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上片追叙宋神宗熙宁四年秋，苏轼与苏辙同游陈州（今河南淮阳）柳湖的情景。当时，苏辙在陈州任学官，苏轼由汴京赴杭州通判任，途经陈州，二人相晤甚欢。词中以柳湖为中心描写景物，展开了一幅清新、淡雅的水墨画。柳湖以“柳”取胜，开头“柳花飞处”四字便是着力的一笔。对于湖面，苏轼着重写出它的明净，用刚刚打磨过的镜子（“鉴新磨”）来形容。苏轼笔下的景物有静态的，也有动态的，如“花飞”、“麦摇波”、“飞棹”等都富有动感，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自在、轻盈的美的境界，烘托出苏轼、苏辙二人游湖时欢快、悠闲的心情。

　　下片写当前景物，并抒写了苏轼、苏辙二人离合的情思。开头两句用对仗描写眼前景物，在平坦、广阔的原野上，水天连成一片，波光粼粼，小楼上风和日丽。一切平静，安适，隐含着传告平安的意思。然而一想到远在济南的弟弟苏辙，苏轼心中便波澜突起。最后两句情、景兼到，抒写离愁曲折有致，而又深切动人。“暮云多”，既是楼头远眺所及的实景，因而成了苏轼远望济南的障碍物。篇末提到“归去”，是因为苏轼、苏辙二人早年曾有，早日隐退而为“夜雨对床”之乐的约定（参见苏轼《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苏辙《逍遥堂会宿二首》、《再祭亡兄端明文》），即使日后能如愿以偿，与当前的别离仍有巨大的“时间差”，因而深感痛苦和无奈，可见离愁的深重。

　　全词，表达了苏轼对苏辙的思念之情。上片、下片之间的虚实变化用了“暗转”的写法。上片是由苏轼的回忆所构成的虚境，下片头两句则转换成眼前的实境，而其间未用任何字面加以提示，前后的联络与变化形成了一种“暗转”。这是写作艺术浓缩的结果。

　　词上片是写离开苏州时饯别酒宴上的情景。“潇潇”两句：典出白居易《寄殷协律》诗：“吴娘暮雨潇潇曲，自别江南更不闻。”白居易自注：“江南吴二娘曲云：‘暮雨潇潇郎不归。’”白居易是感叹自从离开江南后，再也听不到吴娘婉转缠绵的歌声了。这首词变用其意。作者跳跃过“酒趁哀弦，灯照离席”的等待，跳跃过“执手相看泪眼”的留恋，把满腔悲苦都倾泻在对造成离别痛苦之原因的追究和检讨上。

　　词下片联语写罗、王交往关系，是这首小词的高潮，也是词中离别之悲的极致。昔人离别怨天怨命，怨雨怨风，而作者在这里却别出心裁，把离别的痛苦归罪于当初不该与对方建立了如此亲密的友谊。“既有今日，何必当初”两句乃是一种“反语”和“愤语”，是今日不得不轻易离别的悲痛竟导致了对当日相知相识之乐的否定。“忆平生”，其中自有深意，忆自己八年间，由于罗氏的赏识、扶持，才能在治学的道路上猛进。对罗氏的感激之情，只是含意未伸罢了。末句深化主题，由眼前别离之痛苦，升华至整个人生命运的慨叹。

　　这首小词完全是写离别之意，从一个离别的事件引向了《人间词》所追求的那种反映人生和反映哲理的层次。词中写梦醒之后的感觉，这往往有一种对人生的反省和了悟。

　　这篇文章悼念欧阳修的祭文，文章列举欧阳修生平大事颂扬其功业气节，结合叙述、议论、抒情，中肯实在，令人感佩欧公之气度。文章结构一气呵成，段落衔接自然流畅，且善用比喻，运用生动，句式骈散错落，造语奇崛，文采斑斓。并注重音韵变换，平仄迭换，前有浮声，后用切响，读来声调起伏顿挫，加之以缠绵幽婉的情思，充分展现哀痛缅怀的气氛。作者主要从三个方面评价：

