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说明超然于物外，就可以无往而不乐。即把一切事物都置之度外，无所希冀，无所追求，与世无争，随遇而安，就不会有什么烦恼，能成为二个知足者常乐的人。这是用庄子“万物齐一”的观点来自我麻醉，以旷达超然的思想来自我安慰。不管祸福，美丑，善恶，去取，通通都一样，自己屡遭贬请，每况愈下，也就不足挂齿，可以逆来顺受，无往而不乐了。其实，这是置无限辛酸、满腹怨愤而不顾的故为其乐，有其形而无其实，犹如酒醉忘优之乐，并非敞怀舒心的快乐。全文以“乐”字为主线，贯穿始终，被称为“一字立骨”的典范文章。以议论和记叙相结合的方法，从虚实两个方面阐明了主旨。游于物外。就无往而不乐。
第一段，从正面论述超然于物外的快乐。“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一切物品都有可以满足人们欲望的作用，假如有这种作用，都可以使人得到快乐，不一定非要是怪奇、伟丽的东西。实际上并非如此，物有美丑、善恶之分，爱憎自有不同，人各有所求，其选择、去取也不能一样，所以很难“皆有可乐”。苏轼是以“游于物外”的超然思想看待事物。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从写法特点上看，是一起便说“超然”，提出“乐”字为主线。上面是从总的方面论述，下文是举例加以证明。“哺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是说物各有用，都可以满足欲求，给人快乐。推面广之，人便可以随退而安，无处不快乐了。四个皆字使文意紧密相联，语势畅达，浑然一体。
第二段是从反面论述不超然必会悲哀的道理。求福辞祸是人之常情，因为福可以使人高兴，祸会令人悲伤。但是，如果人不能超然于物外。任随欲望发展，必然陷人“游于物内”的泥潭。物有尽时，很难满足无止境的欲求。而且事物往往被某些现象掩盖着本来的面目，美丑不一，善恶难分，祸福不辨，取舍难定。事物的假象常常令人头昏目眩，什么也看不清楚，不超然于物外，就会盲目乱撞，结果必然招来灾祸，造成绝顶的悲哀。上面两段，一正一反，正反对照，有力地论证了只有超然于物外，才能无往而不乐；如果超然于物内，则必悲哀的道理。从理论上为记超然台的事实奠定了基础。这是以虚领实的写法。
第三段，步入正题，叙述移守胶西，生活初安，治园修台，游而得乐的情景。用具体的事实说明了超然于物外，必得其乐的道理.这一段可分为三层：一、移守胶西，用了三个对偶句，组成排比句组，语调抑扬起伏，气势充沛，使杭、密两地形成鲜明对比，说明了苏轼舍安就劳、去美就简的遭遇。这既是记实，也是以优托喜的伏笔。二、生活初安。“比岁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面斋厨索然，日食杞菊。”，是写初到胶西后年成不好，政局动乱，生活艰苦。用了五个四言句和一个连词，句子精悍，节奏急促，与处境维艰交相吻合。再次写忧，以见喜之可贵，乐之无穷。“处之期年，而貌加丰，发之白者，日以反黑。”意外的变化带来无限喜悦。“予既乐其风俗之醇，而其吏民亦安予拙也。”自己爱上了胶西，百姓也爱戴太守。官民相爱，必然官民同乐。由苦变乐，真是无往而不乐。生活初安，就有余力洁庭治园，为寻乐作些事情。三、修台游乐。先交待台的位置、旧观和修缮情况。利旧成新，不劳民伤财，含有与民同乐之意。再写登台四望，触目感怀，见景生情，浮想联翩，所表现的感情十分复杂。