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及注释
译文
孤苦寂然的东坡老翁我在病中,须发萧然,就像一世不散的霜风。
小儿子欣喜地夸我脸色泛红,我木然一笑露出了真相,原来是酒后的醉容。
注释
须:一本作“头”。
小儿:指作者第三子苏过,他是随到岭南的。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眉州眉山(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善书,“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潇湘竹石图卷》《古木怪石图卷》等。 ▶ 3359篇诗文
作者原意是用它来说明养生之道的,借此揭示了做人做事都要顺应自然规律的道理。全文可分四段。第一段写庖丁解牛的熟练动作和美妙音响;第二段紧接着写文惠君的夸赞,从侧面烘托庖丁技艺的精湛;第三段是庖丁对文惠君的解答,庖丁主要讲述了自己达于“道”境的三个阶段;第四段写文惠君听后领悟了养生的道理。此文在写作上采用多种手法,结构严密,语言生动简练,体现了庄子文章汪洋恣肆的特点。
第一段惟妙惟肖的“解牛”描写。作者以浓重的笔墨,文采斐然地表现出庖丁解牛时神情之悠闲,动作之和谐。全身手、肩、足、膝并用,触、倚、踩、抵相互配合,一切都显得那么协调潇洒。“砉然响然,奏刀騞然”,声形逼真。牛的骨肉分离的声音,砍牛骨的声音,轻重有致,起伏相间,声声入耳。
第二段紧接着又用文惠君之叹:“善哉!技盖至此乎!”进一步点出庖丁解牛之“神”,这就为下文由叙转入论做好铺垫。
第三段妙在庖丁的回答并不囿于“技”,而是将“技至此”的原因归之于“道”。“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并由此讲述了一番求于“道”而精于“技”的道理。此段论说,为全文精华所在。为了说明“道”如何高于“技”,文章先后用了两种反差鲜明的对比:一为庖丁解牛之初与三年之后的对比,一为庖丁与普通厨工的对比。庖丁解牛之初,所看见的是浑然一牛;三年之后,就未尝见全牛了,而是对牛生理上的天然结构、筋骨相连的间隙、骨节之间的窍穴皆了如指掌。普通厨工不了解牛的内在组织,盲目用刀砍骨头;好的厨工虽可避开骨头,却免不了用刀去割筋肉,而庖丁则不然,他不是靠感官去感觉牛,而是“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凭内在精神去体验牛体,顺应自然,择隙而进,劈开筋肉间隙,导向骨节空处,按照牛的自然结构进行。
顺应自然,物我合一,本是道家的追求,庖丁以此为解牛之方,才使他由“技”进于“道”,达到炉火纯青、技艺超群的地步。“动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这十二字是对庖丁解牛效果的描绘,方法对头,不仅牛解得快,刀子也不受损害。十九年来,解牛数千头,竟未换过一把刀,刀刃还是锋利如初。这当然是每月换一把刀的低级厨工所不可思议的。区别就在于他们求于“技”,而庖丁志于“道”。
在“技”与“道”的关系上。庄子学派认为“技”与“道”通。“道”高于“技”,“技”从属于“道”;只有“技”合乎“道”,技艺才可以纯精。“道”的本质在于自然无为,“技”的至善亦在于自然无为。只有“以天合天”(《庄子·达生》),以人的内在自然去合外在自然,才可达到“技”的最高境界。庖丁深味个中三昧,所以才能成为解牛中的佼佼者。反过来,“技”中又有“道”,从“技”中可以观“道”。“技兼于事,事兼于义,义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庄子·天地》)。文惠君正是通过庖丁之“技”,悟得养生之“道”。养生,其根本方法乃是顺应自然。显然,庖丁解牛,乃是庄子对养生之法的形象喻示。
不过庄子所说的“依乎天理”、“因其固然”,客观上又揭示了人在实践中如何达于自由的问题。文中所说的“天理”、“固然”,若引申开来看,亦可理解为人们面临的外界客观事物。它虽然会给企望达于自由的人们带来这种那种限制或妨碍,但睿智的人们又不是在它面前显得束手无策,只要认识它,顺应它,就能够如庖丁那样自由洒脱。对此,庄子曾作过一番极为精妙的分析:“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节”固然不可逾越,但毕竟有间隙,这就为人们“游刃”提供了天地,只要善于在这一天地里施展本领,是同样可以自由自在的。“游刃”二字,活现出解牛者合于自然而又超于自然的神化境界。当然,对于“固然”的认识并非一劳永逸,即使庖丁那样技艺高超者,每逢筋骨盘结处,总是谨慎从事,“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来不得半点麻痹大意,只有孜孜不倦地追求,毫不懈怠才是。
