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上片前二句“谁作桓伊三弄，惊破绿窗幽梦”，写离别前的晚上，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不知是谁吹起了优美的笛曲，将人从梦中惊醒。从“惊破”一词来看，对梦被惊醒似有怨恨之意。夜听名曲，本是赏心乐事，却引起了怨恨；而一旦梦醒，离愁就随之袭来，可见是个好梦。后二句“新月与愁烟，满江天”描述了这样的情景：推开窗户，不知是要追寻那悠扬的笛声，还是要寻回梦中的欢愉，只见江天茫茫，空荡荡的天上，挂著一弯孤单的新月，凄冷地望著人间。江天之际，迷迷蒙蒙、混混沌沌，那是被愁闷化作的烟雾塞满了。
下片遥想“明日”分别的情景。“欲去又还不去”，道了千万声珍重，但迟迟没有成行。二月春深，将是“落花飞絮”的时节，景象凄迷，那时别情更使人黯然。“飞絮送行舟，水东流。”设想离别的人终于走了，船儿离开江岸渐渐西去。送别的人站立江边，引颈远望，不愿离开，只有那多情的柳絮，像是明白人的心愿，追逐着行舟，代替人送行。而滔滔江水，全不理解人的心情，依旧东流入海。以“流水无情”反衬人之有情，有借“飞絮送行舟”表达人的深厚情意，结束全词，分外含蓄隽永。词所谓明日送行舟，未必即谓作此词的第二日开船，须作稍微宽泛的理解。诗集送柳子玉诗称“先生官罢乘风去”之后，复数有游宴之事，子玉始成行，可参。
通观全词，没有写一句惜别的话，没有强烈激切的抒情。将情感融入景物， 此词上片写送别情景，以景色作为笛声的背景，情景交融地渲染出送别时的感伤氛围。下片运用叠句造境传情，想象次日分别的情景，大大扩展了离情别绪的空间。如此虚实结合，渲染出一种强烈的情感氛围，使读者受到极强的艺术感染这是本词的艺术魅力所在。在众多的景物之中，又挑出一二件，直接赋予它们生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使所有的自然物都生气勃勃，整个艺术画面都活跃起来，这是本词的艺术特色。上片用“愁”写烟，使新月也带上了强烈的感情色彩；下片用“送”状柳絮，使之与东去的流水对比而生情。而“愁烟”和“飞絮”在形态上又有共同之处，它们都是飘忽不定、迷迷蒙蒙的自然物；它们轻虚空灵，似乎毫无重量，不可捕捉，但又能无限扩散，弥漫整个宇宙，用它们象征人世的漂泊不定，传达出迷蒙怅惘、拂之不去的眷恋之情，那是再妙不过的了。但作者似乎是随手占来，毫不费力，只道眼前所见，显得极其自然。这正是词人的高超之处。
此词上片写送别情景，以景色作为笛声的背景，情景交融地渲染出送别时的感伤氛围；下片运用叠句造境传情，想象来日分别的情景，大大扩展了离情别绪的空间。全词虚实结合，渲染出一种强烈的情感氛围，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远处传来悠扬的笛声，不知是哪位吹笛者，将人从好梦中惊醒。推开窗户，只见江天茫茫，天上挂着一弯孤单的明月。
明日分别时，送别的人当站立江边，久久不愿回去。多情的柳絮，像是明白他的心意，追逐行舟，代人送行。而滔滔江水，依旧东流入海。
注释
桓伊三弄：桓伊，字叔夏，小字子野。东晋时音乐家，善吹笛，为江南第一。
绿窗：罩有碧纱的窗子，诗词中多指女子居室。
欲去又还不去：欲去还留恋，终于不得不去。
此词上片前二句“谁作桓伊三弄，惊破绿窗幽梦”，写离别前的晚上，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不知是谁吹起了优美的笛曲，将人从梦中惊醒。从“惊破”一词来看，对梦被惊醒似有怨恨之意。夜听名曲，本是赏心乐事，却引起了怨恨；而一旦梦醒，离愁就随之袭来，可见是个好梦。后二句“新月与愁烟，满江天”描述了这样的情景：推开窗户，不知是要追寻那悠扬的笛声，还是要寻回梦中的欢愉，只见江天茫茫，空荡荡的天上，挂著一弯孤单的新月，凄冷地望著人间。江天之际，迷迷蒙蒙、混混沌沌，那是被愁闷化作的烟雾塞满了。