时而怀念超然干物外的隐君子，时而仰慕功臣建树的业绩，时而为不得善终的良将鸣不平。这正表现了作者想超然子物外，而实际上又很难完全超然处之的矛盾心情：有怀念，有羡慕，有不平。这一层虽属常见的“四望法”，但写得不落俗套，没有用对偶排比，只用了较为整齐的散行句，别具一番疏宕流畅的情韵。最后描写了台的优点：“高而安，深而明，夏凉而冬温。”流露出无比喜爱的感情。因此，予与客不管“雨雪之朝，风月之夕”，都时常登台游乐，亲手做菜做饭，饮酒欢歌。这种游玩，确实是很快乐的。最后又落脚在“乐”字上。
最后一段交待了其弟苏辙（子由）为此台命名并作赋的事。文章到此方点明“超然”二字，具有画龙点睛之妙。且结句“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既照应开头：又与前文所说乐少悲多的人“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如应不应，有意无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见出两种人不同的思想境界，回味无穷。
译文及注释
译文
任何事物都有可观赏的地方。如有可观赏的地方，那么都可使人有快乐，不必一定要是怪异、新奇、雄伟、瑰丽的景观。
吃酒糟、喝薄酒，都可以使人醉，水果蔬菜草木，都可以充饥。以此类推，我到哪儿会不快乐呢？
人们之所以要追求幸福，避开灾祸，因为幸福可使人欢喜，而灾祸却使人悲伤。人的欲望是无穷的，而能满足我们欲望的东西却是有限的。如果美好和丑恶的区别在胸中激荡，选取和舍弃的选择在眼前交织，那么能使人快活的东西就很少了，而令人悲哀的事就很多，这叫做求祸避福。追求灾祸，躲避幸福，难道是人们的心愿吗？这是外物蒙蔽人呀！他们这些人局限在事物之中，而不能自由驰骋在事物之外；事物本无大小之别，如果人拘于从它内部来看待它，那么没有一物不是高大的。它以高大的形象横在我们面前，那么我常常会眼花缭乱反复不定了，就像在缝隙中看人争斗，又哪里能知道谁胜谁负呢？因此，心中充满美好和丑恶的区别，忧愁也就由此产生了；这不令人非常悲哀吗！
我从杭州调移到密州任知州，放弃了乘船的舒适快乐，而承受坐车骑马的劳累；放弃墙壁雕绘的华美漂亮的住宅，而蔽身在粗木造的屋舍里；远离杭州湖光山色的美景，来到桑麻丛生的荒野。刚到之时，农业连年歉收，盗贼到处都有，案件也多不胜数；而厨房里空荡无物，每天都以野菜充饥，人们一定都怀疑我会不快乐。可我在这里住了一年后，面腴体丰，头发白的地方，也一天天变黑了。我既喜欢这里风俗的淳朴，这里的官吏百姓也习惯了我的愚拙无能。于是，在这里修整花园菜圃，打扫干净庭院屋宇，砍伐安丘、高密的树木，用来修补破败的房屋，以便勉强度日。
在园子的北面，靠着城墙筑起的高台已经很旧了，稍加整修，让它焕然一新。我不时和大家一起登台观览，在那儿尽情游玩。从台上向南望去，马耳、常山时隐时现，有时似乎很近，有时又似乎很远，或许有隐士住在那里吧？台的东面就是卢山，秦人卢敖就是在那里隐遁的。向西望去是穆陵关，隐隐约约象一道城墙，姜太公、齐桓公的英雄业绩，尚有留存。向北俯视潍水，不禁慨叹万分，想起了淮阴侯韩信的赫赫战功，又哀叹他不得善终。这台虽然高，但却非常安稳；这台上居室幽深，却又明亮，夏凉冬暖。雨落雪飞的早晨，风清月明的夜晚，我没有不在那里的，朋友们也没有不在这里跟随着我的。我们采摘园子里的蔬菜，钓取池塘里的游鱼，酿高粱酒，煮糙米，大家一边吃一面赞叹：“多么快活的游乐啊！”