　　一，文章学术上的成就与功绩。

　　欧阳修的文章，“天才自然，丰约有度，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独骛，众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师尊之。“在文中，作者以一系列的排比对偶句形象生动地描述了欧文的精妙之处，也点明了欧氏在当时文苑中的地位。北宋立国近百年，还承袭五代文章的陋习，文式骈偶，文风委靡。欧阳修之前，也有不少人有志于文学改革，但都没有成功，至欧阳修，始师法韩愈，开创了一代新风。《宋史·欧阳修传》评论：“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宋欧阳修又振起之。挽百川之颓波，息千古之邪说，使斯文之正气可以羽翼大道，扶持人心。”

　　二，褒赞欧阳修的政治道德。

　　欧阳修自仁宗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中进士，任西京留守推官，至神宗熙宁四年（公元1072年）退休，其间约四十年。在政治上，欧氏“天资刚劲，见义勇为”，“放逐流离，至于再三，志气自若也。”仁宗时，社会问题已非常严重，以范仲淹为首的一批先识人士主张新政的呼声很高，得到了欧氏等青年官员的支持，纷纷抨击因循守旧的政治势力。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范仲淹被贬谪，司谏高若讷攻击颇力，欧氏“贻书责之，谓其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因此也被贬为夷陵令。这批呼吁新政的人士当时被斥为朋党，一时无人再敢言事。这时，欧氏又挺身而出，写了《朋党论》进呈仁宗，认为君子有朋党，小人则无，呼吁君主应毫无疑忌地任用君子之朋党。此后，又上书要求改革吏治。直至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仁宗不得不起用范仲淹、韩琦等执政，欧阳修主持谏院，进行了一些有限的改革，然而又遭到守旧派的极力阻挠。次年，范仲淹被构陷，引退出朝，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欧阳修等也先后被贬出朝。本文褒扬其仕途虽然崎岖，但不畏不屈，忠于国事，敢于公论，代表了当时先进人士的政治意愿，因此为世人所共仰，而“终不可掩”，最终得到重用。在写欧氏的不屈精神时，作者这样用语：“既压复起，遂显于世。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这一点与王安石的政治风格有相似之处，作者不也是锐意革新，而遭受攻沮，又傲然不屈吗？这几句出自肺腑，同声共鸣，铮铮有声。

　　三，彰扬欧阳修的事功。

　　仁宗后期，欧阳修渐登要枢，先后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仁宗突然病死后，与韩琦等当机立断，拥立英宗。作者对此事以豪健的笔法予以肯定，认为欧氏在紧急之机从容建立了千古功勋，封建社会建储立君毕竟是第一等大事。“功名成就，不居而去”，指的是英宗后期、神宗初年，欧氏力求引退。过去，士大夫常推崇老子的“功成、名遂、身退、不敢为天下先”的思想，所以这里以此相誉。英宗时期，欧阳修任执政，得罪了很多人，因此怨诽四起，欧氏不自安，曾上书请退不获，又为蒋之奇构陷，神宗即位后，信以为真，“欲深谴修”，欧氏闭门不出，请求调查推究，后虽然得以昭白，但以风节自持的欧阳修年已六十，已无意仕宦，于是辞职请退。在作者的笔下，欧阳修是一个守节气、知进退，超然物外的高士，因此其英魄灵气不随出仕隐处、进升退黜而挫磨变化，人虽故去，但精神长存于箕山颍水之间。这里引用了一个典故，上古时，尧欲传位许由，不受，逃往颍水之阳、箕山之下，许由因此成为高士的代表人物。颍水、箕山，宋时在颍州一带，欧氏曾任颍州知府。古来文士好于林泉之乐，欧阳修、王安石也不例外，都写了不少优美的散文。在作者来说，把故世之人寄托于山水，正如陶渊明所言，“托体同山阿”，对死者是一种敬思，对生者也是一种慰藉。这几句不同于前文赞颂欧氏文章的对偶句，句式长短参差，节奏张弛有度。

　　最后一段抒发作者的缅怀向往之情，颇为真挚，这种情分两个层次，先是向慕瞻依之情，继之以临风不见的怅然若失之情，前一种情是后一种的基础，前者较单纯，后者则复杂得多。怅然若失既因不见故人所致，也因“盛衰兴废之理，自古如此”而发，这句对应文首慨于人事之意，既表达了作者深切痛悼之情，也抒发了抱负难济的感慨。

　　这篇散文以行程为线索，采用移步换景、全面铺叙的写作手法，将登山越岭所见的风光景物逐一展现于笔下，作者或远望，或近观，或仰视，或俯察，视角不停变换，给人以不同的审美感受。全文用笔简炼，随意挥洒；移步换景，描写真切如画。

