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前面的小序交代了背景和写作经过。词虽然是写梦,但一开篇却像是正在展开的令人兴致飞扬的现实生活。
“小舟横截春江,卧看翠壁红楼起。”“横截春江”,就是序中所说的“扁舟渡江”。长江波深浪阔,渡江的工具不过是古代的木帆船,而句中所用的警示极快当的“横截”二字,可见词人那种飘飘欲仙的豪迈之气。“卧看”,意态闲逸。又因在舟中“卧看”高处,岸上的翠碧红楼必然更有矗天之势。春江水是横向展开的,翠碧红楼是纵向的。一纵一横,展示出一幅飞动而开展的图景。
“云间笑语,使君高会,佳人半醉。危柱哀弦,艳歌余响,绕云萦水。”六句写闾丘公显在栖霞楼宴会宾客,席上笑语,飞出云间;美人半醉,伴随弦乐唱着艳歌,歌声响遏行云,萦回于江面。这里从听觉感受,写出乐宴的繁华。而由于词人是在舟中,并非身临高会,所以生出想象和怅望:“念故人老大,风流未减,独回首、烟波里。”前两句由对宴会的描写,转入对闾丘公显的评说,着重点其”风流“。后二句回首往事,从怅望里写出茫茫烟波和渺渺情怀。虽是那种特定环境中的情与景,但扑朔迷离,已为向下片过渡做了准备。
下片开头,把上片那些真切得有如实际生活的描写,一笔启开。“推枕惘然不见,但空江、月明千里。”仅仅十三个字,就写出了由梦到醒的过程,乃至心情与境界的变化。“惘然不见”点心境,与下句“空江、月明千里”实际上是点与染的关系。醒后周围景色空旷,与梦中繁华对照,更加重了惘然失落之感。不过,正因为茫然失落,而又面对江月千里的浩淼景象,更容易引起浮想联翩。以下至篇末,即由此产生三重想想。“五湖闻道,扁舟归去,仍携西子。”是想象中闾丘公显的现实境况:他过着退休生活,像范蠡一样,携同美人,游览五湖。“扔携西子”应上面”风流未减“”佳人半醉“等描写,见出闾丘公显的生活情调一如既往。“云梦南州,武昌东岸,昔游应记。”追思闾丘公显。作者曾在这梦之南、武昌之东的黄州一带游览,其情其景,仍然留在闾丘公显与作者记忆里。“料多情梦里,端来见我,也参差是。”进一步推想重拾情谊的老友,会再梦中前来相见,刚才那真切的情景,差不多就是吧。这三层,由设想对方处境,一直到设想“梦来见我”,回应了上片,首尾相合,构成一个艺术整体。而在行文上,由“江月”到“五湖”,到武昌东岸,再由昔游引出今梦。种种意念活动互相发生,完全如行云流水之自然。
作者写一场美好的梦。所梦的故人风流自在,重视情谊。彼此间既有美好的昔游,又有似真似幻的“梦来见我”的精神交会。其情调是浪漫的,因而有人认为这首词带有仙气。这从作者精神活动的广阔自由,从笔致的空灵浩淼看,并非没有根据。但如果因此认为词中所梦所想,都是也在一种神仙般的快乐心境上产生的,恐怕也不符合实际。苏轼谪居黄州,是他受打击非常沉重的时期。在实际生活中孤独寂寞,与亲朋隔绝离散,甚至音信不通。而另一方面,苏轼性格中又有豁达的、善于在逆境中自我派遣的特点。因之像词中所写的梦境和梦醒后的怀想,实质上是在孤独寂寞中,对自由、对友情、对生活中美好事物的一种向往。作者实际处境的孤独寂寞,虽然被他所写的色彩缤纷的梦境、昔游等所笼罩,但又并非掩盖无余。
此词上下片衔接处的“空回首,烟波里”与“推枕惘然不见,但空江月明千里”,感情之怅惘,身世之孤孑还是很清楚的。结尾处不说自己梦故人,而想象故人梦来见自己。正像一切事物在超负荷重需要有超剂量的补偿一样,是由异常寂寞的心境上产生出来的浪漫幻想。这使得这首词在风流潇洒中又有沉郁之致。这种沉郁,正是诗人实际处境、心情的一种反应。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小船横渡春天的江面,我睡在船中看两岸翠绿的山峦,其间有一座红色的高楼。那高高的栖霞楼直入云端,笑语声阵阵飘出,这是太守您在雅聚啊,美丽歌女都已醉意朦胧。演奏音乐声音高亢悲怨。这歌声回旋,悠扬动听,飘荡在云水之间。您虽然年事已高,但风流潇洒仍一如从前。我梦游春江,回头只看到您在烟波之中。