这个时候，我的弟弟苏辙字子由恰好在济南做官，听说了这件事，写了一篇文章，并且给这个台子取名“超然”，以说明我之所以到哪儿都快乐的原因，大概就是在于我的心能超乎事物之外啊！
注释
凡物皆有可观：省略“者”即可观者，值得观赏的地方。
哺：吃。
啜：喝。
醨：米酒。
醉：使······醉。
饱：使······饱。
吾安往而不乐：即“吾往安而不乐”。而，表承接。
“而”表并列，并且。
者：……的原因。
岂：难道。
情：心愿。
有以：可以用来。
盖：蒙蔽。
焉：哪里。
横：意外发生。
而：表承接，随后。
背：远离。
比：连续，常常。
登：五谷成熟。
苟全：大致完备。
葺：原指用茅草覆盖房子，后泛指修理房屋。
庶几：表推测，译为“或许”。
遗烈：前辈留下来的功业。
撷：摘下，取下。
秫：黏高粱，可以做烧酒。有的地区就指高粱。
瀹：煮。
这篇文章说明超然于物外，就可以无往而不乐。即把一切事物都置之度外，无所希冀，无所追求，与世无争，随遇而安，就不会有什么烦恼，能成为二个知足者常乐的人。这是用庄子“万物齐一”的观点来自我麻醉，以旷达超然的思想来自我安慰。不管祸福，美丑，善恶，去取，通通都一样，自己屡遭贬请，每况愈下，也就不足挂齿，可以逆来顺受，无往而不乐了。其实，这是置无限辛酸、满腹怨愤而不顾的故为其乐，有其形而无其实，犹如酒醉忘优之乐，并非敞怀舒心的快乐。全文以“乐”字为主线，贯穿始终，被称为“一字立骨”的典范文章。以议论和记叙相结合的方法，从虚实两个方面阐明了主旨。游于物外。就无往而不乐。
第一段，从正面论述超然于物外的快乐。“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一切物品都有可以满足人们欲望的作用，假如有这种作用，都可以使人得到快乐，不一定非要是怪奇、伟丽的东西。实际上并非如此，物有美丑、善恶之分，爱憎自有不同，人各有所求，其选择、去取也不能一样，所以很难“皆有可乐”。苏轼是以“游于物外”的超然思想看待事物。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从写法特点上看，是一起便说“超然”，提出“乐”字为主线。上面是从总的方面论述，下文是举例加以证明。“哺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是说物各有用，都可以满足欲求，给人快乐。推面广之，人便可以随退而安，无处不快乐了。四个皆字使文意紧密相联，语势畅达，浑然一体。
第二段是从反面论述不超然必会悲哀的道理。求福辞祸是人之常情，因为福可以使人高兴，祸会令人悲伤。但是，如果人不能超然于物外。任随欲望发展，必然陷人“游于物内”的泥潭。物有尽时，很难满足无止境的欲求。而且事物往往被某些现象掩盖着本来的面目，美丑不一，善恶难分，祸福不辨，取舍难定。事物的假象常常令人头昏目眩，什么也看不清楚，不超然于物外，就会盲目乱撞，结果必然招来灾祸，造成绝顶的悲哀。上面两段，一正一反，正反对照，有力地论证了只有超然于物外，才能无往而不乐；如果超然于物内，则必悲哀的道理。从理论上为记超然台的事实奠定了基础。这是以虚领实的写法。