下片遥想“明日”分别的情景。“欲去又还不去”，道了千万声珍重，但迟迟没有成行。二月春深，将是“落花飞絮”的时节，景象凄迷，那时别情更使人黯然。“飞絮送行舟，水东流。”设想离别的人终于走了，船儿离开江岸渐渐西去。送别的人站立江边，引颈远望，不愿离开，只有那多情的柳絮，像是明白人的心愿，追逐着行舟，代替人送行。而滔滔江水，全不理解人的心情，依旧东流入海。以“流水无情”反衬人之有情，有借“飞絮送行舟”表达人的深厚情意，结束全词，分外含蓄隽永。词所谓明日送行舟，未必即谓作此词的第二日开船，须作稍微宽泛的理解。诗集送柳子玉诗称“先生官罢乘风去”之后，复数有游宴之事，子玉始成行，可参。
通观全词，没有写一句惜别的话，没有强烈激切的抒情。将情感融入景物， 此词上片写送别情景，以景色作为笛声的背景，情景交融地渲染出送别时的感伤氛围。下片运用叠句造境传情，想象次日分别的情景，大大扩展了离情别绪的空间。如此虚实结合，渲染出一种强烈的情感氛围，使读者受到极强的艺术感染这是本词的艺术魅力所在。在众多的景物之中，又挑出一二件，直接赋予它们生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使所有的自然物都生气勃勃，整个艺术画面都活跃起来，这是本词的艺术特色。上片用“愁”写烟，使新月也带上了强烈的感情色彩；下片用“送”状柳絮，使之与东去的流水对比而生情。而“愁烟”和“飞絮”在形态上又有共同之处，它们都是飘忽不定、迷迷蒙蒙的自然物；它们轻虚空灵，似乎毫无重量，不可捕捉，但又能无限扩散，弥漫整个宇宙，用它们象征人世的漂泊不定，传达出迷蒙怅惘、拂之不去的眷恋之情，那是再妙不过的了。但作者似乎是随手占来，毫不费力，只道眼前所见，显得极其自然。这正是词人的高超之处。
此词上片写送别情景，以景色作为笛声的背景，情景交融地渲染出送别时的感伤氛围；下片运用叠句造境传情，想象来日分别的情景，大大扩展了离情别绪的空间。全词虚实结合，渲染出一种强烈的情感氛围，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这首词作于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二月，是作者为送别柳子玉（名瑾）而作。熙宁六年（1073年）十一月，苏轼时任杭州通判，赴常州、润州一带赈饥，恰好柳子玉赴舒州之灵仙观，二人便结伴同行。次年二月，苏轼在金山（润州西北长江中）送别柳子玉，并作此词相赠。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眉州眉山（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善书，“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潇湘竹石图卷》《古木怪石图卷》等。 ▶ 3359篇诗文
唐贾岛《三月晦赠刘评事》诗云：“三月正当三十日，风光别我苦吟身。共君今夜不须睡，未到晓钟犹是春。”命意新奇，女词人朱淑真因其意而用之于词，构思更奇。
词的起句便奇突。风光通常只能用秀丽、迷人写来形容，与“紧急”搭配很是奇特。留春之意已引而未发。紧补一句“三月俄三十”，此意则跃然纸上。这两句属于倒置，比贾诗从月日说起，尤觉用笔跳脱。
一般写春暮，止到三月，点出“三十（日）”，更见暮春之“暮”。日子写得如此具体，读来却不板滞，盖一句之中，已具加倍之法。而用一“俄”字渲染紧急气氛，比贾句用“正当”二字，更有生气。在三月三十日这个临界的日子里，春天就要消逝了。“拟欲留连计无及”，一方面把春天设想为远行者，另一方面又俨有送行者在焉，“拟欲留连”者究竟是谁？似是作者自谓，观下句则又似是“绿野”了。暮春时节，红瘦绿肥，树木含烟，花草滴露，都似为无计留春而感伤呢。写景的同时，又把自然景物人格化了。上两句与下两句，一催一留，大有“方留恋处，兰舟催发”的意趣，而先写紧催，后写苦留，尤觉词情叠宕。