　　这篇散文行文时无论描摹近石远山，还是写苍烟渺霭，都萃形、光、色于一体，让人目不暇接。此外，作者还以简洁的文笔点出人文景观，如拂水山庄旧址、破山寺及言子、仲雍墓等，以反衬虞山之胜。通篇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与喧嚣尘世相割裂的静态的自然，笼罩着一种淡雅的诗美意境，特别是文末写行数十里回望虞山，“犹蜿蜒在篷户，望之了然，令人欲返棹复至焉”，以回应之笔表现自己余兴未尽的心理感受，文已尽而意无穷，委实耐人寻味。同时，也与文首“坐萃景楼望虞山，乐之”相照应，揭示此次虞山之游，是以“远望神往”起始，以“回望欲返”作结，首尾呼应而又浑然天成。

　　文中，“岩之麓为拂水山庄旧址”数句，感叹钱谦益既为常熟人，家乡有如此名胜佳地，却如此糊涂，不能隐居终生。由此我们看出作者的人品和藏身山水、超然脱俗的理想。类似的感慨在《游狼山记》中亦有流露：“余又益槁枯朽钝，为时屏弃。独思遗外身世，捐去万事，徜徉于兹山之上，荫茂树而撷涧芳;临望山海，慨然凭吊千载之兴亡；左挟书册，右持酒杯，啸歌偃仰，以终其身。”相比之下，《游虞山记》中作者的表达较为婉转，而《游狼山记》则更为坦露。

　　有趣的是，清人沈德潜亦有《游虞山记》传世。与张裕钊不同，他只是稍识虞山面目，未能尽探幽深险峻之佳境，却因此悟出一种处世之道：天下胜景，若留有余地，则意味无穷；尽情探历，欲求览无余，反而兴味索然，世间事物往往如是。可见，同样一座山，审美主体不同，所见景物不同，得到的人生感悟亦自不同。惟其如此，它才具有恒久不变的魅力。

　　这篇文章写虞山之景，无论描摹近石远山，还是写苍烟渺霭，都具有诗情画意，体现了作者状物写景的功力。这篇文章抓住了不同景物的特征，融情于景，刻画逼真，文末写回望虞山：“令人欲反棹复至。”表现余味未尽，具有言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

　　《塞上》诗主要描写剽悍的北方少数民族的能骑善射。万里晴空之下，辽阔草原之上，数百名健儿纵马驰骋。忽然，一枝响箭穿向云天，大家不约而同地立刻勒马伫立，昂首放目，凝神远望。诗人仿佛是一名技艺超群的摄影师，迅速抓住这瞬间的景象，拍下一个精彩无比的镜头，并且贯注了诗人炽热的主观感情。

　　在这首诗中，诗人先用“鸣骹直上一千尺，天静无风声更干”两句来描写一枝飞箭风驰电掣地刺入高空。《汉书·匈奴传上》：“冒顿乃作鸣镝。”可知响箭是北方少数民族习用的武器，“直上”，表现箭射出后的锐不可当之势。“一千尺”，写箭的射程之远。“天静无风”，不单写出了草原上空的清明宁谧，也写出了“天似穹庐，笼盖四野”的寥廓无边。因而那飞箭的呼啸之声就掠过大地，响彻云霄，传送得更加清晰、更加嘹亮、更加遥远——“声更干”。云气潮涩，回音必滞，器物浸润，发音必沉；于是诗人以表现燥性的“干”，来形容箭声的轻脆、尖厉，可谓一字传神。刘克庄《黄蘖诗》说“疏林霜下叶声干”（《后村大全集》卷五），联系落叶的飘然而下的形态，“干”字就用得不是地方，倒不如“萧萧”二字能曲尽其妙。与刘克庄同时略早的徐玑在其《晓》诗中说“犹干竹叶声”（《二薇亭集》），以“干”状风竹之飒飒作响，亦不尽妥帖。惟独形容“天静无风”中“鸣骹”之声用“干”为逼肖。这里，诗人扣着“鸣骹”绘影绘声：上句“直上一千尺”，属于视觉感受，侧重写高，箭身一点，箭影如线；下句“无风声更干”，属于听觉感受，侧重写远，箭声震荡于旷野之上，而这旷野之上的天幕，又恰为箭身、箭影的深色点、线提供了面的浅色背景，点、线、面相互结合而成天然精巧的构图。