第三段，步入正题，叙述移守胶西，生活初安，治园修台，游而得乐的情景。用具体的事实说明了超然于物外，必得其乐的道理.这一段可分为三层：一、移守胶西，用了三个对偶句，组成排比句组，语调抑扬起伏，气势充沛，使杭、密两地形成鲜明对比，说明了苏轼舍安就劳、去美就简的遭遇。这既是记实，也是以优托喜的伏笔。二、生活初安。“比岁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面斋厨索然，日食杞菊。”，是写初到胶西后年成不好，政局动乱，生活艰苦。用了五个四言句和一个连词，句子精悍，节奏急促，与处境维艰交相吻合。再次写忧，以见喜之可贵，乐之无穷。“处之期年，而貌加丰，发之白者，日以反黑。”意外的变化带来无限喜悦。“予既乐其风俗之醇，而其吏民亦安予拙也。”自己爱上了胶西，百姓也爱戴太守。官民相爱，必然官民同乐。由苦变乐，真是无往而不乐。生活初安，就有余力洁庭治园，为寻乐作些事情。三、修台游乐。先交待台的位置、旧观和修缮情况。利旧成新，不劳民伤财，含有与民同乐之意。再写登台四望，触目感怀，见景生情，浮想联翩，所表现的感情十分复杂。时而怀念超然干物外的隐君子，时而仰慕功臣建树的业绩，时而为不得善终的良将鸣不平。这正表现了作者想超然子物外，而实际上又很难完全超然处之的矛盾心情：有怀念，有羡慕，有不平。这一层虽属常见的“四望法”，但写得不落俗套，没有用对偶排比，只用了较为整齐的散行句，别具一番疏宕流畅的情韵。最后描写了台的优点：“高而安，深而明，夏凉而冬温。”流露出无比喜爱的感情。因此，予与客不管“雨雪之朝，风月之夕”，都时常登台游乐，亲手做菜做饭，饮酒欢歌。这种游玩，确实是很快乐的。最后又落脚在“乐”字上。
最后一段交待了其弟苏辙（子由）为此台命名并作赋的事。文章到此方点明“超然”二字，具有画龙点睛之妙。且结句“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既照应开头：又与前文所说乐少悲多的人“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如应不应，有意无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见出两种人不同的思想境界，回味无穷。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眉州眉山（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善书，“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潇湘竹石图卷》《古木怪石图卷》等。 ▶ 3359篇诗文
这首词写女子的秋雨闺怨。
上片起首四句，描绘了秋雨连绵不断的典型环境，三句重叠，笔势劲急，透出怨情，这是室外之景；室内之景“暗灯凉簟”，这冷清与外界融合，更增人怨。“妖姬”二字，点出主人公之美和她无限悲怨的心理。
过片则用西风渐急，摇窗喧竹，断断续续的凄厉声，加强了悲凉的音调。
下片“腻脸悬双玉”顺理成章，直写粉脸垂泪的形象。最后，以随雁回来的旧约为念，而怨“雁归人不归”，且已“几回”了，写出怨由，收束全章，结尾语气舒缓而情更急切。
明代汤显祖评：“三句皆重叠字，大奇大奇。宋李易安《声声慢》，用十叠字起，而以点点滴滴四字结之，盖用此法，而青于蓝。”
该诗记述了诗人雁门途中所见，写出元朝统治下，兵役繁急，剥削惨重，官吏贪残，法令严酷，北方人民呼天不应，走投无路的苦难生活，表达了诗人对人民的同情和对统治者的憎恨。全诗描写具体，语言苍劲，有高度的真实性和概括力。
开篇四句，入手擒题，笼盖全篇。诗人在金城，被朋友款待，沉醉在欢歌乐舞之中，出门体察人民的生活状况，心中陡起无限的哀伤。“金城”交代地点，紧扣诗题“雁门”，“出门览民风”，交代事由，紧扣诗题“所见”。“惨惨愁肺腑”，则写出了诗人心绪，定下了全诗基调。“兀兀醉歌舞”与“惨惨愁肺腑”相对照，以有钱人的奢侈享乐与穷苦人民的悲惨生活形成鲜明的对比，与老杜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有着同样的用意。