上片已构成一个“送别”的局面。催的催得“紧急”，留的“留连无计”，只好抓紧时机作临别赠言罢。
故过片即云“倩谁寄语春宵”。上片写惜春却未露一个“春”字，此处以“春宵”出之，乃是因为这才是春光的最后一霎，点睛点得恰是地方。春宵渐行渐远，需要一个称职的使者追及传语的。“倩谁”？——“城关画鼓轻敲”，此句似写春宵这境，同时也就是一个使者在自告奋勇。读来饶有意味，隐含比兴手法。唐宋时城楼定时击鼓，为城坊门启闭之节，日击二次：五更三筹击后，听人行。昼漏尽击后，禁人行。叫做“咚咚鼓”。鼓声为时光之友伴，请它传语甚妙。“敲”上着一“轻”字，便带有微妙的感情色彩，恰是“缱绻”软语的态度。“临歧”二字把“送别”的构思表现得更加明显。最末一句即“临歧嘱咐”的“缱绻”的情话：“来年早到梅梢。”不道眼前惜别之情，而说来年请早，言轻意重，耐人寻味。“早到梅梢”尤为妙笔生花之语。盖百花迎春，以凌寒独放的梅花为最早，谓“早到梅梢”，似嫌梅花开的还不够早，盼归急切，更见惜春感情的强烈。把春回的概念，具象化为早梅之开放，又创出极美的诗歌意象，使全词意境大大生色。整个下片和贾岛诗相比，实在是别开生面，更有异彩。
贾岛诗只是诗人自己寄语朋友，明表惜春之意。而此词却通篇不见有人，全用比兴手法创造了一个神话般的送别场面：时间是三月三十日，行者是春天，送行愁泣是“绿野”，催发者为“风光”，寄语之信使为“画鼓”，……俨然是大自然导演的一出戏剧。而作者本人惜春之意，即充溢于字里行间，读之尤觉妙趣横生。
“紫箫吹散”活用弄玉与萧史的传说，劈头就写出夫妇的离散，也暗示原先的恩爱。“燕子”“空楼”用唐代张尚书后，姬人关盼盼怀念旧爱，居张氏第中燕子楼十余年而不嫁的故事，进一步说明自己同李氏间生死不渝的爱情一“空”字，尤能令人联想到苏轼《永遇乐》词“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的名句。紧接着连用三种象征：明月已缺，难以再圆；玉簪中断，无由再续；覆水入地，无法重收，喻说事情的无可挽回。自古视花好月圆为美满的象征，此时词人的内心世界中已是“璧月长亏”。“玉簪”句用白居易《井底引银瓶》诗：“井底引银瓶，银瓶欲上丝绳绝；石上磨玉簪，玉簪欲从中央折。瓶沉簪折知奈何，似妾今朝与君别。”诗里用“覆水”传说的如骆宾王《艳情代郭氏答卢照邻》：“情知覆水也难收”，又李白《妾薄命》：“雨落不上天，覆水难再收”。
诸作皆言弃妇事。以下接着写从书信中了解到李氏的心情。霞、雾一类辞，是唐宋诗词描写道家生活的常见语。殷勤的青鸟，捎来了李氏的信。以“碧云句”，即江淹诗“日暮碧云合，佳人殊未来”（《拟休上人怨别诗》）。她诉说幽闭在道观里的凄寂难堪。虽作了女道士，可情缘难断，缠绵悱恻之辞，正似苏蕙织的回文锦字，又好比唐代宫女的红叶题诗，饱含多少幽怨；但现实无情，已是仙凡异路了。
下片写在悠悠隔绝的痛苦中，转而追怀往日恩爱。
记得彼此初见是在谷口园林的客栈，银屏掩映，低声笑语。而此时回想起来，仿佛是场美好的梦。情景冉冉如昨，醒来却是一片新愁。词情至此，低徊无已。紧接着忽然掀起高潮。词人说，难道此生就这样永远不能看见了吗？不，他要拿分收的半镜，去寻找出高价出售的人，也许有重圆的一日。这结笔二句，仍是用前一首“鸾鉴分收”的故事。不过，前面是取其破镜之意，这里却是用其重圆之义。徐德言与乐昌公主夫妻诀别，各执半镜，约她日后以正月望日卖镜于都市，冀可相见。后来果真被他言中。（见唐孟棨《本事诗·情感》）“皇州”即京都，原是故事里卖镜的地方，活用不必拘泥。两词原是一组，前说被镜之痛，后说重圆之愿。破镜重圆之一典故的反复再见，并非雷同的运用，而标志着词中悲剧历程的起点与终点。
这是一首典型的咏物抒怀之作，明写离群孤雁，实写与其同病相怜的自己。