　　写了天上的“鸣骹”之后，诗人紧接着写地下仰看“鸣骹”的人，这就是诗的后两句：“碧眼胡儿三百骑，尽提金勒向云看。”“碧眼”在这里既突出了北方某些少数民族的生理特征，又切合此时抬头望箭的规定场景，还因为眼睛作为心灵的窗户，人物的内在情感与外在风采，都可以通过它来集中体现，所谓“传神写照，正在阿堵（这个，指眼珠）中”（东晋画家顾恺之语）。王安石的《明妃曲》诗说“明妃初嫁与胡儿”（《王文公文集》卷四十），欧阳修的和诗也说“维将汉女嫁胡儿”（《欧阳文忠公文集》卷八《明妃曲和王介甫作》），都以“胡儿”称外族年轻人。而在柳开诗中则更包含着亲切的语调。“碧眼胡儿三百骑”，描绘一队少数民族的年轻骁骑，句中虽只排列名词，实是以静写动，使人想像那眉宇间流露着威武气概的草原汉子们扬鞭跃马、奔逐追驰的热烈场面。“尽提金勒向云着”，则又以动写静：拉紧了马缰，抬起了望眼，一个接一个的动作霎时聚落在全体骑手的屏气凝视中；正见喧腾，忽归沉静，“向云看”的“三百骑”深深被“直上一千尺”的“鸣骹”所吸引，全神贯注、目不转睛，宛如戏曲舞台上的角色亮相，具有一种雕塑型的美。唐人李益有一首题为《从军北征》的边塞诗：“天山雪后海风寒，横笛遍吹《行路难》。碛里征人三十万，一时回首月中看。”这末二句，写“征人”因闻笛思乡始翘首望月，情原非由所“看”之“月”引起，“月”仅作为乡心之寄托，故而茫然“回首”，格调低沉、色彩灰暗，且无雕塑型的美。对照起来，柳开诗可谓青出于蓝了。 因为是一首绝句，字数有限，诗中就难以面面俱到地展开一个全过程。诗人恰能利用短小篇幅，舍弃次要情节，捕捉最为精彩动人的意象，将北方少数民族的剽悍性格与尚武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不愧为宋代边塞诗的“压卷”之作。

　　柳开生活在北宋初年，宋诗尚未形成铺陈直述，以议论说理见著的特色。同样的内容，在欧阳修诗里却是“胡人以鞍马为家，射猎为俗，泉甘草美无常处，鸟惊兽骇争驰逐”（《明妃曲和王介甫作》）的质直表现。后来苏辙出使辽国时，在《虏帐》诗中也是“舂粮煮雪安得饱，击兔射鹿夸强雄”，“钓鱼射鹅沧海东”，“弯弓射猎本天性”（《栾城集》卷十六）的夹叙夹议。比较起来，柳开此诗犹有唐人风韵，空灵蕴藉，情辞丰腴。在以意趣气骨、拗折瘦劲取胜的宋诗中，也应算是别具一格的了。而柳开曾经“部送军粮至涿州”，“使河北”，“知代州”，又“徙忻州刺史”，并且“善射”、“倜傥重义”（《宋史·柳开传》），则又表明《塞上》诗写得如此成功，乃是与诗人身历其境，具有实际生活体验紧密相关的。

　　《金菊对芙蓉》，这个词牌华美而清妍。题副是“上元”，由词题看是咏节序。此类诗词是比较难写的，南宋的张炎曾慨叹：“昔人咏节序，不唯不多，付之歌喉者，类是率俗。”后有刘永济在《词论》中言：“咏节序风物之作‘贵能直写我目、我心此时、此际所得。’”容若这篇则是以咏节为蓄，实乃怀人之想，予景于情，清朗自然，婉转流深，情深意切。

　　上元佳节，本是团圆欢聚的日子，这更让敏感多情的容若黯然神伤。容若思念着见阳，那个可以互诉衷肠把酒言欢的兄长知己，正身处战火纷飞之中。战地太过凶险，随时将有性命之忧，所以，他那细腻盛烈的心意中之深深牵念如何做的到独善其身呢？纵使再多书信，再多诗词，亦消融不了那一刻他心头凝结的悲凉愁绪。那，便是感人千古的义重如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