“去年”以下八句，写诗人“所思”。“出门览民风”以下，似应写诗人出门所见，但诗人在此却宕开一笔，通过翩翩思绪来回溯去年以来人民的惨愁景象。先写兵祸战乱给人民带来的无尽灾难。“去年夏秋旱”，旱象连连，愁情绵绵；“七月黍穗吐”，秋禾吐穗，希望顿生；“一昔营幕来，天明但平土。”一夕之间，被连营军队，踏成平地，希望又成灰。在曲折跌宕中把人民饱受的战乱之苦表现了出来。再写严酷的赋税对人民的掠夺。以“急星火”状“调度”，写出了赋税催交的急迫；以“捶楚”来示“逋负”的后果，写出了催交赋税手段的残酷。丰收在望的庄稼已被“营幕”踏成平土，农民们颗粒无收，而“调度”之急，依然如故，“逋负”即受“捶楚”，残暴的统治确像“网罗方高悬”。即使想要“逝将去汝，适彼乐土。”但“乐国果何所？”用“网罗”比喻残害、掠夺人民的反动统治，见出其无所不在；用“果何所”说明“乐国”的虚幻，表现了人民无路可走，无处逃生的惨绝境况。
“食禾”四句，写诗人“所慨”。该四句是诗人对“去年夏秋旱”之后，人民所遭惨祸的根源所在经过理性思考后向统治者发出的义愤填膺的控诉与抨击。食人民禾的有百千害虫，吃人民肉的不止一只老虎。“有百螣”“非一虎”，写出了残害人民的祸害之多，“食禾”“择肉”写出了残害之烈、之酷。禾未秀即“食”，“肉”已无还“择”，其贪婪、残暴，令人发指。“食禾”之“螣”、“择肉”之“虎”的像中之意，透过诗人刻画，端倪已现，诗人把抨击的矛头，直指暴政黩武的蒙古统治者。人间“螣”“虎”为害，乐国无所，而天也在装聋作哑，不闻不问。“呼天天不闻”，把诗人的极度愤慨和人民呼告无门、愁绝无助的悲惨境遇表现的凄切生动。叫地不灵，呼天不应，一篇感慨讽喻的诗篇，又于事何补。诗人只有徒唤奈何，感叹自己无力救民了。
“单衣者谁子”遥承“览民风”，“书”“雁门道中”“所见”之事。一般说，诗歌的人物描写，往往是“取其一点，不及其余”，求其神而不袭其貌，甚至是一个侧面，一个镜头，或一颦、一笑、一举手、一投足就可以了。此处“单衣”，即是如此。虽未见人物形体、外貌，以及其他方面，但透过“单衣”的“剪影”，想到了人物为生计奔波的劳碌的面容，看到了人物贫困的处境。时届秋冬，远行人还穿单衣，生活之贫困宛然若见。“贩籴就南府”，写人物的行动。家无粮，不去贩籴又何以活命。“就南府”，从侧面证实了雁门一带的颗粒无收，人民的生计无着，无奈中只有向“南府”贩籴了。“倾身”两句写事因。“倾身”状其用力之大，“远”写其行程之遥，行人不顾路远而倾身前行的原因，只是为了“营一饱”。“营一饱”与“倾身”“远”相衬，表现了人物为饥寒所迫，而不得不远行的苦痛。“盘盘”二句写山道难行。“盘盘”已写出了山道的曲折回旋，再加上“雪”积、“涧深”，更见出了山路的险陡难行。结尾两句，在路弯弯、雪皑皑的背景上，推出了一个特写镜头：半山中，一辆破车，人拖、牛拽，不胜苦累。面对此景，诗人喊出了心中的郁积：“人牛一何苦？”险峻的山道与半岭驱车的意象对举，显示了与老杜的“不为贫困宁如此”相近的意蕴，表现了诗人对人民的深切的同情。此段诗人极写行人衣着之单薄，行程之遥远，道路之险阻，与“食禾有百媵，择肉非一虎”在诗意上遥相对应，写出了人民铤而历险的原因，揭示了“苛政猛于虎”的主旨。