大雁不善于单独生活，离群往往是迫不得已，所以那些落单的大雁容易让人心生怜悯之情。纳兰此时就像一只“霜冷离鸿惊失伴”的孤雁，当他在满地秋霜中抬头看见那只拼命南飞、声声哀啼的大雁时，忍不住喃喃自语：“你可知这地上有个人与你同病相怜啊！”他想要把满怀愁绪用书信寄出，但“愁多书屡易”，他发现愁绪太多且变幻不定，屡屡修改增删，这封信便迟迟写不下来，于是只能对着烛光暗自垂汨，即“双泪落灯前”。越是纷乱，就越想拆解清楚。所以陷入情绪困扰中的人容易追思往事，纳兰提醒自己“莫对月明思往事”，那只会让人衣带渐宽，形影憔悴。可是这样的提醒往往是苍白的。一个人最难明白、也最难管住的莫过于自己的心。
“无端嘹唳一声传。”云中忽然传来一声孤雁哀鸣，抬头望去，那孤单的影子在初秋的寒风之中缥缈远去。末尾“西风吹只影，刚是早秋天”和上阕里“同病相怜”二句已将天上孤雁与地上旅人合二为一，所以，这孤单的“只影”既是雁，也是人，一语双关，给人留下了广阔的联想空间。
全词突出了人雁合一，情景合一，雁之孤影与人之孤独，交织浑融的意境；抒发了孤寂幽独的情怀。
这首诗中菊花意象应是诗人自况。
诗先写“叹”的原因是“移时晚”。花草树木都有自己的生长规律，菊花应在深秋开放，重阳节是赏菊的好时候。檐前的菊花因为移植的时间晚了，没能赶上在重阳佳节引万千人瞩目的环境中绽放。
其后，“明日萧条醉尽醒”，没有了重阳佳节其乐融融的氛围，赏花人的兴致由浓转薄直至曲终人散，你开的再绚烂多姿也没有什么用。
再写“众芳”被采撷，反衬甘菊不被用，更可叹。篱边的野花被精心采摘，甘菊因为生不逢时，即使花蕾缀满枝头，非但不再会有人驻足欣赏，而且将敌不过要与残酷风霜抗争的命运。诗人在诗作中叹息庭前的甘菊生不逢时，实为叹息自己没有机会为国家平定叛乱尽一份绵薄之力。杜甫饱读诗书，有着高涨的爱国热情，却始终壮志难酬。诗人丰富的生命体验与磅礴的社会背景，时代背景纵横交错，抽象的情感经验凝聚成菊花意象。“甘菊”有着极佳的药用价值，却不被人们所采摘，诗人满腹经纶，却得不到君王重用，落得“移时晚”的结局，诗人与菊花有着相似的命运，菊花内蕴为诗人心内之象的写照。
这首诗的尾联“念兹空长大枝叶，结根失所缠风霜。”看似在嗟叹菊花长的枝繁叶茂，却不能避免风雪寒霜的打击，实却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菊花傲煞霜雪的气概，衬托出了菊花高层次、高品味的风格美。不论现实多么黑暗，政治多么腐朽，社会多么凋敝，杜甫决不在它面前闭上眼睛，而是大胆地予以揭露，表示自己的态度，指出解决的途径。
菊花的文化寓意与诗人的高尚情操相得益彰，菊花的顽强执著精神与诗人永不磨灭的意志交相辉映，而菊花的审美意蕴也正与诗人敢于面对现实的勇气和不屈不挠的意志相映成辉。
文章的第一段概括交代柳敬亭说书技艺的精湛和在人民群众中的深远影响，第二段介绍柳敬亭走上说书道路的经过，以及演技提高的过程；第三段写柳敬亭为左良玉所赏识，倾动朝野；第四段写明亡后柳敬亭重操旧业，其说书技艺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
按理说，说书艺术家的音容笑貌是最生动，也最引人注目的。但文章一开始没有一言一语着眼于刻画柳敬亭的音容笑貌，而是把柳敬亭放在宋明以来演史小说盛行不衰的广阔背景上，作宏观的考察。作者指出，两宋时说历史演义和小说者，见之于《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著录的就有数十人。此后数百年间，却寥寥无闻，“乃近年共称柳敬亭之说书”。以考信的笔法，确切的事实，突出了柳敬亭在古代说书艺术史上的地位和贡献。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一个地位低微的说书艺人要走向社会已属不易，更何况是得到公众的肯定而名噪一时了。黄宗羲对柳敬亭的坎坷经历和曲折奋斗，只是一笔带过，说他年十五，就犯法当死，因而变姓柳，到盱眙市中为人说书，“已能倾动其市人”。语调平实，不事渲染。而吴传则说：“久之，渡江，休大柳下，生攀条泫然。已抚其树，顾同行数十人曰：‘噫！吾今氏柳矣。’这就把柳敬亭的改姓传奇化了。也许，吴所写的传中有关这类描写，在黄宗羲看来，正是所谓“有失轻重”之处。其实，不过是黄、吴写传的主导思想不同罢了：一则重平实，一则重描写而已。