推开枕头坐起身朱,这才发现是一场梦,眼前不见老友,只有空荡荡的江面,明月的清光无限。太守您懂得功成身退之道,已然早早去到苏州隐居了。您一定还记得当年我们在黄州之时吧,我们曾四处游玩,十分快乐。您是多情之人,料想您也定在梦中梦到我了,那情形大概就和我梦到您是一样的吧。
注释
栖霞楼:唐宋时期黄州的四大名楼之一。最早为江西临川人王义庆所建,后为闾丘孝终守黄州时重建。
闾丘大夫孝终公显:即闾丘孝终,字公显。作者友人。曾任黄州知州,致仕(退休)后归苏州故里。
胜绝:绝佳的名胜。
扁舟:小船。
鼓笛慢:据考证指词牌“水龙吟”。
致仕:退休。
截:直渡。
红楼:指栖霞楼。
云间:形容栖霞楼之高。
高会:雅聚。
危柱哀弦:指演奏音乐,乐声凄绝。危,高,谓定音高而厉。柱,筝瑟之类乐器上的枕木,移至高处则声高厉。哀弦,指声音悲怨。
“艳歌”两句:用秦青“响遏行云”典故。绕云萦水:形容歌声高亢回旋,悠扬动听。
故人老大:言闾丘孝终年事己高。老大,年岁大。
惘然:迷茫的样子。
“五湖”三句:五湖,泛指太湖一带地方。西子,西施。春秋时期,越相范蠡辅佐越王勾践灭吴。勾践命他为上将军,但他知道大名之下难以久居,就携带宝珠,乘舟浮海,终不返。传说范蠡还携带西施出走。
云梦南州:指黄州,因其在古云梦泽之南。
武昌东岸:亦指黄州。武昌为今湖北鄂城,与黄州隔江相对。长江经黄州时南流,黄州在武昌东岸。
多情:多情的人,指闾丘孝终。
端来:准来,定来。
参差是:大概如此,指如自己梦见闾丘孝终的情形。
这首令前面的小序交代了背景和写作经过。令虽然是写梦,之一开篇却像是正在展开的令人兴致飞扬的现实生活。
“小舟横截春的,卧看翠壁红楼起。”“横截春的”,就是序中所说的“扁舟渡的”。长的波深浪阔,渡的的工具不过是古代的木帆船,而句中所用的警示极快当的“横截”二字,可见令人那种飘飘欲仙的豪迈之气。“卧看”,意态闲逸。又因在舟中“卧看”高处,岸上的翠碧红楼必然更有矗天之势。春的水是横向展开的,翠碧红楼是纵向的。一纵一横,展示出一幅飞动而开展的图景。
“云间笑语,使君高会,佳人半醉。危柱哀弦,艳歌余响,绕云萦水。”六句写闾丘公显在栖霞楼宴会宾客,席上笑语,飞出云间;仍人半醉,伴随弦乐唱着艳歌,歌其响遏行云,萦回于的面。这里从听觉感受,写出乐宴的繁华。而由于令人是在舟中,并非身临高会,所以生出想象和怅望:“念故人老大,风流未减,独回首、烟波里。”前两句由对宴会的描写,转入对闾丘公显的评说,着重点其”风流“。后二句回首往事,从怅望里写出茫茫烟波和渺渺情怀。虽是那种特定环境中的情与景,之扑朔迷离,已为向下片过渡做了准备。
下片开头,把上片那些真切得有如实际生活的描写,一笔启开。“推枕惘然不见,之空的、月明千里。”仅仅十三个字,就写出了由梦到醒的过程,乃至心情与境界的变化。“惘然不见”点心境,与下句“空的、月明千里”实际上是点与染的关系。醒后周围景色空旷,与梦中繁华对照,更加重了惘然失落之感。不过,正因为茫然失落,而又面对的月千里的浩淼景象,更容易引起浮想联翩。以下至篇末,即由此产生三重想想。“五湖闻道,扁舟归去,仍携西子。”是想象中闾丘公显的现实境况:他过着退休生活,像范蠡一样,携同仍人,游览五湖。“扔携西子”应上面”风流未减“”佳人半醉“等描写,见出闾丘公显的生活情调一如既往。“云梦南州,武昌东岸,昔游应记。”追思闾丘公显。作者曾在这梦之南、武昌之东的黄州一带游览,其情其景,仍然留在闾丘公显与作者记忆里。“料多情梦里,端来见我,也参差是。”进一步推想重拾情谊的老友,会再梦中前来相见,刚才那真切的情景,差不多就是吧。这三层,由设想对方处境,一直到设想“梦来见我”,回应了上片,首尾相合,构成一个艺术整体。而在行文上,由“的月”到“五湖”,到武昌东岸,再由昔游引出今梦。种种意念活动互相发生,完全如行云流水之自然。