在艺术上，该诗一是采用了以赋为主，兼用比兴的手法。诗人在雁门道中的所思、所慨、所见，全用动态的诗法叙述出来，语言朴实，诗意淳厚。同时也用了比兴手法。“调度急星火”，“网罗方高悬”，“食禾有百腾，择肉非一虎”就是用的比兴手法：二是时空交织，诗境开阔。诗把无限的时空中发生的事都和在雁门道中所见的事交织在一起，织得天衣无缝。诗人在雁门道上只看到一个单衣青年在大雪茫茫、山路崎岖的半岭赶着牛车南下贩籴，却在这个背景上摄入了去年夏秋大旱的天灾，又摄入了七月禾苗吐穗时又被元军在一夜间踏成平土的兵祸，“去年”，今日，时空不断拉长；诗不仅写了雁门道中“人牛一何苦”的惨象，而且还摄入了“调度急星火”，写了处处“罗网方高悬”，处处无“乐国”，空间不断扩大。写了处处，时时，有许多“食禾的媵”，有“择肉”而食的“虎”。时空的交织，创造了一个广阔辽远的意境，使诗的主题具有了普遍的意义。三是诗意层层递进。诗表现人民苦难，采用了层层递进的叙述方法。禾穗方吐，一昔成土；充军催租，急如星火；鞭扑捶楚，网罗高悬。一层进一层地表现了人民的无以复加的悲苦情状。与层层递进的诗意相应，诗采用了层层进逼的古调仄韵：“但平土。”“果何所？”“复何补？”“一何苦？”把诗人“惨惨愁肺腑”的情感和人民愁绝无助、悲惨凄苦，表现得酣畅淋漓。
此诗借一位逃难的妇女之口描述了唐末黄巢起义时的社会乱象，反映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全诗情节曲折丰富，结构宏大严密，语言流丽精工，在思想与艺术两方面都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为中国古代叙事诗树立了一座丰碑。因在诗成时就深受人们称赏，诗人还得到“秦妇吟秀才”的雅称。后人把此诗与汉乐府《孔雀东南飞》、北朝乐府《木兰辞》并称为“乐府三绝”；也有人认为它是继杜甫“三吏三别”和白居易《长恨歌》之后唐代叙事诗的第三座丰碑。
长诗《秦妇吟》全诗可分四个大的段落。第一大段由开始的“中和癸卯春三月”到“妾亦与君停玉趾”共八联十六句，是全诗的引子，叙述作者与一位长安城奔东都洛阳的女子（即秦妇）途中相遇的情形。
第二大段从“前年庚子腊月五”到“天街踏尽公卿骨”，共六十五联一百三十句。这一大段又可分六个层次，层层深入地叙写农民军入城后的情形。“前年庚子腊月五”到“已见白旗来匝地”十六句为第一层，描写广明元年十二月五日农民攻入京城的情况。从“扶羸携幼竞相呼”到“妖光暗射台星拆”十六句为第二个层次，描写起义军入城后兵荒马乱的情形。百姓东躲西藏，朝廷官员四处逃散。从“家家流血如泉涌”到“六亲自此无寻处”，写妇女所受的兵灾战祸，这是第三个层次。前四句概叙：家家流血，处处冤声，小孩子都被抛弃。次写四邻妇女受难情况：东邻美女被掳掠，西邻、南邻女子死于刀下，北邻少妇被火烧死。最后是女郎自己被军人胁迫，做了从妇。通过女子的种种遭际，画出了战乱风云以及战乱中长安女子的群象，具有相当的认识价值。从“一从陷贼经三载”到“暮见喧呼来酒市”，是第四个层次，描写女郎被迫嫁给黄巢部下的军人之后的生活，以及她看到的新贵们的种种情况。其中“还将短发戴花簪”等句，运用漫画笔墨，把农民将领迷恋富贵安乐，得意忘形，刻画得十分生动，入木三分，闹剧有足悲者。第五个层次从“一朝五鼓人惊起”到“又道官军悉败绩”，写长安城中人民所知的唐军与农民军争战的情况，既见出农民军斗争之艰难顽强，又见其士气与实力之日渐衰竭，描绘得情态毕现，刻画得力透纸背。从“四面从兹多庖束”到“天街踏尽公卿骨”为这一大段的最后一个层次，写唐军败退，农民军收复长安后的情况。兵燹后的京都“长安凄寂今何有，废市荒街麦苗秀”，从坊市到宫室，从树木到建筑，“昔时繁盛皆埋没，举目凄凉无故物”，曲曲遭来，纤毫毕见。尤其“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堪称警策之句，广为流传。