柳敬亭从家乡泰州流浪到盱眙市中，为人说书，已能使听众动容，说明他在说书技艺方面有着极好的禀赋。但在柳敬亭的成才道路上，儒生莫后光的指点，似乎有着更为关键的作用。莫后光关于“说书虽小技”一番话看似平常，含义则极其丰富。“句性情，习方俗”，可以说已经是说书艺术的高标准要求了，而“如优孟摇头而歌”，则更是说书艺术的典范。柳敬亭虚心接受名师教诲，为了追求说书艺术的更高境界，开始了艰苦的探索和攀登。“凝神定气，简练揣摩”八个字，正是他悉心研求说书艺术，刻苦磨练说书技巧的真实写照。接着，黄宗羲又用对话的形式，把柳敬亭这种刻苦钻研精神分作三个阶段，三种境界，加以具体的描述。“期月”，“能使人欢咍嗢噱矣”，这是第一个阶段；“又期月”，“能使人慷慨涕泣矣”，这是第二个阶段；“又期月”，“子言未发而哀乐具乎其前，使人之性情不能自主”，这是第三个阶段。层层递进，步步深入，既写出莫后光循循善诱的有方教导，又写出了柳敬亭锐意奋进的精神和艺术上精益求精、不断攀登的态度。连莫后光也不得不赞叹说：“进乎技矣。”自此之后，柳敬亭在扬州、杭州、南京等地献艺，无不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以至于“名达于缙绅间”。市井内外，朝野上下，无不为他说书艺术所达到的神化境界折服倾倒。
关于柳敬亭“参宁南军事”，吴伟业连举六七件事，着重说明柳敬亭“平视卿相”的“侠骨”和他善于排难解纷的高士行为，而黄宗羲则重点记载两件事：一写那些幕府儒生“设意修词，援古证今”，煞费苦心所拟就的文檄，都使左良玉“不悦”；而柳敬亭“耳剽口熟，从委巷活套中来”的言辞，却无不与左良玉“意合”。即使是写柳敬亭的军事才干，也仍然不离开说书艺人的当行本色。二写柳敬亭奉命至金陵，朝廷官吏从上到下，无不“使之南面上坐，称柳将军”。对于这种异乎寻常的礼遇和令人羡慕的显赫地位，柳敬亭仍然抱着一种冷眼旁观的态度，处之泰然，毫不心动。这里，既反映出一个历经坎坷的说书艺人是怎样的玩世不恭，也透露出他敝屣功名利禄的态度。妙在文章处处要使人忘却柳敬亭是个说书艺人，正面描述如“军中亦不敢以说书目敬亭”，侧面烘托如同行们的道旁私语：“此故吾侪同说书者也，今富贵若此！”而客观效果则处处使人感到他依然是个说书艺人。
正因为柳敬亭有处变而不惊的人生态度，所以，一旦明亡，左良玉病死，他丧失其资略尽”，也能“复上街头理其故业”而安之若素。作者尤其强调的是军中的生活经历，举凡“豪猾大侠、杀人亡命、流离遇合、破家失国之事，无不身亲见之”。一切包括国家兴亡，朝代更迭在内的风云际会，都极大地丰富了他的生活阅历。如果说这一切是他攀登说书艺术高峰的思想基础和生活基础，那么“五方土音，乡俗好尚，习见习闻”，则又进一步增强了他的表演艺术手段。而“亡国之恨顿生，檀板之声无色”，则是对柳敬亭说书的思想和艺术所作的高度赞誉，也是柳敬亭能够赢得生前身后名的最根本原因。而从文章写作来看，这两句正是全篇的点睛之笔，倾注了作者对忠臣义士无限仰慕的思想感情。
本文的叙述既以时间先后为顺序，又照顾到柳敬亭一生的行踪。对于柳敬亭说书技艺的描写，生动具体，绘声绘色。全文结构谨严，条理井然，取材精当，有详有略。语言简洁精炼，文字干净利落。
由于柳敬亭的精湛技艺，明清笔记中为他立传的，还有周容《杂忆七传·柳敬亭》。至于记载他的人品、技艺的那就更多了，较著名的有张岱《陶庵梦忆·柳敬亭说书》、钱谦益《牧斋有学集·书柳敬亭册子》、余怀《板桥杂记·轶事》、夏荃《退庵笔记·柳敬亭》等。在所有这些传记材料中，黄宗羲改写的这篇《柳敬亭传》，取材精当，详略得宜，主旨明确，可谓落笔不群，出手不凡，应当说是写得最成功的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