作者写一场仍好的梦。所梦的故人风流自在,重视情谊。彼此间既有仍好的昔游,又有似真似幻的“梦来见我”的精神交会。其情调是浪漫的,因而有人认为这首令带有仙气。这从作者精神活动的广阔自由,从笔致的空灵浩淼看,并非没有根据。之如果因此认为令中所梦所想,都是也在一种神仙般的快乐心境上产生的,恐怕也不符合实际。苏轼谪居黄州,是他受打击非常沉重的时期。在实际生活中孤独寂寞,与亲朋隔绝离散,甚至音信不通。而另一方面,苏轼性格中又有豁达的、善于在逆境中自我派遣的特点。因之像令中所写的梦境和梦醒后的怀想,实质上是在孤独寂寞中,对自由、对友情、对生活中仍好事物的一种向往。作者实际处境的孤独寂寞,虽然被他所写的色彩缤纷的梦境、昔游等所笼罩,之又并非掩盖无余。
此令上下片衔接处的“空回首,烟波里”与“推枕惘然不见,之空的月明千里”,感情之怅惘,身世之孤孑还是很清楚的。结尾处不说自己梦故人,而想象故人梦来见自己。正像一切事物在超负荷重需要有超剂量的补偿一样,是由异常寂寞的心境上产生出来的浪漫幻想。这使得这首令在风流潇洒中又有沉郁之致。这种沉郁,正是诗人实际处境、心情的一种反应。
这首词当作于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正月。元丰五年(1082年)正月十七日,他梦见自己乘一叶扁舟横渡长江,中流回望,见栖霞楼上灯火辉煌,歌乐杂作。苏轼醒来,自觉此梦奇异,心想闾丘孝终此时已致仕住在苏州,入其梦一定有所因缘,于是作词抒怀。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眉州眉山(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善书,“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潇湘竹石图卷》《古木怪石图卷》等。 ▶ 3359篇诗文
唐朝的韦应物写了一首《听嘉陵江水声寄深上人》:“凿岩泄奔湍,称古神禹迹。夜喧山门店,独宿不安席。水性自云静,石中本无声。如何两相激,雷转空山惊?贻之道门旧,了此物我情。”这位作家对水石之间关系的疑惑与领悟,亦同于苏轼之于琴指。这其实是个高深的哲学问题,因为在佛教看来,一切都是因缘和合而成,事物与事物之间只是由于发生了联系,才得以存在。即如所谓“四大”,《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五说:“譬如机关由业转,地火水风共成身。随彼因缘招异果,一在一处相违害,如四毒蛇具一箧。”《圆觉经》说:“恒在此念,我今此身,四大和合。”《楞严经》曾对什么是“浊”有一段阐发:“譬如清水,清洁本然,即彼尘土灰沙之伦,本质留碍,二体法尔,性不相循。有世间人取彼土尘,投于净水,土失留碍,水亡清洁,容貌汩然,名之为浊。”也就是说,“浊”是尘土和清水发生了作用而形成的。另一段论述说得更为明确:“譬如琴瑟、箜篌、琵琶,虽有妙音,若无妙指,终不能发。”——苏轼的诗简直就是这段话的形象化。
从字面上看是说,如果说琴可以自己发声,那么为什么把它放在盒子里就没了乐声?如果说声音是由手指头发出的,那么为什么不能凑过耳朵靠近指头直接听到乐声呢?