此则寓言立意在于阐明“养生”,实则还阐述了一个深刻的美学命题,即艺术创造是一种自由的创造。庄子认为“技”中有“艺”。庖丁解牛的动作,就颇具艺术的观赏性。他的表演,犹如一场优美绝伦的音乐舞蹈,其舞步合于《桑林》舞曲,其韵律合于辉煌的《咸池》乐章。作为一种具有美的意味的创造活动,是令观赏者心醉神迷的。而庖丁解牛后“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的神情,又使人们看到创造者在作品完成后内心满足的喜悦。
庄子正是通过庖丁其言其艺,揭示美是一种自由的创造。这种美的创造必须实现合规律(“因其固然”)与合目的(“切中肯綮”)的统一,以达到自由自在(“游刃有余”)的境界。“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则是创作必备的心境,强调要排除一切感官纷扰,全神贯注,这与《庄子·达生》篇中梓庆削鐻时所说的“斋以静心”,“忘吾有四枝形体”,是一致的。此种“心斋”、“坐忘”境界,与近现代西方美学注重的“静观”、“观照”殊途而同归,不过却早于叔本华、尼采两千一百多年。
庄子散文善于运用形象化说理的手段。这则寓言采用夸张、对比、映衬、描摹等多种手法,表现庖丁解牛技巧的纯熟,神态的悠然,动作的优美,节奏的和谐,身心的潇洒。具体说来,此文在写作方面的主要特点是:
一、结构严密。全文分两大部分,先讲述故事(第一、二段),再点明寓意(第三段)。就故事说,又分两层,即由写“技”到说“道”。先描述庖丁解牛的高超技艺,再由庖丁阐述他的解牛之道。写庖丁的技,先是直接描写,再通过文惠君的赞叹加以小结,并转入庖丁的谈道。对道的阐述又分为三个方面:首先,从纵的方面介绍掌握道的三个阶段,突出掌握道以后的特点;其次,从横的方面将庖丁与良庖、族庖进行比较,以说明得道与否的异同;第三,说明成功地解决了难以处理的“族”的问题。这是从一般写到特殊。这三个方面都紧紧扣住“依乎天理”“因其固然”之“道”进行阐述。庖丁答文惠君的第一句话,将写技与谈道两方面自然地联系起来。文惠君所说由庖丁之言获得养生之道的话,又起到统摄全文、揭示主题的作用。全文围绕解牛的事件,阐述一个“道”字,由具体到抽象,条分缕析,环环相扣,将道理说得晓畅透彻。
二、语言生动简练。如写庖丁解牛时手、肩、足、膝的动作,只用触、倚、履、踌四字,便反映出各自的特色。用“嘻!善哉!技盖至此乎?”这么八个字(实词、虚词各半)三句话,就将文惠君看到庖丁高超的解牛技术而产生的惊异、赞叹与疑惑不解的思想感情真实地反映出来。“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几句,将庖丁解决特殊困难时那种专心致志、小心谨慎而又充满信心的内心活动、目光和动作特点,刻画得淋漓尽致,又与后面写庖丁因困难获得解决而悠然自得的动作、神态形成鲜明对照。
清朝诗人作诗尤爱用典,这首也是如此。
首联前一句用“虎头食肉”之典,古人认为虎头这种相貌特征是荣华富贵之相,这里诗人说自己虽有虎头之相,但无富贵之命。“书剑”代指学业事业,海天之秋,则是一幅凄凉之况,三十年依旧一事无成。
颔联又用了两个典故。前一句的黄祖,是三国时期的江夏太守,那时候人们都看重名士,一般不会杀有名气的读书人,但黄祖却把名士祢衡给杀了。所以诗人的意思是说自己没有遇到这样粗暴的武夫,或许其中也有自比名士的意义。
后一句则是很明显自比马周了,马周十分受唐太宗李世民赏识,有“四请马周”的美谈,当然是李世民派人去的。马周入朝之后,节节高升,官至中书令、太子右庶子,代理礼部尚书,不过早年他却非常窘迫,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
颈联则是直抒胸臆,感叹自己怀才不遇,生不逢时,命中注定不能封侯拜相。这里也用到了一个典故,汉代李广百战而不能封侯,恨道:岂吾相不当侯邪?难道我这个相貌天生不能封侯吗?言外之意是自己已经有了封侯的功绩,但没有封侯的结果,这是外界因素,而不是自身因素。
尾联则是想起自己少年曾立下的大志,上文已经释义。整首诗就是一首典型怀才不遇的情感,是作者落榜之后的愤懑。