第三大段从“来时晓出城东陌”到“夜宿霜中卧荻花”。这首长诗是一个动乱时代的面面观，其笔锋所及远不止农民军的一面，在第三大段作者将批判的锋芒指晦李唐王朝的官军和割据的军阀。这一大段可分四个层次，从“来时晓出城东陌”到“行人夜宿墙匡月”，是第一个层次，是这一大段落的序引，写女郎走出长安后一路所见彦闻。到处有军人巡逻；无有人烟；当年的台殿楼阁已劈没；路上没有宿店，风光宛如荒凉的塞上一般。从“明朝晓至三峰路”至“何须责望东诸侯”，为第二个层次，写女郎第二天继续东行华阴县的情况。借金天神讽刺潼关易东那些节度使拥兵自保，对农民军无法，却纵容部下虐蔷百姓。第三个层次由“前年又出杨震关”到“暮插金钗唯独行”。一个女子在茫茫宇宙中踽踽独行“朝携宝货无人问，暮插金钗唯独行”，到处是死一般沉寂，甚至比战争爆发还可怕。这些描写较之汉魏古丧“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一类诗句表现力更强，细至成功地营造出一种恐怖的气氛。从“明朝又过新安东’到“夜宿霜中卧荻花”为第四个层次。诗中借新安老翁之口对唐军的罪恶进行痛心疾首的控诉：他们的罪恶更重于黄巢军。“千间仓兮万斯箱，黄巢过后犹残半”，而售军来到“入门下马若旋风，磬室倾囊如卷土”，抢劫民库财物不遗余力，胜过“贼寇”黄巢，这是其一。其二诗中隐约地透示出官军杀人甚至卖人肉的勾当。诗中写道：“黄巢机上割人肉。”“朝夕一味入肝脍。”据《旧唐书·黄巢传》载：“官军皆执山寨万姓鬻于贼人获数十万。”再联系前面所写的“筵上牺牲无处觅”“诛剥生灵过朝夕”和这一层写的“山中更有千万家”，都可以看出官军以杀人、贩卖人肉大得暴利的罪恶行径。
最后一大段从“妾闻此老伤心语”到“咏此长歌献相公”。秦妇通过道听途说，对相对平静的江南寄予一线希望，为全诗的结尾。
总体上说，《秦妇吟》这首长诗是一部具有强烈现实主义倾向的巨作，思想内容丰富而复杂，时间跨度达三年之久，空间范圈兼及两京，所写又是历史的淹桑巨变，作者采用人物回忆的倒叙手法，将不同时间、蹦点、人物、景物集中于一个场面上，收到情节紧凑，题旨集中的效果。艺术上则有所开创，其笔力当在写安史之乱的《长恨歌》《连昌宫词》之上，不仅是韦庄的代表作，在中国古代叙事诗方面也堪称丰碑式的杰作。
韦庄能写出如此具有现实主义倾向的巨作，诚非偶然。他早岁即与老诗人白居易同寓下邽，可能受到白居易濡染，又心仪杜甫，寓蜀时重建草堂，且以“浣花”命集。《秦妇吟》一诗正体现了杜甫、白居易两大现实主义诗人对作者的影响，在艺术上且有青出于蓝之处。
第一，结构模式。《秦妇吟》在继承的基础上大胆创新，把汉代确立的横剖面的串联式与白居易奠定的纵向发展的并联式两种结构完美地结合起来。全诗采用的是白居易纵向发展的并联式结构——诗人遇见秦妇，秦妇讲述自己的遭遇，故事简单，人物极少，而在全诗整体的纵向并联中又突出地穿插了若干个横剖面的戏剧性生活场面。如妇女们惨遭强暴凶杀的悲剧性场面、带有污蔑性的黄巢起义军的喜剧性场面（从“衣裳颠倒言语异”至“呼啸喧争如窃议”）、神自述的悲喜剧等等，它们相互串联，集中生动地展示了历史风云突变时的社会景况。这种并联、串联并用的叙事结构方式较之单用一种结构，无疑使作品含量更大、包孕更广，也更生动、更复杂，更具艺术魅力。