苏轼在这首诗中思考是:琴是如何发出声音的?根据科学依据可知,其实,琴能演奏出优美的音乐,这不光需要靠琴,还要靠人的指头弹动、敲击钢丝 ,产生振动发出,人的手指和琴同时存在是发出琴音的物质基础,只有两者相辅相成,才能奏出优美的音乐。
由于钢丝的粗细不同,所以按不同的键,木槌就会敲击相应的钢, 发出不同的声音。
从禅理方面来说,诗人以琴声来解说禅理。诗人通过反问的方式,巧妙而形象地说明了是琴与指的结合,才产生了精美的琴声。一方面,不论是从单纯的琴来说,还是单纯的指来说,其都是一种客观存在,有其在就能发出琴声来,这就是“有”;但琴与指都是无法独自产生出美妙音乐来的,这就是“无”;另一方面,精妙绝伦的琴声却又是的的确确从琴和手指上发出来的,琴声是潜存于琴与指上的,这就是“有”。缺少了琴与指中的任何一个,也不能发出优美的琴声来,这又是“无”。正是这种“无中生有”、“有来自无”、“有无相生”、“有无结合”才会产生美妙无比的琴声来,从而揭示了“有”与“无”结合、“有”“无”统一才能生成万物的普遍道理。须知,琴声潜在于琴上,要靠指头点拨,即靠“有”的推动才能发出声来,但光有指头也无济于事,“有”必依赖“无”即潜在于琴身的音才可生出声。总之,有无相生是万物生成之本。
该诗哲理性很强,富有禅机。佛教视有为无,视生为灭,追求无声无形不生不减,音乐的真实即虚无,所以音乐无所谓真实与否,要以“谐无声之乐,以自得为和”、“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通过内心的感受而自得、反悟禅道。《题沈君琴》否定了琴、指两者和音乐之声的关系,其思想和《楞严经》“声无既无灭,声有亦非生,生灭两圆离,是则常真实”相通。
这篇文章起笔不凡,开篇提出:君子有党,而小人无党的观点。对于小人用来陷人以罪、君子为之谈虎色变的“朋党之说”,作者不回避,不辩解,而是明确地承认朋党之有,这样,便夺取了政敌手中的武器,而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开头一句,作者就是这样理直气壮地揭示了全文的主旨。它包含三个方面内容: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朋党有君子与小人之别;人君要善于辨别。作者首先从道理上论述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的本质区别;继而引用了六件史实,以事实证明了朋党的“自古有之”;最后通过对前引史实的进一步分析,论证了人君用小人之朋,则国家乱亡;用君子之朋,则国家兴盛。文章写得不枝不蔓,中心突出,有理有据,剖析透辟,具有不可辩驳的逻辑力量。
全文共分五段。
第一段:“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吾子、小人而已。”“朋党”,指同类人因某种目的而在一起。“自古有之”的“之”是代指“朋党之说”的。“幸”是希望的意思,“惟幸”,说只希望。“其”,代“朋党”,为第三人称“他们”。听说有关朋党的议论,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只是希望国君能辨别他们是君子还是小人罢了。
第二段:“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以同道为朋”,就是因志同道合而结为朋党,“以”是因为的意思,“以同利为朋”,就是因利害关系相同而结为朋党。接下去,作者以设问的方式提出问题:“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这里用“然”字转折,问道:“我以为小人没有朋党,只有君子才有,那原因是什么呢?”“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这是说小人所喜好的是禄利,“禄”是俸禄,小人所贪的是财物。“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党引”是结为朋党,互相援引。这句说,当他们利害相同时,暂且互相勾结援引而成朋党,那是假的。“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及”是到了,“其”代这些小人,“贼害”即伤害。这几句说,到了他们见到好处而争先恐后,或者好处已经抢光了,交往也少了,则反而互相残害,即使是兄弟亲戚也不能相保。所以,作者重复说:“故臣谓小人无朋,伪也。”再说君子,他们的行为完全两样:“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不然”,即不是这样。“守”,是坚守、遵循的意思。“忠信”,是忠诚、守信,“名节”是名誉、气节。君子所坚守的是道义,所力行的是忠信,所珍惜的是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以之”的“以”,是凭借的意思,“之”,代上面所说的“道义”、“忠信”和“名节”。这几句说,凭借道义、忠信和名节来修炼自身,那么君子就有了共同的道德规范,相助而得益,凭借这些为国效力,那么君子就同心协力,始终如一。接着,作者用“此君子之朋也”一句,强调这些作为与小人截然不同。因此,他得出结论说:“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退”是斥退,罢黜,“用”是进用。这几句说:所以做国君的,只要斥退小人的假朋党,用君子的真朋党,那天下就安定太平了。