第一首,前两句“长门柳丝千万结,风起花如雪”,乃描写长门春景。长门宫外垂柳万千,春风照拂,雪白的柳絮漫天飞舞。表面上看,似乎很有生机,而实际上“长门”乃失宠的后妃或未得宠爱的宫女粉黛居住的冷宫。居住在冷宫的人,其怨恨之深,是难以言状的。柳丝缕缕下垂,条理分明,本无所谓“结”,却有“千万”。可见并非实写,而是借以比喻被幽禁的皇后内心的无限寂寞和愁肠百结。宫外春柳的繁盛,更显出宫内的冷清,更加衬托了幽居长门之人的无限哀愁。其中第二句,标明为暮春时节,而“风起”暗指伯颜擅权残害忠良之风,以柳絮如雪花般纷纷飘零,隐喻朝中无数无辜的官员文士,被排挤陷害而去。
接三句,揭示了长门柳的悲惨遭遇。长门虽为冷宫,但毕竟是皇宫重地,“长门”之柳不是门边道旁的柳树,不能随意的任人攀折。如今,却“攀折更攀折,苦无离旧时枝叶也”。古人尚有折柳送别的习俗。“离别复离别”,意指一次次的折柳赠别,不断地经历着生死离别。“长门柳”便一再被攀折,旧时的枝叶也就不离了。末句“无离旧时枝叶”和首句“柳丝千万结”相对照,既描绘了柳枝由离到少的变化过程,又讽刺伯颜把朝中上下旧的臣僚官员排斥殆尽,喻示了皇室宗亲的不断离去,不断被杀,逐渐稀少。
第二首,写长门宫前的柳树,即使长有千万缕柳丝,也总是一棵伤心的树。行人攀折嫩绿的柳条,燕子衔走了飞扬的柳絮。这一切,只因为京城中都由不得春天做主。开头两句,写长门柳枝繁叶茂,春意盎然,但毕竟是在长在冷宫外,也难逃悲剧命运。暗喻伯牙吾氏虽贵为皇后,照样被幽禁,同时预示了她最终被害的悲惨结局。而“行人折嫩条,燕子衔轻絮“进一步阐释伤心的理由,是因为”行人“和”燕子“的无情摧残。末句”都不由凤城春做主“,喻指当时伯颜专权,奸佞当道,皇帝昏庸无能和不由皇帝做主的朝政现实。
这两首小令立意新巧,把尖锐激烈的朝政讽刺内容,隐于被摧残的柳树描写中,寄意深远,善于化用典故,且不着痕迹。
此词是张炎在南宋灭亡后重游西湖时所作的一首词,从形式上看是“旧瓶装新酒”,借西湖观感这一旧话题抒发亡国之痛烈心情。《艺衡馆词选》引麦孺博云“亡国之音哀以思”。陈廷焯在《白雨斋诗话》评是词为“凄凉幽怨,郁之至,厚之至”。
上阕起句写春深美景,平和舒缓。“接叶巢莺,平波卷絮”,从写景起笔,用平缓的笔调写出了春深时景。张词的头一句就化用杜诗“接叶暗巢莺”。在密密麻麻的叶丛里,莺儿正在以歌表意“平波卷絮”写轻絮飘荡,被微波卷入水中“断桥斜日归船”“断桥”,一名段家桥,地处里湖与外湖之间,其地多栽杨柳,是游览的好去处。张炎在这里写的,正是抵暮始出的“归船”。游船如旧,而心情已不再。笔锋一转,“能几番游?看花又是明年。”点出良辰美景仍在,却是春暮时刻,未几花将凋谢,只好静待明年了。“春逝”的哀感弥漫于胸,只好挽留春天。“东风且伴蔷薇住”,意思是说:东风呀,你伴随着蔷薇住下来吧。而蔷薇花开,预示着春天的即将结束。“到蔷薇、春已堪怜”,春光已无几时,转眼就要被风风雨雨所葬送。“更凄然,万绿西泠,一抹荒烟。”尽管春天尚未归,西泠桥畔,却已是一片触目惊心的荒芜。笔意刚酣畅,却又转为伤悲。西泠桥是个“烟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但现在只剩下“一抹荒烟”,今昔对比之强烈,已触着抒发亡国之痛的主题了。
下阕起笔令人一振。“当年燕子知何处?”此句代用刘禹锡诗:“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此词在刘诗基础上进一步点明了自己的故国之思。“韦曲”唐时韦氏世居地,在长安城南,“斜川”位于江西星子县,陶渊明曾作《游斜川》诗,这里指西湖边文人雅士游览集会之地。“苔深”、“草暗”形容荒芜冷落之状。当年的繁华风流之地,只见一片青苔野草。昔日燕子也已寻不到它的旧巢。而且不光如此:“见说新愁,如今也到鸥边”。词人暗用了辛弃疾的两句词:“拍手笑沙鸥,一身都是愁。”意谓连悠闲的鸥,也生了新愁。白鸥之所以全身发白,似乎都是因“愁”而生的,因此常借用沙鸥的白头来暗写自己的愁苦之深。“无心再续笙歌梦,掩重门、浅醉闲眠”,此二句既说现在的倦怠失意,又点出自己从前的身份:贵公子和隐士。“莫开帘,怕见飞花,怕听啼鹃。”“开帘”照应“掩门”,“飞花”照应“卷絮”,“啼鹃”应“巢莺”,首尾呼应,营造了一种花飘风絮,杜鹃啼血的悲凉氛围。张炎此词用鸟声结尾,这就使词有凄切哀苦的杜鹃啼泣之声,余音袅袅,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这是一首写春暮时景的咏物词。写春天的景色等是实写,写内心的亡国之痛则是虚写。以景示情,以情带景,堪称“郁之至,厚之至”。读耐人寻味,耐人咀嚼。张炎是一个婉约派的词人,追念故国之思不是直接倾泻而出,而采取不直言的手法。借“怕见飞花、怕听啼鹃”委婉的方式来表达。此词章法谨严,有自然流动之势,只是词文过于蕴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思想的软弱性。