅礴的气势。中间四句，分别从群山、关门、川原和河流，描写了潼关的地势，这些景物组合在一起，展现出一派极为雄浑苍莽的特有境界。诗人还通过“三辅”、“九州”、川原、河流，将潼关与广袤的土地连接起来，大大拓展了诗歌意境，造成一种壮阔宏大之势，从而进一步衬托出潼关地势的险要。

　　最后一联，诗人融情于景，“向晚登临处，风烟万里愁。”诗人面对如此险要的关隘，眺望着雄伟的山川，不觉已晚，黄河之上、群山之中渐渐升起了暮霭，在轰然如雷的黄河涛声中，显得一片苍凉。触动了诗人的愁绪。这里的“愁”字包含着浓郁的乡思，因为作者一开始就点明了自己是在“客行”，行役之人时值“向晚”，产生思乡之念，但这里的“愁”，又不仅仅是乡思。在潼关楼上，面对从古至今如此险要的关口，作者自然也会产生怀古伤今之意。朝廷政治的腐败、藩镇作乱的迹象，都已经清楚地显露出来，诗里也隐含着作者对国事的殷忧。因此，作者在潼关楼上的“愁”，深沉而复杂。

　　这首诗气象雄浑，意境悲凉，与《黄鹤楼》相比，格律上更加严谨工整，手法上显得含蓄蕴藉，别具一种深沉凝重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