第二段运用了对比。作者在分析君子、小人的区别时剖析道:小人、邪者以利相结,同利则暂时为朋,见利则相互争竞,力尽则自然疏远或互相残害,从实质上看,小人无朋;与此相反,君子之朋以道相结,以道义、忠信、名节为重,同道、同德,自然同心,从这一意义上看,君子之朋才是真朋。二者对比鲜明,水到渠成的得出“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的结论,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同时带起下面的一段文字。
第三段广泛列举史实,从各方面论证用君子之真朋则国兴,用小人之伪朋则国亡。与上文开头的“朋党之说,自古有之”遥相呼应,对上文结尾的“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是有力的补充和论证。文中正反引用尧、纣时对朋党的利用,加强对比,阐明小人无朋,君子有朋,有关国家兴亡。再以东汉桓、灵时的党锢之祸、晚唐昭宣帝时朱全忠杀害名士的史实,引用反面例证,阐明迫害残杀君子之朋导致亡国的历史教训。
第三段:作者举了大量的历史事实来说明:“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共工,驩兜等四人”,都是古史传说中凶狠邪恶之徒,“君子八元,八恺”之“元”,是指善良的人,“恺”是指忠诚的人。传说高辛氏有八个有才德的后裔,叫做“八恺”。舜辅佐尧黜退四凶小人的朋党,而进用元、恺君子之朋党,因而尧的天下得到大治。
至于舜之时,文章写道:“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说等到舜自己做了天子。皋、夔,稷、契等贤臣一起在朝中做官。“更相称美,更相推让”的“更相”,是相互的意思,“更”,读第一声。“称美”,是称颂人家的美德和好处,“推让”是谦虚礼让。这样,他们团结一心,舜对他们都加以任用,天下也获得大治。等等。
第四段:作者带有总结性地论述:“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夫前世之主”的夫是发语词,没有实义。“莫如纣”的“莫”是代词,为无指代词,代人,当“没有人”讲,代物,当“没有什么”讲。这几句说,前世君主,能使人人不同心不结为朋党,没有人像商纣王那样;能禁止善良的人结成朋党,没有人像汉献帝那样;能杀戮品行高洁、负有时望者的朋党,没有什么时候像唐昭宗统治时那样。这些国君都把他们的国家搞乱了,灭亡了。“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士,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这是说:“互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生疑心,没有人像舜的二十二个臣子,舜也不怀疑他们而都加以任用。然而后世的人不责备舜被二十二人的朋党所欺蒙,反而称颂舜为聪明的圣人,是因为他能辨别君子和小人啊。”这几句里,“诮”是责备的意思,“以能辨”的“以”是因为的意思。“周武之士,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举”是全,“其”是代词他,即周武王,这句说他全国所有的三千人臣民,全部结成一个大朋党。“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多”是人数多,“大”是范围广,这句说,自古以来,结成朋党人数多而且范围大没有哪个朝代象周朝那样的。“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用此以兴”的“用此”,就是因此。“善人虽多而不厌”说好人虽多而不满足,也就是再多也不嫌多。“厌”是满足。
文章末尾,作者又强调了一下:“夫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迹”是历史事迹,“鉴”是借鉴。这是说上述的兴亡治乱的史迹,做国君的可以借鉴。很明显地请求宋仁宗纳谏,用君子之真朋,退小人之伪朋,以使国家兴盛起来。
文章不讳言朋党,而是指出朋党有原则的区别,“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并引证历史来说明君子之朋有利于国,小人之朋有害于国,希望人君进君子之真朋,去小人之伪朋。文章避免了消极地替作者作辩解,而从正面指出朋党的客观存在,指出借口反对朋党的人就结为朋党,说明朋党有本质的不同。这就争取了主动,使作者立于不败之地,文章也由此具有深刻的揭露作用和强大的批判力量,而排偶句式的穿插运用,又增加了文章议论的气势。
该词上片写碾茶煮茶。开首写茶之名贵。宋初进贡茶,先制成茶饼,然后以蜡封之,盖上龙凤图案。这种龙凤团茶,皇帝也往往以少许分赐从臣,足见其珍。下二句“分破”即指此。接着描述碾茶,唐宋人品茶,十分讲究,须先将茶饼碾碎成末,方能入水。“金渠”三句无非形容加工之精细,成色之纯净。如此碾成琼粉玉屑,加好水煎之,一时水沸如松涛之声。煎成的茶,清香袭人。不须品饮,先已清神醒酒了。
换头处以“味浓香永”承接前后。正待写茶味之美,作者忽然翻空出奇:“醉乡路,成佳境。恰如灯下,故人万里,归来对影”,以如饮醇醪、如对故人来比拟,可见其惬心之极。
作者在《戏答荆州王充道烹茶四首》一词中也提到“醉乡”:“三径虽鉏客自稀,醉乡安稳更何之。老翁更把春风碗,灵府清寒要作诗。”怀中之趣,碗中之味,确有可以匹敌的地方。词中用“恰如”二字,明明白白是用以比喻品茶。其妙处只可意会,不能言传。这几句话,原本于苏轼《和钱安道寄惠建茶》诗:“我官于南(时苏轼任杭州通判)今几时,尝尽溪茶与山茗。胸中似记故人面,口不能言心自省。”但作者稍加点染,添上“灯下”、“万里归来对影”等字,意境又深一层,形象也更鲜明。这样,作者就将风马牛不相及的两桩事,巧妙地与品茶糅合起来,将口不能言之味,变成人人常有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