第二，叙事角度。《秦妇吟》继承了杜甫、白居易把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并用的传统，又有所创新。第一人称“我”表面上与杜甫《石壕吏》中的“我”一样，似乎只是事件的见证者，实际上，“我”虽然仅在开头出场，但伴随故事的女讲述者直到诗歌结束，并且像白居易《琵琶行》中的“我”一样，与女讲述者构成“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相应关系，而且增加了特定历史时期所赋予的对战乱的厌弃、亡国之痛、故园之思以及对和平的向往等心理内容，这在诗歌结尾的“适闻有客金陵至”至“怀安却羡江南鬼”句有所点明。“江南”既是和平的象征，又隐含昔日和平繁华的故国的影子。并与前面“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等充满强烈感情的战乱场面描写遥相呼应，隐隐体现出亡国之痛、故国之思。《秦妇吟》的创新之处在于，不仅把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结合起来，而且借他人之酒浇自己块垒——通过女叙述者之口表示自己的亡国之痛、故国之思。这种结合第一、第三人称，并借他人之口或经历、遭遇表达自己的亡国之痛、故国之思的方式。
第三，表达方式。《秦妇吟》运用了把女子的命运与国家衰亡结合起来的表达方式。作者明确地把“秦妇”等一大批美女的命运与唐帝国的衰亡结合起来，通过红颜薄命的美女命运及悲惨遭遇寄托自己的亡国之恨、故国之思。这是以往的叙事诗所没有的，或比较淡化的。《秦妇吟》却把自己深挚的故国之思、沉郁的亡国之痛巧妙地借美女的命运表现出来。家国的兴亡决定美女的命运，美女的悲惨遭遇又使国破家亡之痛显得更具体可感，更触目惊心。
第四，叙事手法。《秦妇吟》更多地继承了白居易的叙事手法，并加以丰富与创新。它开头直叙，然后接之以大段倒叙，而在倒叙之中，既有妇女们的悲剧性遭遇，又有丑化黄巢起义军的喜剧性场景，还有神的惭愧之插叙、“寒天霜露宿”的老翁之补叙，既反映了更为广阔、深刻的社会人生，又使叙事手法更灵活多变，从而使这首叙事长诗，夭矫灵动，绝不单调、呆板。此诗继承了白居易开始在叙事诗中大量运用对句的手法，并真正创造性地使对句和散句发挥其独特的艺术功用：以对句展现浓缩了的时间与空间，展现广阔的历史背景。如写义军入城前情景：“适逢紫盖去蒙尘，已见白旗来匝地”；写乱后的都城：“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写长安绝粮：“六军门外倚僵尸，七架营中填饿殍”；写战后的荒凉：“破落田园但有蒿，摧残竹树皆无主”；写难民的生活：“朝饥山上寻蓬子，夜宿霜中卧荻花”。而以散句来细致入微地、行云流水般地叙写事件的细节、动作、心理。这样，对句简，散句繁。对句与散旬之间形成一种有趣的张力，扩大了诗歌结构的弹性限度、诗的包容量及艺术的生动性。
综上所述，《秦妇吟》既借鉴了唐以前的叙事艺术，又学习唐代诗人的艺术开拓，并大胆地进行了独特的艺术创新，达到了相当的艺术高度。此诗本身的艺术成就昭示了对此前叙事诗的创造性继承，并在不少方面预示了清代吴伟业叙事诗的发展趋势，这充分说明它是中国古典叙事诗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一首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